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 | 大革命是如何從已往的事物中自動產生的

托克维尔

在這本書即將結束的時候，我要把之前描繪的各種特徵進行歸納總結，然後再來探討一下法國大革命是如何從我所描繪的舊制度中自動產生的。

雖說法國的封建制度未能改變其本身會傷害或刺痛人的一些東西，但它卻十分徹底地卸掉了能對這種制度起保護作用或者說是為它服務的一切。如果人們能意識到這一點，那麼他們就不會對這場推翻了歐洲古老政體的大革命發生在法國而不是發生在別的國家感到驚奇了。

貴族階級在失去以前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後，已經不再對居民進行治理和領導，這種現象是歐洲任何一個封建國家都不曾有過的。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依然保留並且還大大增加了貴族成員個人在金錢上的豁免權及其他獨享的權益。他們雖然從統治階級變成了從屬階級，但他們的封閉性及享有的特權依然不變。正如我早前所說，他們開始越來越不像貴族，而越來越像印度的種姓：他們的特權不知道是如何得來的，法國民眾無法理解，特權也讓法國民眾異常厭惡。所以，一看到這些特權階級，法國人心中便燃起民主的火種，並且至今不息。

如果人們觀察到，在最後，貴族階級把中產階級從他們的世界裡隔離出來。由此，他們完全脫離了人民，陷入孤立的狀態，表面上他們似乎還是一軍統帥，但實際上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只是一個光桿司令。到這時，人們就會明白，延續了一千多年的貴族制度，怎麼會突然在一夜之間就被推翻了。

在法國，有兩個特殊的事實可以解釋君主制分崩離析的原因：一是國王政府在取消地方的自由之後，將近四分之三的法國地方權力被國王所取代，國王將一切大小事務都集於一身。第二，我已說明，由於一個不可避免的事件，巴黎從以前的首都轉變成了這個國家的主宰，甚至可以說巴黎就是整個國家。在這兩個事實的基礎上，一次突然的騷亂就引發了大革命的到來，使其推翻了君主制。幾個世紀以來，君主制經受了無數猛烈的衝擊，當它被推翻時，在那些革命人的眼中，它似乎還是非常堅固、不可顛覆的。

很久以來，法國幾乎是沒有什麼政治活動的歐洲國家之一，法國的人們也幾乎喪失了處理公共事件的能力、看不清形勢、缺乏人民運動的經驗，對人民這一概念也很陌生。因此，不難想象全體法國人怎麼會一下子就陷入了一場他們聞所未聞的可怕革命，那些飽受革命威脅的人走在了最前列，帶領大家開闢和擴充套件革命的道路。

由於已經沒有了自由的制度，因此，政治階級、活躍的政治團體和有組織有領導的政黨也不復存在。由於沒有這些常規的政治力量，當公眾輿論甦醒過來時，它的領導權力便毫無懸念地落在了哲學家身上。由此，人們也應當知道大革命並不是由某一些具體事件所領導的，而是由抽象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領導的；在大革命中，並不是壞的法律會一個一個地受到攻擊，而是所有的法律都受到攻擊，最後，古老的政體被傾覆，被文人們設想的嶄新政治體系取而代之。

教會自然是和古老的制度混在一起的，因此毫無疑問，這場大革命在推翻古老的世俗政權的同時也會從根本上動搖宗教；革命者的想象力一旦擺脫了宗教、習俗和法律的束縛，很難想象他的精神會被哪些離奇的魯莽和輕率所支配。但是，只要是認真研究過法國的人就可以判斷出，其實在此時的法國，無論何種聞所未聞的魯莽行為都會被嘗試，同樣，任何一種暴力都可能會被容忍。

伯克在他的一本富於雄辯的小冊子裡呼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竟找不到一個人有足夠的影響力去替另一個人擔保，或者能替最小的區進行抗辯；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在家裡束手就擒，然後被送往監獄。無論這個人是傾向君主主義、聯邦主義、民主主義或是其他什麼主義。」看來伯克並不瞭解這個他很惋惜的君主制度，曾經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就突然把我們拋給新的主人。處於舊制度下的政府在事先就已經剝奪了法國人互相援助的可能性和願望。所以，當大革命以突然的方式襲來時，是不可能在法國最廣大地區找到十個受過訓練、能夠共同行動以進行自衛的人；保衛的職責全由中央政權一手掌握，以至於這個中央政權從王室之手落入不負責任但有自主權的議會手裡，從當初的溫文爾雅開始變得駭人聽聞，此時，中央政府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阻止或延緩它。曾經使君主制輕易被推翻的原因，在君主制傾覆之後，使一切都變得可能。

