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红：虞弘的家族与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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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的家族与生平[1]
自20世纪末虞弘夫妇合葬墓发现以来，虽然中外学界对之研讨甚多，发表了大量论著，但是尚未完全揭示出虞弘生平及其家族的丰富信息。本文主要根据虞弘夫妇墓志与石椁图像，尤其是虞弘墓志的记载，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考掘，考明其家族来源于西域鱼国（跋禄迦国）及对中华古帝颛顼、虞舜的攀附冒充，并且改姓为虞；虞弘的祖父□奴栖即突厥语balïk，亦汉译作步落坚、步落稽、部落稽、部落精、跋禄迦，其意为鱼，故为鱼国领民酋长；父君陁，亦汉译作莙荙、君达、军达、顺达、荤陁，其意为叶用甜菜，担任茹茹（柔然）国莫贺去汾、达官，后因出使而投奔魏朝。虞弘生活在茹茹、北齐、北周、隋代四朝，13岁任茹茹国莫贺弗，出使波斯、吐谷浑；茹茹末年投奔北齐，沉沦十余年后得以出仕，官至凉州刺史；北周时降为仪同大将军，出使鲜卑可比部，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负责掌管当地的西域胡人聚落；入隋以后，虞弘仅为仪同三司，掌领并州总管、晋王杨广手下的左帐内，地位不高，但作为胡人聚落的首领，势力较大，死后用精美的汉白玉雕绘石椁图像，极为奢华。虞弘的一生是中古时期入华胡人首领的一个缩影。
1999年夏，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王郭村发现了一座虞弘夫妇合葬墓。[2]中外学界根据墓中出土的《隋虞弘墓志》与汉白玉石椁图像，对墓主人虞弘及其所出之鱼国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3]尤其是张庆捷、余太山、罗丰、周伟洲、杨晓春、石见清裕等学者对虞弘墓志作过详细考释，解决了不少问题。[4]然而，虞弘墓志蕴含的信息量较大，关于其家族与生平尚有许多可以发覆之处；特别是虞弘墓志和志盖大体保存完好，文字较多，内容丰富，蕴含着重要的史料信息，为了解虞弘家族及其生活的时代（茹茹、北齐、北周、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因虞弘夫人的墓志残损较多，本文主要针对虞弘墓志进行深入考证，最大限度地抉发此方墓志的学术价值，对虞弘的家族与生平进行钩沉索隐，并将之置于中古内陆亚洲的历史脉络下进行观察，阐明虞弘家族所处时代的历史特征。
虞弘墓志记载了其家族的情况，包括远祖渊源与近代世系，特别是两处“鱼国”与家族成员的名讳、官职及事迹，为了解虞弘家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虞弘夫人的墓志虽遭残损，但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此外，在石椁正中央雕刻有虞弘夫妇对坐宴饮的图像。兹据这些文字与图像资料，对虞弘家族逐一加以考察。
1.所谓远祖：来自西域鱼国与攀附中华古帝
虞弘墓志记其为鱼国尉纥驎城人，从“派枝西域”之语与三代人的名字均具有胡风特点，以及石椁上的西域胡人形象和祆教画面，可以判断鱼国应当位于西域。只不过虞弘家族经由漠北茹茹（柔然）进入中原北朝以后，在汉文化的熏染之下，至隋代虞弘夫妇合葬墓采用了汉式石堂建筑，如仿木构三开间、单檐歇山顶殿堂式建筑；墓主夫妇的两合墓志也都用汉字书写和撰刻，没有出现胡汉双语墓志；虞弘家族甚至还被描绘成是颛顼高阳的后裔，[5]这是中古时期胡人墓志中的惯用写法，攀附中华古帝，以表示他们被纳入华夏系统的正统性。不过需加注意的是，颛顼与鱼之间确实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如《山海经》卷16《大荒西经》云：“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颛顼死即复苏”。[6]
除了颛顼高阳之外，虞弘墓志中还提到“蒲坂”之地名，这里是传说中虞舜的都城。[7]虞舜被认为是颛顼的六世孙，且铭文中称“水行驭历，重瞳号奇”，前者指五行中水德的颛顼，[8]后者指“目重瞳子”的虞舜。[9]虞弘虽然是来自西域鱼国的胡人，但在北朝后期迁居太原以后，加之“鱼”、“虞”二字音近，遂攀附虞舜而改姓为虞，[10]并且将其祖先进一步追溯到颛顼高阳。另外，墓志记载虞弘死后，葬在唐叔虞坟东3里。鱼国人虞弘生活在中古门阀时代的河东地区，选择以虞为姓无疑是最佳的方式。余太山说：“要之，以上志文旨在表明墓主虞弘之先为虞舜枝裔，曾随虞舜徙蒲坂，旋即远赴西域”。[11]墓志所言“派枝西域”只是虞弘家族的自我称述，是其家族从西域东迁后为了攀附中华古帝而捏造的，这几乎是中古胡人墓志的固定书写模式，所以虞弘自称是虞舜枝裔，但余氏言虞弘的祖先曾随虞舜迁徙蒲坂，再远赴西域，则不足信。实际上，虞弘家族本身就是西域鱼国人。
关于虞弘家族的具体人物，墓志中记述了□奴栖、君陁、虞弘三代人，他们主要生活在6世纪，先从西域东迁到漠北茹茹，再南下中原北齐，历经北周至隋代。虞弘家族在从西域到中原的广阔地域内，辗转多国，演绎了一幕幕生动鲜活的民族迁徙史。
2.祖□奴栖（balïk）：鱼国领民酋长
墓志叙述虞弘的祖先世系，最早、最明确的一代是“□□奴栖，鱼国领民酋长”，但仅有10个字的简短描述，其中尚有2字残损，以至于学者们对此人的身份和名字的判读出现歧异。关于身份，出现祖先、曾祖父、祖父三种观点；关于名字，也有“□奴栖”或“奴栖”两种解读法。学者们无论在理解上抑或叙述中，都存在着混乱，亟须厘清。尤其是，正确的读法还关系到对鱼国之谜的破解。
祖先说仅见于王小甫的论文，[12]称其为祖先虽然是一种谨慎的说法，但是过于笼统，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
余太山提出可能是曾祖父或祖父两种说法，云：“‘奴栖’前所缺二字可能是‘曾祖’。当然，也可能是‘祖□奴栖’”。观其接下来的行文，或称“奴栖（或□奴栖）”，或仅称“奴栖”。[13]不仅未作统一，而且在曾祖父与祖父之间摇摆不定，未有定论。
墓志的书写尽管也存在不写某代祖先的情况，但毕竟较为少见，所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排在虞弘之父君陁前面的“□□奴栖”是虞弘的祖父，而非曾祖父；但虞弘祖父之名到底是“□奴栖”还是“奴栖”？则又存在着争议。
持“□奴栖”者，有张庆捷、罗丰、郭平梁、张金龙、王素等人。[14]这样就把“□□奴栖”中第一个“□”确定为“祖”字，其身份为虞弘的祖父，名曰“□奴栖”，名字的首字因墓志缺角而残失。
持“奴栖”者，有姜伯勤、周伟洲、石见清裕等人。姜氏在同一篇论文中，“奴栖”前面时而加写“虞”，时而又写作“鱼”，[15]前后欠统一，莫衷一是；周氏则说：“所阙两字前述诸家均认为系指虞弘祖，或为‘祖鱼’二字，也可能为‘其先’两字。奴栖系名”；[16]石见清裕认为“奴栖”是虞弘祖父之名，同时也介绍了学界的“祖□奴栖”或“曾祖奴栖”两说。[17]“□□奴栖”所缺二字中，首字为“祖”，已无疑义；次字为“虞”或“鱼”，均不准确，因为墓志书写的通例决不会写姓，将姓误植于先人名字之前显然不对，徒然制造不必要的混乱。如此，“奴栖”为名自然也不妥当。至于周氏又推测所缺二字为“其先”，纯属臆补，与王小甫的祖先说类同。
此外，杨晓春在2004年的论文中将虞弘祖父的名字写作“□奴栖”，而在2007年的论文中又写作“奴栖”，[18]前后书写不一，恐怕是作者落笔随意之疏失，或者是对虞弘祖父之名尚缺乏真正的认识。
综观学界对虞弘墓志中“□□奴栖”的不同解读，基本上可以确定所缺的第一个“□”为“祖”字，因此祖先说与曾祖父说应予排除；但是第二个“□”，除了姜伯勤在“奴栖”之前随意加写“虞”或“鱼”字及周伟洲错误地臆测为“鱼”外，从未有人作过严格意义上的解读。笔者认为当作“祖□奴栖”，□奴栖是虞弘的祖父，担任鱼国领民酋长，是鱼氏部族中相当重要的一位领袖人物。
学界对“□奴栖”的讨论，集中于其所担任的鱼国领民酋长，而绝少论及“□奴栖”这一名字本身。实质上，对“□奴栖”语义的探讨，是解读鱼国之谜的一把锁钥。
关于虞弘的族属，林梅村认为是步落稽，并怀疑步落稽为突厥语“balag（鱼）”之音译。[19]笔者赞同这一推断，《突厥语大词典》中的“鱼”就写作balïk。[20]《周书》卷49《异域上·稽胡传》记载“稽胡，一曰步落稽”，“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周一良认为，“蜃贝非西河离石一带地方的产物，自是这种民族未迁到并州以前的习俗的遗留”。[21]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鱼国民族的特点。步落稽又写作“步落坚”、[22]“部落稽”、[23]“部落精”，[24]均为balïk（鱼）的音译汉字的不同写法。《隋图经》云：“丹州白室，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白室即白翟语讹耳，近代号为步落稽胡”。[25]由于他们原本为西域鱼国胡人，所以在balïk的音译汉字后面往往会加个“胡”字，称“步落坚胡”、“步落稽胡”，简称为“稽胡”。从隋代丹州步落稽胡的情况看，他们的相貌仍为胡人，但是已经学会使用汉语，故称“胡头汉舌”，表明隋代步落稽胡人正处在汉化过程之中。这种胡状相貌跟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上雕绘的高鼻深目、卷发、多须髯的胡人图像是相一致的。虞弘祖父的名字为“□奴栖”，所缺首字当为balïk之ba，也可以译作“步”、“部”等字。换言之，虞弘祖父之名“□奴栖（balïk）”，意即为鱼，与步落坚、步落稽、部落稽、部落精同为balïk的音译汉字。
既然步落稽（balïk）是从西域鱼国迁徙到晋陕一带黄河两岸的，那么就需要到西域去寻找鱼国的踪迹。唐初，僧人玄奘西行赴天竺取经，途经南疆塔里木盆地北缘，在龟兹之西抵达跋禄迦国。《大唐西域记》卷1《屈支国》云：“从此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旧谓姑墨，又曰亟墨”。同卷《跋禄迦国》云：“跋禄迦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细毡细褐，邻国所重”。[26]从屈支（龟兹）国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西行600余里，穿越俱毗罗碛，抵达跋禄迦国，其地即今新疆阿克苏地区。[27]在历代正史《西域传》中，“跋禄迦”仅见于《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附在龟兹之后，称其为“小国也”。从西汉至北魏时代，今新疆阿克苏地区一直称姑墨，或曰姑默、亟墨；[28]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东、西魏经北齐、北周到隋代，《周书·异域传》、《隋书·西域传》中皆无姑墨国之名。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此一时期在晋陕一带的黄河两岸恰好出现了步落稽，两者在时代上正相吻合；入唐以后，阿克苏地区称跋禄迦国，与步落稽在语音上也相对应。《元和郡县图志》卷3“丹州”条记载，隋大业“十三年（617）为胡贼刘步禄所据”。[29]如前所言，丹州是步落稽胡人的核心聚居地，被称为“丹州白室”。“胡贼刘步禄”就属于丹州白室，是丹州当地的步落稽胡人，其名字“步禄”即为“步禄迦”之省称，亦即跋禄迦、步落稽（balïk）。易言之，跋禄迦亦即鱼国。
跋禄迦国人之所以会向东迁往黄河两岸，是跟当时的中亚形势密切相关。5世纪末6世纪初，嚈哒在中亚地区四出征讨，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史载，“其人凶悍，能战斗。于阗、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皆役属之”；[30]“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31]可证嚈哒势力向东扩张到于阗、焉耆等国，向西扩及安息国。姑墨国位于于阗与焉耆之间，为嚈哒人所吞并，自《魏书·西域传》载列姑默国以后，《周书·异域传》中不再出现该国名，直到《新唐书·西域传》才载列跋禄迦国。余太山在《嚈哒史研究》一书中认为：“可能在杀死卑路斯以后不久，嚈哒人就积极向塔里木盆地发展，沿西域南北道自西向东推进。在北道，嚈哒的势力到达焉耆以东，在南道则到达于阗；疏勒、姑墨、龟兹、钵和、渴槃陀等国均役属之；时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32]当时，嚈哒、蠕蠕、北魏等势力在中亚展开争夺，荣新江通过吐鲁番洋海1号墓出土《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对此作了具体考析，指出“在嚈哒的压力下，中亚王国寄希望于柔然或者北魏”。[33]虽然该文书中没有出现姑墨，但应当与文书中的焉耆、子合、乌苌、婆罗门等国相类似。与此同时，北魏及后来的东、西魏都积极致力于招徕西域民族，[34]在这样的形势下，东西方的因素可能共同促成了姑墨国人大批东徙，迁移到晋陕一带的黄河两岸，以步落稽自号；而留在本地的姑墨人，在嚈哒势力退出后，也不再以姑墨为名，改称为跋禄迦国。
