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郑智明 著 刘波译：敦煌文献近代题跋分析

敦煌文献近代题跋分析^[1]

〔美〕郑智明（Justin M.Jacobs）著  刘波 译

一个多世纪以来，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丰富的艺术和文献宝藏，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揭示了公元第一个千年定居或途经沙漠绿洲敦煌与圣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的人们的生活。1900年出土后三四十年间流散世界各地的这些文献，也经常被学者们用来弥补古代史料对相邻的中原地区、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及中亚地区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记载缺失。然而，有一个学术领域尚未受益于对17窟出土文献的周密分析：中国近代史。

这句话可能会让任何熟悉17窟出土文献的人感到惊讶（图1）。这批文献超过4万件，其中有宗教绘画、佛经、宗教仪轨、世俗文书与书信、官文书等。所有这些文献都是在公元405年到1002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制作或进行最后修改。在11世纪早期的某个时间，17窟被封闭在16窟的甬道之外，然后在接下来九个世纪被遗忘了。那么，17窟出土的文献如何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呢？要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考察20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和官员们在敦煌文献上添加的近代题跋。

图1 伯希和1908年进入时“藏经洞”（即今编号莫高窟第17窟）的状况。[2]

许多敦煌文献都有落款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古代题记。这些前后题记书写于文献制作的同一时期或稍晚。近代题跋与之不同：它们是在原始文献制作900多年之后添加上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间隔往往更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在17窟文献在中国境内流传的早期，亦即自封为莫高窟看守人的道士王圆禄（图2）于1900年打开17窟之后的数年或数十年间，被添加上去的。在今存的近代题跋中，最早的落款为1910年，最晚的则为1952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精英撰写的题跋，绝大部分都添加在中国私人收藏的敦煌文献上。换言之，外国学者和考古学家从甘肃和新疆带走的数以万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早在它们有机会成为题跋对象之前，就入藏了西方和日本的各博物馆中。当然，这是符合情理的：一旦被外国人发现或获得，这些文献就会被打包装箱，隐藏起来，并迅速运出国境。然而，近年来发现，中国以外收藏的一些文献也带有题跋。这些题跋是中国收藏者早年添加的，之后随写卷一起出售给了外国收藏者。在本文中，我将仅分析那些留在中国境内、从未落入外国学者或收藏家之手的敦煌文献上的题跋。

中国收藏家手中的敦煌文献往往有收藏家或其密友、同好在同一时期题写的题跋（图3）。这些文献的完整影印本可以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出版的五种主要敦煌文献图录找到。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部多卷本图录，刊布20世纪收藏和保存在中国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其中包括上海博物馆、[4]北京大学图书馆[5]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6]的馆藏。在随后的十年里，又有两种其他出版社的图录出版：甘肃省多家收藏机构[7]和北京的中国书店[8]所藏敦煌文献。

图3 莫高窟17窟出土古代佛经所附近代题跋样例。左侧为许承尧题跋三行，右侧为《佛说佛名经》末段。[9]

本研究探讨的几乎所有题跋都出自这些图录中的某一部。尽管这些图录都质量优良，但是题跋本身都是用一种从未打算出版的草书体书写，极难阅读。图录的编者们为其中一些题跋提供了录文。然而，大多数题跋仍然只能阅读原文。本文的其余部分将展示，敦煌文献所附近代题跋为备受历史学家关注的20世纪初期众多研究领域打开了一扇难得而宝贵的分析窗口。其中包括：民国时期（1912—1949）儒家精英在文化方面的优先考虑事项、中国境内对17窟文献流散的最初反应、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建立前的中国文物流通模式，以及可能最有趣的是，为提高伪卷的市场价格而采用的欺骗手段。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五家机构的收藏品中，最早的题跋真迹1910年出自清朝官员赵惟熙之手（图4）。[10]这是一个相对较晚的时间，距离王圆禄首次发现17窟并开始从中精选样本赠送甘肃西北部的清朝官员已经整整十年。虽然我们不知道王圆禄送了多少敦煌文献给官员们，但是我们知道，有关这些馈赠的消息在官场迅速流传。早在1903年，著名官员、学者叶昌炽就在日记中提到了敦煌文献，他在前一年收到了另一位官员赠送的出自17窟的四件《大般涅槃经》写卷。在1903至1904年的两则日记中，叶昌炽透露，数量不详的敦煌文献已经成为敦煌知县汪宗翰，当地军官恒介眉、张篠珊和玉门训导王宗海的财产。此外，安肃道台廷栋也有少量收藏。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分别在1907年和1908年见到了王圆禄送给附近官员并被他们向西北最远带到乌鲁木齐、向东南最远带到兰州的敦煌文献。[11]

