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是一个谎言
——兼论美国民主和中国民主的差异
〔阿根廷〕阿蒂利奥·博隆著
楼宇译
［摘要］诸多西方学者常使用“资本主义民主”这一表述，容易让人误以为民主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民主资本主义”这一表述更接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民主的功能和效力不能中和、更不能消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不可逆转的反民主的结构。以美国为首的所谓民主国家是一种混合政体，外部特征呈现民主表象，但其内核却具有反民主的特点。自诩民主典范与“人权捍卫者”的美国，擅长采用双重标准，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胜枚举。中国的政治体制，符合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特点，也符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能有效保障人民享有基本人权，增进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福祉。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实质性的民主，中国倡导的民主是一种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关键词］民主 美国民主 中国民主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关于民主有诸多定义，在我看来，最能概括这一概念的当属亚伯拉罕·林肯所言之“民有、民治、民享”。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通过其政治代表行使国家管理的职能，旨在为人民谋求最大的物质和精神福祉。一直以来，美国自诩民主的样板与典范，与此同时，美国一再给中国贴上“不民主”的标签。那么，美国和中国的民主状况到底如何呢？
尽管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不遗余力地鼓动宣传，但民主实际上已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一再削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已引起学界普遍关注，涌现出一批探析两者矛盾关系的著述，如美国和加拿大双国籍学者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著《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英国政治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所著《后民主》（Post.democracy）、美国政治学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 S. Wolin）所著《民主大公司：治理民主与颠倒极权主义的幽灵》（Democracy Incorporated：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英国学者希拉里·温莱特（Hilary Wainwright）所著《再兴国家：人民民主的实验》（Reclaim the State: Experiments in Popular Democracy）以及本人拙著《密涅瓦的猫头鹰背后：世纪末资本主义市场与民主的对抗》（Tras el Búho de Minerva.Mercado contra democracia en el capitalismo de fin de siglo）等。上述学者中，科林·克劳奇所持观点最为悲观。他深刻揭示了资本积累与民主之间的矛盾，并断言民主的时代已然终结。另一些学者，如葡萄牙社会学家博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希拉里·温莱特和笔者等，则走得更远，认为应当建立一种新的后资本主义民主模式。换言之，就是要使民主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德索萨·桑托斯对此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民主是否可以在资本主义内部实现“民主化”或获得“重塑”？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正如德索萨·桑托斯所言，“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消失，民主不再是一种有助于推进社会再分配的制度，而是开始变成一种破坏社会再分配的制度……这种与社会再分配无关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并无任何冲突。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的另一面，是最适合那些软弱的政府的政治形式”。之所以产生这种对资本主义民主前景的悲观情绪，是基于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资本主义与民主的斗争可以追溯到其诞生之初，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场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才极不情愿地承认了民主。当然，为了得到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和欧洲财阀的认可，民主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它不得不放弃平等和解放这两面大旗，将自己转变为一种无害的政治权力组织形式。换言之，民主的目的不再是试图改变现有的权力和财富分配，以实现多数人的福祉，而是旨在巩固那些少数富人的统治，并赋予其新的合法性。这类政府虽然是由普选产生的，但实际上，少数富人才是其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受益者。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种无害的政权称为“低强度民主”，或称之为“财阀”或“寡头”。令人惊叹的是，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就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毛泽东的著述中也不乏对民主的真知灼见，以及诸多极具预见性的观察。毛泽东对民主的观察自然与中国当时的国情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观点深刻而精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所谓民主国家的弊端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凸显。一直以来，那些所谓的“主流”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和许多激进派学者经常使用“资本主义民主”这一表述。