弄清了虞弘祖父之名“□奴栖”即balïk（鱼），意即为鱼，与步落稽、步落坚、部落稽、部落精、跋禄迦同为balïk的音译汉字，这跟他所任鱼国领民酋长的身份正相吻合。□奴栖的名字中“隐藏”了有关“鱼”的信息，对于理解鱼国即跋禄迦国，位于今阿克苏地区这一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
史籍中记载北魏设有领民酋长，碑志中亦经常见到此职，加上前贤对北魏领民酋长研究深入，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奴栖归附于北魏、而非柔然（茹茹），被北魏政府任命为鱼国领民酋长，甚至推测鱼国位于漠北或渔阳。例如，罗丰称领民酋长是北魏历史上的一种独特制度，“大都是北方部族的酋帅，而鲜有西域、中亚之民族”，遂判断虞弘家族出自北方、而非西域；[35]王素也说领民酋长只设在北朝的北部边境，认为鱼国是北魏的地名，并将之与渔阳相勘同。[36]周一良曾经指出，“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勤、匈奴、契胡族，昭然可晓”，另外他还提到有8人例外，“然详细考之，此八人者或亦非汉族，或系胡化甚深之汉人也”。[37]严耕望也认为，“就种族言，不限于高车，而鲜卑及其他诸族亦仍保存部落酋长之旧制”；“就地域言，不限于降置高车之六镇……其他如西南东北地区亦有之”，如其所举12例中的高句丽高宗、李润镇羌王遇之祖先、安定汉人皇甫驎。[38]于此可见，领民酋长并不一定都是北方部族的酋帅，或仅设于北部边境。《魏书》卷113《官氏志》云：“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需加注意，这里说的也不是北方、而是“诸方”，乌丸也并不是专指东胡、而是对诸方来附者的总称，诸方部落的首领称酋长或庶长。参照此，领民酋长自然不是必为北方部族的酋帅，来自西方的西域鱼国的酋帅也可称领民酋长。此外，杨晓春把鱼国领民酋长看作是柔然（茹茹）设在鱼国的称号，[39]这一观点颇有启益，虽然目前尚未见到茹茹所设领民酋长的佐证史料，但从□奴栖之子君陁、孙虞弘均生活在茹茹来看，也不是没有此种可能。无论是北魏抑或茹茹，□奴栖既然是鱼国领民酋长，很可能已经率领部族从西域东徙至漠北了。
3.父君陁：从茹茹国到魏朝
如果说□奴栖所统之鱼国究竟在西域，抑或是已经归附北魏或茹茹，尚难以完全确定的话，那么其子君陁则已经明确移居到茹茹境内，仕于茹茹国。虞弘墓志云：“父君陁，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使魏□□□□朔州刺史”，共22字，其中有4字残损。茹茹虽然出自东胡，但在鲜卑南迁以后，茹茹的势力控制了广大漠北地区，甚至及于西域。早在4世纪末社仑统治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豆代可汗”，[40]最西控有西域天山以南的焉耆地区。荣新江根据吐鲁番文书《永康九、十年（474、475）阚氏高昌国出人、出马送使文书》，对高昌国与柔然（茹茹）、西域的关系作了考察，指出5世纪后期吐鲁番盆地的阚氏高昌国为柔然之附庸，奉用柔然可汗予成的永康年号（464—485）；当时，柔然与嚈哒争夺对中亚的控制权，婆罗门（天竺）、乌苌、子合、刘宋等国使节乃至鄢耆国王纷纷前往柔然，[41]足见柔然（茹茹）汗国对中亚诸国的影响力。520年阿那瓌继任茹茹可汗后，旋为族兄示发击败，南奔北魏；阿那瓌的从父兄婆罗门讨杀示发，自立为可汗。翌年，婆罗门为高车所败，投奔北魏，阿那瓌遂得归国复位。从“婆罗门寻与部众谋叛投嚈哒。嚈哒三妻，皆婆罗门姊妹也”可知，[42]茹茹可汗婆罗门与嚈哒之间实行联姻。《续高僧传》卷26《勒那漫提传》记其为“天竺僧”，北魏“时洛南玄武馆有一蠕蠕客，曾与提西域旧交，乘马衣皮，时来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懈。（綦毋怀）文旁见夷言”，[43]可见蠕蠕（茹茹）客原本就在西域，与天竺僧勒那漫提为旧交，他俩在洛阳见面是用“夷言”亦即西域语言进行交谈的。除了茹茹可汗婆罗门与嚈哒联姻外，《北史》卷97《西域传》“于阗国”条记载：“献文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于阗使素目伽所言“西方诸国”，焉耆以西除于阗外还有乌孙、悦般、大月氏等国，如“乌孙国”条云：“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悦般国”条云：“与蠕蠕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自是相仇雠，数相征讨”；“大月氏国”条云：“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由此可见，蠕蠕（茹茹）与西域关系极为密切，其势力远伸至葱岭以西。[44]如上所言，茹茹可汗婆罗门的三位姊妹均嫁给嚈哒王为妻，双方缔结和亲关系，而与婆罗门对敌的阿那瓌显然与嚈哒关系不睦，这种状态很可能一直持续到546年虞弘出使波斯之时，阿那瓌派遣虞弘出使波斯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共同对付嚈哒。
关于虞弘之父君陁，王丁从音韵的角度判断，该名与印度河上游粟特行客题壁中的人名kwnt接近，但称“该词的词源本义不明”。[45]笔者颇疑君陁又译写作“君达”、“顺达”。敦煌文献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牒》云：“麦壹硕，白君达利润入”。[46]“白”为西域龟兹国姓，[47]后世曾被称作“十姓胡中第六胡”。[48]与白姓连称的“君达”恐怕亦非汉名。余欣推测《酉阳杂俎》卷19《草篇》中的“莙荙”，本作“军达”或“君达”，雅驯后称作“莙荙”；又据《大唐西域记》卷2所记印度蔬菜有“荤陁菜”，《一切经音义》卷82对荤陁菜注称：“即人间军达菜也”，从而认为莙荙、军达、君达又写作荤陁。余氏指出，该词来自中古波斯语，为叶用甜菜，而与源于新波斯语的根用甜菜“诸军达”不同。[49]笔者曾向余氏请教君陁是否可能为“君达”之异写，他认为植物不用作人名。然而，古人也有用植物为姓名的，如《新唐书》卷71下《宰相世系表一下》云：“鲜卑俗呼草为俟汾，以神农有尝草之功，因自号俟汾氏，其后音讹，遂为宇文氏”。“俟汾”的含义为草，不仅用作姓氏，而且拓跋魏的祖先圣武皇帝诘汾，[50]诘汾即俟汾，可见植物也可用作人名。如此，取以甜菜之名的君陁作为人名亦不足为怪。尤堪注意的是，《隋书》卷83《西域传》“漕国”条云：“其王姓昭武，字顺达”。顺达当即君达、君陁。笔者认为，鱼国人曾西逾葱岭南下，迁居到今阿富汗南部，建立了漕国。关于此点，详细的论证参见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拙著《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之第六章。
君陁在茹茹担任莫贺去汾、达官，有些学者对这一串官名不施点逗，直接连读作“莫贺去汾达官”，[51]也有些学者则将“莫贺去汾”和“达官”点开，[52]笔者赞同后者。《北史》卷98《蠕蠕传》记载：“太和元年（477）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云云；“正光（510）初，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瓌”。同卷《高车传》记载：“弥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贡其方物”。《北史》中的“莫何去汾”即虞弘墓志中的“莫贺去汾”，可见已经成了固定的搭配之词。陈仲安点校《北史》时，在“比拔”、“李具列”、“丘升头”、“屋引叱贺真”下面都加了下划线，以表示他们都是人名，人名之前的“莫何去汾”与“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为官名，尤其是在丘升头的官名中，“大官”写在“莫何去汾”之前，“大官”即“达官”，亦写作“达干”、“塔寒”、“答儿罕”、“答剌浑”等，为tarqan或tarkan的音译汉字。[53]由此可知，君陁所任“莫贺去汾、达官”之间确实应该点开。“莫贺（何）去汾”虽然也可进一步拆分为“莫贺（何）”与“去汾”，如《蠕蠕传》记载东魏元象二年（539），阿那瓌“遣其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等朝贡”；四年（542）又派遣“俟利、莫何游大力送女于晋阳”，都是仅有“莫何”一词，而无“去汾”。“去汾”又写作“诘汾”、“俟汾”、“俟分”，[54]尚未见到去汾单独作为官名使用，[55]故此对君陁所任的“莫贺去汾”不作句逗，而“达官”则予点开。
墓志记载君陁“使魏□□□□朔州刺史”，所残4字，揆其文义，推测是君陁受茹茹可汗阿那瓌的派遣出使魏朝，但似乎去而未归，甚至被留任为朔州刺史。所缺之字疑为“不归，留为”或类似之语。墓志中的“魏”字究竟何指？学界有三种观点：
（1）北魏说。罗丰根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朔州”条所注“孝昌（525—528）中改为州，后陷”及“云州”条所注“旧置朔州，后陷，永熙（532—534）中改”，认为君陁在永熙年间或之前出使北魏。[56]
（2）东魏说。张庆捷指出，君陁出使必在虞弘出生以后，否则不可能有后来虞弘代表茹茹出使北齐之事。墓志记载虞弘葬于开皇十二年（592），享年59岁，张氏认为虞弘生于534年，而东魏孝静帝于该年十月即位，故认为君陁出使的对象为东魏。[57]
（3）西魏说。杨晓春驳斥了北魏说，并从上述《魏书·地形志上》的“陷”字出发，称这是站在东魏立场上的书写，朔州为西魏所陷；又据《隋书》卷29《地理志上》“弘化郡”条下所注“西魏置朔州，后周废”，认为君陁出使的是西魏。[58]
需加注意，《魏书·地形志上》的“陷”字放在孝昌之后、永熙之前，朔州失陷的时间在北魏，而非东、西魏，所以很可能是指北魏末朔州陷于六镇之乱。诚如张庆捷所指出，虞弘的出生年份是个关键，不过墓志并未记录其卒年，仅言开皇十二年（592）十一月入葬，卒年是否必在此年尚难断定，如虞弘夫人葬于开皇十八年（598）十一月，卒年是在开皇十七年（597）。虞弘夫人的丧事相对较简，尚需一年左右才得入土；而虞弘入葬前要雕绘完汉白玉石椁，费时费工，其卒、葬之间的时间可能更长。以虞弘卒于591年或592年推算，其出生年份为533或534年。[59]也就是说，虞弘出生于534年北魏灭亡、东魏建立之年或前一年，而西魏的建立则迟至535年。在虞弘出生以后，其父君陁出使魏朝，这个魏朝既有可能是亡国前夕的北魏，也有可能是东魏；即便是出使北魏，也很快为东魏所取代，君陁当继续留仕于东魏。上引《魏书·地形志上》“朔州”条所记“孝昌中改为州，后陷”之后，紧接着有“今寄治并州界”之语，朔州在北魏末被六镇兵攻陷以后，其建制并未废除，东魏时朔州侨寄在并州界内。[60]
4.夫人之谜
关于虞弘本人，详见下节。值得注意的是，虞弘墓志中没有提及他的夫人和子嗣，但据其夫人的墓志记载，在虞弘入葬五年后，亦即开皇十七年（597），她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并于翌年十一月开启虞弘的坟墓，夫妇两人得以合葬。
墓室中发现一男一女的人骨和两合墓志，当属虞弘夫妇无疑。可惜虞弘夫人的颅面骨缺失严重，对其族属的鉴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61]谢承志等人对虞弘夫人的左侧股骨和牙齿进行检测，得出“虞弘夫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则同时具有欧洲序列和亚洲序列的特征”之结论，[62]但谢氏在两年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又说：“虞弘夫人的G型主要分布在东亚人群中”。[63]还应注意的是，虞弘夫人墓志中有“□人魏氏”之语，周晓薇认为是虞弘之妻，石见清裕似乎也倾向于这种看法。[64]“魏”属汉姓，如此看来，虞弘夫人似乎为汉人女性。然而，这与石椁图像中全部是西域胡人绝不相类。
