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玛尔（Andrew Marr）是英国著名的政治新闻记者、BBC资深编辑及主持人。他1959年生于格拉斯哥，在剑桥大学攻读英文，后来长期担任政治记者，为《苏格兰人》（the Scotsman）、《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撰写文章。从2000年到2005年，他担任BBC政治编辑。他为电视台撰写和播出历史、科学和政治纪录片，主编并主持BBC一台的王牌政治栏目《安德鲁·玛尔秀》（Andrew Marr Show），及BBC四台的《开启一周》（Start the Week）。代表作品有《BBC世界史》《现代英国史》《现代英国的形成》等。
处于帝国鼎盛时期的英国，至少就本土事务而言，秉持的是“小政府”这一观念。只有邪恶的德国人和滑稽的意大利人才会制订计划。尽管作家们提出了呼吁，但30年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认为政府能够促使事态好转。曾有那么多理智、聪明的英国人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满怀热情，这一事实很容易令人们感到惊愕和困惑。但这种态度不能仅仅归咎于怯懦和种族主义。原因还包括，人们不耐烦地渴望政府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终结失业，修建新的道路，发展现代工业，以及让火车准点运行。社会主义者约翰·斯特雷奇、保守党人丘吉尔、法西斯分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以及老牌自由党人劳合·乔治——这些政治观点差别巨大的人物，都曾在某个时刻觉得独裁统治至少是可取的。战争使得这些错误的态度令人难堪，于是它们很快便被遗忘了。战争带来的根本改变在于政治气氛：民主制成了时尚。但战争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还使得英国人相信，本国政府是可以重塑这个民族的。和大多数以胜利告终的战争一样，“二战”也提升了国家机构的声誉。如果政府能够向欧洲派出一支军队，击败组织最精良、最令人恐惧的现代军事机器，那么还有什么是它做不到的呢？浪费、缺乏计划、普遍缺乏专业性——英国人难道真的无法做到更好？在敦刻尔克的混乱几乎以灾难收场、士兵们直到最后时刻才侥幸逃脱后，BBC于1940年6月5日播出了一系列著名广播中的第一部，普里斯特利在广播中呼吁结束这种业余行为：“我感觉，没有什么比此事更具有典型的英国性了，无论是开头还是结尾，是其愚蠢的一面还是宏伟的一面。悲哀的是，我们此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现在，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永远、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是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了”。英国的胜利在国内促成的最重大变化，就是这种“在未来以不同的方式行事”的决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人们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实现了这一目标，并取得了最出人意料的效果。在贝弗里奇看来，他那宏大愿景的关键在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但该体系的创立经历了更多波折。英国起初有一套由慈善医院构成的体系，这些自筹资金的医院规模、效率和清洁程度都相差极大。后来又出现了市立医院，它们大多由原先的劳动救济所发展而来。伦敦、伯明翰、诺丁汉等发达城市的市立医院是高效、现代的，通常会为穷人专门保留床位；其他城市的市立医院则十分邋遢。慈善医院的资金来源有投资、馈赠、慈善活动、付款，以及许多杂乱无章的保险项目。如今，我们认为病房被关闭以及医院濒临倒闭边缘是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染上的疾病，但战前的医疗体系更加不稳定，也同样面临因资金不足而关闭病房的问题。当“二战”结束时，英国医院大多被纳入了统一的国民紧急医疗服务体系之中。问题在于，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应该将其国有化，还是允许其回归此前的状态？家庭医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全科医生的收入来源是向私人收取费用，不过，经由某种医疗保险项目，他们大多也会接收贫穷的病人。不在家中或医院里坐诊时，他们常常会前往市立医院工作，但由于并非专科医生，当面对困难局面时他们就会束手无策。此外，保险体系将许多老人、家庭主妇和儿童排除在外，除非身处巨大的疼痛或重大的危险之中，他们压根就不会去看医生。牙科与眼科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付不起钱的人根本无法获得这些服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党决心建立西方民主国家首个在需要使用时免费的医疗服务体系。简单扼要是一项强有力的武器。贝万做出的最重大决定就是，将所有医院纳入一个统一的国有体系之中，无论是慈善医院，还是地方议会运营的医院。各个地区将分别设立委员会，但所有委员会都归位于伦敦的卫生部主管。贝万的这一想法极为自信：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政客要承担一国所有医院（少数私立医院除外）的最终责任。市政权力的捍卫者莫里森反对这一国有化方案，但贝万并未理睬他的意见。