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旺：白俄阿连阔夫残部安置敦煌始末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攻占圣彼得堡冬宫，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俄国白卫军军官、贵族、地主等，裹挟着大量平民和士兵逃离俄国，逃亡到中国、欧洲和美洲各地，造成了白俄遍布全球的状况，也使得白俄难民救济和安置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问题。逃亡中国的白俄主要是从新疆和东北地区入境，随着大批难民和溃军的逃入，如何对其进行安置成为北洋政府和新疆、东北面临的重要问题。其中，新疆省内的部分白俄被安置到敦煌莫高窟，对莫高窟艺术文物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成为敦煌学“伤心史”上不得不提的伤心往事。关于白俄安置敦煌的背景及其过程，学界虽有一些讨论，但缺乏细致、深入的具体细节。[1]本文以相关档案为主要资料，对白俄安置敦煌一事的始末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

十月革命爆发后，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但俄国境内的反革命势力仍然在负隅顽抗，英、日等帝国主义也派兵从东西两路开进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由于在一战中北洋政府与俄、英、日等国同属“协约国”，因此，北洋政府在俄国革命初期也站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与英、日、俄、法协约，主张助旧党，以攻新党。”[2]1918年8月，北洋政府派遣军队在海参崴登陆，参与武装干涉，“俄人战德损失甚钜，并为该国过激派所袭，偏安海参崴一隅，向我求援，政府随令第九师选派劲旅前往参战。……七年八月拔队出国。”参战部队与苏维埃红军直接对垒，“派队协助俄捷两军驱战过激派，大获胜利。”[3]

在武装干涉的同时，北洋政府极力接济白卫军，扶植和帮助反苏维埃势力，如杨增新在1922年3月1日的《英文中国年鉴内载新疆俄侨情形多系传闻剀切声明以备查考咨》中说：“自俄国革命推翻俄旧政府后，俄旧党败兵又纷至迭来。我国以协约国之关系，对于逃来之俄旧党无不加以优待。”[4]驻在东北地区的北洋军队派军舰在混同江游弋，阻止苏俄追缴白卫军谢米诺夫集团。[5]北洋政府还要求杨增新支持白俄旧党，“助旧党以攻新党”。[6]沙俄旧党领事吕巴提议白卫军向中国借道，“假道伊犁、塔城进攻萨马尔之赤党”，当时北洋政府外交部认为协约国合力剿杀俄国革命，希望杨增新批准借道，但杨增新担心新疆成为俄国新旧两党的战场，他在致伊犁镇守使的电文中说：“新疆向来办事均与中央一致进行，惟俄人假道出兵一事，有不能不熟筹审处者。”[7]杨增新对俄国新旧两党有清醒认识，“若助新党，必得罪于旧党，若助旧党，必得罪于新党。不论得罪何党，均于中国地方不利。”[8]为免新疆的安全受到威胁，杨增新拒绝了北洋政府的这一要求，坚持不干涉主义。[9]他在1920年1月17日给新疆各道尹及伊犁镇守使的电文中说：“俄旧党力难恢复，本督军已逆料于数年以前。故政府与英、日、法协约国主张助旧党以攻新党，新疆独取不干涉主义。”[10]

对新疆威胁较为严峻的主要是白俄溃军的入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俄国白卫军发动猛烈攻击，并取得节节胜利，大批白军从俄国的七河省[11]进入新疆以躲避苏联红军的追缴。据包尔汉回忆：“窜入新疆的白俄主要是1918年8月被红军追剿、陆续败退俄国中亚的反革命将军高尔察克和杜托夫的众部。他们勾结中亚地方上的反革命分子，拼命挣扎，最后聚集到同我国新疆省临近的地带。”[12]面对大量白俄难民及溃兵入境，北洋政府下令，“俄境既有战事，此等难民如未携带军械，确系为逃难而来者，势难立时驱回，自应暂准住留，一俟俄境稍平，再行劝其回国。”[13]

白俄溃兵入境后，并未严格按照中国政府要求解卸武装，由于英、日等国的参与，白俄溃兵不再是简单的难民问题。近代以来，新疆是英、俄、日等列强觊觎的对象，各国在新疆均派有领事或调查员从事殖民侵略活动，白俄溃兵入境后，英、日及俄旧党领事暗中资助溃兵，纠集白俄残部，意图以新疆为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包尔汉回忆说：“当时驻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塔城、阿尔泰、喀什五个地方的帝俄领事，想尽办法支援这部分摇摇欲坠的白卫武力，梦想罗曼诺夫王朝复辟。”英国驻喀什领事艾泽敦也经常为白卫军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14]英、俄等国领事还要求新疆“将俄旧党军官穆哈诺夫放入中国边卡，并要求准其取道喀什由蒲犁逃入印度”。[15]日本利用白俄分子反苏复辟的企图，派驻调查员，积极拉拢联系白俄匪军，资助其破坏新疆的安全。日本调查员还联合旧俄领事，多次劝新疆的杨增新派兵赴俄攻打俄国新党，都被杨增新委婉拒绝。[16]