石椁北壁中间的石板上，在庐帐最中央的床榻上坐着一男一女，男右女左，皆戴头冠，脸呈胡貌，手持角杯，正在对坐宴饮，中间摆放着一盘堆满的果物。这为男子显然非墓主人虞弘莫属，但是对面的女子究竟是谁？则扑朔迷离，意见纷纭。
2001年，张庆捷等人在撰写《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时，推测“似为夫妻”；[65]同年，张氏发表《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的初步考察》一文，也持同样的观点。[66]与张文收录在同一书中的，还有姜伯勤的《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一文，亦推测“或为墓主夫妇”。[67]就在这一年，张总、马尔沙克、荣新江撰写的论文中则直接定为夫妻关系。[68]不过观以上行文，都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直接推断，甚至有人后来否定了自己起初这样的粗率判定。
首先是姜伯勤在翌年出版的《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一书中，收入了其2001年论文的修订稿，值得注意的是“或为墓主夫妇”这句话被删去了。[69]这意味着姜氏对原来推测的夫妻关系持否定态度。
其次是2005年出版的《太原隋虞弘墓》一书中，张庆捷执笔的第八章《石椁装饰图像》中基本上移录了其2001年论文的内容，但也作了个别修改，在这些修改中原来推测的“似为夫妻”也被删去了。或许，张氏是受到了姜氏改动的影响。由于张氏2001、2005年所写文字基本相同，所以此处仅引录后者，即《太原隋虞弘墓》描述道：
在床榻上坐着一男一女，男右女左。男子体形魁梧，梳着整齐的波浪形长发，头戴王冠，冠顶有日月形饰物。冠后有两条长达臂肘的飘带。深目高鼻，耳下有串饰，从鬓角到唇下都显示有胡须，须长且浓密，修剪整齐。颈部带一饰着联珠纹的项圈，项圈圆环外，又有三颗圆珠形饰物。身上内穿一件窄袖衣，袖口处似还有一宽边，外罩一件圆领半袖长衫，半袖处有宽边。腰系一条饰着联珠纹的腰带，下身穿窄腿裤，足穿软鞋。他向左侧身而坐，左腿弯曲平放台上，右腿悬搭台下，左手自然放在左腿侧，右手端着一只多曲酒碗，举于胸前。目光温和地平视着对面的女子。
女子面对男子，曲腿坐于床榻上。她头戴花冠，冠顶似饰有几颗珠宝，头微低，眼睑下垂，也是深目高鼻，耳下有串饰，项上有珠饰，身着圆领半袖，长裙于半袖处和下半部皆有多重花瓣边饰，在胸前和腰前还有短飘带。双腿隐于裙下，左手放于左膝，右手前伸，举一高足酒杯，陪男子饮酒。
在两人之间，摆放着一个大盘，盘内盛满食物。很显然，此二人是整个场面的中心，也是这里的主人。[70]
对比2001年论文与2005年考古报告，可以发现张氏叙述床榻上坐着一男一女后，调整了位置关系，即将“男左女右”改为“男右女左”，特别是删去了“似为夫妻”四字；另外，男子“目光温和地平视着对面的妻子。妻子面对着她……陪丈夫饮酒”，两处“妻子”也都改作“女子”，“丈夫”也改为“男子”。这种改动否定了原来推断的夫妻关系，固然是出于学术上的谨慎，但却未能揭明二人的关系，而且称二人是整个场面的中心和主人，也显得暧昧不清。
此后，也有学者仍然认为此二人是夫妻关系的，[71]但是未作论说；也有学者认为虞弘对面的女子不是他的妻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下面对此试作分析：
2006年，毕波专门撰文考辨虞弘对面女子的身份，她从男女主人的排位原则进行分析，指出其它墓葬的中心人物图像均为男左女右，唯独虞弘夫妇合葬墓是男右女左，从而否定了坐在虞弘对面的女子是其妻子的观点；她进而从冠服特征、手持之物、侍从女伴的身份，考定出该女子是一位叫作Daēnā（妲厄娜）的天界女神，这幅图像表现的主题是墓主人灵魂进入天国后的美好情景。[72]不过，仅据位序的不同来判断并坐的男女是否为夫妻关系，尚难以作为强有力的证据。一般而言，墓葬中并坐的男女应该是夫妻，尤其是虞弘夫人头戴珠宝花冠，没有头光，而她身后的两位女侍虽然戴有花冠，但都有头光，这也反证出她是一位凡人，而非天神，显然应该是虞弘的夫人无疑。
2016年，沈睿文发表《天水石马坪石棺床的若干问题》一文，其中第五部分的标题为“夫妇合葬问题”。他说，安伽、康业、天水石棺床墓的葬具图像表现的是墓主夫妇，但是墓葬中却没有墓主夫人骨骸的存在，“而史君、虞弘则为夫妇合葬墓……在虞弘石葬具图像中唯见墓主虞弘的表现，其夫人却未能有一席之地”。虞弘夫妇墓志共出，人骨鉴定为一男一女，这是铁定无疑的事实，所以沈氏也承认为虞弘夫妇合葬墓；但他说虞弘夫妇两人先后入葬，“显然，石椁是开皇十二年专为虞弘准备的，此刻虞弘夫人尚在人世，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虞弘石椁的图像中没有虞弘夫人的表现了”。[73]从虞弘夫人墓志可知，她卒于开皇十七年（597），翌年十一月重启虞弘墓室，夫妇两人得以合葬。墓葬石椁如此精美，自然是在虞弘生前就已营造完毕；即便是虞弘死时才造墓，也不可能不给其夫人留一席之地。沈氏没有论及坐在虞弘对面的女子，直接断言石椁图像中无虞弘夫人，未免过于武断。
虞弘夫人的墓志记载到“三徙西河”，透露出其活动范围在西河一带，距离虞弘生活的并州不远，很可能也是出自鱼国的胡人。
533或534年，虞弘出生在茹茹境内。墓志记载他经历了茹茹、北齐、北周、隋四个朝代，59岁时卒于并州，于592年葬在今太原市西南的王郭村。墓志铭文称他“翱翔数国，勤诚十主”，言其出使波斯、吐谷浑、北齐等国，又历仕诸朝十帝（实为十一帝），一生充满传奇，波澜壮阔，如同随他一起埋入地下的石椁图像一样，可谓多姿多彩，神奇斑斓。
1.姓名与籍贯
从虞弘墓志的志盖可知其姓为虞，志身开篇云“公讳弘，字莫潘”。“虞弘”显然是个汉式名字，那么虞弘家族究竟是什么时候取虞为姓的呢？对于虞弘之祖父□奴栖，姜伯勤时而称“祖〔虞〕奴栖”，时而称“祖，鱼奴栖”，游移不定；对于虞弘之父君陁，姜氏或称“父〔虞〕君陀”，或径称“父，虞君陀”。[74]实际上，□奴栖、君陁均为粟特语，□奴栖从西域鱼国迁徙到茹茹国，以后一直在茹茹定居，不可能取汉式的虞或鱼姓；君陁主要生活在茹茹，官任莫贺去汾、达官，后来趁出使之际南投魏朝，取汉式虞姓的可能性也极小；只有到了虞弘时代才有可能，这应该发生在他从茹茹投奔北齐以后，经历北周及隋代，渐染汉化，遂以国为姓而称鱼，再加上居住在并州一带，又攀附中华古帝虞舜而改姓为虞，同时还取了“弘”这个汉名。[75]这种情况跟同时代的虞祥、虞庆则父子“本姓鱼”而改姓为虞，以及取了汉名是完全类似的。[76]
值得注意的是，虞弘仍然使用粟特语的音译汉字“莫潘”为字。吐鲁番文书《唐神龙三年（707）西州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记有“户主何莫潘八十”，[77]《高昌□子等施僧尼财物疏》提到“莫潘特家旃十一丈五尺”、“莫潘特家
墓志记载虞弘为“鱼国尉纥驎城人”，前面说到其祖父□奴栖为鱼国领民酋长，鱼国位于西域，□奴栖率领鱼氏部族向东迁徙，到了茹茹境内。关于鱼国及尉纥驎城，学界众说纷纭，相关介绍及批判详见拙撰《廿年虞弘夫妇合葬墓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87]
2.茹茹时代：出使与叛逃
虞弘在少年时就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墓志云：“茹茹国王，邻情未协。志崇通药，□□□□（
茹茹的盟国除了东魏及后来的北齐外，还有吐谷浑、南朝及西域诸国，虞弘就是被茹茹可汗阿那瓌任命为莫贺弗，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的。墓志铭文中说“润光安息，辉临月支”，是指他出使波斯而经过安息、大月支（大月氏）等国，这些西域诸国都被包括在“翱翔数国”之内。《魏书》卷102《西域传》记载，波斯国去代24228里，大月氏国去代14500里，安息国去代21500里；三国之中，大月氏位置最东，“北与蠕蠕接”，甚至因为多次遭到蠕蠕（茹茹）的侵略，其都城从卢监氏城西徙至薄罗城；[97]安息国“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
虞弘出使的对象是波斯，当时为萨珊王朝胡司洛一世阿努希尔万（Anushirva，531—579年在位）统治时期。虞弘为什么会出使波斯呢？这要从茹茹、波斯、嚈哒的关系说起。上面说道，茹茹多次进攻大月氏，对近邻大月氏的嚈哒也造成了威胁，而萨珊波斯一直是嚈哒的死敌，因此茹茹联合波斯的目的就是对付嚈哒。《梁书》卷54《诸夷传》所记西北诸戎中有“滑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滑国即嚈哒国，国王名“厌带夷栗陁”，前三字即“嚈哒”之音译汉字的异写，芮芮为茹茹（蠕蠕、柔然）之别译。《魏书》卷102《西域传》“嚈哒国”条亦云：“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合上述两传观之，嚈哒起初服属于茹茹，后来强大起来，一度征服了波斯、安息等国。余太山指出，波斯国王伊嗣俟二世（Yazdgird II，438—457年在位）即位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嚈哒、波斯战争的序幕从此揭开”；伊嗣俟二世死后，二子争位，次子嗢没斯（Hurmazd III，457—459年在位）获胜，长子卑路斯（Pērōz，459—484年在位）逃奔嚈哒，并借兵夺取了王位；卑路斯统治时期与嚈哒经常战争，最终在484年“以卑路斯的阵亡和嚈哒人的全胜告终”。[98]“从484年到六世纪中叶，伊朗不得不向嚈哒人进贡几十年……这种情况延续到胡司洛一世（531—579年）统治的早年”。[99]545或546年，茹茹可汗阿那瓌派遣虞弘出使萨珊波斯，目的就是想联合波斯共同对付嚈哒。
那么，阿那瓌为什么派遣年仅13岁的莫贺弗虞弘出使波斯、吐谷浑呢？墓志记载，虞弘家族原本出自西域鱼国，与波斯渊源较深，虞弘墓的石椁上雕绘了波斯风格的图像。[100]之所以虞弘少年出使，极可能是阿那瓌借重于虞弘是鱼国人、特别是鱼国领民酋长之孙的身份，在西域地区有号召力，以及具备语言才能等。杨晓春认为，“他父亲作为柔然使臣出使西魏而未能回国，因而，柔然才可能在他少年时才委以重职”。[101]虞弘之父君陁奉命出使魏朝，只是其个人及少数人员被滞留，而鱼氏部族的主体仍然在茹茹国。君陁出使未归，在茹茹的鱼氏部族遂由其子虞弘来统领。虞弘出使波斯、吐谷浑，当然也不是孤身前往，在他率领的西使使团中也有鱼氏族人，这与马可·波罗17岁随其父及叔父东来元朝是类似的。
就在545或546年茹茹派遣莫贺弗虞弘出使波斯前后，西魏也在积极地联络波斯，以张道义为波斯使主，出使波斯。西魏大统十二年（546）春，凉州刺史宇文仲和、瓜州民众张保掀起反抗宇文泰的斗争；五月，开府独孤信擒仲和，瓜州都督令狐整诛张保。平定河西之乱以后，瓜州民众推举令狐整为刺史，为整拒绝，“于是乃推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具以状闻，诏以申徽为刺史”。[102]张道义当时从波斯出使归来，路经瓜州（治今甘肃省敦煌市），因为他代表着西魏中央，所以被推举为行瓜州事。《周书》卷50《异域下·波斯传》云：“魏废帝二年（552），其王遣使来献方物”，[103]这可能就是张道义出使的结果。545年或546年前后，茹茹、西魏都积极地向波斯派出使节，反映了当时亚洲地区的局势，特别是波斯的地位颇为关键，甚至影响到亚洲中东部的形势。
上面说到，茹茹与西域关系极为密切，其势力远伸至葱岭以西，入侵大月氏，婆罗门的三位姊妹均嫁给嚈哒王为妻，双方缔结联姻，而与婆罗门对敌的阿那瓌自然与嚈哒关系不睦，这种状态很可能一直持续到虞弘出使波斯之时，这也是他受命西使的主要原因。由于史料缺乏，545或546年虞弘出使波斯时的嚈哒情况不甚明了，到6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代茹茹而起的突厥也与波斯联手夹击嚈哒，终于灭掉了强大的嚈哒国。[104]