图4 清朝官员赵惟熙1910年题写在经甘肃前往乌鲁木齐途中所得《大般涅槃经》上的这则长篇题跋，是现存最早的敦煌文献近代题跋。[12]

鉴于之后几十年间中国收藏家频繁地在敦煌文献上添加新的题跋，看起来很奇怪的是现存最早的近代题跋出现在1910年——那是在王圆禄开始把它们当作礼物送出并希望为修整莫高窟争取捐款之后整整十年。这些文献经历了什么？在对17窟文献流散历史的概述中，荣新江[13]揭示，早期流散的文献很少留存至今。现存题跋中显示出来的证据，或许可以提供解释其原因的线索。简言之，清末民初的儒家学者和官员看待敦煌文献，不同于斯坦因和伯希和等的西方考古学家的观点——应该被置于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或研究机构的文物。相反，他们将其视为服务于收藏者私人关系网中各种社交、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古董。

让我们从社交开始考察。每当清朝官员得到一件出自敦煌的古代写卷时，他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一次社交聚会上展示它。据一件《大般涅槃经》所附赵惟熙1910年的题跋（见图4），我们得知这个经卷是“镇军柴菘亭洪山招饮”[14]时送给他的。另一件《大般涅槃经》所附郑沅1911年写下的题跋指出，主人“出示所得敦煌石室北周建德二年写经卷子，此一千三百四十年纸本也”。然而，写本的古老年代并没有阻止人们附加更多的题跋，这则题跋后面是同时观赏的9个人的姓名。在接下来的十七年里，这件经卷又增加了六则题跋（图5），最后一则由著名政治家、学者马叙伦写于1928年，他表达了阅读这件经卷时的极大喜悦[15]。

图5 《大般涅槃经》所附的一系列题跋。[16]

许多其他写卷也展示了相似的生命史。无论保管得多么精细，显然几十年间它们一直被反复展阅和卷收。酒泉前知事程宗伊在题跋中回忆“炳然先生出此卷共阅”。[17]许以栗对袁文白表示感谢，袁“曾官玉门县，距敦煌只百里，尝以所得石室残经数种见示”。[18]每展阅一次，都会给已经一千多年的写卷造成难以察觉的新磨损。最明显的事例来自题跋本身，每则题跋可以长达数百字。在一件《佛说佛名经》上，许承尧记录了藏家要他在写卷上撰写题跋的请求（“索题”）。因此，许承尧在他的长跋（图6）末尾写道：“不觉絮絮。”然而，许承尧并没有喋喋不休到让后来者找不到空间写下自己名字的地步。最后几则题跋的落款是1947—1948年，包括另外13位受邀观赏经卷的人的签名。[19]

图6 到1947至1948年，这件《佛说佛名经》已经积累了不同藏家的十三位友人的签名。[20]

在观赏写卷时，收藏家和他的客人们竞相展现其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这样做的最好途径，就是品评古代文人墨迹的史料出处和艺术价值。赵惟熙在《大般涅槃经》第三则题跋（图7）中说：“昔人评书，谓‘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多姿’，吾于此卷亦云。”在他的第一则也是最长的一则题跋中（见图4），赵惟熙形容写卷“字体光圆秀劲，结构紧严”。在几行同样华丽的文辞之后，赵惟熙计算了字数：“全卷共四百六十五行，都七千七百八十八字。”赵接着说：“一气贯注，尤为难得，以一字一珠计之，当不止盈斛也。”[21]1912年，长期在西北做官的段永恩将吐鲁番文书上的文字描述为歌舞表演，“如霞裳羽衣，婀娜有致”。[22]

两年后，新疆官员、学者王树枏谈到出自吐鲁番的一件《首楞严三昧经》写本（图8）时说，“此书纯用隶法”。王树枏以空灵的语言描述了其书法风格，提醒未来的题跋读者，13、14世纪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即赵子昂）曾学习过这种书体，最后宣称它的每一个字都“可以疗饥”。[24]1921年，酒泉知事程宗伊将友人所藏《妙法莲华经》的书法描述为“结构紧严，精神团结，墨色纸色，俱臻绝顶，洵唐经之最佳者，虽非全璧，然吉光片羽，亦可宝诸”。[25]