阿连阔夫部进入我国新疆地区是在1920年4月，但早在1918年底，阿连阔夫就计划从新疆塔城假道赴俄，当时阿连阔夫的职衔是俄国“阿由古斯爱国游击军统带”，他两次电请帝俄驻塔城领事接洽借道之事，但被杨增新拒绝。[17]1920年1月，塔城副将马福明向杨增新报告阿连阔夫抵达塔城，“言词夸大，形色张皇，其为战势不利，可以想见。”杨增新指示其“广为侦探，严守卡隘”。[18]1920年1月19日，阿连阔夫从俄属乌吉尔致电俄国驻塔城领事，称俄旧党“大小军团分占各地，应按两国同盟主义，均到中俄边界处合聚”，希望中国方面“勿留难阻止”。但杨增新认为，“查俄国战争，旧党近已完全失败，俄军统阿连阔夫系属旧党，驻扎俄属乌吉尔，现据探报，该处亦为新党所占。以故败兵难民纷纷逃入中境，加以塔伊一带边境头头是道，每易越卡溃入，无法阻止”，因此要求沿边地方文武“抱定中立主义，依旧严加阻止，若有不听阻止败兵逃入，即当依法解除武装。”[19]当年4月，塔城道尹张键汇报，“俄旧党军官阿连阔夫已经失败，随带卫兵三百余名，……向博罗塔拉一带奔窜。”[20]4月12日，阿连阔夫等人到达塔城附近的红盐池。[21]

杨增新在1921年1月17日给北洋政府的电文中说，“俄旧党败兵军官阿年阔夫带同所部兵弁二千数百人，去夏经俄党追击，由俄边仓卒逃入伊犁附近之波罗塔拉地面，中国守卡兵士不及阻止，夙以人道攸关，未便迫令出境。”杨增新根据国际公法，派遣军队解除了阿连阔夫部的武装。由于波罗塔拉地区距离俄国太近，担心阿连阔夫以新疆为根据地从事反苏活动，因此将阿连阔夫部“除资遣回国外，尚存弁兵七百数十人，分起送省安置，随后由省送赴古城，设法遣送回俄。”杨增新对阿连阔夫的破坏阴谋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电文中说：“该阿年阔夫系属土匪性质，居心叵测，前在省时，即欲暴动，曾于九年一月廿日电呈在案。节经增新切实防范，地方幸未破坏，但在古城迭次查获该阿年阔夫与谢米诺夫勾结，谋为响应。”[22]

谢米诺夫是日本在东北地区扶持的白俄军官，阿连阔夫在新疆曾试图通过日本驻北京公使与谢米诺夫联络，索要军费。杨增新专门将阿连阔夫致日本公使的电文上报北洋政府：

杨增新认为，阿连阔夫自进入新疆以来，“时时以勾结伊塔俄败兵、破坏新疆为目的”，现在与谢米诺夫联络，“其欲与谢米诺夫遥为响应可想而知。”因此，杨增新将阿连阔夫致日本公使电扣留，但“新疆省城现驻有日本调查员两员，难保该阿年阔夫不将此电再托日本调查员转发”。杨增新向北洋政府请示，“如查该阿年阔夫有不轨行为，可否以强硬手段予以相当之对待”。[23]

1921年1月，杨增新得到侦探报告，“古城该阿年阔夫败兵营内忽然发现大宗军械，不知来自何处”，不久即探明，“此项军械系该阿年阔夫从前埋藏俄边境地内之物，由深山小路昼伏夜行，暗中偷运入境，计机关枪二十五架，大炮壹尊，快枪三百数十杆，炸弹一千数百粒，各项子弹均备，矛枪三百余杆等。”杨增新于1月6日下午电饬古城守军防范，并向阿连阔夫交涉，要求其将所运军械一律缴出。阿连阔夫对杨增新的警告和要求置之不理，反而在古城发起暴动，阿连阔夫“登时集合所部，用机关枪两架，正对古城南门安置，不准城门关闭，并派兵持枪于古城东南北三门，向我守城军人猛击”，经过古城守军抗击，“至正月初七日早，该俄兵撤退，始得将东门关闭，地方秩序幸未破坏。”此次暴动，“该俄兵将中国百姓击死二人，俄兵被我军击毙一人，现在该俄兵仍作战备，与我军相持不下”。杨增新在报告阿连阔夫古城暴动的同时，请求北洋政府，“应否请由外交部将该阿年阔夫违背公法，私运军火与谢米诺夫联合起事，公然暴动，不惜破坏新疆地方各情形宣示各国公使，俾知此事真象，藉免谣传失实之处，敬希酌定。并请政府电示机宜，以资对待。”[24]

