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曹操高陵“胡粉”考议

曹操高陵“胡粉”考议^[1]

王子今

回顾中国古代妆饰史，可以看到有关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生活中多使用“粉”的文献记录。某些特殊情况下，“粉”甚至成为男子妆饰用品。这些信息可以反映当时社会有关人体美的意识及相关追求。而文献所见“胡粉”，则体现外来生活用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历史真实。考察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所见“胡粉二斤”，结合其他相关现象，可以说明汉末至曹魏上层社会接受“胡”风影响的情形。

《战国策·楚策三》记载，张仪在和楚王关于“好色”的讨论中，说到“粉白”：“张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张子曰：‘彼郑、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见之独何为不好色也。’乃资之以珠玉。南后、郑褏闻之大恐。”[2]《艺文类聚》卷一八“美妇人”题下引《战国策》曰：“张仪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又引《楚辞》：“粉白黛黑施芳泽，长袂拂面善留客。”[3]《楚辞·大招》写道：“粉白黛黑，施芳澤只。”王逸注：“言美女又工妆饰，傅著脂粉，面白如玉，黛画眉鬓，黑而光净。又施芳泽，其芳香郁渥也。”[4]看来楚国上层人物对于中原女子美妆“粉白墨黑”“粉白黛黑”完全“非知”“未尝见”的说法，可能是并不确实的。《韩非子·显学》：“……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5]在政论中以“脂泽粉黛”为比喻，说明此类妆饰方式的普遍应用。

《淮南子·修务》写道，妆饰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真正的美女，即“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而相貌丑陋者，即“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者”。关于华服巧饰，则说到“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杂芝若，……”，可以使得“王公大人”们“悦其色”。而“粉白”的方式，应当就是所谓“粉以玄锡，摩以白旃”。[6]《太平御览》卷三八〇引《汉武故事》说汉武帝“从行郡国，载之后车”的女子，“皆自然美丽，不使粉白黛黑。”[7]《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蔡邕《协初赋》所谓“粉㢮黛落，发乱钗脱”[8]，也都说明“粉白”妆饰的社会普及度。这样的说法，都保留了汉代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记忆。《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靓庄刻饬，便嬛绰约。”裴骃《集解》：“郭璞曰：“靓庄，粉白黛黑也。”[9]“粉”“黛”的作用，在于“靓庄”追求。

《战国策》《大招》《淮南子》“粉白墨黑”“粉白黛黑”，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作“粉白黛绿”：“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慧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妬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10]

妆饰史在战国秦汉这一历史阶段的进步，曾经受到学者的关注。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粉白黛黑”条就韩愈“粉白黛绿”语有所讨论，涉及《列子》《战国策》《大招》《淮南子》“粉白黛黑”诸说，谓“韩公以黑为绿”，“似有所因”。[11]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九“后宫嫔御”条也说道：“士大夫以粉白黛绿丧身殒命，何可胜数。前覆后继，曾不知悟。”[12]明张萱《疑耀》卷三“粉”条引《古今实录》曰：“萧史与秦穆公炼飞雪丹，其第一转与弄玉涂之，即今铅粉也。妇人傅粉自秦。”又写道：“始余按《墨子》‘禹作粉’，张华《博物志》‘纣烧铅作粉，谓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时妇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妇人傅粉断非始于秦也。”又言“黄眉黑妆”“鸦黄粉白”“额上涂黄”等，指出“古人媚妆，随意皆可”。[13]各种“媚妆”之中“粉”的作用是突出的。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广川惠王刘越》记载，广川王后阳成昭信谮脩靡夫人陶望卿“淫”且“有奸”：“后昭信谓去曰：‘前画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14]可知女子“傅粉”取悦异性的表现。《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李贤注引《衍集》载衍与妇弟任武达书说到家中“一婢”，“头无钗泽，面无脂粉”[15]，可知汉时民间风习，妇女通常是使用“脂粉”的。《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载奏言有“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扺金玉于沙砾”语[16]，也说明“粉墨”使用的普及。《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梁鸿》记载：孟氏女嫁梁鸿，“始以装饰入门”，“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17]也说“傅粉墨”是女子通常“装饰”。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卿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18]所谓“脂油粉黛，不可赀计”，显示“采女数千”妆饰用消费的额度。《三国志》卷六一《陆胤传》“内无粉黛附珠之妾”[19]，也说“粉黛”是贵家之“妾”的一般妆饰形式。《三国志》卷六五《吴书·华覈传》可见这样的说法：“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20]也说明“极粉黛”是一定社会等级女子通常追求“华采”“艳姿”的方式。

