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迪卡森讲席教授、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人类生物学系的肯尼迪-格罗斯曼研究员，是当前国际古希腊、古罗马史研究领域最重要、最活跃的学者之一。沙伊德尔已经出版了十几部著作，包括《罗马与中国》《剑桥希腊罗马经济史》等，并在前现代社会和经济史、人口统计学和比较史学等领域发表了大量文章。
需要多少亿万富翁才能凑足世界人口财富净值的一半？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如果他们决定一起去野外旅游，一辆大客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装下。而在前一年，需要85个亿万富翁才能达到这一门槛，也许一辆更宽敞的双层巴士才能容纳他们。在不久前的2010年，这类人要不少于388个，他们的资产才能相当于全球较为贫穷的那一半人拥有的资产，这就需要一个小型车队，或者一架普通的波音777或者空客A340飞机。然而，不平等并非仅仅是由一些亿万富翁造成的。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现在拥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如果把他们一些藏匿在海外账户的资产包含在内，将会使得这一分布进一步偏斜。如此悬殊的差距也并不是简单地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各个社会中存在相似的不平衡。最富有的20个美国人现在拥有的财富与这个国家底层的那一半家庭合起来的一样多，而收入最高的1%群体占了国民总收入的1/5。不平等程度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在上升。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在欧洲和北美、前苏联地区、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收入和财富分布都变得更加不均衡了。同时，拥有财富的人在此基础上会获得更多财富：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中最能赚钱的1%（收入最高的0.01%）将他们的收入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提高了几乎6倍，该组中收入最高的10%群体（收入最高的0.1%）提高了4倍，剩下的大约75%的人的平均收益增长则远远低于这些更高层次的群体。这所谓的“1%”可能是顺口而出的一个简单代称，也是我在本书中反复使用的，但是它可能也起到了把财富在更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程度模糊化的作用。在19世纪50年代，纳撒尼亚尔·帕克·威利斯创造出“上面的一万人”这一词汇来形容纽约的上流社会。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使用该词汇的一个变体——“上面第一万人”对那些为扩大贫富差距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即使在这种上流社会的群体之中，那些在最顶层的人还是会超越其他人。当前，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富大约是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00万倍，这个倍数要比其在1982年的时候高20倍。即使如此，美国面对中国也会相形见绌，虽然后者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还是相当小，但有更大数量的财富以美元计算的亿万富翁。所有这些都招致了越来越多的焦虑。在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把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当作一种“明确的挑战”：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的美国人。2011年，投资商、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曾愤懑地说，他和他“超级有钱的朋友”没有支付足够的税收。这些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2013年，一本关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长达700页的学术著作，在出版之后的18个月内卖出150万本，并且跃居《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精装畅销书榜榜首。在民主党为2016年总统选举进行的党内初选当中，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于“富豪阶层”的无情谴责吸引了大量人群，草根支持者给予数以百万计的小额捐助。中国也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努力。谷歌打消了我们全部的疑虑，它就位于我所居住的旧金山湾区，是这里最大的不平等制造者之一，借助它我们能够追踪公众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程度（图I）。图I 美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每年）与“收入不平等”这一短语的援引情况（3年移动平均值），1970—2008年
所以，有钱人是不是简单地变得越来越有钱了？并不完全如此。相对于亿万富翁阶层，或者更为宽泛地说是“1%”阶层所有备受争议的贪婪而言，美国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只是到最近才赶上了1929年的水平，现在资产集中的严重程度要比那个年代的更为轻微。在“一战”前夕的英国，最富有的1/10家庭令人震惊地拥有所有私人财富的92%，几乎把所有人都排挤出去了；今时今日他们的收入占比仅略微超过全体的一半。较高的不平等程度有一个非常长的谱系。2000年以前，古罗马最大的私人财富几乎等于帝国平均年人均收入的150万倍，大致相当于比尔·盖茨的财富和今天普通美国人财富之间比例的水平。就我们所知，罗马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程度也与美国的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到大约公元600年前后的教皇大格里高利的时代，大庄园已经消失，给罗马贵族留下的财富少到他们要依赖教皇的施舍来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现象减少了，因为尽管许多人变穷了，但富人损失更大。