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4期（总第22辑）。

如果说十年（也许更短）就是一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学界大约活跃着1950-70年代出生的三代人。加上正在求学的1980年代出生的学子，总共也就四代。这样一代代地往前走，我们离经济学的国际水平是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如果看国内出版物，答案也许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当各种媒介让学人们（特别是国内的年轻学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什么是国际水平的时候，更多的人感觉到了差距，在加总的意义上，可能感觉是国内离国际反而越来越远了。所以，站在后辈的立场上看前辈，总觉得前辈徒有虚名，这大概是国内正在孳生的相互指摘和批评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诸事皆有因果，仔细检查国内经济学界的进步，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正应了“前赴后继”的节奏，本应更加和谐才对。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比作一辆晚点的列车，当它开动的时候，60年代的人正好刚刚进站，而50一代了已经等了很久。在50年代的人放下裤腿，好不容易挤进校园的时候，他们的睡在上铺的兄弟小了十岁也不是不可能，年龄没有优势，创伤倒是多了一把。放在文学界里，凭着生活经历的长处，正好将“伤痕”变成“文学”，而在经济学里，“伤痕”却远不及英语和数学管用。但是，50一代真正地走过与“工农兵结合”的路，知道普通中国人民的苦难，所以，50一代是现实的一代。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真正走向现代的人做起了翻译和引进的工作，也做过沟通东西方经济学的工作。同时，对于国计民生的需要，50一代有更强的责任感，于是更多的人走向了现实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咨询。而对于纯粹理论的进展，50一代可能是既无心也无力。

改革开放的车晚了点，但对于60一代却是恰恰好。当50一代开始面对社会、家庭与个人的诸多现实问题之时，60一代正当年轻，浪漫而富于诗意。60一代的青春是穿牛仔裤和烫卷发的，是手提“双卡”录音机边放流行音乐边走过大街的。开放属于特区及其周围，在大多数人那里还只是影像资料加想象，那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一如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不管怎样，60一代和50一代一起搭上了车，年轻不仅不是错误，反而成了优势。60一代新潮，英语更好，不管是在国外学成的，还是在国内生根的，里应外合，与国际的接轨不再象50一代那样星星点点，也不再犹犹豫豫地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

中国改革以后的诸事断代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难以被清楚分辨的理想、空想、狂想和妄想一起落到地上。那是70一代学人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诗歌和戏剧已经不是校园文化的主流，确切地说，校园已经没有主流。出国变得容易，考研也还不难。国内开始有了大量被翻译和影印的书，没有课，不妨自学。但是，70一代可能是迷失的一代。60年代的人不敢对现实问题掉以轻心，无意中保留了独立和清醒的问题意识。70年代的人掉进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海，游上岸的难说是不是知道方向。前辈常常笑70一代幼稚，不妨当作是句良言。有幸的是，70一代虽然不知道什么是苦难，但也还有点关怀；虽然没有了近于空想的理想，但也还懂得什么是责任。

当70一代拿到学位的时候，前辈们搭好了台，正好唱戏。这时，80一代正在飞往欧美的班机上。这一代一懂事就看上了电视，在大学里就用上了网络，对国内国外有很清楚的对比，信息越是充分越是对国内的经济学界失望，越是对国际接轨有迫切的渴望。也许这一代将成为中国经济学国际化更为彻底的一代，也许他们也将完成用国际标准评价学术品质的跨越。但是，少了50一代的阅历，60一代的理想，70一代的责任，80一代也可能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失去传统，这对于他们是自由还是更远的迷失？天知道。

   中国的进步实在太快。当中国的大学付得起与国际接轨的薪水时候才是真正的与国际接轨的时候，但那可能是几代人之后的事，现在活着的人可能已经看不到。即使到了那个时候，诺贝尔奖之类的事可能仍然遥远，对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日本就知道了。想超越整个时代，完成几代人之后的事，一不小心就会模糊理想和空想的界线。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学人来说，只是方式和使命不同，但“一个也不能少”。如果中国的经济大概十年翻一番，那么，中国经济学界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国内可以与国际对话的研究也大概做到十年翻一番，就也做到了“跑赢大盘”，算是骄人的战绩了。但是，要做到这样经济和学术的“平衡增长”，实在是需要每个学人认清自己的使命，后辈对前辈多一些理解和尊敬，前辈对后辈多一些欣赏和支持，相互少一点怨气和无谓的偏见，岂不多些佳话？少一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五四”时期胡适的主张，对于现代的学界又何尝不是建设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