住院医生则是更加危险的敌人。战后的工党政府即将迎来最重要、最艰难的战役。在倾向于保守党的英国医学会领导下，医生们只要拒绝为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工作，就可以令这一计划戛然而止。他们对自己在新体系中的地位感到担忧：他们会沦为国家公职人员吗？此外，他们还对贝万心存疑虑。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理由的确很充分。贝万希望将医生也国有化：国家成为所有医生的雇主，为所有医生支付薪水，不允许医生向私人收取费用。果真如此，这将意味着政府与受到上百万人信任、负责医治和照料上百万人的男男女女开战。然而，狂热的社会主义者贝万，其实也是一名具有外交手腕的现实主义者。他首先开始争取顶层医生，也就是会诊医师的支持，承诺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能够继续从付费病床和私人业务中获取丰厚的收入——贝万后来承认，他“往医生们的嘴里塞满了金子”。接下来，他就5万名全科医生的薪酬做出了让步，承诺他们可以继续根据问诊人数领取薪酬、多劳多得，而不是拿固定工资。但这还不够。在一项对医生进行的调查中，拒绝参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者与愿意参加者的人数之比达到了9:1。随着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正式启动的日期渐渐临近，僵持不下的政治局势变得愈发紧张。贝万一方面继续做出让步，一方面抨击医生的领导层是“一小撮在政治上中了毒的家伙”，试图破坏议会的意志。旧英国那些独立的专业人士，还有他们的小圈子、地位和报酬，会接受新英国国家机构的掌控吗？当然，他们接受了。进一步的让步与威胁令他们改变了立场。归根结底，议会多数派支持的是贝万，而不是医生。不过，这仍然是一场漫长而激烈的恶战。当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于1948年7月5日启动时，潮水般的人群涌向了诊所、医院和药房。15个月后，贝万宣布将免费提供525万副眼镜；此外，1.87亿份处方也将免费。这时，850万人已经接受了免费的牙科治疗。抱怨成本过高和过于浪费的声音几乎立刻出现：从外敷用药到假发，对所有东西的需求都在激增。有许多关于浪费与滥用的传闻与逸事——当然，浪费的确存在。此外，新组建的官僚机器庞大又笨重。而且，对变革程度的强调也许是有些言过其实：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启动之前，多数人已经能够获得平价医疗服务了，虽然当时的医疗服务并不系统，而且工人阶级的女性尤其难以得到治疗。然而，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使得人们免于恐惧。此前，数百万患有疝气、癌症、牙痛、溃疡和其他各种疾病的底层民众不想因为支付不起治疗费用而感到担忧和受到羞辱，于是宁愿干脆不接受治疗，默默忍受病痛。许多资料动人地记录了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启动的最初岁月里，许许多多身体不适的穷人是如何涌向医院和候诊室寻求治疗的，他们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是乞丐，而是享有权利的公民。如果一定要指出英国人在战时做出的牺牲换来了哪项国内成就，那么就一定是免费使用的医疗服务。从此以后，我们一直紧紧地抓住这一体系不放手，没有哪个主流政党胆敢提议将它夺走。工党的其他国有化举动并未取得类似的成果。首先是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此举听上去十分重大，但几乎未产生实际影响：掌权的还是同一拨人，执行的还是同一套政策。对天然气和电力行业的国有化并未引发太大波澜，这些行业早已部分归地方当局所有，部分归小型私企所有。自1908年以来，也就是说几乎自从成立以来，工党就主张将铁路系统国有化。在“二战”之前许久，铁路系统便经历了合理化重组，被划分为四大公司：伦敦和东北部铁路公司、大西部铁路公司、南部铁路公司、伦敦米德兰和苏格兰铁路公司。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铁路系统内几乎已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多年来一直需要通过定期拨款来救助这些苦苦挣扎的公司。当然，“合理化”与“国有化”之间不仅仅是两字之差，但既然自战争伊始，政府便开始直接掌控铁路，那么进行这两个字的改动也就算不得一件难事。然而，改革之后的交通系统无法令人感到高兴。工党的世界观纯粹是“肥胖车道长”式的，希望将从货车到轮船、从火车到驳船的一切交通工具都置于同一个机构的统一掌控之下。新成立的英国铁路公司仅仅是一个庞大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帝国还包括：伦敦地铁、在工业革命期间便在英格兰各地穿梭的运河、上千家公路货运公司麾下满是灰尘的卡车、主要港口，甚至还包括旅行社与酒店。所有这些都归英国交通委员会主管。这意味着铁路系统这一英国的国家荣耀被降低到了附属位置，需要向新上任的铁路主管及地区经理负责，这些人则管理着本国的63.2万名铁路职工、2万辆蒸汽机车，以及4 000多辆电力通勤列车。此外，铁路系统还保有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破旧不堪、晃晃悠悠、点着煤气灯的车厢，以及用来在调车场拉动车辆的7 000匹马。战后的铁路系统要强于高速公路尚未问世时的公路系统，但其状况依然十分糟糕；而且，由于经济危机和钢铁短缺，铁路系统无法吸引新投资。未上漆的桥梁和漏水的隧道已使用了近一个世纪之久，信号系统运转不灵，列车破旧不堪，铁道已经生锈破损，电气设施不足，车厢阴冷、令人不适。