1月18日，北洋政府收到阿连阔夫在古城暴动的报告后，由外交部答复杨增新称：“阿年阔夫事，迭电均悉。谢米诺夫败后，据称已由日军保护潜逃，其败兵等由黑省解装，后勒令送由绥芬出境。又去年三月间，俄军官高梅果夫带同败兵逃入吉林界内，当由该省解交后，将高氏拘管，将被兵押送出境有案。此次阿年阔夫事，与前两案情形略同，阿氏既极狡悍，绝不能听其在我境内别有阴谋，致贻边患。该氏败兵既不及千人，似可由我分起送回俄境，万一不从，即以武力强制执行。”[25]

为了解决阿连阔夫问题，杨增新“添调兵队赴古，以资勒令解卸武装，如该俄人始终执迷，任意暴动，即予以相当之对待，非达到解卸武装之目的不止。”[26]虽然杨增新向古城增兵，但“该俄兵不肯解卸武装，不日即有战事。默察俄旧党心理，大有与库伦谢米诺夫联合破坏新疆之计划。”[27]2月5日，杨增新向北洋政府报告，经派赴古城军队的极力防御，“击毙俄军官一名，该俄兵始行退散，得以转危为安。自是以后，该俄旧党败兵挖战沟、筑炮台，无日不筹备战事。增新一面善为因应，一面电调东路哈密、巴里坤马步队进扎老奇台，距古城仅八十里，又调省城附近西路各营进扎孚远县，距古城七十里。该俄军官阿年阔夫知我军业已四面调集，一再交涉，始允缴出快枪四十七杆，机关枪三架，手枪十八枝，炸弹二十八个。”杨增新深知其所缴出的武器仅是少数，“隐匿不肯解卸者尚有多数之武装。”阿连阔夫还要求“由古城出境，取道科布多回俄。”但杨增新认为，阿连阔夫在古城，尚有新疆兵力可以牵制，“若武装未能一律解卸，听其直入外蒙，如纵虎归山，更无操纵之术。万一该俄败兵到科布多后，与在科布多之俄兵俄商联合，发生种种牵制行为，其后患不堪设想。”因此请求北洋政府颁发明令，将阿连阔夫部武装全部解除后，才能准其由科布多回国，如不遵从，“增新即以武力强迫，未便再为姑息。”[28]北洋政府收到杨增新报告后，回电杨增新，要求“务将该俄败兵一切武装完全解卸，方许出境”，但对于杨增新颁发明令的请求，北洋政府认为“于外交方面，恐致动人耳目，反多不便，应勿庸议。”[29]北洋政府不敢明发解卸败兵武装的命令，显然是担心引起支持旧党的英国、日本等国的不满。

1918年夏，大批白俄入境时，北洋政府受协约国裹挟，站到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对白俄溃兵多予帮助，并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供应白俄粮料。杨增新说：“中国因协约之关系，对于逃来新疆之旧党败兵事事优待。”[30]阿连阔夫部进入中国以后，“以新疆穷瘠之区，供支该俄败兵粮料柴草，备极优待”，[31]1921年8月，杨增新向北洋政府汇报，“查俄旧党阿年阔夫带败兵至古，自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起，至十年四月九号止，共计壹佰六十五天，所支粮料、柴草，按日取具收据，共壹佰六十五张。又自民国十年四月十号起，至四月底止，计二十一天，共取收据一张，合计支面壹拾陆万柒仟玖拾捌斤捌两，支料壹佰壹拾伍万肆仟叁佰贰拾壹斤，支柴柒拾伍万壹仟壹佰捌拾斤，支草壹佰肆拾肆万捌仟贰佰贰拾斤，又支大米壹仟壹佰斤，收据一张。”[32]新疆为安置白俄溃兵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随着协约国军事干预俄国革命的接连受挫和白俄旧党的连连败退，苏维埃政权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国际形势逐渐发生变化，不少列强开始考虑承认苏维埃政府。1919年10月27日，辛普森向北洋政府报告俄国现状说：“巴黎和会开幕之初，俄国问题即已自然发生，当时英、美两国均主张就已成之局面不加改变，承认过激派管理欧洲俄国之大部，业经一载，必须承认其为一分子；法国对于此议竭力反对，日本亦然，意大利则无可无不可。”[33]

1920年2月，原本竭力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法国政府率先承认苏维埃政府，“法政府议决与俄通商，不论党派，是即各国承认激党之先声。”[34]因此，北洋政府也必须重新考虑与俄国新、旧两党的关系。1920年4月，东省铁路护路军司令部委派咨议邓钧到海参崴双城子一带调查俄国情况，并指示其调查内容一共包括12款，其中第七款即要求其调查“新党与协商国方面彼此相待之情形”，邓钧在调查报告书中说：“自新政府组成后，与我国及美、英、捷克等均极力联络，协商各国亦均默认新政府为政治团体。”[35]1920年4月20日，《时报》发表《我国对俄方针确定说》：“俄国劳农政府，自通牒我国，表示通好后，最近与我国商学各界，复多有通牒往还，极表亲善之意。闻政府近因此事，曾数次召集边防外交当局，讨论对付方针，现已决定有七项办法，惟内容极守秘密，未便宣泄，大致以各国对俄俱变为和协态度，吾国自宜一致。至某国表面虽与俄国时有冲突，然最近亦派代表在瑞典与劳农政府接洽，其手段堪称灵敏。我国与俄邻紧，此事万不容缓办，故已内定手续，按步施行，其撤退驻崴专员一节，即为第一步之表示云。”[36]