《续汉书·郡国志五》“巴郡”条刘昭注补：“《华阳国志》曰：‘帝禹之庙铭存焉。有清水穴，巴人以此为粉，则膏泽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21]所谓“贡粉京师”，说明都市生活对“粉”的需求。而以“粉”实现“膏泽鲜芳”的效用，并没有限定女子。《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倭》：“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坋身，如中国之用粉也。”[22]这里说“女人”“并以丹朱坋身”，一如“中国之用粉”。然而《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记述“倭”的生活习性：“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朱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23]这里通说“父母兄弟”，似乎“倭”人“以朱丹涂其身体”与“中国用粉”，似乎是不分性别的。战国秦汉男子肤白受到爱重，见于《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所谓“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24]

男子“傅粉”的记载，史籍中或予特殊强调。相关现象，有学者曾经予以关注。

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一二“男人傅粉”条写道：“《世说》载何晏洁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汤饼试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仆考《魏略》‘晏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则知晏尝傅粉矣。《前汉·佞幸传》：籍孺、闳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东汉·李固传》：章曰：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略无惨怛之心。《颜氏家训》谓梁朝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25]所涉及“籍孺”“闳孺”故事，据《汉书》卷九三《佞幸传》：“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26]说汉惠帝时，近侍皆“傅脂粉”，都是受到籍孺、闳孺的影响。其实，《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太史公写道：“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又说：“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䴊，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27]《索隐述赞》称其“冠鸃入侍，傅粉承恩”。[28]李固故事，见于《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其诬词言：“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29]关于何晏故事，《三国志》卷九《魏书·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写道：“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30]《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䴵。即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31]《颜氏家训》言“梁朝子弟”一例，见《颜氏家训·勉学》：“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32]

清人褚人获《坚瓠集》三集卷一“妇人朱粉”条引“《前汉·佞幸传》：籍孺、闳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及“梁朝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两例，又言：“男子且然，而况妇人乎？”[33]

与曹操关系特殊的何晏[34]，其“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的自恋表现是引人瞩目的。[35]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一〇注意到何晏故事“粉白不去手”与“魏明帝疑其傅粉”，于是“夏月，与热汤䴵”，“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两说的矛盾，指出裴松之注所云“粉白不去手”，“正与《世说》相反也。”[36]然而何晏“粉白不去手”之说多为史家采用。《资治通鉴》卷七五“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记载：“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所谓“粉白不去手”，胡三省注：“以自涂泽也。”[37]

“傅粉”的动机，在于追求肤色之“白”。即前引《楚辞·大招》王逸注所谓“面白如玉”。《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尚书大事·纳后礼》云：“既皓且白，既洁且清。美人玩好，以饰姿容。”以“皓白洁清”为题。[38]《尚书大事》作者范汪，晋人。所说礼仪，应体现上古风习。《艺文类聚》卷一八引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言“天下之佳人，莫若臣东家子”，其“肌如白雪”，又说“著粉太白，施朱太赤”。[39]也说“著粉”用以增“白”的通常情形。当然，从前引《韩非子·显学》“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及陈奇猷注“较初时面倍其美”可知，“粉”主要是“著”于“面”的。汉代对于男子体貌的审美倾向，“肤色白皙”“被认为是男性美的重要特征”。[40]人们的关注重心，应当首先在于面容。

何晏“性自喜”，可与《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董贤》“为人美丽自喜”[41]及《新唐书》卷一〇四《张易之张昌宗传》“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纨锦，盛饰自喜”[42]之“自喜”对照理解。然而虽然与何晏生活亲近，但是少年就“任侠放荡”[43]，“才武绝人”[44]，后来又身经百战，往往“亲擐甲胄，深入险阻”，曾经得汉献帝“秉义奋身，震迅神武”[45]，“龙骧虎视”，“奋其武怒”，“掩讨逆节”[46]称美，最终“谥为武王”[47]的曹操，似乎也有对“粉”这种化妆品的使用需求。

