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富强，河南大学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原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6期（总第32辑）。

当前，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越来越严格的规范或形式，只有符合这种规范或形式的研究才能被杂志所接受，才容易得到学术界同仁的认可，才会被视为是有价值的；正是基于这种“被认可”的压力，经济学研究也逐渐演变成某种体育竞赛的东西，就如绝大多数的国家或运动员都热衷于奥运会比赛项目一样，一些学者也认为，只有那些为大众关注的主流分析方法和研究领域才是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只有得到他人赞誉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例如，有位国内声名响当当的海归经济学家就对笔者说，你研究得固然不错，但不是西方的主流，就像体育运动，你玩得再好，但如果不是奥运会比赛项目，也是没有人理会的，就只能被边缘化。问题是，学术研究本来是为了提高自己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它本质上是一种“为己之学”的学问追求，但怎么就成了“向他人显示”的体育竞赛了呢？

其实，正是基于竞赛的思维，每年美国的克拉克奖获得者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领域往往都会成为炒作的话题，那些追奉者们往往乐此不疲地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研究精力集中于这些泰斗所划定的“领域”，以至如西蒙指出的，“经济学家在整个经济科学帝国上的分布密度是非常不平衡的，少量有限规模的领域占据着大多数人口”；并且，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心甘情愿地被那些追随者供奉为“教主”，在他们周围则形成了一群上流或一流的研究者，旁支者则努力挤入“主流”的行列，即使那些根本不能入“流”的学人也似昂头望着天空，以至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种姓制度的等级结构。同时，为了便于竞赛，那些支配学术的“泰斗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并通过控制那些所谓顶尖杂志对跟随者颁发各种可疑招摇于各高校乃至社会领域的证书和奖杯；与此同时，后进者也只能在这个规则之下进行研究，只有接受这些规则并在这个规则下竞争的优胜者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而任何超出规则者往往会被视为异端而出局。

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一致化，研究对象也越来越集中化；特别是，随着经济学在演绎和归纳论证方面越来越形式化和越来越严格，不但经济学逐渐离开了它的特定目标，研究者也几乎完全丧失了它们研究经济学的目标。美国社会学家怀特早在1985年就指出，“在15年内，2000年左右，经济学将经历一次大的危机……你只要看看他们每年颁发的诺贝尔奖，那些所谓的成果真的让人觉得奇怪。我甚至发现，虽然萨缪尔森才智过人，著作等身，但他所做的研究很难用科学发现一词来进行概括。或许，因为他用诗词歌赋系统阐述了一个和谐的体系，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经济学家”。而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受这种竞赛思维的支配，一些并不入流的海归人士往往仅凭对学术的一知半解就极力移植西方“体育比赛式”研究方式，强调国际接轨，而且比西方经济学界更加极端：西方的主流转变成了惟一，西方的形式成了形式主义；结果，在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一种支配性的学术风气：自己不相信而努力使别人相信。

正是由于受竞赛思维的支配，经济学界片面追求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和计量化，在科学哲学界遭受极大批判的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思维几乎排挤出了其他所有的研究方法。例如，张维迎在纪念《经济研究》创刊50周年笔谈中讲到：“今天的《经济研究》己越来越像一本真正的学术期刊了，……20年前，《经济研究》上很少看到数学公式，而今天的情况是很少看不到数学公式。……这正是中国经济学越来越成熟的标志。当然，数学只是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之一，最重要的还是思想”。但问题是，当前的那些数理文章中果真有思想乎？如果充满的是空洞的思想以及眼花缭乱的数学推导，是否就是一本真正的“学术”期刊的特质呢？其实，在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上，纯数理模型的文章是少数，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例，在2000年共出6期，不计第2期年会文集以及各期中的短文，总共发表了48篇论文，一点数据分析都没有的纯数学模型的论文仅有17篇。所以，林毅夫指出，“我国的年轻经济学者容易以为数学模型就是经济学理论，以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自得，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如果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

而且，正是基于这种竞赛思维，国内经济学界盲目追随美国的功利主义风气而极端地重视论文却轻视专著，除非出于一些课题结项的需要，一般人也不愿写著作，更少有人能够静下来系统地梳理文献，撰写系统地理论专著；相反，却热衷于在一些数据的基础上“克隆”出来一排难计量文章，或者在一些“前沿”paper的基础上再“综合”出一篇“前沿”。究其原因在于，论文往往只是需要满足一定的规范而更加容易捣江湖，同时也仅仅需要花费相当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要真正写成一部有系统性的著作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那些不是真正以学术为业的人不愿花费的，况且在那些“主流”杂志上发表论文还可以获得各种高得惊人的奖励。正因如此，尽管时下（尤其是经济学的）文章满天飞，但真正有价值的却异常地罕见！当然，当前学术著作的质量问题确实也很不敢恭维，因为在商业主义盛行的学术界，不管怎样拼凑出来的书只要支付资助金就一定可以找到出版社出版，因为这些人之所以出版这些“著作”也不是为了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思索成果，而是为了填报职称、课题结项乃至是为了各种评比之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市面上所展示的各种论文的质量也不怎样，甚至更为糟糕。