为确定对苏俄的外交政策，北洋政府外交部专门致电驻英、法、美等国公使，要求探明各国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态度。9月23日，北洋政府发布《中华民国大总统令》，明令宣布“将现在驻华之俄国公使领事等停止待遇”，[37]即取消了原帝俄驻华公使的外国使节待遇。

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反映到新疆境内白俄问题的处理上。1920年12月13日，杨增新致函北洋政府，汇报“英国派员赴喀为防范德人及俄新党事”，其中指出，“七年七八月间我国因有协约关系，故诸事不能不与英使协商。现在协约国对于俄乱多守中立，新疆防务中国自有主权，不宜再受外人牵制。”[38]点明了以前新疆处理白俄问题受协约国的干涉和牵制，如今形势变化，应当独立自主解决白俄问题。

早在1919年1月，俄国苏维埃政府就派代表至中俄边卡，要求引渡俄旧党逃入伊犁的官兵，杨增新以“不干涉主义”为由予以拒绝。[39]在1920年1月28日给伊犁的命令中，杨增新要求对逃入的俄旧党官兵，“妥为保护，善为待遇”，解卸武装后，“交于俄领即可，在俄领署安置。”[40]1920年2月2日，苏俄代表对新疆地方提出四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即为“引渡旧党官兵及领馆人员”，杨增新认为“万难照办”。[41]1920年3月10日的《时报》发布简讯称：“政府将与协约一致撤驻俄华兵，惟新党要求引渡旧党决驳。”[42]

但随着与苏俄政权接触加深，北洋政府收容白俄并资助粮料引起苏俄的抗议，如1921年初，苏俄代表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喀什噶尔中国当道袒护隐匿该处之俄国白军，并资支助粮料”的质问。[43]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政府与新疆地方不得不对苏俄政权引渡难民败兵的要求予以重视了。

1920年5月1日，杨增新要求塔城道尹张键“速与俄新党交涉，要求宽免其罪。由新党宣布命令，并给与我国以正式公文为凭，以便预为筹划，为他日交还俄败兵地步，此层办法须亟留意。”[44]但中国与苏俄交涉遭到逃入中国的旧党官兵反对，4月16日，在“苏俄政府已颁布赦令”的情况下，杨增新收到塔城道尹张键的报告：“俄旧党军兵自闻中国与俄新党交涉后，即极端反对，招集败兵难民，并发布传单，希图暴动，请饬后路各营迅速开拔以资防范。”杨增新回复张键：“难民未与俄新党打战，并无嫌疑，久留中国不肯回俄，毫无理由，可以强迫执行，派兵押送出境，交付新党收回安置。遣退难民是正当办法，该俄营败兵自不能借口干涉。”[45]杨增新不仅应允了苏俄政府引渡败兵难民的请求，对于存心破坏、不愿回国的白军官兵，还提出“非利用俄新党必不能抵制俄旧党也”，[46]即以俄新党抵制俄旧党的办法。5月14日，杨增新致塔城文武官员的电文中要求：“应联络俄新党，如该俄败兵不遵公法携带武器直入中国境内，即系含有破坏性质，势必结合巴军，或扰乱中国，或进攻新党，中国为维持中俄交际及保守全国边境安宁起见，应与俄新党有条件之联合，互相防范。”[47]

阿连阔夫部原本也不肯回俄，杨增新认为，“阿连阔夫部下逃来伊犁败兵，不肯回国，种种要挟，居心叵测。窃恐密与塔城逃来之俄兵暗中勾结，发生危险。”[48]1920年10月30日，杨增新向北洋政府呈报称：“俄旧党阿年阔夫原统俄兵二万余人，除战败投降新党并逃入伊犁业经解散回国者外，尚存军官约五百余人，随从兵丁约二百余人，马八百余匹。”但在新疆政府开始引渡俄旧党败兵回国，并调重兵监视的情况下，阿连阔夫受日本调查员的煽动借口从外蒙科布多回国，实际意图与库伦的谢米诺夫联合。[49]此时，白俄旧党谢米诺夫正在日本的支持下袭击库伦，妄图策划外蒙独立。杨增新认为，阿连阔夫“野心勃勃，所带军官多在欧战期内久历戎行。若任阿军久留新疆，势必勾结伊塔俄旧党败兵，为新疆之患。若准阿军由外蒙回国，势必为外蒙添无数军官，且与谢米诺夫联合，亦不免为外蒙之患。”[50]因此，杨增新担心放任阿连阔夫从外蒙回国，将会给外蒙带来无穷后患。此外，1921年1月，杨增新还得到消息，古城“查获俄败兵营内红鬍子祁海山一名，据供，俄军官阿年阔夫将来行至蒙古地方要收蒙古军装，如蒙人不给，即要与蒙人开战等语。急应严加防范。”[51]