曹操高陵二号墓出土“六边形石牌”有铭刻文字“胡粉二斤”者（301），是值得注意的文物遗存。又有铭刻文字“香囊卅双”（96），也是表现墓主生活的重要文物。这些铭文，据发掘者判断，“内容为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48]

曹操高陵随葬品有“胡粉”，或许可以说明当时“傅粉”风习之普及。曹操这位人称“神武明哲”[49]、“气势盈溢”[50]，且“简易随时”，“佻易无威重”[51]的“天下之雄”[52]、“命世之才”[53]，除了同出石牌铭文“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长犀盾”所表现的悍勇雄豪品性之外，其性格心态的另一面，是否也有对于所谓“靓庄”的美的追求呢？通过以“胡粉”为随葬品的消费趋向，可以使人产生相关联想。

据说曹操日常生活非常朴素，如《魏书》记载，“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54]而“胡粉”的使用，可以为曹操研究提供另一视角观察所获得的新鲜具体的生活史信息。

前引《华阳国志》“巴人”“贡粉京师”情节，说明“粉”的生产形式、消费流向特别是转输路径，均指向中原以外地方。与妆饰行为相关的交通文化现象之中，“胡粉”的历史记忆，则涉及丝绸之路史的知识。

自张骞开通西域道路，东西往来益为频繁。“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55]据《东观汉记》卷一六《杨正传》记载，“西域贾胡”在都市甚至有组织聚会的能力。[56]马援南征“武陵五溪蛮夷”，进军艰难，时有指挥不力的批评。《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记载，“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指责上奏御前，“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57]可知朝廷上层对于“贾胡”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方式都是熟悉的。“胡”人在中原地方的活跃[58]，会促成社会文化生活中“胡”风的蔓延。《续汉书·五行志一》“服妖”条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59]贵族阶层“皆竞为之”，也会对更广大层面的社会风习形成导向性的影响。

汉魏之际的“京都贵戚”们的相关表现，还见于比较具体的文献记录。刘表的墓葬西晋时被盗掘，据说“芬香闻数里”。[60]《水经注》卷二八《沔水》写道，“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61]《艺文类聚》卷四○引《从征记》则言“香闻数十里”。并且明确说，“（刘）表之子（刘）琮，捣四方珍香数十斛，著棺中。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62]包括“苏合消疾之香”的“四方珍香”，显现对远国“香”的珍爱。“苏合香”由西域传入。《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讲述“大秦”文化地理，说道：“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63]《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物产，有“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苏合”名列在先。[64]《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记载，李恂任职西域，当地贵族商人“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65]可知西域“香”为中原人喜好。《艺文类聚》卷八五引《班固与弟超书》写道：“今赉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闟登。”[66]西域“苏合香”已经远销到洛阳。《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引曹植《辨道论》：“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67]都说到西域“香”。有的研究者解释：“香罽，具有香气之毛织物。”[68]这样的理解，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中文大辞典》释“香罽”：“毛毡也，言香者，美之也。”书证即“《后汉书·李恂传》”。[69]《汉语大词典》说“香罽”即“华丽的毛毡”，书证亦“《后汉书·李恂传》”。[70]这种解释“香罽”的说法，其实应当予以修正。西域人“数遗”李恂之“香罽”，“西域胡来献香罽”之“香罽”，都应当理解为“香”和“罽”，如班固所市“苏合香、闟登”。汉魏“贵戚”们对于西域“香”的爱重，或许可以从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香囊卅双”（96）得到文物实证。

《释名·释首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又说：“胡粉，胡，餬也，脂和以涂面也。”[71]以“分”释“粉”，称“研米使分散也”，是合理的。“胡粉”即“脂和以塗面”的“粉”，可能即上文说到的“脂粉”“脂油粉黛”，应当是部分符合“胡粉”使用方式的。然而以“餬”作为“胡粉”之“胡”的说明，则并不正确。

前引“虚诬”李固“胡粉饰貌”故事，《资治通鉴》卷五二“汉冲帝永嘉元年”相关记述胡三省注：“烧铅汞成粉以傅面。《北史》曰：‘胡粉出龟兹国。’”[72]我们看到，《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龟兹》、《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龟兹》、《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龟兹》、《北史》卷九七《西域传·龟兹》都说“龟兹国”出产“胡粉”。[73]《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记述“土贡”“胡粉”的地方，有相州、卫州、澶州。[74]《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河北道》也说相州“贡”“胡粉”。[75]《太平寰宇记》卷五五五《河北道四·相州》说“相州”“土产”，首列“胡粉，贡”。[76]这应当反映了“胡粉”自外传入中原的路径。然而《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一《四夷十·西戎二·龟兹》总说及“土俗物产”条，两次强调龟兹国“土多”“胡粉”。[77]