波斯位于西亚，虞弘在出使波斯的途中，经过中亚大月氏、安息等国，自可理解。在东返途中，虞弘一行又去了吐谷浑。史载，东魏“兴和（539—542）中，齐神武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义，征其朝贡，夸吕乃遣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又荐其从妹，静帝纳以为嫔。遣员外散骑常侍傅灵檦使于其国。夸吕又请婚，乃以济南王匡孙女为广乐公主以妻之。此后朝贡不绝”。[105]吐谷浑可汗夸吕派遣使节经蠕蠕（茹茹）到东魏，东魏也派使节前往吐谷浑，双方都绕开共同的敌对势力西魏，而假道漠北的茹茹。而从茹茹到吐谷浑则要经由西域地区的高昌国，这在北魏宣武帝在给高车王弥俄突的诏书中所说“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06]另外，吐谷浑也是茹茹通往南朝的必由之路，[107]如《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末记“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河南”即指吐谷浑，同卷《河南传》云：“宋世遣武卫将军王世武使河南，是岁随拾寅使来献。诏答曰：‘……遣王世武衔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资遣，使得时达’”；“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高僧传》卷13《释法献传》亦云：“以宋元徽三年（475），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108]因此，芮芮（茹茹）十分注重与吐谷浑保持友好的关系，既保证东魏经茹茹、西域到吐谷浑的商业贸易，[109]又达到了与南朝交通、夹击西魏的政治军事目的。虞弘出使吐谷浑，也是出于茹茹与西魏“邻情未协”之故，试图与吐谷浑乃至南朝萧梁联合对付西魏的目的。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是丝绸之路河南道的贸易枢纽，[110]虞弘从波斯东返，也不排除在政治通使之外开展贸易活动。
虞弘出使时的官职为莫贺弗，惜在《魏书》、《北史》的《蠕蠕传》中未见此职，但《隋书》、《北史》记载奚、契丹设有莫贺弗。《隋书》卷84《北狄·奚传》记其分为五部，其中“二曰莫贺弗”；《契丹传》云：“开皇四年（584），率诸莫贺弗来谒”。[111]此外，《北史》卷94《契丹传》亦云：“契丹旧怨其侵轶，其莫贺弗勿干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内附，止于白狼水东”。[112]莫贺弗又写作“莫何弗”。《隋书》卷84《北狄·契丹附室韦传》云：“北室韦，分为九部落……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周书·贺兰祥传》亦云：“贺兰祥字盛乐，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氏”。由此可知，北狄系统中的奚、契丹、室韦及茹茹普遍设置莫贺（何）弗之职，三人统率一部之众，势力甚大。莫贺（何）弗实质上就是某部落之酋长，如贺兰莫何弗纥伏即为贺兰部的酋长。由于虞弘之父君陁出使未归，年仅13岁的虞弘继承祖父鱼国领民酋长□奴栖，成为鱼氏部族的酋长，担任莫贺弗。也有学者把莫贺弗拆分成“莫贺”、“弗”来作解读，如陈三平（Sanping Chen）认为“莫贺”是粟特语baga，意为“神”；“弗”是粟特语puhr，意为“子”，因此“莫贺弗”就是bagapuhr，意为“神之子”。[113]罗新也认为，“莫贺弗，即莫贺（baγa）加上弗（bäg），是官号与官称的组合”。[114]从上述奚、契丹、室韦、茹茹普遍设置莫贺（何）弗来看，这一官职属于北狄东部诸族系统，茹茹就被称作“东胡之苗裔也”，[115]所以莫贺（何）弗不应从粟特语的角度来作解读。
虞弘墓志续云：“转莫缘，仍使齐国。文宣□□，焕烂披云，拘絷内参，弗令返国”。虞弘出使波斯、吐谷浑时，官任莫贺弗，因出使有功，回来后升任莫缘。上文提到茹茹可汗阿那瓌曾派“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为朝贡东魏的使节；另外，北魏神龟二年（519）“冬十有一月乙酉，蠕蠕莫缘梁贺侯豆率男女七百人来降”；[116]北周武帝派遣赵文表出使突厥，迎娶阿史那皇后，回程同行者中有“突厥使罗莫缘”；[117]到隋开皇（581—600）末，突厥启民可汗甚至称隋文帝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118]突厥的莫缘继承自茹茹（蠕蠕），罗新皆认为“莫缘”即“磨延”、“伏延”、“拔延”之异译，意为富裕。[119]
虞弘出使北齐后，遭到“文宣”的扣留，不令返回茹茹。“文宣”是北齐开国之君高洋的谥号，他在东魏武定七年（549）八月其兄高澄死后执政，翌年五月建立北齐；天保三年（552），茹茹被突厥可汗土门攻破，阿那瓌自杀。因此，虞弘代表茹茹出使北齐的时间是在549年夏到552年春文宣帝高洋统治期间。[120]据《北齐书》卷4《文宣纪》记载，这一期间茹茹曾4次遣使朝贡北齐，兹将相关内容摘列于下：
（1）天保元年（550）十月“癸未，茹茹国遣使朝贡”；
（2）天保元年“十二月丁丑，茹茹、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
（3）天保二年（551）二月“壬寅，茹茹国遣使朝贡”；
（4）天保二年“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贡”。
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里，茹茹4次遣使北齐，极为密集，即《北史》卷98《蠕蠕传》所言“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往来不绝”。莫缘虞弘代表茹茹出使北齐，很可能就是上述4次中的某次。当时正值茹茹末年，虞弘出使新建立的北齐，与其说遭到北齐文宣帝的扣留而不令返国，不如说茹茹当时受到突厥的进攻而濒于灭亡。虞弘可能看出茹茹在可汗阿那瓌的统治下气数已尽，遂趁出使之机逃离漠北，投奔北齐。前面说到，君陁出使魏朝，被留为朔州刺史；虞弘出使北齐，也没有回到茹茹。对于常为使节、善于权变的西域胡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如“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534—537）初，蠕蠕主使至晋阳，吐根密启本蕃情状，神武得为之备。蠕蠕果遣兵入掠，无获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赏赉。其后与蠕蠕和亲，结成婚媾，皆吐根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颇有计策，频使入朝，为神武亲待。在其本蕃，为人所谮，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为假节、凉州刺史、率义侯”。[121]“神武”、“文襄”分别指东魏权臣高欢、高澄父子，是北齐开国君主高洋的父、兄。安吐根从西域安息（实即粟特安国）东迁入华后，先后充当北魏、蠕蠕（茹茹）的使节，或留塞北，或奔东魏。与安吐根相类似，同样出自西域胡人的鱼国人君陁、虞弘父子也经常作为使节出使他国，都发生了叛投变节的现象，这跟西域胡人本质上追求利益有关。
3.北齐时代：沉沦与崛起
墓志紧接着叙述道：“太上控览，砂碛烟尘，授直突都督”。“太上”指北齐武成帝高湛，为文宣帝高洋之弟，561年即位，但在位仅三年半，就于565年将帝位传给太子高纬，“于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122]从552年虞弘出使北齐滞留不归，到565年北齐武成帝自称太上皇，虞弘墓志对这13年间无只字记载，也就是说，虞弘在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前废帝高殷（559—560年在位）、孝昭帝高演（560—561年在位）、武成帝（561—565年在皇帝位）时期，虞弘似乎未受重用。这也证实了虞弘并非因为具有才华而被北齐文宣帝所扣留，很可能只是茹茹国的一名出逃使节，在北齐前期默默地度过了13年的时间。直到565年武成帝称太上皇帝后，虞弘才开始走上北齐的政治舞台。值得注目的是，“武成小字步落稽”，[123]似乎透露出武成帝开始重用步落稽（鱼）人虞弘。
当了太上皇帝的武成帝仍然控握着朝政，起用虞弘为直突都督，墓志记载其原因跟“砂碛烟尘”有关，似乎与漠北的茹茹余部或其他民族战争有关；此后又因“□使折旋，歙谐边款，加轻车将军、直斋、直荡都督”，也仍与出使、边境事务有关。君陁、虞弘父子担任外交使节，出使多方，可以说“出使”是虞弘家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跟他们原本出自西域鱼国，辗转流徙多方，精通多种语言有关。由于出使有功，虞弘升任为直斋、直荡都督。《隋书》卷27《百官志中》记载北齐官制，左、右卫府设有直荡、直卫、直突、直阁属官，其中“直突属官，有直突都督、勋武前锋散都督等员”；“直阁属官，有朱衣直阁、直阁将军、直寝、直斋、直后之属”；“其直荡属官，有直荡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勋武前锋正副都督、勋武前锋五藏等员”。直突都督为从六品上，直斋为从五品下，直荡都督为从四品上。从虞弘的官阶升迁也可看出，他在北齐后期担任中层武官，政治地位一步步得到提升。
墓志续云：“寻迁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射声校尉”。不过，无论是古人修撰的《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抑或是今人所著的《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124]均未记载北齐之凉州。但检索史籍、墓志可以发现，除了西魏、北周之河西凉州外，东魏、北齐确实也在境内侨置了凉州。东魏之凉州，除了上举凉州刺史安吐根外，《北齐书》卷43《源彪传》记东魏“天平四年（537），凉州大中正”；《北齐徐颖墓志》云：“高祖（指高欢）定业，除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直阁将军、帐内正都督、凉州刺史、新城大都督”。[125]继东魏之后的北齐，也沿置凉州，除了虞弘之外，《北齐韩裔墓志》记北齐“天保元年（550），除开府仪同三司，别封康城县开国子，使持节、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126]卒于北齐武平六年（575）的范粹，其墓志标题为“齐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范公墓志”；[127]《唐杨华墓志铭并序》追记“曾祖颖，齐任凉州刺史”；[128]《隋董氏墓志铭》追记“祖佛子，齐凉州刺史”。[129]凉州刺史甚至还升格为都督，如《唐康续墓志铭并序》追记“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130]此外，《唐赵宗墓志铭并序》追记“曾祖德，齐亮（凉）州盘和县主薄（簿）”。[131]北齐未设置亮州，张琛认为“亮”字为“凉”之误，甚是。河西凉州从汉代起，就设置了番和县（又作盘、磻、蕃）和（又作禾）县（有时为郡、镇、府），[132]墓志中的“亮州”当即凉州。但是张氏又说：“凉州是西魏北周的辖地，赵德任职当在北周朝，‘齐’当更为‘周’”，[133]则不确，赵德实为北齐凉州盘和县主簿。又，《北齐书》卷16《段荣传》记载其孙段深，“累迁侍中、将军、源（凉）州大中正”。北朝无源州，“源”、“凉”二字形近，“校勘记”〔一一〕云：“按‘源州’不见地志。段氏郡望是凉州姑臧，疑‘源’是‘凉’之讹”，甚是。[134]综上可知，从东魏到北齐一直设有凉州，置刺史乃至都督。
东魏、北齐侨置凉州的目的，是为了安置从西魏河西凉州东迁过来的民众。《北齐书》卷2《神武纪下》云：“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神武率骑迎泥、丰生，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卷27《刘丰传》亦云：“刘丰，字丰生……丰远慕高祖威德，乃率户数万来奔”。西魏凉州刺史刘丰、灵州刺史曹泥率领大量人口归附东魏，东魏权臣高欢（即高祖神武帝）应该是在此基础上侨置凉州的。高欢对这些投诚者十分信任，给予极高的礼遇。他临死前对其子高澄说：“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135]可朱浑道元、刘丰（字丰生）不仅深得高欢的信任，而且死后还“配飨世宗（指文襄帝高澄）庙庭”。[136]550年高洋建立北齐后，立即“诏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从义及宣力霸朝者，及西来人并武定六年（548）以来南来投化者，不在降限”。[137]这里的“西来人”包括刘丰、曹泥率领的凉、灵二州的归附者，其中河西凉州移民就被安置在新侨置的凉州境内。河西凉州是入华粟特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他们中的许多人东迁北齐凉州后，由粟特人安吐根、康德及鱼国人虞弘等担任凉州刺史（或都督）进行管理，使这里成为新的西域胡人聚居区。