基于以上考虑，1920年10月30日，杨增新呈文北洋政府，建议“以格外优待为词，令该阿军由内省回国。”等他们到甘肃以后，将阿连阔夫部败兵分开安置，并派军队监视，“俟库伦军事平息后，再准取道内省回国。”[52]11月3日，北洋政府回复杨增新，同意其所拟办法。鉴于阿连阔夫“叠次要求取道外蒙回国，恐系别有用心，非加以强迫，不肯改道内地。”[53]杨增新向阿连阔夫隐瞒了将其安置甘肃的计划，在11月11日给阿连阔夫的信中说：“实应敝国大总统特令允准贵军统所带军官兵士经由内省回国，系属优待贵军统之美意。又据科布多佐理员电称，该处俄属旧党逃来难民甚多，未便准由阿军通过等语。”要求阿连阔夫“仰体敝国大总统美意”，经内省回俄。[54]随后，杨增新下令，“如俄人不肯起程东下，不妨强迫执行，坚持到底，免弃前功。”[55]

1921年2月22日，杨增新致电北洋政府及甘肃省督军、省长，称遵照1920年11月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所拟办法，将阿连阔夫部“以半数分三起解甘，其余半数暂在新疆设法安置监视，俟库事平定后再行遣送回俄。”同时强调，“甘肃督军、省长电饬西路即作为该俄人取道甘肃进京，不必将在甘肃安置一层先行宣布，以免被俄人疑虑。至安置何处，可以临时发表。”[56]

但是，在甘肃安置白俄败兵的计划最初遭到甘肃省督军、省长的抵制，1921年2月27日，甘肃省督军陆洪涛、省长陈訚致电北洋政府，其中说：“第念甘肃新遭地震浩灾，死伤山积，现在哀鸿遍野，实无容纳俄旧党军官地方，况各镇内容尚未恢复原状，谣诼时起，一日数惊。若将阿营败兵安置内地，微论言语不通，嗜欲不达，必生龃龉，将负政府怀柔德意，且虑为人利用，牵及全局，转非所以保全之方，应请仍由杨督军于新疆相度妥地，将该俄旧党军官等全数安置，以便就近监视，不必分插甘境，致生他虞。”[57]

2月28日，杨增新尚未见到甘肃省对于安置白俄一事的答复，便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及甘肃省，提出在甘肃安置阿连阔夫部的具体办法：“拟将该俄旧党军官等安置甘之敦煌县地方，该县在新疆哈密以东，经大沙漠十余站始达，在甘肃嘉峪关以西，亦经大沙漠十余站始达，西南通新疆罗布淖尔，亦经大沙漠十余站始达，四面戈壁，便于监视，又与内地各县隔绝，实为安置俄旧党军官最相当之地点。”此外，“敦煌向有甘肃周炳南所带步队三营，拟再将新疆护解该俄旧党之马队，酌留一营在敦煌驻扎，所有安置监视俄旧党一切事宜，由该马队营长商同地方官妥慎办理。”为了防止俄旧党逃跑，阿连阔夫部到敦煌后，“应即将马匹一律勒令放厂，停止供支粮草，使人与马脱离，该俄人自无逃路及骚扰事情。”此外，杨增新还承诺，所有押解、安置阿连阔夫所需费用，一律由新疆省承担。[58]杨增新提议将阿连阔夫部安置敦煌的理由是该地“四面戈壁，便于监视”，且与其他各县隔绝，不致骚扰民众，且有驻军，可以监视白俄。

3月1日，杨增新看到了甘肃省督军、省长拒绝在甘肃安置阿连阔夫部的电文，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及甘肃省，对甘肃省提出的各条理由一一辩驳，“原拟以敦煌县为安置俄旧党地点，系在嘉峪关外，原与陇东陇南地震各区域不相涉，与未经统一之各镇辖境亦不相涉，实无窒碍。……新疆各处逃来俄旧党败兵安置塔城者计一万余人，安置伊犁者计数千人，安置古城者计七百人，均受库伦影响，有死灰复燃之势。”杨增新在电文中还提出处置阿连阔夫部上中下三策，即安置敦煌为上策、取道陕甘由京沪回国为中策、由外蒙回国为下策，并指出“此次拟将该阿年阔夫等指定甘肃敦煌县安置，实属万不得已，务望甘肃督军、省长力为赞成。”[59]