“胡粉”的“胡”，应当与上文所说汉灵帝所好，且影响“京都贵戚”生活追求的“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等文化存在的“胡”字标识类同，可以理解为指示民族礼俗风格和民族地理定位的文化符号。“胡粉”来自“龟兹”，可以看作体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的信息。

与“胡空侯、胡笛、胡舞”等艺术构成相类，汉代历史文化遗存又可见西来“胡乐”。《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赞曰：“听笳龙庭，镂石燕然。”李贤注：“笳，胡乐也，老子作之。”[78]《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建初）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李贤注引《古今乐录》曰：“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万人将军得之。在俗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79]与中原音乐西传同时[80]，西域“胡乐”也丰富了中原文化的艺术内涵。“胡笳”又见于《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董祀妻》：“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81]

在物质生活层面，《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蓺五种”，司马贞《索隐》：“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尔雅》云‘荏菽，戎菽’也，郭璞曰‘今之胡豆’。”[8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裴骃《集解》：“孟康曰：‘戎菽，胡豆也。’”[83]“胡豆”，又见于居延汉简简文（310.2；488.1）。[84]居延汉简又可见可能作为马具的“胡鞍”（EPT40.6A）。[85]《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司马贞《索隐》所见“胡麓”[86]，大约是容器。《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天竺》又说到“天竺国”有“胡椒”。[87]所谓“胡粉”的构词形式，与“胡豆”“胡鞌”“胡麓”“胡椒”是大略一致的。

《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魏名臣奏》：“中书监刘放奏曰：今官贩粉卖胡粉，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宜乞停之。”[88]说“胡粉”的“贩”“卖”曾经为官府经营，“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的批评，反映“利”的生成因社会需求所导致。而“官”与“百姓”相“争”，则其经济收益可能并非“锥刀之末利”。

“粉饰”一语，见于《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89]可以理解为可能与前引被李固“奏免”者因“怨”“虚诬”其“胡粉饰貌”情节相关。“粉饰”，又引申为夸赞表扬，如《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90]以“胡粉饰貌”理解所谓“粉饰”，应当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博物志》卷四《药术》说到“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用以“塗”及“泽塗之”的妆饰方式。[91]而《北史》卷一四《后妃传下·隋文献皇后独孤氏》：“后雅性俭约，帝常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92]可知“胡粉”可以入药。