图8  清朝著名官员、学者王树枏的一则题跋，写于吐鲁番出土《首楞严三昧经》之末，展现了王树枏对中国古代书法风格的鉴别和评价能力。[26]

1941年，一件《金刚经》写本辗转流落北京海王村书肆，它附有两则题跋（图9），用高超的语言描述了它的书法。一个署名秦裕的人评论其“书法精严”，将其比喻为炉火纯青。接着是启功的一则题跋，他将其书法比喻为彩虹。[27]宋小濂应邀在北京观赏了前新疆财政官员梁素文的大量藏品，他用瑰丽的语言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在1913年感叹道：“如入宝山，五光迸露；如游佛国，万念消除。美矣，侈矣，叹观止矣！”[28]一些佛经因蕴含宗教力量而备受珍视。赵惟熙在1910年题跋中描述了他所藏《大般涅槃经》的真实的精神力量。赵惟熙在他的第二则题跋中写道（图10），在极度孤独的时候，他发现所藏敦煌写经能驱走恐惧和焦虑。“静对久之，则六欲尽去，八垢皆空。关佛力欤，关文人慧业欤？”一个星期以后，赵骑马出去打猎，成功猎获“黄羊一、雉二”。那天晚上，他“展此卷读之，顿觉身心清爽，不惟悦目，且可借以忏此番罪案也”[29]。叶昌炽也相信，佛陀的力量隐藏在一幅从敦煌得到的观音画像中。他在1904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其帧仅以薄纸拓，而千年不坏，谓非佛力所护持邪？”[30]

图9(左) 《金刚经》书法评论。[31]

图10(右) 在左右两侧的两则题跋中——与他强调古代书法学术批评重要性的题跋并列（见图7）——赵惟熙讨论了敦煌写经蕴含的精神力量。[32]

尽管敦煌文献的美学、文学、精神特质不断得到高度评价——甘肃前省长陈季侃曾在一则题跋中称之为“天壤间瑰宝”[33]——它们最早的中国主人却非常愿意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同事或朋友，以期获得他们的好感。有时，为了从一件写卷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交和政治利益，他们甚至会把写卷裁成数段，以取悦多个朋友和赞助人。一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写卷的多则题跋记录了它不断缩小的窘迫命运，其中有些题跋未署日期。第一则题跋的作者许以栗（图11）在1930年写道，从他卸任甘肃的官职回到东部沿海的那一刻起，他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写卷便开始缩短。就在那时，“同好友人争相割裂”。最后，许以栗写道，“仅余此断简”约七百多字。然而，这件写经的坎坷命运还没有结束，最后一块残片后来送给了冯司直，他又把它送给了张子英。[34]

图11　许以栗在这则1930年题写于敦煌所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题跋中（右起第四、第五行）说道，他从甘肃回到内地后，他的朋友们“争相割裂”，以至于“仅余此断简”。[35]

因此，难怪中国学者和官员们收藏的早期流散于中国的敦煌文献很少保存到今天。正如上文引述的题跋所示，每一件已经使用和保存了一千余年的写卷或绘画，都被进一步用于各种社会和政治目的。毫无疑问，收藏者每次展示它们时都会小心翼翼。然而，事实仍然是，几十年来的谨慎保管和题写跋识，以及在收藏者漫长而流动的仕宦生涯中不断展阅和卷收，不可避免地对这些写卷造成了损害。

最后，无论早先的收藏者如何反复警示他们的后代不要出售写卷，当情况变得足够糟糕时它们仍会被售出以换取资金。赵惟熙在1910年题跋的最后几行留下了这样的警示（见图4）。他写道：“镇军嘉惠，曷可忘哉。吾子孙其永宝诸。”[36]不幸的是，赵的后代没有这样做。随后的题跋表明，赵的《大般涅槃经》写卷至少又经过两位收藏者之手，最后流落在北京海王村书肆。

曾任甘凉道尹的许承尧在任内获得了二百多件敦煌写卷，1944年，他在朋友收藏的一件《佛说佛名经》上写下一则题跋，反思了其所藏写卷的悲惨命运。他写道：“予所有亦散佚，幸存无多。”[37]在前一年的另一则题跋上（图12），陈季侃感叹他曾经频繁经手的敦煌写卷已经稀如星凤，“犹忆在陇时朋辈与余竞购者，所藏多已散亡”。[38]