究其原因在于，当前的学术已经不再是精英追求“为己”的精微学问，而是大众（或草莽）盲从“主流”的浅薄琐料；学术界不但充斥了智力非常愚顿的人士，而且只有那些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的“流行思想”才能为学术界所认可。结果，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相结合，那些哗众取宠的形式文章反而往往更容易发表，因为那些编辑也为了其杂志的销路而极力选择那些迎合大众趣味的文章；相反，本应是具有高度学理并且能够体现学术不断进步的学术刊物却充斥了那种周而复始地为满足俗人需求的流行文章，而那些体现人类认知提高的精微的学理性文章却往往因曲高和寡而连让世人知晓的机会都没有。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为了发表和职称或奖励的需要，那些“学术”人士不断发表一些“热点领域”文章，但却往往被称为“理论”家或理论泰斗；而且，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这些人尽管发表大量的热点文章却往往并不能对现实问题产生了自己的真正认知，而仅仅是为使编辑相信这是一篇值得发表的文章而努力。再加上当今那些编辑的学识也实在不敢恭维，不知何种文章是鹦鹉学舌的，那种文章是具有真创见的，于是就出现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盛况；即使是那些貌似“自创”的数理和计量文章，也往往只是在一些“模具”或“母文”的基础上改变其中的一些参数或数据而已。其实，不管那些已经发表的同类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是那么的矛盾和冲突，但那些相关作者却很少有人理会；究其原因在于，在这些“学术人士”眼里，文章的发表已经是写作的根本目的，当然也是“研究”的终点！

其实，把学术探求等同于体育竞赛本身混同了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关系：体育竞赛目的是为给他人提供娱乐，而任何学问的探究都首先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提高自身的认知。正如王安石曾写道的，“为己，学者之本也。……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而天下之事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但是，“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事实上，只有为了增进自己认知的人之才能获得真正的学问，并且，只有获得了真正的学问才能将这种学问传授给后来者，并最终才能真正对社会有所贡献；因此，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因为如此，对学问的可信性的追求本身就是这种探究的目的，这就要求学者对其学问非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不可；卢梭就写道，“只要我去学习，就是为了认识自己，而不是教育别人；我一贯认为，在教别人之前，首先要充分认识自己”。事实上，一些对科学、思想以及理论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往往都是那些不盲目追随主流的学者；例如，科斯就写道，“在我的漫长生涯中，认识了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我从未把自己算入他们之中，也不和他们一起走路。我没有在高级理论中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进把经济学系统的特点纳入我们的分析中”。

而且，只有本着真正求知的态度，我们才能够忍受学问追索中孤寂；同时，只有经历一段时间的沉寂，才能对学术产生真正理的兴趣，从而才会与学术产生真正的相知，甚至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并时刻挂怀它的命运。这有时就像年轻人恋爱时的情形一样：如果仅仅是试图凭借各种包装吸引那些给自己以眼观愉悦的异性之注意，那么只要双方还没有发生强烈的互动，即使对方今后遇到怎样的命运都似乎毫无关系；相反，如果对方是自己长期以来默默地真心所倾慕的，那么，即使最终两人并没有走到一块，心仪之人的命运也常常引起内心的牵挂。也正因如此，尽管真正的学问探索者往往是孤独的，但是，他正是在独处中坚定了自己的学术理念，从而会一如既往地“爱”下去，并最终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例如，尽管杰文斯是一个具有深奥分析能力的人，但其学术之路却很不平坦，不仅研究上不被承认，教学上也很不受欢迎；但是，他却对自己的学术价值充满无限的自信，他曾经写信给他妹妹说，“我有一个看法，即我对人类知识和基础和实质的洞察要比大多数人和作者深刻得多。事实上，我认为致力于这样的学科是我的天职，我也打算这样去做”，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理念，他最终成为“古往今来真正最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正如笔者一再指出的，事物的本质是一回事，但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因为任何事物在现实中都或多或少地被异化了；在当今社会，学术已经完全被异化了，学术界也处于严重的失范状态。特别是，当前国内经济学的话语权却为教条和浅薄两类人士所掌控，他们各自形成了自我保护的利益圈子，而置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于不顾；他们或者就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一些大“问题”争吵不休，或者在学术市场上“潜心于”寻找个人的“发财”之路。结果，在当前这种极端膨胀的功利主义支配下，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学风不仅不在于追求“为己”学问，而且也不是真的为人，而是为了蒙人；显然，这里可以借鉴王安石之语强调：目前的学术不是追求“为己”之信，而是追求“为他”之信，结果就造成了当前理论研究的极大困境。孔老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这正是当前经济学界中沽名钓誉的学术风气的真正写照！

总之，学术研究本质上不同于体育比赛，因而它不应该设定它的“奥运项目”，而是应该积极拓展研究的视角来丰富经济学研究的多样性。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人口密度的增加将会导致分工的深化，然而，为什么中国有如此庞大的经济学科研队伍，但却无法对经济学作出真正的贡献呢？究其原因在于，正是由于国人都热衷于依附于某种主流，结果中国的经济学学术和经济学学者都被同质化了，这不但无法获取学术分工的收益，更可能被教条化。实际上，知识创造或学术研究只有在不断深化分工的基础上才有效率，而分工的基础就是异质化，每个研究者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优势，从事自己真正有兴趣而又有优势的领域探索，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互补和共融。正因如此，笔者不断告诫学术界同仁注意：不要盲目跟风，而是要多方面不断拓展和充实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形成百家齐放的局面；并且，笔者也不断呼吁：请大家再也不要一股风全都像叠罗汉式地扎堆于数字之中，要知道，边际收益递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