有人认为，通过给“民主”一词上加上形容词“资本主义的”就能暗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但我认为“资本主义民主”这一表述并不恰当。这种说法意味着对经济、公民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一种“黑格尔式的颠倒”。正是在这种表述下，那些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一再重申他们是“民主社会”的代言人，从而导致民主被“偶然”或是“或然”地冠上了“资本主义的”这个形容词，并让人误以为民主就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民主恰恰是几个世纪以来民众反抗贵族和君主制以及与资本家的统治作斗争才换来的成果。然而，资产阶级却通过一系列谎言和操控来阻止或拖延民主的胜利。依我之见，使用“民主资本主义”这一表述比“资本主义民主”要准确，要更接近美国等国家的实际情况。“民主资本主义”既强调了民主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定期和“自由”地选举以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等，同时又突出了无论民主多么重要，归根结底，民主不过是一种政治形式，其功能和效力不能中和、更不能消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不可逆转的反民主的结构。这种“民主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家的独裁。换言之，即便采用了民主这种政治形式，藏在民主之下的其实是资本的专制主义。事实上，只需回顾那些自诩世界民主的“导师”和“守护者”的西方国家的财富积累和财富集中的可耻过程，就足以发现所谓的民主国家并非像它们标榜的那样。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混合政体，外部特征呈现民主表象，但其内核却是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具有反民主的特点。此外，当某些事件的结果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和利益时，财阀及其盟友就会毫无顾忌地进行干涉。例如，2015年在希腊就上演了这样一幕。当时，绝大部分希腊民众反对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驾马车”推动的协议。但是，迫于这些方面施加的压力，时任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最终选择将民众的意愿置若罔闻。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美国为了达到其目的，屡屡公开侵犯拉美国家的民主，甚至多次策划军事政变，如1964年在巴西、1966年在阿根廷、1973年在智利和乌拉圭等。1965年，美国更是直接派遣军队对多米尼加进行武装干涉。一直以来，美国的统治者均以世界民主的“领袖”自居。那么，美国的选举制度体现了民主吗？极具讽刺的是，不论是1878年的美国宪法，还是后来颁布的27个宪法修正案都没有出现任何“民主”或是“民主的”字眼。造成“民主”缺席的原因显而易见：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未想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因此，美国“国父们”以多种方式阻止民主，诱导民众对政治冷漠，如特意将投票日设置在非节假日。在美国，投票不是强制性的，而且民众行使投票权的过程一直极为复杂，导致贫困阶层的民众参与度不高。在历史上，大多数美国黑人的选举权被剥夺，实际上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黑人才真正开始享有选举权。美国女性于1920年获得选举权，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们才开始大规模参与投票。美国的投票制是一种间接投票制度，即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全美国只有56%的民众参与投票。根据计票结果，希拉里·克林顿获得约6585万张普选票，特朗普获得约6298万张普选票。但由于特朗普获得的选举人票要高于希拉里，所以他最终当选为美国总统。换言之，在民众投票中失利的人却成了美国总统。美国的统治者们，这些自认为是世界民主的导师、法官、监督员和审讯员的人，热衷于评判谁民主，谁不民主，哪个政府独裁，哪个政府民主。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令人悲哀的是，每一任美国总统，上至西奥多·罗斯福下至现任总统拜登，他们都延续着这种可悲的传统，对“美国是救世主”这一荒谬的理念深信不疑，坚定地认为美国是“天选之国”，秉承“昭昭天命”，要将民主、正义、自由和人权带往世界各地，直至最遥远的角落。受救世主理念的驱使，美国政府和财阀精英对世界人权状况佯装关心，且乐此不疲。美国不仅自诩“民主领袖”，还自称“人权捍卫者”。然而，现实情况是，自诩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已成为上演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的舞台，发生在美国境内外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胜枚举。本人与安德莱娅·弗拉胡斯奇（Andrea Vlahusic）合著的《帝国的阴暗面：美国侵犯人权的事实》（El lado oscuro del imperio: la viola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por Estados Unidos）一书，对此问题有详尽的阐释。美国及其拥护者似乎忘了美国是人权纪录非常糟糕的一个国家。这个自称“人权捍卫者”的国家，从未批准几项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条约。产生这一悖论的主要原因就是华盛顿擅长采用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通过多个国际条约和协议来控制和干涉那些第三国的国家主权。但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侵犯美国的国家主权。这就是白宫在遵守国际条约和履行国际义务方面的表现如此糟糕的原因所在。众所周知，美国拒绝接受任何有可能对其主权造成哪怕极其微弱影响的国际法律协议。多位学者反复强调，美国宣布退出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我们应该记得，华盛顿曾故意拖延并试图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制定相关规约。该法院拥有审判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管辖权。因此，一旦出台相关规约就意味着要将一些权力移交给一个国际机构，而且，美国也会失去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控制权。一开始，美国积极参加了在罗马国际会议框架下进行的各项审议，参与讨论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并共同撰写了构成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若干草案。