虞弘在凉州刺史任上甚有治绩，墓志中将他比作曹魏贾逵、东汉郭汲（伋）等善于治理地方的名臣。北齐的州分为三等九级，刺史分别为三品、从三品、四品下，[138]侨置的凉州不知为何种等级的州，但无论何种，其官阶都比之前所任从四品上的直荡都督要高；之后，虞弘被任命为假仪同三司、游击将军，北齐游击将军为四品上。对比虞弘在凉州刺史前后的任官品级，可以推测凉州刺史为四品下，属于三等下州。
4.北周时代：聚落首领
墓志续云：“武平（570—575）既鹿丧纲颓，建德（572—577）遂蚕食关左”。“武平”为北齐后主高纬的年号，此时北齐朝政紊乱，纲纪败坏，最终于577年为北周武帝所灭。入北周以后，虞弘被授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广兴县开国伯，邑六百户，“诏充可比大使，兼领乡团”。广兴县属南营州昌黎郡，虞弘为广兴县开国伯，可能跟他原本来自茹茹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可比大使”，杨晓春推测“可”为适合之意，并据《南齐书》卷57《魏虏传》所记“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认为比官是北魏管理仓库的官职，并称“比”即比官，通晓鲜卑语和汉语，“和虞弘来自北族的身份有一定的相符之处”。[139]这一解释将“可”、“比”二字分开来读，颇为牵强，难以服人。墓志在“可”字之前有“充”字，用作为动词，所以“可”字不可能属动词，“可比”应当一个鲜卑语名词，不可分读，当即“轲比”，为鲜卑轲比能部落之简称，是活动在河套至辽河一带的鲜卑部落。[140]《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云：
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建安（196—220），因阎柔上贡献。……比能众遂强盛，控弦十余万骑。
陈寿在叙述中将“轲比能”简写为“比能”，这显然是以轲为姓的汉式读法，而鲜卑语中“能”可用作为后缀，如西晋河西鲜卑人秃发树机能，所以“轲比”才是一个词汇，亦即“可比”之另译。东汉末年大乱，许多汉人逃往塞外，投依轲比能，教鲜卑人制作兵器铠楯，学习中原制度文化。轲比能势力强盛时达到十余万骑，但在建安二十三年（218）为曹操之子曹彰所征服。[141]220年曹魏政权建立后，“文帝亦立比能为附义王”。不过，轲比能对曹魏叛服不常，黄初六年（225），“并州刺史梁习讨鲜卑轲比能，大破之”；[142]青龙元年（233），轲比能与步度根联合叛离并州，在楼烦击杀并州刺史毕轨所遣将军苏尚、董弼率领的军队；三年（235），轲比能为幽州刺史王雄派遣的刺客韩龙所杀。[143]轲比能死后，其部落势力虽然走向衰弱，但到北周时仍然存在。虞弘作为可比大使，[144]出使的对象即为可比部落，是汉魏之际鲜卑轲比能部落的后裔。
除了充当可比大使之外，虞弘还“兼领乡团”，尤其是到北周“大象（579—581）末，左（佐）丞相府，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张金龙说：“按‘左丞相府’语意不清，或有脱漏，可能是指他当时属于左丞相府治下，并不意味着在左丞相府任职”。[145]“左丞相府”一句确实读来欠通顺，缺少动词作谓语，故张氏疑有脱漏，但他推测虞弘仅是属于左丞相府治下，而非任职于左丞相府，恐不正确。另外，张氏也未指明左丞相具体为谁。《周书》卷8《静帝纪》记载，大象二年（580）五月己酉，周宣帝驾崩，子静帝执政，任命杨坚、宇文赞为左、右大丞相；九月“壬子，丞相去左、右之号，随公杨坚为大丞相”；大定元年（581）“二月庚申，大丞相、随王杨坚为相国”。若墓志中的“左”字仅为“左右”之“左”，则虞弘是大象二年五月己酉至九月壬子间杨坚为左大丞相时的僚属；若“左”字为动词“佐”之通假字，则虞弘为大象二年五月己酉以后杨坚或宇文赞的僚属。
虞弘在充当可比大使时就兼领乡团，580年又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负责检校萨保府。《周书》中未见有代州、介州的记载，但《隋书》卷30《地理志中》“西河郡”条下注曰：“后周改曰介州”，“雁门郡”条下注曰：“后周置肆州，开皇五年（585）改为代州”，似北周未置代州，然据虞弘墓志，可能北周末年置代州但寻罢，至隋开皇五年复置。
关于乡团，《隋书》卷28《百官志下》记载左右卫之下，“每乡团东宫乡团准此置团主一人、佐二人”；《通典》卷29《职官典二十九》更云：“隋初，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各领军坊、乡团”。[146]由此可知，隋代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及东宫均设有乡团。从虞弘墓志的记载来看，乡团至晚在北周时就已经设置了。这种乡团实际上是西魏宇文泰实行的与府兵制相配套的乡兵制。《周书》卷37《郭彦传》云：“迁虞部郎中。大统十二年（546），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卷39《韦瑱传》云：“征拜鸿胪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可见乡兵的统领者具有较高级别的官职，特别是中央官员，同时还是地方上的望族。这是宇文泰以朝廷官衔笼络地方豪族首领的一种措施。唐长孺认为，“以‘望族’统乡兵，这就是建立以大族为首领的地方武装”；[147]谷川道雄指出这种乡兵集团的结集有一定的自发性，并对统率乡兵的“乡望”与“豪右”作了考察。[148]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文馆词林》中收录一道阙题碑文，中云：“隋开皇（581—600）中，起家为蜀王秀库真，还都督、检校仪同兵。及秀废，又为大都督，领本乡兵”，[149]山下将司考证碑主为粟特人安修仁，[150]602年蜀王杨秀被废后，安修仁回到家乡凉州，以大都督领乡兵，这些乡兵就是大业末武威安氏扶立和擒捉河西大凉王李轨的粟特“胡兵”。[151]《隋龙山公（质）墓志》云：“周朝授大都督、龙门公，选补兼仪同，领乡团五佰人，守隘三硖”。[152]虞弘最初为可比大使时兼领的乡团，可能是像西魏、北周时期经常见到的领当州乡兵，即兼领并州乡团；到北周大象末，发展为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所辖地盘扩大，统领乡兵人数更多，势力甚大。
虞弘出自鱼国，其所掌管的乡兵主要是以鱼氏部族为核心的西域胡人聚落武装，范围包括并、代、介三州，这应该也是他检校萨保府的范围。除了虞弘之外，还有一些从西域迁徙至此的胡人也任职于萨保府，如《隋翟突娑墓志》记其为“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153]《唐龙润墓志》记其为“并州晋阳人也。君属隋德道消，嘉遁贞利，资业温厚，用免驱驰。唐基缔构，草昧区夏。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154]《隋惠郁等造像记》云：“赖摩诃檀越前定州赞治、并州总管府户曹参军博陵人崔子石，前萨甫下司录商人何永康，二人同赎得七帝寺院”；[155]《唐曹怡墓志》记其“父遵，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156]萨保（宝、甫）是管理祆教事务的官职，今山西省介休县外城顺城关大街东端有一座祆神楼，其北面有一座三结义庙，据清代《重建三结义庙》记载，“盖为宋文潞公特为祆神建耳”，“祆神之庙”，“此始而为祆神庙，更而为三结义庙也”；《洪洞县志》卷8记载：“祆神庙，在县大南门内路东城根，元大德七年（1303）建”。[157]《隋书》卷27《百官志中》记载，北齐鸿胪寺“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卷28《百官志下》记载，隋代“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惜未记北周萨保（宝、甫）官职。但在虞弘夫妇合葬墓发现后，紧接着发掘了北周粟特人安伽墓、史君夫妇合葬墓，安伽为同州萨保，[158]史君为凉州萨保，[159]也证实了北周粟特聚落中有萨保存在。上揭安修仁碑文记载到“祖魏雍州萨保”，另从安修仁之侄《唐安元寿墓志铭并序》所记“曾祖弼，周朝服侯”，[160]以及侄孙《唐安忠敬神道碑》所记“高祖何藏器，广宗之子也，周开府仪同三司、宁远将军、肃州刺史、张掖郡公”可知，[161]安修仁的祖父汉名叫安弼，胡名叫何藏器，官任肃州刺史、雍州萨保，主要生活在北周时期。《元和姓纂》卷4“安”条记载到安修仁家族的世系：“【姑臧凉州】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162]北周时期，从河西凉州到国都雍州，再到河东并、代、介三州，都有粟特、鱼国及西域其他胡人的聚落。
需要注意的是，577年北周灭北齐后，虞弘转仕于北周，其地位有所下降。虞弘在北齐时任凉州刺史，为四品下。进入北周后，授仪同大将军，充可比大使，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仪同大将军是建德四年（575）由仪同三司改名，[163]仪同三司在北齐为第二品，至隋代为正五品上，[164]相差甚大，颇疑575年在改官名的同时也降低了官品；萨保在隋代为视正九品，势力虽大，但地位不高，北周恐怕也同样如此。总之，北周时虞弘官位下降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北齐降臣。
5.隋代：杨广部下与镇押并州
墓志最后记载了虞弘在隋代的任官及卒葬情况。“开皇（581—600），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如上所言，隋代仪同三司由仪同大将军更名而来，虞弘还领左帐内，仍然镇守在并州。《隋书》卷28《百官志下》云：“王公已下、三品已上，又并有亲信、帐内，各随品高卑而制员”。开皇元年（581），杨广“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直到六年（586）转任为雍州牧、内史令。[165]隋初的前六年，晋王杨广与虞弘同在并州，虞弘应为杨广的左帐内。据《隋书》记载，开皇时令狐熙为桂州总管，“给帐内五百人”；周法尚为永州总管，“仍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刘炫“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杖为门卫”，[166]可见帐内员额极多，有的担任执杖等役务，地位卑下，由此亦证虞弘从北齐入北周、进而到隋代，政治地位一再降低。虞弘最终在并州家中去世，享年59岁，开皇十二年（592）十一月十八日葬于今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王郭村。
纵观虞弘的一生，辗转于茹茹、北齐、北周、隋代4朝，侍奉了茹茹可汗阿那瓌，北齐文宣帝、废帝、孝昭帝、武成帝、后主、幼主，北周武帝、宣帝、静帝，隋文帝等11位皇帝，出使波斯、安息、大月氏、吐谷浑、北齐等国，确实如墓志铭文中所说的“翱翔数国，勤诚十主”，经历丰富，极为传奇。他年少时奉茹茹可汗阿那瓌之命出使各国，充分展现了西域胡人充当外交使节的特长；茹茹亡国前夕，趁出使之机投奔北齐，但是长期得不到重用，直到武成帝高湛为太上皇时，才重新踏入仕途，特别是出任凉州刺史，成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统领着从河西凉州迁徙而来的粟特等西域胡人，势力颇大；齐亡入周以后，虞弘作为北齐降臣，地位有所降低，他仍然扮演使节的角色，充任可比大使，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是当地胡人武装聚落的首领，并且成为丞相杨坚的部下；入隋之后，担任仪同三司，是并州总管、晋王杨广的左帐内，仍然镇守在并州。尽管虞弘先后在杨坚、杨广父子的手下任职，但却没能在政治上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机会，去世时在墓志盖上仅刻写了正五品上的终官“仪同”。虞弘虽然在政治上经受了浮沉起落，但一直生活在以鱼国为主的西域胡人聚落中，掌握着管理本部族的萨保权力，这在他入葬时墓室石椁上所雕绘的人物图像得到具体的体现，可以说虞弘的一生是当时入华胡人首领的一个缩影。