3月4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致电甘肃督军陆洪涛、省长陈訚，指出“甘省择地安置俄旧党官兵一事，业经去岁迭电筹商，由张前督允以半数分三起解甘，由院部电致杨督查照办理有案，此时若变更办法，前后未免两歧。甘省大灾之后，秩序未复，安插此次官兵自有所为难，但该官兵武装均已由新省解除，为数亦不过四百名之谱，分地安置，监察严密，似不至遽为乱阶，杨督必如此办理，既有不得已苦衷，若由甘按站护送回国，则西伯利亚方面谢党势力尚虞蠢动，此项官兵一旦加入，反致添其羽翼。”说明以上情况后，希望甘肃省“勉为其难，查照前案妥筹办理。”[60]3月5日，北洋政府再次致电甘肃，“该项官兵既不能全数留新，遣令回国，由科由京又有不便，此时无论如何，应查照前议，即以半数在甘安置，至地点一层，无妨再由该护督等续与杨督妥酌，以期周密。事关大局，尚望互相筹维，勿涉推诿。”[61]

3月4日，甘肃省督军、省长等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及杨增新，推辞安置白俄之事，“该旧党官兵数百人之多，断非敦煌斗大一邑可以容纳也。该县距省过远，亦难实行监视。”并指出，甘肃“地瘠民贫，不能供应，一旦虎兕出柙，咎将谁归。且新疆塔城、伊犁两处，既能安置俄旧党万数千人，则此数百人之众，何必安插于甘。”甘肃方面提出，这批俄旧党官兵最好全部安置新疆，否则“由新疆派队分起解陕，复由陕派队解京沪回国”。[62]

在甘肃省不愿配合安置的情况下，杨增新于3月5日致电北洋政府及甘肃省说：“增新拟请将该俄兵安置敦煌者，原以敦煌四面均隔沙漠千数百里，安置俄兵似为适宜，今甘肃不予赞成，应请作罢论。……不得已而思其次，拟请准令该俄兵取道兰州回国，俟至兰州之后，或由宁夏以达绥远，或由兰州以达陕西，再由兰州督军、省长斟酌办理。”[63]不过，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并未认可杨增新的新办法，在给其复电中说：“库伦方乱，边局未定，俄党阿年阔夫所部无论经由何道促令回国，势必滋长乱源，于我国家有所不利。仍应查照前议，在甘、新分别安置。”并要求杨增新与甘肃督军、省长“迳电商洽，迅速办理”。[64]

3月12日，杨增新致电甘肃省长说：“查俄败兵阿年阔夫，叠奉中央电令，在甘新分别安置。以增新所见，安置河湟甘凉以及陇东陇南均不如安置敦煌为相宜。以敦煌四面沙漠，东至酒泉、西至哈密、南至罗布淖尔均隔沙漠数千里，该俄兵到敦煌后，可以就我范围，无所施其伎俩也。……敦煌为产粮区，筹备五百人之食量尚不为难。若尊意以为安置敦煌为不宜，即请于甘肃各县中另行择地安置，悉候钧裁。”[65]

虽然甘肃省不愿接纳阿连阔夫部，但在北洋政府的一再要求下，甘肃省不得不接受安置白俄的要求，甘肃省长陆洪涛在致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的电文中说：“中央既有为难，敢不仰体，勉竭驽钝，现已遵示飞电安肃镇转饬敦煌县采购粮料柴草，并就近派员会同县知事预择安置地方，以期妥洽。”但要求杨增新谕令护解白俄的军官设法将安置敦煌的办法告知阿连阔夫，“取其同意，庶到甘安置，不致横生枝节。”[66]北洋政府随即将甘肃方面的意见电告杨增新。[67]同时，陆洪涛向北洋政府索取安置白俄残兵的费用，“月需费万元。国务院覆令先行筹垫。”[68]1921年4月8日《新闻报》报道说：“新疆俄旧党第一批四百余人送敦煌，第二批一千余人，拟送回俄境，要求俄政府担保善遇。”[69]

杨增新为防止阿连阔夫到甘肃后从事破坏活动，将其残部遣送敦煌的同时，将阿连阔夫扣留新疆，脱离其属下部队。“阿年阔夫其人极坏，若再将兵权付于伊手，入关以后仍多风潮。……现拟将其解省拘留，仍妥为监视保护，加以优待，惟不准出入自由。古城俄兵仍归迭尼索夫接管，进关如此办理，庶几可绝祸根。”[70]4月12日，杨增新致电甘肃省督军、省长，告知白俄起解甘肃的具体安排，“俄旧党阿年阔夫营内，俄官俄兵除留新疆安置外，其拟安置敦煌者，分作两起东下，第一起共三百一十七名，第二起共一百五十七名，以上共计四百七十四名。”并告知“俄军统阿年阔夫，异常狡悍，俄新党、旧党无不畏之，增新恐入关后，难于驾驭，现已设法将阿年阔夫扣留，命其与在新、在甘之俄兵脱离关系，他日俄兵到甘，必能就我范围。”[71]4月17日，又致电甘肃省督军、省长，告知“俄旧党败兵四百七十四名，已由增新在古城切实检查数次，不特未曾夹带一枪一弹，即随身小刀经增新搜查净尽，皆毫无隐藏。此案既经中央核准，将该俄兵安置敦煌”，希望甘肃省尽快做好准备，“俾俄兵从速进关”。[72]5月，甘肃督军陆洪涛致电杨增新，“已将俄党预备安置千佛洞，请分起护送”。[73]