这些固然不是国有化导致的过失，但如果没有新投资，那么国有化同样也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唯一从铁路国有化中获益良多的是原铁路公司的股东，他们获得的补偿之丰厚出乎自己的意料。在40年代，煤炭和钢铁行业所触动的情绪甚至还要多于交通业。煤炭占到了英国能源总量的90%，其烟雾和气味笼罩着每一个城镇。当煤炭行业未能完成指标，或是因天气恶劣而停止运营时，工厂就不得不停工，人们也只能挨冻。在工党的历史上，煤炭也曾发挥重要作用。开启和结束1926年总罢工的都是矿工，“麻木不仁的煤矿主”则是工党议员最为鄙视的群体。煤炭是炙热、火红的。年轻时雄心勃勃的哈罗德·威尔逊曾试图通过撰写一本关于如何实现煤炭行业现代化的书来留下自己的印记。普里斯特利和奥威尔等社会主义作家也通过描述矿工的糟糕处境，来提醒读者注意英国社会中的问题。因此，对于工党议员来说，将煤炭行业国有化既是促使他们投身政坛的原因之一，也是一次甜蜜的复仇。执行这项任务的是政府里更加年长、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重的一名成员。曼尼·欣韦尔（Manny Shinwell）的父亲是一名裁缝，他出生于伦敦东区，后来移居格拉斯哥，并成为“红色克莱德河畔运动”的重要一员。他擅长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有着丰富的议会经验，但当接手将煤炭与电力行业国有化的任务后，他发现几乎没有任何计划与蓝图可供自己借鉴，竭尽全力能够找到的也只不过是一本用威尔士语写成的工党宣传册。欣韦尔按时于1947年1月1日完成了这项任务，但这一时机是灾难性的。我们此前已经提到，这时的严寒天气使得煤炭无法被运达，发电厂已经难以维持运转。你很难将暴风雪归咎于社会主义，但与粮食大臣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一样，承诺供电不会中断的欣韦尔也遭到了妖魔化。“欣韦尔让你挨冻，斯特雷奇让你挨饿。”报纸这样写道。长期来看，更加重要的是缺乏这样的计划：在促使这些行业现代化的同时，保障英国正常运转、免受饥寒困扰。许多为家族长期拥有、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条件下开采的煤矿，完全应当被关闭；在另外一些地方则需要发掘新矿，因为1947年英国所开采的煤炭总量要远少于“二战”之前。所有煤矿都急需现代化的切割与卷扬装置。此外，还需要改善煤矿经理与矿工之间的关系，结束这段充满互不信任情绪与罢工行为的历史。矿工获得了新合同以及每周5天工作制，但在国有化完成后的数月之内，首次大规模罢工便蔓延开来。在国有化完成那天，大多数矿场外都张贴了标语，自豪地宣布，如今这些矿场由国家煤炭局“代表人民”管理，另外一些标语则用“矿工”替代了“人民”。渐渐地，地方管理者（他们大多是国有化时代以前的煤矿经理）与矿工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渐渐地，煤炭业获得了新投资，状况最糟糕的矿井被关闭。但认为将某个行业公有化就能改善其状况的幼稚想法很早便破灭了，关键还在于管理者的素质。历史学家巴尼特毫不客气地指责道：“白厅所挑选的是符合自己口味的管理者，不会找麻烦的附和之徒，而不是意志坚定、个性突出、具有创新精神的领袖。”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国家煤炭局主席是煤炭行业营销人士、63岁的海因德利子爵，掌管天然气行业的是一名伊顿公学毕业生，掌管交通业的则是来自战时交通部的西里尔·赫科姆，“此人的企业家经验和对工程学的了解都是零”。代表人民接管重大行业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但正如政客们每隔几年便会意识到的，谈论变革与实实在在地推动变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1948—1949年，围绕钢铁行业的争论拉开了国有化最后一场重大战役的序幕，但此时民意已经发生了转变。与煤炭和铁路不同，钢铁行业有着极佳的盈利潜力，也有着良好的劳资关系。工党实现了钢铁行业的国有化，但政府的紧张举措表明，他们意识到了态势的转变。工党试着给自己打气，宣称“钢铁之战是对政治民主制的最高测试，将引发整个世界的关注”，但实际上内阁感到焦虑不已。他们之所以继续推行这一计划，只是因为感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会被抨击为失去了勇气。在下议院辩论时，工党那些活力十足的年轻后座议员反叛了。钢铁行业的老板们组织有序、精力充沛；工党处境艰难，保守党则似乎已重振士气。过于激动的克里普斯对下议院表示：“如果我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将钢铁行业国有化，就必须诉诸暴力手段。”他们实现了国有化的目标，但并未能改造这一行业。钢铁行业和煤炭、铁路一样急需新投资：新工厂、新炼焦炉、新熔炼炉。然而，国有化再一次未能解决这一问题。短短数年之后，这一行业又回归了私有制。国有化促进了英国的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是薄弱、脆弱、资金不足的，远不是其规划者设想中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约40年后，撒切尔的重大胜利部分内容就在于逆转这一进程，实现私有化。在灾难性的罢工之后，煤炭行业几乎彻底消失了。英国铁路公司掌管下的铁路系统成了全国性的笑话，但在经历了拙劣的私有化之后则变得更加糟糕。由国家进行规划这一观念也将变得不再时兴。
本文选编自《现代英国史》（东方出版社，2020.02），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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