[1]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科冷门绝学重点项目“中古丝路鱼国、粟特、波斯胡人比较研究”（20LMJX01Z）、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草原—沙漠文化带研究专题”重大委托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原帝国兴衰”（20@WTS004）的子成果，初稿撰成于2019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期间，并在4月4日文研院六期学者交流会上作过报告，得到同期访友的诸多指正，特此感谢！
[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另参张庆捷《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解读虞弘墓》，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年；该书修订本改题为《解读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国的粟特人》，三晋出版社，2019年。
[3]详参冯培红《廿年虞弘夫妇合葬墓研究回顾与展望》，《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第153—165页。
[4]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第10—108页；《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5—170页。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史林》2002年第3期，第16—20、68页。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考》，《文物》2002年第6期，第78—93页。周伟洲《隋虞弘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7—257页。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史事系年考证》，《文物》2004年第9期，第74—84页。郭平梁《〈虞弘墓志〉新考》，《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64—70页。石见清裕《ソグド人墓誌研究》第I部第五章《太原出土〈虞弘墓志〉（隋·开皇十二年—五九二年）》，东京：汲古书院，2016年，第117—135页。
[5]颛顼高阳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1页。
[6]刘瑞明《〈山海经〉新注新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下册，第683页。
[7]《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提到《地记》云：“河东县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第21—23页。
[8]《尔雅注疏》卷六《释天》云：“颛顼之虚，虚也”，郭璞注曰：“颛顼水德，位在北方”，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下册，第43页。
[9]《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云：“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正义》云：“目重瞳子，故曰重华”，第31—32页。
[10]这与同从西域迁徙到太原的龙氏相类似，后者攀附夏代被赐御龙氏的刘累。参王永平《刘累御龙与河东龙氏——基于太原龙润家族墓志的考察》；《史志学刊》2018年第5期，第20—23页；《夷俗与华风：中古时期寓居内地的一个胡人家族——以太原龙润家族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2期，第134—148页。
[11] 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史林》2002年第3期，第17页。
[12]王小甫《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2页。
[13]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史林》2002年第3期，第17页。
[14]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第103页；《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149页。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文物》2002年第6期，第79页。郭平梁《〈虞弘墓志〉新考》，《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68页。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文史哲》2016年第2期，第95页。王素《北魏尔朱氏源出粟特新证——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发覆兼说虞弘族属及鱼国今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5期，第63-65页。
[15]姜伯勤《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第29页作“祖〔虞〕奴栖”，第31页作“祖，鱼奴栖”。
[16]周伟洲《隋虞弘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251页。
[17]〔日〕石见清裕《ソグド人墓誌研究》，第121页。
[18]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史事系年考证》，《文物》2004年第9期，第75页；《隋〈虞弘墓志〉所见“鱼国”、“尉纥驎城”考》，《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7页。
[19]林梅村《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72页。
[20]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何锐等译《突厥语大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卷，第397页。英译版作baliq，见Mahmūd al-Kāšγ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DīwānLuγāt at-Turk), ed. and tr. by Robert Dankoff 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 1982, p.290.
[21]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22]《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云：“内附叛胡乞、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5页；《北史》卷九八《蠕蠕传》云：“近有赤铺步落坚胡行于河西”，中华书局，1974年，第3264页。
[23]《旧唐书》卷一六一《李光进传》云：“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中华书局，1975年，第4217页；《新唐书》卷三《高宗纪》云：“绥州部落稽白铁余寇边”，中华书局，1975年，第78页。顺带说明，《旧唐书》的点校者在“稽”字下方划线，而“部落”二字之下则无，显然是将稽胡当作部落，而不知“部落稽”实为一个固定族名。
[24]（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四云：“紫薇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鬚，目为‘醉部落精’”，中华书局，1979年，第91页。（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五五《嘲诮三》“魏光乘”条引《朝野佥载》略同，并称“明钞本‘精’作‘稽’”，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第6册，第1986页。
[2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丹州”条，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74页。“步落稽胡”，（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五《关西道十一》“丹州”条作“部落稽胡”，中华书局，2007年，第2册，第745页。
[26]（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屈支国》、《跋禄迦国》，中华书局，2000年，上册，第65页。
[27]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考》之《跋禄迦国考》，中华书局，1984年，第74—82页。
[28]《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0页；《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5、2927页；《魏书》卷一○二《西域传》，第2267页；《北史》卷九七《西域传》，第3218页。
[2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丹州”条，上册，第74页。
[30]《周书》卷五○《异域传下·囐哒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918页。
[31]《魏书》卷一○一《高昌传》，第2243页。《北史》卷九七《西域传》“高昌”条无“焉耆”二字，但上文有“入于焉耆”之语，第3213页。
[32]余太山《嚈哒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页。
[33]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14页。
[34]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上编“七 北魏、西魏、北周与西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77—178、184—185页。（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龙华寺”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29—132页；《周书》卷四九《异域传上》云：“有周……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第884页。《隋书》卷七《礼仪志二》云：“后周欲招来西域”，第149页。
[35]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文物》2002年第6期，第79页。
[36]王素《北魏尔朱氏源出粟特新证——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发覆兼说虞弘族属及鱼国今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5期，第65页。
[37] 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99页。
[38]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四章《领民酋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46—847页。不过，王遇的祖先“自晋世已来恒为渠长”，皇甫驎被“请为统酋”，是否必为领民酋长，还很难说。
