4个年轻人跳崖，原来36年前的华语电影早有“预言”

4月4日，4个年轻人，相约在天门山玻璃栈道赴死。

其中3人跳崖殒命，另外一人被阻止后送医，但因为提前服毒，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在自杀前，这4个年轻人留下遗书，说自杀是个人想法，与他人无关。

天门山玻璃栈道（via.天门山景区官方微博）

在一众媒体报道里，《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最引人注意。

文章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

《三联生活周刊》对该事件的报道

这个结论，丝毫不让人意外。

可问题在于，它正确得毫无价值。

因为它用贫穷、磨难和变故的形容，抹平了这4个年轻人，如此崩溃又如此决绝的生活细节，同时又规避了大时代横亘在个人身上，那些无法更好地去生活的鸿沟和壁垒。

它看似找到了原因，却又对更大更深层的内在，视而不见。

这种缺乏勇气的追问，反倒让人想起陈凯歌导演36年前的《孩子王》。

虽然它跟自杀毫无关系。

但它却从更大的社会和时代层面，勾勒出个人如何被锤打的悲惨和无奈。

《孩子王》没有使用贫穷、磨难和变故这种大而无当的形容词，却把社会和时代重压在个人身上的痛感，摹刻得栩栩如生。

或者更简单地说，《孩子王》从教育这一个点，就说尽了时代是如何肢解人活于世的意志的。

大历史下的小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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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四人相约从天门山景区翻越护栏，一跃而下的时候，他们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的自杀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媒体在不断地解读、挖掘，甚至是考证；似乎想要从这一桩并非偶然的自杀事件中得到一个可以说服众人的结论。

但这个结论又如此微渺，以至于媒体甚至都无力揭开“绝望”的原因、 

或许，绝望是没有具体原因的，其症结在于整个社会，在于潜移默化，在于哀莫大于心死。

在陈凯歌早期的名作《孩子王》里，知青老杆也是在经历了幻想、奋斗、苦闷、抗争，等等行为后，倍感失望，继而参悟到了自己被时代所欺骗的痛苦。

在影片的最后，老杆的教师梦破碎，被退回了队里；他摔碎了自己的教育观念，怀揣着绝望的心态，衣衫不整地离开了讲台。

老杆命运的变动，来自于一纸调令。

一瞬之间，他从一个下地做活的农民，变成了一个教师。

虽然，他并未学过如何教育他人，即便自己也没能高中毕业，但对于这个全新的身份，他依旧是开心且自豪的。

但现实，很快给了他两记耳光。

学生没有课本，只能上一课抄一课。

学校给的答复是“缺纸”，可办公室里，明明有堆积如山的纸张。

孩子们习惯了填鸭式的教育，他们被动地抄写、背诵，全然不顾语境和使用。

而老杆，只是空有一腔热情，却被现实剿灭在了萌芽里。

陈凯歌是冷酷的，但这个世界更加无情。 

孩子们的课文，是宣传文章；他们的抄写，一方面是无奈，另一方面则是顺从。他们是被驯服的一代人。

在故事里，教育固然是缺失的，但“被驯化”的孩子，也放弃了抵抗。

因此，这种被时代欺骗的痛苦，不止是老杆一个人有所体会；孩子们也有所体会；在天门山上纵身一跃的几个年轻人，也一定有所体会。

但是，电影终究只是艺术的创作，它并不是生活的镜子。

电影只是模仿生活，它从不比生活更加高瞻。

陈凯歌放大了环境的严苛、教育的迫切；但他依旧温情地展现了师生关系、童真欢笑、惺惺相惜和理解万岁。

既然习不得真知实学，那么欢笑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一个更宏大的话语体系下，老杆不过是一个渺小的知青，他没做出什么成绩，也没有在主流意义上教好自己的学生。

他使用自己的话语方式，在内向和内省之间，做了抉择和斗争。

这斗争的结果，是老杆的败走。

在临走之前，他给王福留下了“今后什么也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的便条。 

老杆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来回摇摆，大环境下个人的嘶吼呐喊，显得大音希声；他的“驯服”与“抗拒驯服”，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

——这是大历史的一个小注脚。

当生活裹挟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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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虽是由人写就的，但个体的人，却并不能左右历史的进展。

王福的抄字典，虽然有着个体的意愿，但在“驯服”这件事上，他依旧选择了顺从。

老杆也只能留下一句箴言，却无法改变现实半分。

在老杆的心里，在支离破碎的镜中，他看到的是矛盾和分裂。

改变，只是革命口号和宣传用语，当国家机器开始改变的时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个人的理念，即便再过于正确，也是无计可施的。 

