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梁平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3年第1期，总第59辑。 文艺创作与经济学建模，乍一看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毕竟，前者表现人类情感，后者则极力从个体理性基础出发，通过科学演绎的方法研究人类行为。前者求美与善，而后者则以求真为目标。但是，笔者认为，两者虽然存在诸多的实质差别，其实在许多表现形式和手法有着相通之处，可以相互借鉴。这里笔者主要谈的文艺作品是电影和戏剧艺术，而且并非纪录片。以下略举几点。 首先，两者其实在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上有许多接近之处。不管是文艺作品还是经济学模型，本质上都是对于现实世界中某些现象的一种抽象反映。虽然在文艺作品中附加了许多作者的主观色彩，往往反映的是作者自己眼中的或者作者心目中的世界，但是，它仍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侧面的抽象展现。和经济学建模者一样，没有什么文艺创作者试图全景式地展现他所关注的现象的所有侧面。即使是一些号称“全景式展现”、“情节完全真实”的影片，比如美国电影《最长的一日》、《虎虎虎：偷袭珍珠港》，前苏联影片《莫斯科保卫战》、《解放》等，在情节遴选上也有所侧重，编导只是选取了恢宏的战争中被认为与展现主题最相关的部分加以表现。而经济学建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艺术，选取所研究对象的哪些方面进行抽象建立模型，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的主观选择。 既然都是从创作者主观出发选取生活的侧面进行抽象反映，那么如何判断不同的抽象的优劣呢？在文艺创作中这也许完全基于读者和观众的审美情趣。在这个方面上经济学可能显得更要“科学”一点，毕竟，研究对象的“典型事实”往往可以通过经验研究得出。但是，经验事实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不重要，哪些可以组织在一个自洽的为学界同仁所接受的模型中来，则往往取决于作者所感觉的读者兴趣口味了。毕竟，经济学论文的发表是个同行评议的过程。宋铮等在2011年《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Growing Like China”就是一例。过去30年里中国增长的典型事实可能有很多，如城市化、农民工迁移、国企改革、出口型经济、投资增加、市场经济改革等等。全部分析和解答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个模型或者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这篇论文选择了少数几项典型事实，即外汇储备增长、市场经济改革、要素转移和资本积累等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模型，并回答了相应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和魏尚进与张晓波201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一样，一开篇的研究动机描述中都强调中国的储蓄率和不断上升的外汇储备。虽然这两点确实是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两篇论文强调这一点不光是因为这个，更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上升是和中美贸易平衡紧密相连的，因此是美国和国际上经济学研究者所关注的话题。因此，读者的兴趣影响到研究者在建立模型时所关注的事物侧面，进而影响到抽象的具体形式。 常常听到一些对经济学模型和研究过于抽象，过于数理化的批评，有些批评甚至直接指向经济学中的模型化的努力；还有些批评因为某些研究的对象范围看起来比较“小”而认为其不够一般化，研究意义不大。笔者以为，研究意义的重要与否是由其研究主题以及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与该主题的契合程度所决定的，而不是研究对象和方法本身。以小见大应该是许多经验和实验研究的题中之义。比如，当研究主题是男女之间行为差异是后天还是先天形成时，选择中国西南的摩梭族居民进行实验研究就是恰当的方式。当研究一些普遍经济规律时，如果没有什么好的理由说明这些普遍规律对于本科生这一人群就不该适用，那么通过实验考察本科生的行为也是合适的研究。这和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持久的生命力往往来自于具体故事下所反映的人际交往中的重大矛盾和基本特征。大概没有人认为《哈姆雷特》只是表现某个多愁善感的丹麦王子，也没有人以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简单的展现意大利中世纪小城维罗纳的一对特定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如果有人以为《威尼斯商人》和《唐吉珂德》具有一般重大意义的话，那么显然不是因为作为故事背景的威尼斯和西班牙是当时的欧洲强国。事实上，当我们看到日本影片《七武士》被翻拍成美国片《荒原七侠》，电影《一夜风流》启发了《罗马假日》时，我们都必须承认，虽然特定的故事有着自身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等的限制，但是其深层次的魅力则往往可以让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各民族读者和观众所接受和欣赏。至于模型化，笔者以为，对观察对象的模型化其实与我们常用的比喻修辞手法相似。任何本体和喻体之间都不可能存在完全恰当的一一对应，当我们用“瓷器店里抓老鼠”来比喻困难处境时，我们不会深究到底“瓷器店”和本体中的环境特征是否一致，是否应该用老鼠来比喻要处理的问题对象。模型化实际上就是在比喻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把困难处境抽象为“瓷器店里抓老鼠”后，探讨如何在喻体里“瓷器店”这个环境中抓“老鼠”，进而用这样的研究结果来回答现实中的问题。这样的手法在文艺中屡见不鲜，特别是科幻和寓言式小说中。《动物农庄》和《1984》就是奥威尔对于极权主义社会的比喻和抽象（必须承认，《1984》在捕捉关键现象上的水平要高于《动物农庄》）。读者不可能去深究究竟《1984》和它所要表现的社会的每个具体生活侧面是否完全一致，但是都会承认它反映了许多极权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既然文艺作品和经济学模型都是对现实的抽象，那么在形式的评价标准上他们也有一些相通之处。