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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缘何难上山?| 詹姆斯•斯科特

詹姆斯•斯科特 勿食我黍 2021-12-25

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耶鲁大学政治科学斯特林教授、人类学教授,农业研究项目(Agrarian Studies Program)联合负责人,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也是一位普通农民。他的研究关注政治经济学、比较农业社会、霸权和反抗理论、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阶级关系和无政府主义理论。著有《统治和反抗的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六论自发性》(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反对谷物》(Against the Grain)等。



非常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邀请,也很感谢王铭铭教授所作的介绍,王教授用词慷慨,使我感到十分荣幸。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一般有这么多人,都是来看摇滚歌星的或者是电影的。我感到荣幸有这么多听众,但也担心我的讲座会让大家失望,尤其是那些站着的同学。


我要谈的是从越南中部高地到老挝,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到泰国、缅甸一直到印度东部那一带,这个地带,我们一批同道拟称之为“Zomia”。Zomia是一个荷兰学者的说法,意思是指“山区的人”。今天我要谈的是孟加拉国以及印度一线以东的东南亚部分。两年之内,我与同人将就这一地区的研究举办一个讨论会,希望在座的同学有机会也来参加。


Zomia这个地方大概是世界上最后一块没有真正被国家管理的地方,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国家的地方”。我用最大的历史观来看,智人大概在地球上只有20万年历史,智人在这一带只有5万年的历史。相比农业种植只有7千年史,这段历史实在久远。农业在这一地区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只有2千年左右的历史。定居的种植一般说来是国家产生的基础,人类早期的国家,控制的地盘都很小,都要有种植业和农业的,因为在固定的种植业之外的地盘上生活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对于国家来讲,是非常难以进行税收和加以管理的。国家之外的广大地区被早期的国家(像印度、韩国)称为蛮荒之地。国家和无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存在交换性的,历来有互通有无的关系,但这种交换性的关系,有其政治性。国家的人非常需要无国家的山地人生产的那些东西,所以山区跟山谷里的国家、王国之间的交换非常多;另一种关系是支配性的,维持二者之间关系的是奴隶,奴隶是早期贸易中最主要的一种贸易品,实际上一直到18世纪以前都是这样。比如说马来地区的,那一带的船上装的主要都是奴隶,早期在东南亚的战争也都不是关于土地和领土的战争,而是关于俘虏的战争。因为国家想将更多的人控制在农业种植区内,为了征税,经常也要把那些国家之外的所谓“野蛮人”弄到国家的核心地带来,让他们从事农业,使其定居和种植。在这种以种植、稻作为基础的国家中,军事力量也很强,因为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控制很多人。而这样的国家人口繁殖力也会很高。早期的以定居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都是扩张主义的。我以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殖民主义。我们看到,白人、殖民者到澳洲、新西兰等地时,当地并没有农业,他们快速地在那里建立农业,并把当地的所谓“土人”赶走。如果他们征服的是那些已有农业的国家,他们就把国家权力赶走,向当地的人征税,使他们的体系更加有效。

在20世纪以前,世界上王国的数量不多。从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变得非常重要。这一方面是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民族国家必须控制好它的前沿,而前沿的另一边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边界的另外的民族国家。第二个变化是,那些边缘的人,在以前的民族国家看来,是很难收税的,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脚下有很多对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很重要的矿物,以及丰富的水利资源,因此以前收税很难的土地,现在变得非常有价值。


20世纪时,Zomia地区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它周围的八九个国家开始试图去控制它——这是以前从没出现的现象——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圈地运动”。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就像刚才王铭铭教授指出的那样——山和谷之间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在谷地,有较强的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即存在。这种国家有等级,不平等,有国王,有祭司,它的特征还有税收和战争。我们可以总称之为“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白色稻米的灌溉农业。而在山上,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特征:比如说刀耕火种,相对来讲,没有持久的国家,人口比较分散,相对来讲,比较平权,语言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另外,这些地区也没有税收,不向国王缴税。


放开历史的眼光,我们能看到,山上的人和谷地的人之间是不断交换的。山上的人曾经成为谷地的人,谷地的人曾经成为山上的人,他们来回移动,在DNA上留下了不少交融的痕迹。而在泰国缅甸和越南这一带,人们称呼山上的人为 “活着的祖先”,他们说,“如果你想知道小乘佛教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国家之前我们的祖先的样子,那就到山上去看”。


然而,来回运动却没有改变人口的分割。


这里我要引用两个作者。我这个幽默的题目是布罗代尔那里来的,他主要研地中海世界,但说过,文明可以在水平线上扩张,却没办法垂直扩张,哪怕是两三百米都不行。涉及到东南亚,有人说,在东南亚,上了500米以上,就听不到梵文的口音了。


我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以两千年这个长时段为角度,那么,我们将发现,在山上生活的人,祖先可能曾经是离开谷地国家的人,他们的祖先是从谷地跑来的,他们跑来的原因是逃避税收、征役或者是从军,或者是政治宗教的原因,或者是饥荒、疾病或者是军事行动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国家的扩张主义——因为扩张而跑到山上去的。而我们看到汉、唐、元明清这些朝代都有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运动,使很多人跑到东南亚——二次世界大战,据说,本世纪中叶也导致不少人跑到东南亚去了。