图12 1943年春，陈季侃在《大般涅槃经》卷末感叹敦煌文献的流散。[39]

对于中国学者和官员没有得到的那些敦煌文献的命运，题跋中包含有大量的评论。这些评论可以分成两类：斯坦因与伯希和1907—1908年探访17窟的描述，以及1909年将大约8000余件写卷运到北京。

在现存最早的题跋中，赵惟熙有一则长篇大论，记述17窟文物文献最初如何被发现以及有多少最终落入外国人手中（图13，又见图4）：

图13 赵惟熙关于外国人移走敦煌文献的记述。[4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后题跋中反复出现的此类评论的几个特点：赵未提及姓名的斯坦因被视为德国人；第17窟发现年份的错误；令人惊讶地缺少对外国考古学家所作所为的道德评判；以及对当地清朝官员的声讨，他们和王圆禄一起对17窟文化宝藏的大量流失承担首要责任。

这些题跋的作者从未记录斯坦因的姓名。然而，他们详细讨论了伯希和的行为，并经常把他和斯坦因的到访混为一谈。这可能是因为伯希和与斯坦因不同，他会说汉语，且与许多清朝学者和官员用中文书信保持联系。[42]1911年1月，赵惟熙在其所藏《大般涅槃经》的第五则题跋（图14）中指出，伯希和夺取并带走了其中的精华（“攫其菁英”）。他接着形容这些写卷全部运往法国是“吾人之大耻”。[43]同年，王仁俊在一件《大般涅槃经》上写道，三年前从伯希和处抄录了一批敦煌文献，编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五卷。[44]

图14　赵惟熙在《大般涅槃经》众多题跋中的一则中感叹伯希和“攫其菁英”（左起第四行），并形容这些写卷全部运往法国是“吾人之大耻”（左起第三行）。[4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大量写卷的流失可能会让人感到刺痛，但是拿走写卷的人并没有受到特别的指责。1944年，许承尧用叙述而不是批评的语言，描写了这些令人痛苦的外国攫取：“最先为英法游士捆载去。”[46]1943年，在另一件《大般涅槃经》的卷尾（图15），陈季侃痛惜三十年前“吾国官民不知爱惜”。然后，他将斯坦因与伯希和到访敦煌合并为伯希和的单独访问，并写道：“丁未（1907）岁，法国文学博士伯希和自新畺驰诣石室，贿守藏道士，检去精品数巨箧。英人日人继之，咸大获而归。”[47]

正如陈季侃题跋最后一行所言，大多数攫取敦煌文献的外国人都没有被点名批评。他们只是充当了一场文化悲剧的人物背景，不知姓名的中国替罪羊扮演了这场悲剧的主角。1911至1914年间某个时候易顺鼎书写的《大般涅槃经》一则题跋（图16），似乎发现了两个罪魁祸首：敦煌和尚和清朝官员。他写道：“虽免红羊烧牧火，不逢绿駬献河宗。贾胡捆载更西走。”他接着指出，“学官辙取几骆驼，余者充薪或覆瓿”。这则题跋的最后一行（图17）将注意力转移到未点名的王圆箓：“山僧卖与贾胡去，何日归君九叠屏。”[49]

图16(左) 1911至1914年间的某个时候，易顺鼎在一件《大般涅槃经》上附加了一则题跋，他描述了敦煌写卷的命运。[50]

图17(右) 图16题跋的作者易顺鼎想知道敦煌写卷何时回到中国。[51]

虽然这些题跋的作者大多知道“山僧”把敦煌写卷卖给了外国人，但是他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们似乎也不知道那些在1909年把杂乱无章、命途多舛的大约8000件写卷运到北京的人的姓名。诗人、学者江瀚1914年在一则题跋（图18）中写道，前清学部安排运到北京的那些写卷，“闻其精华之本初到时已先为人攫取”。[52]1944年，许承尧对三十年前运到北京的那些写卷“皆割裂充数”，其中“佳者寥寥”，表示失望。[53]

到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题跋写作的最后十年，一些中国人希望17窟从未被发现。陈季侃1943年在一件《大般涅槃经》卷末（见图12）写道：“苟石室永閟，即再经千年，犹当完好。一入人手，则百十年内可沦夷以尽。证之今日，藏经已希如星凤，其后可知。”像之前的每一位题跋作者一样，陈没有因中国流失了这么多文化宝藏而责怪斯坦因或伯希和，也不认为有人“偷窃”了17窟文物文献。在他看来，写卷是可以拿走的，中国人只是没有得到他们的那一份，“访问在陇时朋辈与余竞购者，所得多已散亡”。[55]