由于阿连阔夫恶名在外，其取道甘肃一经公布，就遭到甘肃各界的抵制，杨增新说：“俄败兵取道甘肃，甘民反对甚烈，学堂罢课，商民罢市，并欲停办选举。”[74]甘肃省议会也致电北洋政府，“新省押解俄国党人，现已行抵哈密，务请迅赐电致新省，勿令押入甘境，以顺甘人之望，甘省幸甚。”[75]虽然遭到甘肃民众反对，但敦煌在北洋政府及甘肃省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了白俄残兵。此时，敦煌县知事是陆恩泰，“偶值俄旧党流寓，虽涉外交、内政之繁剧”。[76]白俄到敦煌后，敦煌县邀集“全县农商各界和乡绅多次计议，为了县城安全，一致主张阿部到敦煌绝对不能让其进县城驻扎，只有安置到离县城四十多里的千佛洞才比较安全。”[77]

阿连阔夫部于1921年6月11日到达敦煌，“计共俄旧党官兵四百六十九名，马四百八十八匹，车十八辆，由该司令会同接待专员吕季贤、通译员陆春林、敦煌知事陆恩泰及新疆营长徐谟等，预派军警在指定安置俄党之千佛洞布置妥帖，并指定道路，令该俄党由狭路单入，牵马行入，以便检查。”白俄入住千佛洞后，防军营管带周炳南与新疆留驻敦煌的营长徐谟带兵轮流监视，“并订定禁止俄党损坏古迹及动植物，限制进城人数，及买物各守规则六条，布告俄党及敦煌军民人等，一体遵守。”此外，为了将俄党人马分离，指定“距千佛洞四十里之新店子，大泉草湖，暂为放牧之所。”[78]

敦煌县政府将白俄残部安置在千佛洞主要考虑的是位置偏远，往来不便，避免白俄侵扰敦煌民众。对于敦煌千佛洞文物的保护，虽然制定了“禁止俄党损坏古迹”的规则，但禁令并没有得到遵守。白俄残兵到达莫高窟后，当地居民发现他们“在洞窟中生火造饭，熏黑许多精美的壁画，肆意破坏佛像雕塑，并在壁画上乱刻乱画，破坏文物，引起人们的愤慨。”于是，当时驻扎敦煌、负责监视白俄的第三营营长周炳南“出自保护祖国文物的爱国心情，乃会同县政府报请省署，建议速将俄人迁出，另作安置。”[79]当时的敦煌县长陆恩泰也多方活动希望将白俄早日迁出，陆恩泰曾致信新疆的杨增新，“拟将安置敦煌之俄旧党败兵遣由内地回国”。[80]

周炳南是甘肃临洮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民国八年（1919）担任敦煌巡防营管带。周炳南虽任武职，但有一定文化修养，能诗善文，曾收藏过敦煌文书及汉简，并主导了“营部司书会同敦煌县署警察”对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文物的普查工作，对石窟进行编号，形成了后来收录于陈万里《西行日记》中的“官厅调查表”。[81]他对千佛洞文物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出于保护莫高窟文物的目的，他会同敦煌县政府向甘肃省政府报告，要求将俄旧党迁出莫高窟。

甘肃省政府也希望尽快将敦煌俄旧党迁出。白俄残部到达敦煌一个多月后，1921年7月25日的《新闻报》报道说：“陆洪涛电请以敦煌俄党分置各省，谓敦煌与青海接近，肃州防务单薄，匪势猖獗，数千俄党聚一处，必多危险。”[82]1921年7月27日，甘肃督军陆洪涛致电北洋政府，“谓敦煌俄旧党蠢蠢思动，本省防军，设有疏虞，谁负其责。请运送上海，令其出境等语。”[83]8月27日，甘肃省督军、省长再次致电北洋政府，提出“敦煌地属弹丸，骤增俄党及监视军队，粮料固苦不支，柴草亦极缺乏，虽经责令酒、安、敦、玉四县通力合筹，终以路远费钜，输送不易，且敦煌东、南、西三面均紧接蒙边，库乱未平，名城、大藩相继失陷，思患预防，实未可稍涉疏忽。”[84]

1921年7月，外蒙形势发生变化，苏联红军击溃库伦的白俄军队，白俄残兵西溃，威胁甘、新边境。杨增新在8月8日给北洋政府的电文中说：

1921年11月，甘肃省长公署决定，给予安置敦煌的白俄残部每人路银六两，分批解送离开敦煌。自1921年11月1日起，“受容敦煌俄旧党三百余名，东（一日）起分批解回国，限两月解完。”[86]至1922年3月，全部白俄官兵离开敦煌，陆续资解内地，转回苏联。[87]