当老杆发现人们侵淫许久、灌输成习之后，他最终也发现了自己的无可奈何。

他变得更加内向，更加寡言。生活需要重建，但这重建依旧是被动的、折磨的，是颠覆后的麻木和麻痹。

抗衡时代、冲破牢笼的念头一点点熄灭，个人的命运最终被裹挟到了历史和生活的钢铁洪流里。 

与之类似的，是四个跳崖的年轻人。

他们出生贫寒、念书不多，如果不是阶级固化，对生活彻底绝望，谁也不会走上相约自杀的道路。更何况，他们没有哭闹、没有作秀，甚至为了不影响到别人，还留下了遗书和字条。

他们在绝望之后，依旧选择了体体面面地离开这个世界。

无论时代有着多么宏大的叙事结构，有着多么夺目的经济成效，最令人唏嘘的痛点，依旧是个人的“肢解”。

在生活中千蒸百煮，在读了许多书走了许多路之后，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属于人类最深刻也是最苦痛的挣扎，最终也会消解在时代里。

小叙事被大叙事所取代，生活裹挟着人们走进时代，最终时代抛弃了人。

天门山的景色，在经历了这一次“热搜”之后，并不会有丝毫的更改。

《孩子王》里，寂静的山林、安静的村庄、宁静的人们，从头到尾，也没有发生更迭。

归根、避世、挣扎、互搏，被顾长卫完美地掩藏在了空镜头里。

按兵不动之下，暗流涌动。

谁也不知道平静的遗书背后，那四个青年人，有着怎么样的过往。

从媒体的拼凑中，不难解读出媒体人想用过世的小人物为大时代画像的野心与憧憬。

这种尝试，即便不是投机也一定是取巧的。

陈凯歌可能更想表达自己对于文明的绝望，老杆作为“盗火者”的存在性，是缺乏实际操作可能性的。

而放牛娃作为“反文明”的存在，似乎更能适应一个接近荒蛮的世界。 

王福抄字典，为的是帮助不识字的父亲说话。

但在一个更加戒备的社会里，他的这一点点残存的愿望，也被敲得粉碎。

那四个年轻人，肯定也企图融入过这个时代，但时代似乎并没有兼容他们的想法。

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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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伴随着误解与误读。

虽然传统的教育要求顺从，但社会却并未给顺从的人足够大的舞台。

在种种的摸索和碰壁里，有人抛弃初心，走进俗文化；有人忘记创作，跃进商业洪流；还有人，在无奈和愤怒之间，含糊地烧着。

《孩子王》初登戛纳，为陈凯歌拿下了一个尴尬的教育奖。

影片发行之后，仅卖掉了三个拷贝。

在当时的戛纳，评委将影片误读成了“教育片”和“儿童片”；在电影市场里，观众把它误解成了另一部《红象》。 

陈凯歌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不是说我不能拍那种上座率很高的娱乐片，可是我不愿去拍那样的一类电影。”

也就在五年之后，陈凯歌拍摄了《霸王别姬》；然后他用《温柔地杀我》败走好莱坞；最后，他以《无极》一片，独孤求败。

他似乎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只是这个答案并不令人感到满意，也不令人感到欣慰。有的只是一阵唏嘘和叹息。

但唏嘘者，只是看客。

当局者或许早有所察觉。

就在《孩子王》上映的那一年，陈凯歌就表示，可能他有一天会像孩子王一样被逐出电影圈，“那也没关系，我早有准备，因为我可能不太适合电影这个‘道’。”

同样的，在面对跳崖者的决绝和温情时。

作为同一个时代的看客，也只能唏嘘和叹息。

有人对时代缝缝补补，有人对时代大加指责；更多的人，蜷缩在角落，假装听不见周遭的哭喊、看不见人间的悲剧。

老杆所面对的困顿，也是类似的。他希望在逼仄的空间内找到腾挪的空间，希望能教会孩子们思考和自主。

但是别人告诉他，教书这东西，认认字、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就解决了，因为这就是“正确答案”。

到底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而这世间的所谓轮回，大抵都是相似的。

1987年，陈凯歌“拔剑四顾心茫然”，面对商业，他展现出了一丝暧昧：“如果吴天明厂长给我七十万，我保证能拍一部大多数人叫好的娱乐片，拷贝数量不会低于二百个，我愿立下军令状。”

出走半生后，他企图反抗，但似乎收效甚微。

他上综艺、为孩子做嫁衣、忙不迭地在主旋律电影中寻找似乎并不存在也并不可能的可能性。

在影片行将结束的时候，一群知青在教室里嬉笑：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老和尚讲的什么呢……

无尽的循环，似乎昭示着陈凯歌的发展路线；一个导演的浮浮沉沉，似乎又暗合了社会的精神路线；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孩子王》的悲剧映照到了现实之中。

陈凯歌和李翰祥聊起这部电影的时候说：“希望真能有一把无形的火，把一些传统的旧东西烧掉，然后创造一些新东西出来”。

而更加弱小且无助的人们，也只有以死亡来抵抗这个世界的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