在其他情况下，工人的生活质量有所好转，资本回报率却下降了：在黑死病之后的西欧，实际工资增长了一两倍，工人一边吃肉一边喝啤酒，地主则竭力保持体面，这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收入和财富的分布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为什么有时候它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就近年来不平等所受到的巨大关注而言，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要比预料的少得多。高额技术性奖金资助的机构经常处理的一个问题巨大且日益严重、紧迫：为什么收入在上一代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越来越集中？关于20世纪早些时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大量减少的驱动因素的记录还很少，而在更久远的历史时期，物质资源的分配远没有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为当今世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担忧，这为长期的不平等研究提供了动力，正如当代气候变化鼓励人们分析相关历史数据一样。但我们仍然缺乏对大局的正确理解，即一个覆盖了大部分可观测历史的全球性调查。一种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至关重要。物质上的不平等要求获得超出我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源。上万年前，剩余就已经存在了，不平等现象也随之产生。追溯到上一个冰期，狩猎–采集者发觉埋葬一些人所花费的时间更多，使用的方式更铺张。但正是食品的生产，即农业和畜牧业，在一个完全崭新的层面上创造出了财富。不平等的不断增长和持续性成为全新世的一个主要特征。动植物的驯化使得积累和保存生产资源成为可能。演进后的社会规范界定了这些资产的权利范围，其中包括将这些资产传给后代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受到各种各样的实践的影响：健康、婚姻策略和繁殖成功、消费和投资的选择、丰收以及蝗灾和牛瘟决定了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财富多寡。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气和努力的后果会带来长期的不平等结果。原则上，可以通过设计制度来实现物质资源和劳动成果分配的再平衡，这些干预机制使得新出现的不平等状况得以缓和，就像一些前现代社会已经做到的一样。然而，在实践中，社会的进化通常会出现相反的效应。食物来源的驯化同样影响了人类。作为一种高度竞争的组织形式，国家的形成建立了森严的权力等级和强制力量，扭曲了收入和财富的获取。这使得政治不平等加剧，经济不平等扩大。在农耕时期，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许多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使少数人富裕：腐败、勒索、抢劫往往使得从对公共服务进行支付和捐赠中获得的收益相形见绌。因此，许多前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它们所能达到的极限水平，在较低的人均产出和最小的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少数精英阶层已经探索了剩余占有的极限。当更多的良性制度促进了更强有力的经济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在新兴的西方世界，它们继续维持着高度的不平等。城市化、商业化、金融部门创新、贸易的日益全球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为资本持有人带来丰厚回报。由于赤裸裸的权力活动租金的下降，精英阶层财富的传统来源被扼杀了，更为安全的产权和国家承诺加强了对世袭私人财富的保护。尽管经济结构、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依然很高，或者是那些人找到了新的增长方式。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对于广泛的社会范围和不同的发展水平，稳定都会助长经济不平等。对于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又或是罗马帝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是如此。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进程中，最有力的矫正作用总是由最有力的冲击引起的。4种不同类型的暴力冲击缓和了不平等：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我将这些称为矫正力量的四骑士。就像他们在《圣经》中的同行一样，他们“从地上夺走了和平”，并且“通过剑、饥饿、死亡和大地上的野兽展开杀戮”。有时他们单独行动，有时相互配合，他们产生的影响对同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无异于天启。数亿人在他们的身后死去。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有时甚至急剧缩小了。只有特定类型的暴力不断迫使不平等程度下降。大多数战争对资源分配没有任何系统性的影响，虽然古代冲突形式充斥着征服和掠夺，很可能使得获胜的精英阶层一方变得富有，使得失败的一方变得穷困，但不那么清晰的结局并没有带来可预见的后果。为了使战争能够矫正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需要贯穿整个社会，在通常只有民族国家才可行的规模水平上动员人民和资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矫正力量。工业性的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没收性征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货膨胀、对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动的破坏，和其他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消灭了精英的财富，并且重新分配了资源。它们同时也作为平等化政策变动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催化剂，提供了特许经营扩展、工会化和福利国家扩张的强大动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了所谓的“大压缩”，即整个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大规模衰减。