但当《罗马规约》获得大部分国家的赞成时，美国却处处阻挠，并决定搁置该项目，因为美国永远不会接受任何束缚其在国际舞台肆意施展拳脚的条约。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的观点最能代表美国右派和大部分机构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看法。在一场听证会上，赫尔姆斯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实际上就是一个怪兽，我们有责任在它逐渐成长并吞噬我们之前将其肢解！”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这个被赫尔姆斯称为“怪兽”的机构，并不是一个旨在侵犯国家主权的法院，其职能恰恰是防止国际社会上那些严重的罪行得不到惩罚。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充满敌意，处处对抗。2002年，就在《罗马规约》生效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美国军人保护法》（American Service.members.Protection Act），明令禁止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及包括法院和执法机构在内的各机构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援助，禁止将任何美国公民从美国移交到国际刑事法院等。此外，进一步授权美国总统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解救国际刑事法院或应其要求而被拘留或监禁的美国公民。一些不可救药的天真的人或是无知的人或许会对上述事件持怀疑态度，但事实上，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皆是。试问，我们能对那么多的事实做到视而不见吗？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批准国际公约数量最少的国家之一，因为华盛顿认为那些公约有损美国的国家主权和它作为超级大国的利益。1997年，美国拒绝签署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京都议定书》，理由是那些条约将对美国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特朗普对《巴黎协定》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至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2015年索马里成为该公约第196个缔约国。由此，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国家没有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那就是美国！更有甚者，正如美国知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指出的那样，在美国政府批准的极少数条约中总有一个保留声明，类似“未经美国同意，该条约不适用于美国”。虽然国际法不允许提出这类保留声明，但美国依旧我行我素，并试图将其强加于人。换言之，条约本身的目的和宗旨对美国而言形同虚设，只有在帝国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美国才会同意那些条约。纵观国际上构成人权保护体系的最重要的那些多边条约，美国的表现如何呢？联合国大会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和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美国均未签署。于1976年生效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要求缔约各国承诺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男性和女性享有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健康权、教育权以及有权为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等。1977年吉米·卡特签署了该条约，但至今尚未得到批准。具体到美洲区域性人权体系，美国也没有批准《美洲人权公约》（Convención Americana sobre Derechos Humanos）。该公约于1969年出台，是整个美洲人权保护体系的基石。1977年，吉米·卡特签署了这项协议，但此后该公约从未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美洲人权体系中还包括1959年成立的美洲人权委员会（Comisión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其主要职责是监督美洲国家组织所有成员国遵守和执行所规定的人权保障义务。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只要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就必须遵守其人权义务，并履行相关职责。正因如此，美洲人权委员会已经向美国发布了多份报告，谴责其违反国际人权义务。遗憾的是，白宫对那些报告统统不予理会。鉴于其一贯蔑视国际规范的做法，美国也没有批准美洲人权体系框架内的其他人权条约，如1985年出台的《美洲预防和反酷刑公约》（Convención Interamericana para Prevenir y Sancionar la Tortura）、1994年出台的《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Convención Interamericana sobre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 Personas）以及同年出台的《美洲防止、惩罚和根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公约》（Convención Interamericana para Prevenir, Sancionar y Erradicar la Violencia contra la Mujer）等重要条约。在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科学界，传统的观点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或独裁国家。鼓吹这一谬论的并非只有美国学者，还包括众多美国的政治家和历届总统，美国现任总统拜登自然也不例外。实际上，这是学术界接受了政府及其无数情报机构和政策决策机构灌输的思想，并将之推而广之的典型例子。美国的国家机器规模庞大，错综复杂，仅情报机关就有16个分工不同的单位，其中以中央情报局最为出名。实际上，美国政府遭受的许多挫败都源自那些机构提供的不同的、而且经常是互相矛盾的情报信息。有时，这些情报机构甚至公开对抗，相互指责。于美国学术界而言，民主成了多党制的同义词。换言之，一个没有多种力量竞争的政治制度就被视为独裁政权。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除了中国共产党外，还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八个党派。