这里仅以电影艺术为例，按照经典教科书《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的说法，电影形式的五个一般原则包括功能、类似与重复、差异与变化、发展、以及统一/不统一。如同电影中的每个元素都有着自己的功能一样，经济学模型的各个假设也都有着自己的特定作用。电影依靠类似与重复建立母题，而经济学论文中也需要不止一处地强调主题。多样化与发展可以对应模型的新颖和精巧。好的模型并不是从假设和设定可以直接得到所有结论的，换句话说，重要的结论不是仅通过假设得到的。模型推导和分析过程中的精巧思维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权衡(trade-off)往往是最吸引专业读者的地方。电影艺术常常强调形式上的统一，这和经济学模型中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也是类似的。 在对待前人作品的态度上，文艺作品和经济学写作有着重大的形式差异，但是在本质精神上是相通的。经济学论文写作非常讲究文献的梳理，要把相关文献进行罗列和总结，以此表明研究基础和自己研究的原创性。当然，文艺作品中没有明确地包含各种参考文献和前人成果。但是，文艺批评家的很大一部分职能就是来梳理文艺作品的渊源，分析其内容和含义。他们可以帮助读者和观众审视作品的原创性。事实上，电影艺术中的渊源流程是明显的。有些经典艺术成了“类型片”之祖，衍生出一系列故事精神相似，环境与细节不同的电影。例如《李尔王》的故事被黑泽明搬到日本，拍成了《乱》。《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故事来源于《哈姆雷特》和《雷雨》等。一些经典电影中的精彩镜头或者成为“桥段”，被后辈导演不断地以“致敬”为名加以“引用”；或者被导演发掘，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例如，前苏联导演爱森斯坦的经典《战舰波将金号》中著名的“敖德萨阶梯”一场里，有个婴儿车失控从阶梯上滑下的镜头。《十月围城》里在处理李重光牺牲一场戏时明显借鉴了这个镜头，采用马车失控沿阶梯加速下滑的办法。不同的是，1925年时爱森斯坦没有办法把摄像机架在婴儿车上拍摄婴儿表情，而2009年的陈德森有着这个技术条件来拍摄马车中演员的表现。又比如，在《西北偏北》里主人公索希尔先生逃离联合国大厦时，导演希区柯克采用了俯拍的手法，镜头里出现的是黄、绿、白等对比鲜明的纯色色块，音乐则是惶恐不安的小提琴。虽然这种表现手法只是《西北偏北》电影中的一小部分，但是40年后蒂姆伯顿在拍摄《剪刀手爱德华》明显借鉴和发展了这一表现手法，在剧中小镇的颜色选择上选择了这些颇有夸张色彩的纯色，营造出一种奇幻世界。某种程度上讲，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一样，都需要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吸收前人的营养和成果。 在电影的多个组成部分，如创意、摄影、特技、故事、灯光、音乐、道具等方面，没有什么电影能做到十全十美。且不说影迷们几乎可以为每部电影找到“穿帮”镜头，就是看电影奖项评选，虽然有那么几部电影曾经包揽奥斯卡奖的5项最重要奖项，但是没有任何电影曾经参与所有相关奖项的角逐。电影是多种元素组成的整体，但是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大多数电影，即使是非常优秀的电影，也往往只能做到几个方面的突出而已。这其实和学术论文写作是一样的。许多经典论文，如Robert Lucas的关于Lucas Tree的论文，Eric Maskin关于Nash Implementation的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的技术错误，许多提出新思想新方法的经验研究论文在具体细节上也并非毫无问题。但是，在评价论文的时候，一流水准的审稿人会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上，从各个方面评价权衡论文的优劣，思想的原创性和方法的新颖性往往构成论文最重要的贡献，而在这些贡献面前，具体的细节问题与局限，如同“穿帮”镜头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以容忍。 最后，电影和经济学论文在开局的表现形式上还有个有趣的相似之处。许多电影开头的表现手法一样，首先是一个大的地球的卫星俯瞰镜头，然后递进到某个大陆，某个国家，某个城市，某条街道，某所房间里的某个人的行动上去。或者在开头铺陈一番城市的喧嚣场面，然后镜头转到某个场所内主人公身上。这种由大及小的表现方式为故事的背景环境进行了铺垫和交代，给观众一种全局性的眼光。这种递进手法在经济学论文写作时也常有运用。经济学研究者在写作时，总需要“拔高”研究的意义，最好一开始有个全局，说明所研究问题的意义和一般性，然后步步深入到具体的研究问题上。前面的“框架”对于建构问题的重要性，进而让读者判断文章的意义和贡献的大小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例如Raymond Fisman于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一文。该文利用印度尼西亚90年代中期围绕关于总统苏哈托身体健康状况的谣言而产生的股市波动，开创性地研究了政治关联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引起读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的问题建构过程中，作者是围绕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急剧恶化展开的，指出资本大规模外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原本流入的资本并没有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受着政治关联影响。因此，政治关联决定了利润率并扭曲了投资决策。因此，需要研究政治关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价值。可以看出，作者从当时读者最感兴趣的时事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入手，说明研究政治关联的意义，然后再进而实证研究具体的印度尼西亚一段时间内的股市波动。这种就是基于时政环境对问题研究意义进行的自然“拔高”，建构问题，铺垫研究背景和环境。 因此，在与现实的关系、表现形式、评价标准、贡献衡量、写作手法等方面上，文艺作品和经济学模型既有相异之处，也不乏相通之处。经济学研究者不妨开拓些视野，广泛涉猎，从欣赏文艺作品中触类旁通，有所感悟，进而有助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