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贯半个中国的文物南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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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新年刚过，有一群人从北京故宫里，用几十辆板车搬出了一箱箱珍贵文物，自此走上了一条文物南迁之路。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走，就是25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长途跋涉中，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和环境的险恶丛生，浙江湖州人徐森玉和他带领的“文物守护者们”，用生命和信仰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称呼徐森玉为“国宝”。
今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90周年。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跟随先行者的脚步，再次回望那段横贯半个中国的文物南迁之路。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对华北虎视眈眈，故宫里珍藏的众多文物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关键时刻，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出了将部分文物南迁的建议。然而，这遭到不少反对声音。
马衡之子马彦祥在报纸上公开反对父亲，认为抵抗外敌要有牺牲古物的决心；胡适担忧文物得不到安全存放，提出要申请国际力量加以保护；有人提议拍卖文物，拍卖所得用来购买飞机抗日；甚至还有人认为，清帝退位后，文物应当还给百姓。
留还是走？迁还是不迁？故宫文物等待着“命运的抉择”。“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在千钧一发之际，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果断拍板，坚决主张将文物南迁以躲避战火。
当时，不论是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上，还是在文物保护专业性方面，徐森玉都是权威人物。在他和诸多同仁的坚持下，最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力排众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文物南迁的决定。
经过详细的计划部署，徐森玉等人初步确定文物转移的第一批城市名单与路线。故宫人几乎全员出动，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后，将文物从北平秘密迁往上海、南京，随后又分为三路向西南疏散。
1933年2月5日晚，第一批2118箱文物从故宫神武门开始运输。到5月中旬，五批文物先后被运走，总计达13000多箱，包括书画9000多幅，瓷器7000余件，文献3700余箱以及众多铜器、玉器等。
然而，战火蔓延的速度远超预期。为了保证文物安全，徐森玉又和众人调整路线，将这些文物辗转隐藏于长沙、宝鸡、贵阳等地，所到之处均是精心挑选、“进退兼备”。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条文物南迁路，跨越了25年。1958年，行程近两万里的文物南迁正式结束，分散于各地的文物重回故宫怀抱。这场中国近代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文物大迁移，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次奇迹”。
二
纵然在和平年代，要想安全运输如此巨大体量的文物，也绝非易事，更何况是在90年前战火纷飞、物资匮乏之时，文物南迁之难可想而知。行进在这段路程上，可谓“步步惊心”。
文物数量多价值高，运输难度超乎想象。上万箱文物都是从故宫库房里精挑细选出来的珍品，这里面，有单只重约一吨、被喻为“中华第一古物”的先秦石鼓，有总计79338卷36000余册、共约8亿字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还有瓷胎薄如蛋壳、胎体厚度大多在一毫米以内的填白脱胎瓷器……几乎每一件，都对运输有着极高的要求。
在颠簸的路途中，文物运输和存放的条件更是不容乐观。徐森玉和同仁们要面对的，除了敌人、炮火，还有不利于文物保护的潮湿环境和白蚁鼠患等。为了保护这些珍贵文物，在打包时就需要裹上纸张、棉花，套上棉被、麻绳，最后放进塞满稻草的木箱中，有的甚至还要用铁皮条再裹上一层。
穿越枪林弹雨，还要与时间赛跑。让文物免遭战火侵袭，必须抢在侵略者前头，把它们送到安全地带。因此，速度至关重要，时间就是一切。行进得越快，文物就越安全，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抢时间、拼速度、运文物”成为每个人心中最重要的事。比如文物从贵阳运往安顺时，飞机频繁轰炸，随时都可能被爆炸波及，情况异常危急。为了不耽误运输进度，年近花甲的徐森玉哪怕摔断了腿，也坚持咬牙前行。
交通工具匮乏，地远山险危机四伏。南迁刚开始时，还有火车、轮渡等可用，但随着全国抗战爆发，战争形势日益严峻，交通工具越来越紧张。加之经费不足，到最后运输队只能用货车，甚至是借平板车来翻山越岭。
比如，行至四川巴县途中，山路崎岖，道路不平，天雨少晴，路上泥泞甚至深达二三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再难也要上！徐森玉当机立断，大路用汽车运，小路用小车推、骡马驮，在经历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后，终于将文物安全送达。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90年前那场浩浩荡荡的文物南迁，不仅是一次“文物保卫战”，更是一场集体的“爱国壮行”。
在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除了徐森玉等故宫人和一批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吁之外，还有无数普通人及各方的共同参与和全程接力。比如，据资料记载，故宫文物在运出北平时，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几乎都有军力相护。
而到了地方之后，令人动容的故事和细节还有很多：比如文物到达重庆时，因箱子太多无处可放，一家瑞士人开的洋行把库房腾空，让更多文物有了安身之所；1943年峨眉城区发生火灾，百姓自愿拆除自家房屋，形成一片“隔离带”，让文物免遭大火吞噬……
南迁路上，大家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文物保护的准则。据参与者回忆，途中，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文物清点、典籍校抄等规范的文物保护制度和工作流程都被严格遵守执行。每一件文物，都有对应的文物单。每到一个地方，每经一次转手，都会记录在册。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哪怕处于颠沛流离之时，这批文物仍然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等途经的多地举办展览，发挥其公共教育的功能，在战时激发民族自豪感、认同感。此外，当时部分文物还远赴英国和苏联，“参加”了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向海外积极传播中华文化。
为了这场横贯半个中国的文物大迁徙，无数人前赴后继，呕心沥血，终于实现了近乎“完璧”的成功。他们的终极目的，正是为了留住文物、守护国宝，让承载着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的民族瑰宝永续留存、绽放光华。
如今，当我们走进故宫，近距离观看那一件件稀世珍宝时，除了感叹前人的巧夺天工与历史的沉浮之外，更能感受到当年徐森玉等人在守护中华文化根脉时的赤子之心。这种韧劲与坚守，正是这段历史留给今天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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