宗教寬容，領導溫和，人道甚至仁慈，從來沒比18世紀更受到鼓吹，也更被人接受；戰爭的權力作為暴力的最後棲息地，本身已被縮小，變得緩和起來。然而，從如此溫和的風氣中，即將產生最殘忍的革命！當然，如果說風氣的日趨溫和是假象，那也是錯誤的，因為，自大革命以來，人們感受到這種溫和立即被普及到所有的法律裡，並且滲透到所有政治習慣當中。

溫和的理論和激烈強暴的行為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可以說是法國大革命最奇怪的特徵之一。不過，如果人們注意到大革命的準備工作是由民族中最有修養的階層提起的，而革命的執行是由最粗野的階層進行的，就不會感到驚奇了。第一種階級的人相互之間並沒有建立相關的聯絡，也沒有深入地瞭解過對方，他們從未想去控制人民。因此，當舊政權被推翻，人民幾乎立即掌控了領導權力。人民不能親自掌控的地方，至少能把他們的精神傳達給政府；另外，假如我們回想一下他們在舊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就大概可以判斷出他們即將成為什麼樣的人了。

這種獨一無二的處境賦予人民一些罕見的品性。早期的時候，人民就獲得自由，擁有了部分土地，彼此獨立而不依賴，因而比較自負，但又表現得比較節制。他們對痛苦早已習慣，不懂得享受生活，面對困難並不恐懼。具備這種性格的人，如果組建成軍隊，那肯定會非常強大，必定威懾整個歐洲。同樣的，這種品性也使得人民變為危險的主人。幾個世紀以來，人民獨自承擔著各種壞制度的弊端，被隔離在偏見、嫉妒和仇恨之中，這樣的嚴峻環境迫使他們變得冷酷無情，他們既可以忍受一切苦難，也可以使一切人受苦。

正是在這種境況下，人民攫取了政府的權力和勝利果實，想著讓自己來完成大革命的偉業。既然書籍已經提供了理論，那麼人民就可以負責相關實踐，從而使文人們的思想適應於自己的凶暴行動。

那些仔細研讀過18世紀法國曆史的人，從我的這本書中，應該已經看出人民內部產生和發展出來的兩種最主要的激情，它們並不是同時代的產物，而且兩者的目標也各不相同。

有這樣一種激情，它的歷史非常久遠和深刻，這就是對不平等的仇恨，猛烈且無法遏制。之所以這種仇恨一直存在並滋長，是因為社會總是存在著不平等。很久以來，這種仇恨以一種持續而無法抵禦的力量催促著法國人去推翻中世紀所遺留下來的制度，以便在成功後，能夠建立一個公平、平等的社會。另一種激情則歷史較短，出現的時間比較晚，它促使法國人在取得生活平等的基礎上要求獲得自由。

在舊制度將要結束的時候，這兩種激情都非常強烈且真誠。大革命時，兩種激情很快碰撞到一起；它們整合在一起，在接觸中互相鼓勵，最終燃起整個法蘭西革命的火焰。1789年毫無疑問是一個沒有任何經驗的時代，但它卻有著開闊的胸懷，熱情洋溢，充滿著闖勁：這是一個永世難忘的時代，隨著時間的推移，當這個時代的那些目擊者都消失以後，後世的人一定會長久地以讚美和崇敬的目光仰望它。那時，法國人應該會對他們的事業和他們本身感到驕傲，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著。在新的民主制度中，他們便到處賦予關於自由的條款。他們不僅粉碎了一些陳舊的法律，對一些較新的法律也全部廢除。陳舊的那些立法將人們分割為種姓、行會、階級，使得人們的權力比地位更加不平等。而王權最新制度中的那些法律，設立了政府充當人們的監護人，剝奪了人們的自由，有時還會壓迫人們。至此，這些全被打破，中央集權制和專制政府一起被推翻了。

但是，專制政府也有反撲的機會，即當那一代原本精力旺盛的大革命的發起人被摧毀或喪失銳氣的時候。其實這種情況在類似的發起人身上經常發生，在這個時候，對自由的熱愛大多在無政府狀態和人民專政中被挫傷，變得軟弱無力，這個民族在慌亂中摸索著方向，這就給了專制政府重新建立的機會。那位天才（拿破崙）輕而易舉地就發現了這個機會，可以說，他既是大革命的繼續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毀者。

實際上，舊制度已經改進很多了，也具備了晚近時代全套的規章制度，它們也能正視平等，這些規章制度在新的社會中很容易就能確立起來，而在專制制度時，只是為上層階級提供了一些特殊的方便。現在，人們在其他制度的殘磚斷瓦中尋找它們，並且找到了。這些制度在以前造成了無數人屈服的習慣、情慾和思想，而現在，人們將它們復甦，並求助於它們。

