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冬：黄头回纥源流考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4期
汉籍记录的黄头回纥居地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缘至阿尔金山脉北麓一带。10～11世纪，在喀喇汗王朝东进的大潮流下，客观条件不支持河西地区的回鹘人反其道而行之，退守沙州西南进而发展成黄头回纥。和田出土鲁尼文木牍文记录10世纪时期佛教徒撒里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带活动，米兰出土Or.8212/76鲁尼文文书记录米兰一带有撒里，此撒里即11世纪后期的黄头回纥。
黄头回纥之名称，出现在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经由青海路朝贡的贸易史料中。由于部分裕固族自称Sarö Yögur（黄尧呼尔），[2]即“黄回纥”，且裕固族中存在东迁传说，故学术界通常认为黄头回纥是裕固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关于黄头回纥的起源，学术界主要存在甘州回鹘、河西回鹘、瓜沙州回鹘、龟兹回鹘、西州回鹘五种意见。[3]笔者近来集中对米兰出土Or.8212/76鲁尼文军需文书与和田出土鲁尼文木牍文进行释读研究，发现对黄头回纥起源问题的深入讨论有所帮助。
黄头回纥之名始见史乘是在11世纪80年代。《宋会要辑稿》蕃夷四《拂菻》言：
元丰四年（1081）十月六日，拂菻国贡方物。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言：“其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又东至西大石及于阗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约昌城，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达靼，次至种榅，又至董毡所居，次至林檎城，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界。西至大海约三十程。”[4]
相同史料还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神宗元丰四年10月己未条。[5]另，《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于阗》元丰六年（1083）条记录于阗的朝贡使者言：“道由黄头回纥、草头达靼、董毡等国。”[6]约昌城，即今且末，位于于阗之东，是喀喇汗王朝的东北边境。[7]达靼即于阗使者所言草头达靼，大概活动在阿尔金山阴面。[8]种榅，即仲云，见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出使于阗的高居诲《使于阗记》，以及10世纪前往沙州或内地的于阗使者的报告书中，当时活动在于阗东北、罗布泊南大屯城（今新疆米兰）一带。[9]以此推之，黄头回纥居地当在草头达靼之南或西南，在塔里木盆地东缘至阿尔金山脉北麓一带。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镇守洮州（今甘肃临洮）的李远，在其所著《青唐录》中记载自青海湖以西路程时言：“自铁堠西皆黄沙，无人居。西行逾二月即入回纥、于阗界。”[10]自青海湖西行两月到达的回纥，大体应在柴达木盆地西端以西。这一地理位置与前面得出的黄头回纥居地贴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吐蕃诸部》标注的是1038～1065年的疆界情况。其中，黄头回纥居地自塔里木盆地东面的阿尔金山脉东南麓向西北方向延伸到祁连山南麓。[11]依笔者推定的上述黄头回纥居地而言，此种标记或许表明编绘者认为11世纪80年代之前的黄头回纥曾经在祁连山南麓一带活动。另有意见认为黄头回纥位于沙州附近，[12]沙州西南，[13]鄯善至沙州、瓜州之间，[14]或是在沙瓜州西北的罗布泊至伊州之间，[15]均有牵强之嫌。
在前面介绍的关于黄头回纥源流的意见中，甘州回鹘、河西回鹘、瓜沙州回鹘，这三种意见本质上相同。受篇幅所限，笔者不能一一详述，其共同点是均认为黄头回纥出自河西地区的回鹘。前述《中国历史地图集·吐蕃诸部》给出的黄头回纥居地，或许是依据上述三种意见。甘州回鹘灭亡后，确有部分部众归附青唐唃厮啰政权，[16]亦有投奔沙州者。[17]不过，关于投奔唃厮啰的回鹘部众日后向西迁徙而成黄头回纥，并无史料记录。是故，汤开建言前述李符桐意见只能说属于推理与假设。[18]那么，黄头回纥是否可能出自河西地区呢？