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1914—1945年，一般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其自然过程才能完成。早期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缺乏类似的广泛影响。拿破仑时代和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产生了具有混合分布特征的结果，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越远，相关的证据就越少。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文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最早的例子，说明军事动员和平等制度的激烈程度如何有助于抑制物质不平等，尽管结果不一。世界大战催生了第二种主要的矫正力量，即变革性的革命。内部冲突通常不会减少不平等：农民运动和城市起义在近代历史上很常见，但通常是失败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往往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如果想要重构物质资源的获取途径，需要格外激烈的暴力性的社会重组。与具有矫正作用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类似，这也主要发生在20世纪。采取没收、重新分配等手段，然后常常实施了集体化政策的党派，戏剧性地矫正了不平等。这些革命中最具变革性的是伴随着非同寻常的暴力，最终以大量的伤亡人数和人类痛苦为代价的两次世界大战。像法国大革命这样流血较少的社会改革运动，则在相对较小规模上起到了矫正作用。暴力可能会彻底摧毁国家。国家灭亡或者系统崩溃在过去曾经是一个特别“可靠的”矫正方式。对大部分历史时期而言，富人要么处于或接近政治权力阶层的顶端，要么与那些有权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此外，各国为维持超过生存水平之外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保护措施，不论以现代标准来看它显得如何勉强。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所有这些地位、关联和保护都会受到压力或者完全丧失。虽然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遭遇损失，但富人只会失去更多的东西：精英收入和财富的下降或崩溃压缩了资源的总体分布。只要有国家存在，这些状况就会发生。最早已知的例子可以回溯到4000年前古王国末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人的帝国。即使在今天，在索马里发生的一切表明，这种一度强大的平等化力量还没有完全消失。从逻辑上讲，国家的衰败使暴力矫正原理发挥到了极致：它不是通过改革和重塑现存的政治制度实现再分配和再平衡，而是以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把此前的一切一笔勾销了。前三名骑士代表了不同的阶段，这并不是说他们可能会按照先后次序出现（最大的革命是由最大的战争引发的，国家崩溃通常不需要同样的强大压力），因而只需要足够的强度。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依靠暴力来重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使得他们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相一致。人类引发的暴力长久以来就有竞争对手。在过去，瘟疫、天花和麻疹肆虐整个大陆，甚至比最大的军队或最狂热的革命者所希望做到的还要强有力。在农业社会中，细菌传染会使人口大量损失，损失的人口有时达到总人口的1/3或者更多，这会使劳动力稀缺，并使其价格高于固定资产和其他通常保持不变的非人力资本的价格。结果，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和租金的下降，工人获益，而房东和雇主受损了。制度安排可以调节这些转变的规模：精英通常试图通过许可和武力来维持现有的安排，但往往不能使具有平均作用的市场力量受到控制。流行病完成了这个具有暴力性矫正功能的四骑士组合的最后一环。但是，还有其他更和平的机制来减少不平等吗？如果我们想到的是大规模水平上的矫正，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我们能在各种记录中观察到的、每一次主要的物质不平等程度的压缩都是由这四个矫正力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驱动的。此外，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不仅仅对那些直接参与这些事件的社会起作用，世界大战和暴露于挑战者之下也影响了那些所谓旁观者的经济状况、社会期望和决策。这些涟漪效应进一步扩大了根植于暴力冲突的矫正力量的影响。这就使得1945年之后世界很多区域的发展与之前的冲击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分开了。虽然拉丁美洲在21世纪初的收入差距的下降可能使其成为最有希望的、非暴力性平等化过程的候选人，但这种趋势在范围上仍然相对较小，而且其可持续性是不确定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效果是混杂的。从古代到现在，土地改革与暴力或暴力威胁有关联的时候，不平等程度更有可能降低——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可能性很小。宏观经济危机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只有短暂的影响。民主本身并不能减轻不平等。虽然教育和技术变革的相互作用无疑会影响收入的离散程度，但历史上的教育和技能的回报，被证明对暴力冲击非常敏感。最后，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良性的压缩手段，能够取得一些甚至与上文所谓的四骑士所产生的效果稍微接近的结果。然而，冲击会减弱。在国家崩溃之后，其他国家迟早会取而代之。瘟疫消退后，人口收缩会逆转，人口的重新增长逐渐恢复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平衡，达到了以前的水平。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的，其效应也都会消弭在时间流逝当中：最高税率和工会密度下降了，全球化程度上升，“冷战”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已经退却。所有这些使得近期发生的不平等程度的复苏变得更容易被理解。传统的暴力矫正力量目前都处于休眠当中，并且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回归。依然没有出现类似的有效的平等化替代机制。