然而，美国对之视而不见，断然否认中国存在统一战线的客观事实，将中国描述为“一党制国家”。这一做法与美国对古巴的做法如出一辙。毫无疑问，美国这种将中国归入“一党制国家”并将之等同于“独裁国家”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一方面，美国政府及其散布全球的拥护者并没有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采用相同的标准。美国处心积虑地将中国、古巴、越南等国的执政政权妖魔化为独裁政权。但是，美国却从不谴责沙特阿拉伯的君主制。面对一些海湾国家的暴政，美国也是如此。在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政党也是被禁止的。但美国的统治者对这些情况毫不关心，他们只是把中国视为“眼中钉”，恶意抹黑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对“民主即多党制”这种简单机械的划分也无法令人信服。所谓“选择的自由”是自由主义传统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远比存在多个政党重要。但是在美国，实际情况如何呢？就在最近一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在50个州的选举人团中展开角逐，另外还有来自自由党、绿党和宪法党的三位候选人在至少10个州的选举人团中参与竞争。然而，只有特朗普和拜登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媒体的报道以及竞选资金的支持。在某种程度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是否代表了轮流执政的利益联盟呢？诸多实证性证据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更多是聚焦于个人主义、领导力和一些边缘问题的争论，但所有问题均在同一个社会联盟内部解决。一言以蔽之，美国的实际情况就是一种不存在轮流的轮流执政。早在2008年，诺姆·乔姆斯基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其观点可谓鞭辟入里。《明镜周刊》的记者问乔姆斯基：“在您看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实际上代表的是同一个政治纲领，只不过略有不同而已？”乔姆斯基答道：“两个党派当然会有些差异，但都不是根本性的分歧。谁都不应该抱有丝毫幻想。究其本质，美国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其执政党就是商业党。”中国民主的特点是，不论是在多样化的组织机构层面，还是在中央和地方以及企业等，都有广泛的参与度。中国的政治体制形式，符合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特点，也符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进程，能有效保障每一位中国人享有基本人权，能确保中国抗击贫困，在卫生、教育、住房、文化等领域投入大量资源，以增进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福祉。有些人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国有可能只顾追逐商业利益而忽视人民福祉。但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不会在中国发生。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私有公司和资本的力量，而在于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在中国，私有企业和资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领导和有效管理下有序运行的，企业和资本的发展及收益是在全社会进行分享和分配的。中国的民主制度确保企业服从于国家利益，服务于人民福祉。与之相反，在美国，则是国家利益服从于企业的利润动机和盈利能力。2021年12月9~10日，美国以线上形式召开由其主导的所谓的“民主峰会”。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谎言峰会”。拜登不过是借召集“民主峰会”来“检阅”盟友，看看哪些国家会与美国站在同一阵营，联合抵制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美国堂而皇之地邀请台湾参会，公然挑衅中国。拜登政府宣称，之所以召开峰会主要是基于三点：遏制独裁政权或专制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打击腐败；促进人权。可笑的是，美国在这三方面的表现即便称不上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一败涂地。试问，这样一个国家有何资格去评价其他国家的民主和人权呢？美国举办的这场“民主峰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是对全世界成千上万努力建设民主的民众开了一个糟糕透顶的玩笑。美国试图按自己的标准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大阵营，是一种公然挑动分裂和对抗的行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令人惊叹的改善。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这充分说明，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实质性的民主，中国倡导的民主是一种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美国，虽然口口声声说着民主，但几十年来，美国国内饱受贫困之苦的人、被驱逐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和被囚禁的人的比例却不断攀升。在国际层面，美国肆无忌惮地推行单边主义，导致国际关系日趋紧张，挑起了无以计数的战争、政变、政治谋杀和暴力镇压，给多国民众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被誉为“南美解放者”的委内瑞拉政治家、思想家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在思考获得独立的拉美国家应采取哪种政府形式时指出，最完美的政府制度莫过于能创造最大程度的幸福、能提供最大可能的社会安全和能保障最大程度的政治稳定。玻利瓦尔这句经典论述是对民主的绝佳诠释。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深陷危机的美国和取得瞩目成就的中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和中国的民主实践效果如何，不言自明。作者：阿蒂利奥·博隆（Atilio Boron），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阿维亚内达国立大学教授
译者：楼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阿根廷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