想要解释Zomia的特点,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哈萨克人,据我所知,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逃避欧洲农奴制度而跑到这边来的,当时逃的人多了,他们是前沿部分。另外一个例子是柏柏尔人,他们在阿拉伯世界代表那种不参加阿拉伯帝国或国家的那种人。柏柏尔人的部落生活方式,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抵制王国的一种策略,他们不能简单被视作历史演变过来的族群。在泰语里,有一个格言:“把蔬菜放在篮子里,把人放在王国里”。也就是说,王国是把人力放在尽量小的一个空间中去。假设你是一个王国的制定者,你会怎么想呢?你大概就是想在幅员200公里的范围内,尽量地把人放在里面,集中人力和物品的生产,而要做这个,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耕种大米。


稻作对于国家控制,好处很多。这样说虽然有点傻,但比较轮作的工作方式,可以看出来,稻作有它这方面的好处。稻米长在地面上,你可以看它的样子就知道它熟没熟,啥时该征税了。假如王国对人们不高兴,也可以轻易地把粮食烧了,把人赶走。东南亚地区历史上,河谷较大的地区,比较易于形成大的国家,河谷比较小的地区,比较易于形成小的国家。将东南亚与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印度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1700年前左右,东南亚每平方公里有5人,而中国和印度在同时每平方公里是35人。也就是说,对于东南亚来讲,集中人口要更为困难一些。

现在假设我手里拿的是东南亚的地形图,上面有地形的标志,上面有山,在平原上有些王国,我们用红墨水来代表王国,我这样提高,每次晃,提高向左边或者右边,近处或者远处,每提高5度,这些红墨水自然就会向相反的地方流。现在我提高的更多,它就会向山上流。理解这个,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说文明很难上山。当红墨水流的时候,它最容易流的是河谷地区、平原地区而不是山区。即使王国只离我们只有二三是英里,但在地形复杂的情况下,它也上了山。如果一个王国离我有200英里那么远(已经很远了),可它我们却位于河谷或者在平原上,王国力量也是很容易流过去的。我们要在区域中理解的,不光是地理,而且还是有文化和语言的格局。


如果一个人想要拒绝王国的力量,他会用什么法子?我猜他会种植根茎的植物,因为根茎植物成熟期是不一样的,它随便种,随便长,而且也不可能被人看到,很难观测出来。例如一种根茎的植物,一年可以熟,成熟以后埋在地里,两年以后再来挖它,都可以,所以你可以跑掉,国家要想获得这个粮食,他也得像你一样把它挖出来,而且挖掘的成本很高,这也不怎么值钱。另外,在东南亚,尤其是航海时代的文明中,有另一种植物传入——玉米,它也称为另外一种“逃跑的植物”。玉米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引入东南亚地区的,在80年内就遍布东南亚地区,它的优点是可以在海拔500-1000米以上种植,这就意味着假如人想要逃离国家,他又获得了500-1000米的纵深的广度。


在Zomia地带,山上的人也有能力、有条件来种植水稻,但却没有去种植。为什么?那时因为技术的选择并非是技术的选择,而是政治的选择。刀耕火种,轮作的方式,是为了远离古代政权的掠夺。很多例子说明,对权力的抵抗,使人们从平原迁徙到山地。所以我们不能说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是更原始的,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上的政治选择。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在Zomia这一地区的山地人们,他们不仅实行我称之为“逃跑农业”,而且也是实行“逃跑社会结构”。也就是说,这些山地人,在山上,尽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简单化,把裂变的分支、把继嗣群变小,甚至变成单一家庭的单位的方式。村子跟村子之间隔得很开。实际上这不仅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有利,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原因导致的。用柏柏尔人的话来说——罗马人说“分而治之”——柏柏尔人说“分而不治之”。


要承认,这是一个思辨的观点,我还没有建立证据体系。Zomia这一带人,甚至是海岸东南亚的山地的人,他们都没有文字。这个怎么解释呢?他们没有文字的同时,经常有很多传说,说他们实际上以前曾经是有文字,有国王的。比如说,有传说称,有几兄弟,其中一个兄弟把书带走了,或者说书被烧掉了——总之是他们以前有字,后来失去了。这样的故事非常常见,而且我对它们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是在宣称他们过去有过文明,我们知道,像苗人、瑶人,他们曾经住在长江流域,应该曾经有过文字,是识字的,但是他们为什么现在不用文字了?我猜测有一种可能,不用文字的目的也是逃避国家——因为没有文字的文化更具有适应性,更具有灵活性。在他们逃避和迁徙的过程中,他们把文字留下了,没有带走。如果有文字,就可能会记录他们的谱系,这个谱系就有一种正统性,如果要讲跟它不同的故事的话,这个谱系有可能会纠正。所以说口传的口头传统——通过歌曲、故事之类的东西,来修改自己的谱系,实际上是可以更加提高他们的适应性,也可能和更遥远的王国建立关系——实际上很难联系——对最近的王国就有一种拒绝的作用。所以口传有很多的好处,它更容易适应新的政治环境、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所以我猜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把文字留下来了,没带走。


总之,在Zomia这一带,农业、社会结构和文字状况,都可能是在拒绝国家中形成的。



本文为作者于2007年12月20日下午2:30-4:30在中央民族大学文科楼二层学术报告厅做的的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梁永佳副教授翻译,讲座及讨论,均由曾穷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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