即使在最先进的发达经济体中，再分配和教育也不能完全吸收税收和转让之前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压力了。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容易摘到低悬的平等化的果实，但财政约束依然强大。似乎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投票、调控或教导我们如何更大程度地实现平等化。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奇。就我们所知，在没有遭遇重大暴力冲击以及更广泛影响的环境中，人们几乎不会看到不平等状况收缩的景象。未来会变得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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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及其周期性的复发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7世纪，在中东则持续到19世纪。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当它在欧洲开始减弱的时候，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给后者带来了类似规模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具灾难性的瘟疫大流行。上个冰期末期，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现今被称为白令海峡的地区的连接处被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所以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人口和疾病环境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与美洲大陆相比，非洲和非裔欧亚大陆的居民与感染病原体的动物的接触更广泛，这种频繁的接触结果通常暴露在致命的传染病中，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疟疾、黄热病和伤寒。在中世纪末期，在商业联系和随后产生的军事联系的推动下，旧大陆那些在过去独立发病的地区逐渐连接起来了，导致许多致命疾病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相比之下，美洲土著生活的环境中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瘟疫，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旧大陆所经历过的那些灾难。探索和征服开辟了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说的“哥伦布大交换”，横跨大西洋的联系导致大量的致命病毒迅速地传入美洲。尽管新大陆以另一种方式传播了梅毒，但欧洲病原体对美洲的损害更加多样化，在许多方面也更具灾难性。天花和麻疹是欧洲人带来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在旧大陆，它们是长期流行的早期儿童疾病，在美洲，它们以流行病的形式暴发了。尽管大多数水手在孩童时期就得过这些疾病，因而在成年后对其免疫，但偶尔也会有一些活跃病毒的携带者加入横跨大西洋的探险中。流感是第三大杀手，成年人也无法对其产生免疫。这三种是最具传播性的流行病，因为它们是通过飞沫或身体接触传播和感染的。而疟疾、伤寒和鼠疫等其他疾病需要蚊子、虱子和跳蚤作为适当的载体来进行传播。当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在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大陆不到一年时，传染病开始在欧洲人在美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海地岛肆虐。海地岛的土著人口从原来的可能有数十万人减少到1508年的6万人，1510年的3.3万人，1519年的1.8万人，1542年的不到2000人。多种流行病横扫加勒比地区，并且很快就传播到大陆。1518年的第一次天花大流行，摧毁了这些岛屿。1519年，造成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大量死亡。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阿兹特克人中的幸存者后来就是从这次灾难出现开始计算他们的日期。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开启了恐怖新时代的重大事件。由于疾病通过接触传播且缺乏救治措施，从未感染过这些病毒的群体遭受了最大限度地打击。阿兹特克观察者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们的脸上、乳房和肚子上都长满了疮，我们从头到脚都感到痛苦。这种病太可怕了，没有人可以走路或移动。病人非常无助，只能像尸体一样躺在床上，无法移动四肢甚至头部，不能趴着躺，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们稍微移动身体，就会痛苦地尖叫起来。在其不受控制的暴发中，这场疫情为西班牙人征服该地区铺平了道路。正如伯纳迪诺·德·萨哈贡所言，他们占领了阿兹特克的首府特诺奇蒂特兰城：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和病人，我们的人都是踏着尸体走过去的。几年之内，天花于16世纪20年代到达印加的安第斯，在那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其中可能包括其统治者哈纳·卡帕克。第二次天花大流行始于1532年，这次是由麻疹引起的，从墨西哥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同样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一种特别严重的流行病（可能是伤寒）在1545—1548年摧残了中美洲中部地区。后来，比如在16世纪50年代晚期和16世纪60年代早期，一些疾病也时不时出现，这似乎是流感暴发。越来越多的灾难被报道出来，并在1576—1591年的复合性流行病的暴发中达到顶峰。当时暴发的一场大规模疫情使剩余人口数量锐减，先是伤寒，后来又同时出现了天花和麻疹（1585—1591年），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灾难事件之一。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瘟疫都在肆虐，其力量可能有所减弱，各地区情况不一，但仍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尽管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有利于西班牙的征服计划，但新统治者很快就试图阻止这一趋势。