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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砖胡同里的那盏灯为何而亮

衢轩 浙江宣传 2024-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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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为一县宝书,功侔国史。”余绍宋少年时,父亲的这番话在其心底埋下了种子,几十年后,这颗种子长成了荫蔽后世的参天大树,并结出累累硕果,其中最著名的两颗,一颗叫《龙游县志》,另一颗叫《浙江通志》。

爱国人士、法学专家、书画大家……余绍宋的出场总是离不开这些判词。纵观成就,他是一名“学与位俱显,才与艺兼长”的全能型人才,但抛开这些人前的故事,和余绍宋的一生深度绑定的,还有另一件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修志。

今天,我们聊聊余绍宋(1883-1949)和他倾尽一生的方志。

余绍宋 图源:“方志浙江”微信公众号




康熙年间,龙游曾修过一次县志,但此后两百多年,再没有新的县志问世,修志之事一度搁浅。

幼年时,余绍宋曾受教于他“修志之志未酬”的曾祖父;待稍大,又随父亲在龙游小住,“渐通故乡俗语,渐知留心乡邦故事”;成年后又在龙游任教半年,工作之余,他开始研读当地志书。家学渊源也好,先祖遗愿也罢,又或是桑梓之情,总之,龙游承载着余绍宋浓浓的故土情结,这也让他与《龙游县志》的重修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余绍宋从事的是法律工作。或许是冥冥中注定,1921年的那个冬天,余绍宋修志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余绍宋的母亲60大寿,张先芬、吴际元等龙游乡绅“不请自来”,名为祝寿,实为请余绍宋修志。即便已经预感到其中的艰辛,余绍宋还是遵循母亲“汝其忘先人之志乎”的教诲,欣然应允。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为了将故乡的精神家园以志重塑,余绍宋为这项“副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不影响本职工作,查询、审校、撰文等一系列修志工作只能在晨昏时候进行,事事亲力亲为。

那几年,北京西砖胡同五号院子里总有一盏灯是亮着的,余绍宋的日记为他的勤勤恳恳作了证明:“二时就寝”“竟日编职官表(中),至明末。考订旧志并《衢州府志》误处不少......”

修志虽苦,余绍宋却甘之如饴。他几乎将北京各图书馆收藏的浙江方志阅读了一遍,参考了大量有关龙游的地方文献,其他各种征引书籍也达四五百种之多,与副纂祝康祺通信更是达到了数百封,认真分析考证,极其严格谨慎取舍,堪称修志界的“劳模”。

起早贪黑、手不释卷的上千个日夜,换来了《龙游县志》的成功,这部志书被方志界推崇。梁启超为此志作序,将此志与我国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所修的志书进行了对比,赞扬余志“其长有十”,可谓高度评价。

余绍宋《龙游县志》 图源:衢州档案网




抗战开始后,但见日军兵火践踏之处,乡邦文献飘零。痛心疾首,余绍宋钩沉拾遗的文史初心再次激荡开来。

“不知文献是历史概基,无历史则无人类社会,失其凭藉,而民族精神亦无从资以发挥,不可忽也。”在提交给当时的浙江省政府的提案中,他忧心忡忡地说道,战争给文献典籍带来的散失是不可逆转的。自己乃一介文人,国难当头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修志将浙江的文献整理保存起来,守住这份根与魂。

“乱世修志”的道路步履维艰。抗战时期,余绍宋等人为避战火,无奈远离文风鼎盛的杭嘉湖地区,迁至丽水云和继续工作。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全省战乱频发,不仅材料收集难以进行,原有文献档案也损失惨重,加上山区交通闭塞,浙江通志馆还面临经费匮乏、物资不足等生活难题,余绍宋坦言“延误多日,以往工作实乏表现”。

面对重重困难,已至花甲之年的余绍宋在流离失所的时光里,用文人的风骨脊梁与命运博弈,将对日寇的憎恶化作修志的动力,宵衣旰食、兢兢业业。历时六年,终于完成《重修浙江通志初稿》125册约500多万字,创造了方志领域的奇迹。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作为“方志之乡”,浙江素有传承接续编修方志的文化传统。在战火纷飞、史料缺失的大背景下,余绍宋续写上了几近断裂的编修传统,留下了一份记录时代的重要参考资料。

商务印书馆影印清雍正《浙江通志》光绪重刊本 图源:“方志浙江”微信公众号



我国的方志源远流长、汗牛充栋、体例不一,是承载着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历史百科全书”。今天,透过余绍宋和他在乱世中修成的志书里,又能读懂什么样的初心?

可见精益求精的匠人之心。“此三年中,饾饤故纸,埋首丛残,几于人事都废。卜昼不足,继之以夜,辄至晓星人户,家人促寝,犹不能自休。”这是余绍宋修《龙游县志》时为自己作的总结。

对于余绍宋来说,“辨史实之真伪、正旧志之谬误”是他的使命。“古书误传者甚多,善读书者要悉心考证,以求征信”,为了避免“直录旧志,不加考察”,余绍宋参阅大量各地方志,就县志记载的内容逐一检阅,不厌其烦地多次修改。有人说,所谓匠心,就是做多数人认为很傻的事情。正是这种执着的“傻气”,成就了余绍宋,也成就了一册册厚重的志书。

二可见革故鼎新的求索之心。余绍宋的方志学思想继承了章学诚学说的精髓,然而他不走寻常路,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以史法为归,以现代为准”的革新原则与主张,从体例、结构到纂写都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如,旧志有“星野说”一门,余绍宋以为其与科学不合,在与竺可桢探讨后,毫不犹豫地取消了“星野说”。从余绍宋的方志理论与实践看,那些真知灼见对当代修志仍有借鉴价值。

可见铮铮风骨的赤子之心。余绍宋是个不折不扣的文人,但家国沦陷之际,文人更将一颗文心寄予铮铮风骨。“植此贞材便邻竹,相期莫忘岁寒心。”在龙游邻竹斋内,萧萧竹声穿透历史,诉说着当年余绍宋为避日寇政治胁迫,搬迁至此的昭昭之心。

在流离失所的6年里,他提笔为枪,认为“我中华民族革命之精神,由孕育而发扬光大,浙人实与有力,浙事亦与有荣”,将抗战意识深深融入《浙江通志》的编纂当中。其眼光不限于一事一物,乱世修志,更修民族气节。

2022年,《浙江通志》重新出版,成为浙江文化强省建设的标志性成果。翻开书页,扑面而来的不只有翰墨芬芳,字里行间还有一批又一批学者一心钻研的品格造诣,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其中娓娓铺陈,也将在今人的接力中浩荡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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