[39]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史事系年考证》，《文物》2004年第9期，第75页。
[40]《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0—3251页。
[41]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14页。
[42]《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62页。卷九七《西域传》“嚈哒国”条亦记“与蠕蠕婚姻”，第3231页。
[43]（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六《感通上·魏洛京永宁寺天竺僧勒那漫提传》，下册，中华书局，2014年，第977页。
[44]〔日〕内田吟风《蠕蠕の寄多羅月氏領バルク地方侵入について》，《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325—339页。
[45]王丁《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一）》，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41页。
[46]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
[47]冯承钧《中亚新发现的五种语言与支白安康尉迟五姓之关系》及《附：论龟兹白姓（向觉明）》、《再说龟兹白姓》及《附：论龟兹白姓兼答冯承钧先生（向觉明）》、《附：论龟兹白姓兼答刘盻遂先生（向觉明）》，皆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158—175页。
[48]（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敏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66—267页。
[49]余欣《中古时代的菜蔬与外来文明：诸军达的伊朗渊源》，《复旦学报》2013年第6期，第71—77页。
[50]《魏书》卷一《序纪》，第3—4页。
[51]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史事系年考证》，《文物》2004年第9期，第74页；《隋〈虞弘墓志〉所见“鱼国”、“尉纥驎城”考》，《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7页。王小甫《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2页。王丁《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一）》，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第241页。石见清裕《ソグド人墓誌研究》，第117页。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文史哲》2016年第2期，第95页。
[52]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第102页；《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150页。姜伯勤《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第30页。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考》，《文物》2002年第6期，第79页。周伟洲《隋虞弘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217页。郭平梁《〈虞弘墓志〉新考》，《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69页。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讲谈社，2007年，第123页。王素《北魏尔朱氏源出粟特新证——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发覆兼说虞弘族属及鱼国今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5期，第63页。此外，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载《文物》2001年第1期）第50页仅称虞弘为“茹茹莫贺去汾之子”，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载《史林》2002年第3期）第17页亦仅录“父君陀，茹茹国莫贺去汾”，均未提到“达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第七章《墓志》第89页则将“达官”与后面的“使魏□□□□朔州刺史”径连，皆不可取。
[53]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号，2007年，第57—61页；荒川正晴《西突厥汗国的Tarqan达官与粟特人》，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上册，第13—23页。
[54]除了前举鲜卑拓跋诘汾、俟汾氏音讹为宇文氏外，《北史》卷九八《高车传》记有十二姓，其中“九曰俟分氏”，第3273页。
[55]罗新认为“莫贺是官号，去汾则是官称”，甚至说“‘莫何去汾’是官称‘达官’（详后）的官号”，见《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号，2007年，第53—57页。
[56]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文物》2002年第6期，第80页。
[57]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7卷，第147页。
[58]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史事系年考证》，《文物》2004年第9期，第75—76页。
[59]石见清裕在整理虞弘履历时也写作：“五三三~五三四年虞弘诞生”，见《ソグド人墓誌研究》，第144页。
[60]《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上》云：“今录武定（543—550）之世以为志焉”，第2455页。“武定”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今寄治并州界”的“今”指的是东魏时期。
[61]韩康信《虞弘墓人骨鉴定》，韩康信、张庆捷《虞弘墓石椁雕刻人物的种族特征》，均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附录一、二，第183—198页。
[62]谢承志、崔银秋、刘树柏、张全超、周慧、朱泓《虞弘墓出土人类遗骸的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附录五，第206—207页。
[63]谢承志《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古代人群及山西虞弘墓主人DNA分析》，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2—63页。
[64]〔日〕石见清裕《ソグド人墓誌研究》，第135页。
[6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张庆捷等执笔）《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37页。
[66]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的初步考察》，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第12页。
[67]姜伯勤《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第43页。
[68]张总《祆教艺术双璧》，《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1期，第19页；Boris Marshak, “La thématiquesogdienne dans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moitié du VIe siècle”, 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45eannée, N. 1, 2001, p.254；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7页。
[69]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133页。
[7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第八章《石椁装饰图像》（张庆捷撰），第107页。
[71]李瑞哲《对“图像程序”的重新认识——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图像所表现的共同主题》，《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1期，第131页；温建辉《虞弘墓浮雕图案中的葡萄酒文化》，《晋中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67页。
[72]毕波《虞弘墓所谓“夫妇宴饮图”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第66—83页。
[73]沈睿文《天水石马坪石棺床墓的若干问题》，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册，第487—489页。
[74]姜伯勤《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9、31页。
[75]除了出自鱼国的虞弘之外，南梁、北周、唐代均有鱼弘，属名同人异，但都来自于西域鱼国。参冯培红《中古史上的四位鱼弘——兼说流寓中国的西域鱼国人》，《档案》2018年第11期，第32—42页。
[76]《隋书》卷四○《虞庆则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174、1176页。
[77]编号为64TAM35:49（a），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叁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35页。
[78]编号为72TAM170:110/2（b）、72TAM170:110/3（b），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壹册，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71—174页。
[79]编号为64TAM31:14，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壹册，第359页。
[80]编号为65TAM42:80，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叁册，第142页。
[81]编号为S.542v，见周绍良主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页。
[82] Dieter Weber, “Zur sogdischen Personennamengebung”,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77, 1972,pp.197-198.