到16世纪晚期，他们动用更多的医生并实施隔离检疫，希望能保留他们可以利用的本土劳动力。但这些措施充其量也只有很小的效果：瘟疫像波浪一样，大约每隔一代人时间就出现一次，而在最初150多年的时间里，死亡人数也只有轻微下降。此外，通过对土著人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击，征服暴力本身只可能使土著人整体的死亡危机更加严重。累积的人口影响无疑是灾难性的。唯一真正的问题有关人口损失的规模，这是一个困扰了几代学者的问题，但由于缺乏关于新大陆在欧洲人到来前的人口数量的可靠信息，这一问题很难解决。仅就墨西哥而言，在文献中已经提到了从20%~90%不等的累积人口损失。大多数估计都认为总人口损失超过了一半。似乎有理由认为：与黑死病有关的死亡水平最好被视为新大陆的最低死亡水平。对墨西哥来说，至少一半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而在其他一些地区，更高水平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长期以来，这一引人注目的人口缩减是否压缩了资源不平等，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多级统治被类似的西班牙多级统治取代，财富的演变必然也会受到国家权力变化的影响，需要可靠的数据才能确定人口变化是如何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杰弗里·威廉森大胆尝试勾勒出有关拉丁美洲不平等状况的一个“没有细节的历史”，他观察到标准的马尔萨斯逻辑所预测的人口大量损失以及实际工资上升发生在16世纪，但他无法引证支持这种猜想的证据。2014年，一项有关拉丁美洲的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至随后三个世纪的收入的开创性研究终于改变了这种状况。图2 显示了墨西哥城地区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下降。
图2 在墨西哥中部，实际工资用大量的消费篮子表示，1520—1820年（10年移动平均值）这条倒U形曲线可以用马尔萨斯主义中关于人口下降和随后的复苏对工资的影响来解释，但是，在16世纪的瘟疫死亡率特别高的时期，工资没有上涨，这确实需要解释。答案可能在于西班牙人依赖强制劳动确保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得到劳动力保障，这种做法根植于前哥伦布时期的强制劳动制度。因此，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抑制工资谈判。这种解释与西班牙在墨西哥统治初期所实施的高压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大授地制”（一种允许美洲征服者从土著居民那里获取劳动和贡品并据为己有的制度）是征服美洲的第一代精英获得薪酬的标准形式。这种制度在1601年被废除（采矿业除外），而事实上它一直延续到17世纪30年代。但此前，适用这种制度的领地总数量已经从1550年的537个下降到1560年的126个。起初工资所受到的严格限制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放松。16世纪的墨西哥，总督决定工资，高压政策无处不在。从17世纪早期开始，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使得实际工资得以提高。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在1590年，工人工资仍然维持在最低的生存水平，但到1700年，其实际工资水平并不比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欧洲西北部的工资水平低多少。如果观察到的16世纪的工资水平滞后是由国家干预造成的，随后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就使劳动力的稀缺性反映在实际的劳动报酬水平上。与西方黑死病影响不大时的欧洲劳工法不同，在墨西哥，根深蒂固的强制劳动模式赋予了政府更大的干预权力。工人获得额外好处的情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工资开始下降，到1810年，工人工资又回到了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到目前为止，墨西哥实际工资增长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巨大的规模，工资水平增长了4倍，而黑死病后的西欧城市的工资水平仅仅增加一倍。这与墨西哥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可能意味着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后来的实际收入下降与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类似——尽管前者同样比后者下降得更多，且确实很难仅用人口恢复一个因素来解释。尽管这些变化的观测范围可能会使人们对记录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但总体情况似乎是很清楚的。几代工人从劳动力短缺中受益，由于劳动力短缺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市场机构无法阻止薪酬水平的调整。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又回到了原先的糟糕状态，工人的议价能力下降。一般情况下，生活标准和身高等福利指标与可观察到的实际工资的上涨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然而，正如在前现代历史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我们缺乏必要的数据来确定这些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最普遍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4倍却对总体收入没有某种矫正效果，但现在，我们也只有这种基本的直觉。尽管存在循环论证的风险，但公平地说，新大陆的数据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它与由瘟疫驱动的矫正逻辑以及几个世纪前欧洲发生瘟疫后的经验数据是一致的。尽管西班牙的征服者会以为他们的位置是之前阿兹特克统治阶级的位置，从而保留了财富集中在社会顶端的格局，但哪怕仅仅是部分工人实际收入的大幅增加也会降低总体的不平等程度，即使它只是暂时的。17世纪的墨西哥很可能与15世纪的西欧一样，具有这一相同的特征。
本文选自《不平等社会》，注释从略，有少量文字调整。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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