《禹贡锥指》卷四关于“青州”物产，写道：“岱畎丝、枲、铅、松、怪石。”对于“铅”，胡渭指出：“《说文》：铅，青金也。《本草》：铅，一名黑锡。今泰山之下，不闻有铅。苏颂曰：铅生蜀郡平泽，今有银坑处皆有之。盖矿利渐开，不必以岱畎为良，遂隐而不传矣。铅不知其所用。案胡粉、黄丹皆化铅为之。土宿真言：《本草》云‘铅乃五金之祖，变化最多，一变而成胡粉，再变而成黄丹’是也。胡粉一名白粉，黄丹一名朱粉，可以代丹垩，故贡其材使炼治之，以给绘画涂饰之用也。”[93]制作“胡粉”的原材料及“炼治”程式与“铅”的关系，这里有所提示。“胡粉”的制作，可以参考所谓“香粉”的生产方式。有学者据《齐民要术》卷五《作米粉法》指出，“如果想制作香粉，则以绢袋盛放香料放入粉盒中进行熏染，或把合适的香料磨碎后与粉混合在一起即可制得。”[94]相关研究涉及若干技术细节。[95]对于考古发掘收获中“疑似‘胡粉’的白色粉末状物质”的科学鉴定，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2006年发掘的盛唐阶段唐高宗时期墓葬中出土物的分析，得知即“贝壳状软体动物的壳体烧制后碳化生成的方解石型碳酸钙”。研究者判断，“主要功用为墓主人柳夫人美颜的药用化妆品‘石灰’CaCO₃，而不同于以往所见的美白化妆品‘胡粉’PbCO₃。”[96]论者所谓“以往所见的美白化妆品‘胡粉’PbCO₃”，据李华峰“胡粉又名铅粉”，“胡粉是生于铅”的判断而来。其认识基点，是因前引《释名·释首饰》“胡粉，胡，餬也，脂和以涂面也”产生的成见。其实，或许可以说，这种所谓“为贝壳烧制的生石灰经过碳化而制成的唐代‘石灰质’化妆品”，或许正是真正的“胡粉”。李华峰文中已经指出，考古发现的“妆粉”，有些与“脂和”的“餬”无关：“在新疆民丰大沙漠1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个精致的粉袋，粉袋上施以彩绣图纹。粉袋的出现，表明当时的铅粉已经告别了糊状的初级阶段，而被加工成粉末状。在山东东平汉墓出土的妆粉，出土时也被包裹在丝绢之内，出土史已成粉团，直径曰为2.4厘米。”[97]据考古清理者介绍，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墓主“可能是大贵人长公主一类的人物”，出土物包括：“粉团1件。直径2.4厘米。外面包以绢类丝织品，留有痕迹。”[98]民丰出土“粉袋”的东汉墓虽然是合葬墓，但是“粉袋”“放在女头左侧”，置于“藤条编成”的“奁盒”中。“奁盒”“内盛铜镜、粉袋、木梳及丝线等”，因此“粉”的使用者的性别，很可能为女性。但是，“男尸胸前绸制木梳袋内，有一个黄绸小包，内有朱红粉少许；还有纸一小块，绉成一团，大部分涂成黑色，长仅4.3、宽2.9厘米。这些文物的性质和用途，须俟正是检验后，方可肯定。”[99]或许此所谓“朱红粉”，也是妆饰用“粉”。

这些发现以及研究成果，都是我们在讨论曹操高陵“胡粉”发现的意义时应当参考的。唐柳夫人墓出土“白色粉末”，“放置在墓主人头顶部”，“与铜镜一起”，放置在“一个纤维编织的筒状器物”中。同出“绢囊”[100]，以及民丰东汉墓出土“粉袋”及东平汉墓“绢类丝织品”包裹“粉团”，都使我们联想到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香囊卅双”。所谓“香囊卅双”用以盛放“胡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言曹植见邯郸淳：“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101]似乎“傅粉”是“澡讫”的清洁程序，与“仪容”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华佗》裴松之注引《佗别传》说华佗治疗“寒熱注病”，“用寒水汲灌”：“满百灌，佗乃使然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102]似乎“著粉”以求“汗燥”。华佗设计的“五禽戏”，据说“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103]也说“著粉”是要解决“沾濡汗出”的问题，以求“身体轻便”。

“粉”还可以用作书写工具，即所谓“以给绘画涂饰之用”。《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阴瑜妻》“以粉书扉上”[104]，即其实例。黄巾暴动，“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105]所谓“以粉书扉上”，类同于“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

“粉”尽管有多种用途，但是“胡粉”主要作为妆饰用品出现在社会生活史记录中。曹操高陵石牌文字所见“胡粉二斤”其实际应用意义，极大可能是作为化妆品使用。

有学者指出，古代丝绸之路商队因“进行长途贩运的难度太大”，“所经营的商品当以奢侈品为主，具有体积小便于携带而价格昂贵、利润高的特点”。[106]西来的“胡粉”，应当具有这样的特点。

《太平广记》卷二七四《情惑》“买粉儿”题下引《幽明录》故事，说到有男子“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女子“卖胡粉”经营于“粉店”。男子意外死去，“当就殡歛，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107]《奁史》卷六一《术业门·三姑六婆》载录这一故事称引《北窗丛录》，“大小一积”作“大小一例”。[108]参考此“胡粉”包装称“裹”，所谓“大小一积”“大小一例”，即规格一致的情节，由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二斤”，而前引“隋文献皇后独孤氏”故事有“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之说，推想或许“胡粉”之“裹”“大小一积”“大小一例”者，不排除“一两”一“裹”，即以“一两”为一个包装单元的可能。参考相关信息，对于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二斤”的理解，或可产生因计量方式得知的定量感觉。“胡粉”平时收存使用的量的一般惯“例”，也可以由此大略推知。

（本文原载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53～65页，引用请核对原文）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