比如，人們在過去廢墟中找回並恢復了中央集權制。在重建的過程中，出現了過去未曾碰到的情況，即曾經限制這種制度的種種障礙並沒有同時復甦。因為沒有任何限制，一個王權被推翻的同時，在它的基礎上就產生了一個比之前國王所執掌的政權更龐大、更完備、更專制的政權。這番事業顯得出奇地魯莽，它的成功世所未聞，因為人們只想眼前的事物，而忘了曾經看到的事物。雖然說前任統治者垮臺了，但是他政權中最本質的一些東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雖說死亡了，但他的行政機構卻繼續活著。在這之後，人們多次想推翻之前的專制政府，但所達到的效果，都只不過是將一顆自由的頭顱安放在另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罷了。

從大革命開始直至今日，人們多次看到對自由的酷愛時隱時現，再隱再現，這樣下去，它將反覆多次，永遠缺乏經驗，如果處理不當，輕易便會沮喪，被嚇倒，被打敗，變得膚淺而易逝。與此同時，最先征服人們的是對平等的酷愛，這種感覺始終存在於人們的內心深處；它與我們最珍貴的感情聯在一起，前一種激情隨著事件的變化，不斷改變著面貌，或縮小，或增大，或加強，或減弱，而後一種激情卻始終如一，永遠以執著的、甚至是盲目的熱忱專注於同一個目標，樂於為使它能得到滿足的人犧牲一切，樂於為支援和討好它的政府提供專制制度統治所需要的習慣、思想和法律。

對那些只願意研究革命本身的人來說，法國大革命將會是一片黑暗，因為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期才能找到照亮這場大革命的燈火。對舊制度中的法律、弊端、偏見、苦難或者偉大，如果沒有清醒的認識，那麼自社會衰亡以來的60年間，法國人的行為對他們來說將會成為一個永遠的謎。如果不深入到法蘭西民族的性格中去，即便能意識到其中的問題，也無法將其解決。

當我深入到這個民族本身時，我才發現這次大革命比法國歷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加讓人驚訝不已。它在行動中充滿了對立，愛走極端，任由感情擺佈，而不是由固有的原則進行指導。它的一系列結果總是出人預測，或是變得更好，或是變得更壞。這個民族的主要性格特徵是保持不變的，因此，即便在兩三千年前人們為它所勾畫的肖像中，都能辨別出它現在的模樣；但是，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惡又是變化多端的，到最後就連它自己都認不出自己所變成的樣子。有時，剛剛做過的事情，它也會忘掉；當它不受他人干擾獨處時，它最喜歡深居簡出，因循守舊，可是，如果這時有人硬把它從家中和習慣中拉出來，它什麼也不會怕，可以隨時準備走到天涯海角；它的性情桀驁不馴，並不適應自由正規的新政府，而是有時候非常適應君主的專橫甚至強暴的統治；今天它可能還是堅決反對，明天它卻變得俯首帖耳，即便最善於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塵莫及；只要沒有人反抗，它會十分溫順，一根紗線就能牽著它走，可是一旦什麼地方出現反抗活動，它也會無法控制；它總是會誤導主人，主人要麼過於害怕它，要麼會一點兒也不怕它；它是如此自由，決不會被奴役，也是如此奴化，再無力量突破桎梏；它對一切事物似乎都感興趣，其中最感興趣的是戰爭；它崇尚機遇、暴力、成功、才華和怒吼，勝過真正的榮譽；它長於英雄行為，而非德行；它依賴天賦，而非常識；它最適合去設計規模巨集大的計劃，而不適合去圓滿地完成偉大的事業；它是歐洲所有民族中最閃耀也最危險的民族，天生就最適應變化，時而令人欽佩，時而令人仇恨，時而使人同情，時而令人恐懼，但絕不會讓人對它漠不關心，請問世界上有過這樣一個民族嗎？

只有這樣一個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徹底、迅疾，而又如此充滿反覆、矛盾、對立的革命。因為本書中我所講述的那些原因，所以法國人進行了大革命；但是必須要承認的是，我所說的所有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在法國以外發生的類似的大革命。

寫到這裡，我想我已快要接近這場值得紀念的大革命的門檻了。但是，我並不想走進去看看，或許不久之後我會走進去。到那時，我研究的內容將不再是引發這場革命的原因，而是對革命本身進行考察，最後，我想做的是大膽地評判大革命所產生的新社會。

本文节选自《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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