从1921年6月算起，到1922年3月全部离开敦煌，白俄残兵在敦煌住了九个多月。他们在洞窟内生火做饭、任意刻画，对敦煌壁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1924年1月到达莫高窟的华尔纳，面对白俄给莫高窟造成的伤痕，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但当我的目光从他们那椭圆形的面孔和平静的嘴部扫过时，我不禁为俄国士兵及其同伙们遗留在上面的划痕和部队番号所震惊了。这真是一种斯拉夫式的对神灵的亵渎。两年前，一支四百人的俄国小股部队被红军击溃尾追时，走投无路，从中亚逃了出来。恐惧布尔什维克更甚于恐惧俄国旧政权残余势力的中国当局解除了这股逃兵的武装，将他们关进千佛洞，而部队司令官则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监狱中，……敦煌壁画是古代中国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劫难之后，留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遗产，是无以替代的珍宝。但那些寂寞的农民士兵却把他们毫无价值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刻写在上面。刚开始，我曾对此行为盲目发火，但很快我就认识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这只不过是大战导致的又一个灾难性后果而已。”[88]

白俄残兵破坏壁画的行为激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愤慨，如1925年到达敦煌的陈万里在《西行日记》中记载了莫高窟被破坏情形，“于一六四号洞内得见《李君碑》，《碑》于民国十年时为居留俄人所断，已折为二。一五七洞及一五九洞a壁画均被熏染成墨，亦居留俄人所为也。”“俄人所居之洞，毁坏更甚。据闻当年新疆白党，蠢蠢欲动，杨督遣送来甘。甘省当局以敦煌偏在西南，交通阻塞，易于防范，乃居留之于千佛洞，于是俄人寝食于斯，游憩于斯，而一部分之壁画，遂受其蹂躏矣。”[89]

到敦煌考察的华尔纳、陈万里等人将白俄破坏莫高窟的消息带回内地，使得不少没去过敦煌的中国学者也了解到白俄破坏敦煌壁画的情形，引起学界对莫高窟保护问题的重视，如时任南开大学教务长的凌冰于1926年1月10日公开致信时任甘肃省长薛笃弼称：“近由美国派往新疆旅行队传来消息，谓甘新当道前以该处为拘留白俄党人之用。因此洞中古迹，经囚虏之残毁者甚多。日复一日，恐将不可收拾，甚为可惜云云。不知此讯确否？素仰我兄注意文化，对于此事自当同深痛惜。故乞派人调查，并饬地方官妥为保存，以待吾国业史学者之整理，则造福于国内知识界者实非浅鲜。事关国粹，故敢冒昧直陈。”[90]

1935年6月9日，邵元冲在参观千佛洞时，针对白俄的破坏行径感慨道：“俄军人在各洞筑灶设火烟，凿壁通火管，因为烟煤薰坏者，凡十余洞。而各洞壁画及佛像，俄人亦多任意涂抹之，如于佛颔间，涂以俄国式之须髭，壁画佛像之眉，涂以绿色及俄国式须髭者，皆为国宝美术留一重大污玷。”[91]40年代初到敦煌考察的向达在目睹白俄破坏的惨状后，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一文中，愤然指责道：“民初将白俄收容在千佛洞里，于是凿壁穿洞，以便埋锅造饭出烟，好多唐代的壁画都因此弄坏了，熏黑了。如今在许多洞窟里，壁上还有当时白俄的题壁、漫画，甚而至于账目也写上去了。这些罗宋朋友固然不够交情，而那位‘始作俑者’的县长某君，‘其无后乎’！”[92]

通过以上的梳理，白俄对敦煌莫高窟的破坏，是由近代中国屈辱外交所造成的，是积贫积弱的屈辱史所造成的学术“伤心史”。阿连阔夫安置敦煌一事，起因在于北洋政府追随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采取支持俄国旧党的态度，对白俄逃入中国境内的旧党官兵“事事优待”，而旧党溃兵意图以新疆、东北为根据地，反击苏维埃政府，导致新疆、东北等地白俄问题日益突出。苏维埃政权得到各国承认后，在引渡阿连阔夫残部回俄问题上又面临棘手问题，此时外蒙形势严峻，白俄谢米诺夫在日本支持下攻占库伦，策划外蒙独立。如果放任阿连阔夫由外蒙回俄国，必然会与谢米诺夫联合，对中国造成无穷后患。最终选取“四面沙漠”的甘肃敦煌作为安置白俄地点，以等待俄国局势及外蒙形势发生改变后再放其回国。之所以选择敦煌作为安置地点，就是看中其四面均为沙漠，白俄不易脱身，而敦煌县将其安置莫高窟，也是因为其离县城较远，不至于威胁到县城的安全。但不论是杨增新、陆洪涛、陈訚等新、甘两省官员，还是敦煌知县陆恩泰及敦煌士绅等，都没有考虑到敦煌莫高窟作为历史文化古迹的宝贵价值，造成了对莫高窟无法弥补的严重破坏。

（本文原载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27～243页，引用请核对原文）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