[83]王丁《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一）》，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第238—239页。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書集成》第2卷，京都：法藏馆，1989年，图版四九，录文见第208页。
[84]林梅村《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83页。卓鸿泽《〈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中鱼国胡名拟测及粟特胡、丁零胡问题〉》，《历史语文学论丛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8—120页。
[85]〔日〕吉田豊、〔日〕影山悦子《ソグド人—典籍を補う最新の出土資料から》，《月刊しにか》第13卷第10号，2002年，第44页；〔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第124页；〔日〕石见清裕《ソグド人墓誌研究》，第138—143页；〔日〕曾布川宽、〔日〕吉田豊编《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第5部《中国出土ソグド石刻画像の図像学》（曾布川宽撰），临川书店，2011年，第268页。
[86]王小甫《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2—33页。
[87]冯培红《廿年虞弘夫妇合葬墓研究回顾与展望》，《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第153—165页。
[88]〔日〕石见清裕《ソグド人墓誌研究》亦云：“五四五~五四六年出使波斯、吐谷浑”，第144页。
[89]《北史》卷九八《蠕蠕传》、卷一四《后妃下·蠕蠕公主郁久闾氏传》，第3265、517—518页。《北齐书》卷九《神武娄后传》作“茹茹公主”，中华书局，1972年，第124页。《北史》卷一四《后妃下·齐武明皇后娄氏传》“蠕蠕公主”之“蠕蠕”，第538页校勘记〔一〕亦云：“诸本作“茹茹”。
[90]《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64—3265页。
[91]《周书》卷一《文帝纪》、卷一八《王思政传》，第27、292页。
[92]《周书》卷二五《李贤传》，第416页。
[93]《北史》卷九八《高车传》记载，东魏“兴和（539—542）中，比适又为柔然所破”，第3275页。高车国灭，国主比适此后不知所终。参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94]《隋书》卷八四《北狄·铁勒传》，第1879—1880页。
[95]《周书》卷五○《异域下·突厥传》，第908页。
[96]尤其是新兴起的突厥更是直接挑衅茹茹，551年土门可汗娶西魏长乐公主为可贺敦，并于翌年灭茹茹，阿那瓌自杀。
[97]“卢监氏城”，《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作“賸监氏城”，第2289页。
[98]余太山《嚈哒史研究》，第1—2、93—103页。
[99]〔俄〕B. A. 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第六章《嚈哒帝国》（B. A. 李特文斯基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112页。
[100]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图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7—255页；齐东方《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文物》2006年第8期，第78—84页。
[101]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史事系年考证》，《文物》2004年第9期，第76页。
[102]《周书》卷三六《令狐整传》，第642—643页。
[103] 此处的“废帝”，《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作“恭帝”，第3223页。西魏恭帝于554—557年在位。
[104]余太山《嚈哒史研究》，第3—4、104—138页。
[105]《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第3186—3187页。《魏书》卷一○一《吐谷浑传》原阙，据《北史》补，仅将“神武”改作“齐献武王”，第2241页。
[106]《北史》卷九八《高车传》，第3274页。
[107] 对于这条茹茹、西域经由河南道吐谷浑国通往江南的道路，唐长孺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见其《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168—195页。又参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冯培红《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中古时代西北与东南的交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7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11年，第503—527页。
[108]释慧皎《高僧传》卷一三《兴福·齐上定林寺释法献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488—489页。
[109]北齐时也同样如此，如《周书》卷五○《异域下·吐谷浑传》云：“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第913页。
[110]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43—52页；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94—98页；李健胜、董波《刻写青海道》，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111]《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则记，开皇四年（584）“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第21页。应欠准确。
[112]“莫贺弗勿干”，《魏书》卷一○○《契丹传》作“莫弗贺勿于”，第2223页。《北史》点校者陈仲安作“莫贺弗勿干”，《魏书》点校者唐长孺作“莫弗贺勿于”。两书所记人名既异，官职、人名点校又不相同，兹从《北史》。
[113]〔加〕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 among Acient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vol. 12, issue 3, 2002, pp.289-325.
[114]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号，2007年，第61—64页。
[115]《魏书》卷一○三《蠕蠕传》，第2289页。《北史》卷九八《蠕蠕传》无此句，第3249—3267页。
[116]《魏书》卷九《肃宗纪》、卷一○五之一《天象志一》，第229、2341页。
[117]《周书》卷三三《赵文表传》，第582页。
[118]《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第1873—1874页。
[119]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号，2007年，第64—68页。
[120]在阿那瓌自杀以后，茹茹余众拥立阿那瓌从侄铁伐为主，但一年后为契丹所杀；此后铁伐之父登注上台，旋即被杀；铁伐之兄库提上台不到一年，就遇到突厥再次进攻，举国南奔北齐，被高洋所废，立阿那瓌之子菴罗辰为主，置之马邑川；三个月后，菴罗辰北遁，虽然在史籍中仍时有出现，《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甚至还记载，天保六年（555）“丁未，茹茹遣使朝贡”，但统一的茹茹汗国已经彻底覆亡了。因此，虞弘出使北齐不太可能发生在552年阿那瓌死后。
[121]《北史》卷九二《恩幸·和士开附安吐根传》，第3047页。
[122]《北齐书》卷七《武成纪》，第94页。
[123]《北齐书》卷一四《上洛王思宗传》，第183页。
[124]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下编《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行政区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版，下册；施和金《北齐地理志》，中华书局，2008年。
[1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第7页。
[126]陶正刚《山西祁县白圭韩裔墓》，《文物》1975年第4期，第69、73页。
[127]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第50页。
[128]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册，第136页。
[129]浙江省博物馆编《金石书画》第1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第52页。
[130]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6册，第108页。
[131]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5册，第7页。
[132]冯培红、冯晓鹃《唐代粟特军将康太和考论——对敦煌文献、墓志、史籍的综合考察》，《敦煌研究》2021年第3期，第47—48页。
[133]张琛《河南洛阳出土唐赵宗墓志铭考释》，马明达、纪宗安主编《暨南史学》第9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6—117页。
[134]《北齐书》卷二七《可朱浑元传》云：“元乃率所部，发自渭州，西北渡乌兰津。周文频遣兵邀之，元战必摧之。引军历河、源（凉）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刺史曹泥婿刘丰与元深相交结。元因说丰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业，丰自此便有委质之心，遂资遣元。元从灵州东北入云州”，第376—377页；《北史》卷五三《可朱浑元传》对此有类似但简略的记述，第1901页。对于“源”字，两书“校勘记”皆认为有误，但《北齐书》“校勘记〔三〕”疑为“原”字（第380页），而《北史》“校勘记〔三〕”疑为“凉”字（第1934页），皆属形近致误。可朱浑元从渭州往西北，渡过黄河乌兰津，进入河州、凉州地界，不可能重新东返至宇文泰重兵布防的原州，尤其是考虑到他与凉州刺史刘丰关系近密，又从凉州经灵州往东北，再次渡过黄河到云州，所以“源”字当为“凉”之讹。
[135]《资治通鉴》卷一五九萧梁武帝大同元年（546）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4945页。
[136]《北齐书》卷六《孝昭纪》，第83页。
[137]《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51页。
[138]《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765—766页。
[139]杨晓春《隋〈虞弘墓志〉所见史事系年考证》，《文物》2004年第9期，第78页。
[140]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云：“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中华书局，1959年，第831页。
[141]《三国志》卷一九《魏书·任城威王曹彰传》，第556页。
[142]《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84页。
[143]《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99—100、839—840页。
[144]“大使”即外交使团的首领，如《北齐书》卷一四《平秦王高归彦传》记北魏末，其父高徽“以解胡言为西域大使，得胡师子来献”，第186页；《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记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摄图言：“大使、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至”，第1869页。
[145]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文史哲》2016年第2期，第107页。
[146]（唐）杜佑《通典》卷二九《职官典二十九·武官下》“折冲府”条，中华书局，1988年，第1册，第809页。
[147] 唐长孺《魏周府兵制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276页。
[148]〔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論》第III编第1章《北朝後期の鄉兵集団》，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第219—257页。
[149]（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第174页。
[150]〔日〕山下将司《隋・唐初の河西ソグド人軍団—天理図書館蔵『文館詞林』「安修仁墓碑銘」残卷をめぐって—》，《東方学》第110辑，2005年，第65—78页。关于粟特乡团或军团，另参苏航《北朝末期至隋末唐初粟特聚落乡团武装述论》，《文史》2005年第4辑，第173—185页；〔日〕山下将司《北朝末～唐初におけるソグド人軍府と軍団》，〔日〕森部豊编《ソグド人と東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涉》，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4年，第161—173页。
[151]《新唐书》卷八六《李轨传》云：“乃与修仁等潜引诸胡兵围其城”，第3710页。
[152]雷庭军、胡黎明《白帝城龙山公墓志考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3页。
[153]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5册，第100—101页。
[154]张希舜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页。
[155]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9册，第25页。
[15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市博物馆《山西汾阳唐曹怡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1期，第29、31页。
[157]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十七章（上）《论宋元明时期山西介休的祆神楼》、第十七章（下）《山西介休祆神楼古建筑的图像学考察》，第271—294页。
[15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0—62页。
[159]杨军凯《北周史君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45—49页。
[160]昭陵博物馆（陈志谦执笔）《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第45—46页。
[161]（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九一七，中华书局，1966年，第6册，第4828页。
[162]（唐）林宝著，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四“安”条，中华书局，1994年，第1册，第500—502页。
[163]《周书》卷二四《卢辩传》云：“建德四年（575），增置上柱国大将军，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第407页。
[164]《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卷二八《百官志下》，第765、786页。需要说明的是，北周的仪同大将军入隋以后不再设置，隋代回改到北周建德四年前的仪同三司，或是沿用北齐的仪同三司，但官品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级别。
[165]《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59—60页。
[166]《隋书》卷五六《令狐熙传》、卷六五《周法尚传》、卷七五《儒林·刘炫传》,第1386、1527、1720页。
（原文刊载于《丝路文明》第六辑，2021年11月，第135—166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暨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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