鉴别确凿无疑出自17窟的写卷，以及后来伪造以欺骗潜在买家误以为其出自17窟的写卷，是学者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协助开展这项工作的方法之一，是从近代题跋中寻找更多的线索。这些线索可以在对斯坦因和伯希和1907—1908年到访敦煌的记述中找到。简言之，当任何一则题跋作者笔下关于其中任何一次到访的记述，比那时在中国可以得到的信息更为详细，那么这则题跋便是伪造的，它所附着的写卷也可能是伪造的。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发现了两则证据确凿的伪造题跋，如果其中任何一则是真的，都将成为现存最早的题跋。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题跋的落款时间很早，比赵惟熙1910年的题跋早好几年，我才决定对它们进行更仔细的审视。

在一件《妙法莲华经》卷尾[56]所附的一则题跋（图19）中，一位终生生活在甘肃的官员慕寿祺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这则题跋的落款日期为宣统元年仲春月，即1909年2月。作伪的证据就在这里：在这么早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人对斯坦因获得敦煌写卷的情况有如此精确的了解。在早期的所有其他题跋中，斯坦因被看成德国人或英国人，似乎没有人知道他出生在匈牙利。其他细节——比如藏经洞的容积（竟然以“英尺”表示！）和写卷总量、移走的写卷和艺术品的数量、斯坦因在石窟中交易的确切日期——直到1912年《中国沙漠中的遗址》出版才公之于众。斯坦因在《地理杂志》上发表的初步报告也直到1909年9月才出版，这是该题跋声称写成的整整七个月之后。[58]当这篇报告被匆匆翻译成中文，并收录在罗振玉的《流沙访古记》（1909）中时，斯坦因的中国秘书蒋孝琬的名字，并没有写作“蒋”（如题跋所示），而写成“张叔伊”，[59]这是斯坦因原文“Chiangssuyieh”（蒋师爷）的音译。

换言之，为了提高伪造写卷的真实性以获得更高的售价，一些狡猾的中国商人决定为之添加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关于斯坦因第二次探险的精确概述。但他提供的这份概述的细节，只有在1912年《中国沙漠中的遗址》出版之后才能在中国进行编译——这位撰写者须能阅读英文，这是慕寿祺做不到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骗局，斯坦因“盗取”敦煌写卷的尖锐描述也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这则题跋并非写于1909年，当时中国还没有人将他视为窃贼，而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部沿海的西化中国人采纳了这类将其定为非法的观点之后的某个时候写成的。

第二则伪造题跋是杨增新的，日期是1908年9月或10月。当时杨增新任阿克苏道尹，在他担任新疆省长之前四年。这则题跋没有提及斯坦因1907年到访敦煌，而记述了伯希和1908年的到访。在这件《大智度论》写卷的卷尾，题跋作者不仅完整叙述了伯希和在敦煌的时间——这个时间在题跋日期之前几个月，只有王圆禄和伯希和团队的法国成员才知道——而且提到他后来把十箱写卷运回巴黎；同年晚些时候，他前往上海与中国学者分享新发现的消息；第二年学部下令甘肃官员将剩余写卷运往北京。[60]但是，除非杨增新设法制造了一台时间机器并造访了未来，否则他不可能在题跋所署的时间知道当时尚未发生的事件。

毫无疑问，敦煌文献所附题跋中还有很多尚未揭露的赝品。正如我们所见，敦煌文献近代题跋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证据，它们对多个学科的学者，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都可能是有益的史料。随着中国境内越来越多的敦煌文献被揭示并可供研究，大量的题跋可能会浮现出来。它们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不是。无论这些写卷的真伪如何，那些因为研究需要接触17窟所出文学、艺术和文化宝藏的学者，最好将所有这些近代题跋纳入他们的分析范围。

（致谢：如果没有众多中国学者的帮助，我不可能英译本文研究的近代中文题跋。其中最重要的是叶娃，她慷慨地提供了她的时间和专业知识。我还要感谢Lilla Russell Smith、Judit Bagi、Imre Hamar和Ágnes Kelecsényi接待我参加2019年5月在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举办的“敦煌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这次会议上首次发表了本文的初稿。）

（本文原载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09～226页，引用请核对原文）

（作者单位：美利坚大学；译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宋　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