众所周知，10世纪后半叶起喀喇汗王朝势力东扩，1006年灭掉佛国于阗。1120年成书的马卫集（Marvazī）著《动物的自然属性》（Ṭabā'i'al-ḥayawān）第20节谈到前往契丹的旅行者从沙州（Sājū）需要半月路程会到达Shārī地面，此集团因他们的一个首领之名Basmïl（拔悉密）而为人所知，他们因畏惧伊斯兰教的割礼而逃亡至此地。[19]诚如米诺尔斯基（V.Minorsky）所言，[20]上述有关从沙州到达契丹首都之路程的原始情报，当来自马卫集书中第22节所介绍的同高昌回鹘使者一同于1027年访问哥疾宁王朝的契丹使者。米氏考证Shārī居住地位于河西地区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21]换言之，上述Shārī定是在1027年之前移居至此地的。按sarï可视作sarïγ的尾音-γ脱落后的简化形式。[22]故，佐口透与巴哈提把Shārī与马卫集书中记录的活动于钦察草原上的al-Shāriya相联系起来。[23]此固然可备一说，唯Shārī与al-Shāriya之间相距异常遥远，似有勉强之处。相反，米诺尔斯基与哈密屯将Shārī与撒里畏兀儿（Sarï Uyγur）相联系起来。[24]就二者之间的距离而言，此看法看来更为稳妥。另外，《突厥语大词典》记录有喀喇汗王朝与西夏之间的战争。他在älüklä-（嘲笑，嘲弄）词条中引用诗歌：tangut süsin üšiklädi，kiši išin älüklädi，ärin atïn bäliklädi，bulun bolïp bašï tïγdï（乘严寒袭击唐古特军，他们的妻女蒙受欺凌，俘获他们的马匹和兵丁，阶下囚只好俯首听命），再加以解释。[25]并且，在oγurla-（办事，偷）词条中引用诗文，描述唐古特的伯克躲避敌人（即喀喇汗王朝军队——笔者按）云云。[26]考虑到向东方扩张势力的喀喇汗王朝，只有在灭掉佛国于阗后才有可能与西夏接壤或发生关系，上述二者之间的战争发生地大概是在西夏最西端的沙州及其以南地带。显然，马卫集《动物的自然属性》描述11世纪上半叶喀喇汗王朝在东方的扩张曾造成新疆一带部族的北徙，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反映东进的喀喇汗王朝在河西西部的沙州及其以南地带曾与西夏发生过战争。可见，在伊斯兰势力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客观条件并不支持河西地区的回鹘人反其道而行之，退守沙州西南进而发展成黄头回纥。反观在主张黄头回纥出自河西地区的观点中，唯有高自厚推测撒里畏吾的撒里是今河名疏勒，[27]其余学者并未提供证据，仅是推定。笔者以为，撒里（Sarïγ/Sari）勘同为当代河名疏勒，虽然语音有所接近，但不能以偏概全。综上，对于黄头回纥出自甘州回鹘、河西回鹘或瓜沙州回鹘之观点，笔者持怀疑态度。
依上一节结论，黄头回纥似乎原本就有别于甘州回鹘、河西回鹘或瓜沙州回鹘。大英图书馆藏Or.8212/76鲁尼文军需文书，由斯坦因（A.Stein）第三次中亚考古期间发现于新疆米兰（Miran）的古城堡遗址，是盔甲等军需物品的发放账本。关于该文书，汤姆森（V.Thomsen）最早进行了解读研究。[28]之后，奥尔昆（H.N.Orkun），以及爱丁（E.Aydin）的团队，按汤姆森的释读顺序重新进行了研究。[29]笔者在上述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依据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公开的图版，对Or.8212/76文书进行了再释读，给出了文书的换写（transliteration）、转写（transcription）和简单必要的词注。[30]关于其构成情况，笔者指出该文书并非如上述学者公认的由3张残片构成，而是由文书（1）、（2）构成。其中，文书（1）单面22行，文书（2）正面24行、背面20行。兹转引Or.8212/76（2）文书背面第12～14行相关部分的转写和译文，再做讨论。以下引用的鲁尼文文献转写中，“：”为文书所书停顿符号。
12……yolluq：urungu：yarïqï- 13-n tay irkin sarïγ uluš urunguqa yarlïγ 14boltï: ……
……把药禄纛官（Yolluq Urungu）的盔甲分发给了大俟斤，（即）撒里地方纛官（Tay Irkin Sarïγ Uluš Urungu）。
上引文中，分发到盔甲的人物名称是大俟斤，（即）撒里地方纛官（Tay Irkin Sarïγ Uluš Urungu）。其中，大俟斤（Tay Irkin）与撒里地方纛官（Sarïγ Uluš Urungu）为同位语关系。古代突厥语中，tay是古汉语“大”的借词，irkin（俟斤）是部族长称号，sarïγ（撒里）是黄色之义，uluš是城市、乡村之义。urungu（纛官），原义是旗帜，克劳森词典urungu条引用本文书，指出共出现13次的urungu为某称号。[31]唐张義之夫人阿史那氏墓志言“夫人姓阿史那，本部落左厢第二纛官、双河郡都督慑舍提噋啜第二女”。[32]其中的纛官当为urungu之意译。即，分发到盔甲的人物是Sarïγ（撒里）地方的首领。诚然，仅依据上述史料，我们很难判明撒里地方（Sarïγ Uluš）的地理位置。不过，鉴于Or.8212/76文书出自米兰，且汉籍记录11世纪80年代黄头回纥居地就在米兰附近，此处不排除黄头回纥居地即是撒里地方（Sarïγ Uluš）的可能。无独有偶，Or.8212/76（1）文书第18行亦出现与撒里（Sarïγ）有关的描述。兹转引第14～22行的转写与译文如下。转写中，“┃”为原文书中bir“一”的缩写。
从抵达自肃州城（Suγču Balïq）的盔甲中，给拔野古（Bayïrqu）们分发了六套盔甲，给特勤（Tigin）一套，给拔塞干将军（Bars Qan Sangun）一套，给阔图兹纛官（Qotuz Urungu）一套，给阙敕史（Köl Čigsi）的弟弟一套，给撒里啜（Sarïγ Čor）一套，给健石（Känsig）一套，给登陆阿波（Tänglig Apa）一套，给骨咄禄（Qutluγ）一套，给苏啜（Sü Čör）一套，给纛官将军（Urungu Sangun）一套，给巴茶阿波内廷大臣（Bäčä Apa Ičräki）分发了一套盔甲和一把剑。
上引文记录把来自肃州城的盔甲，分发给包括拔野古（Bayïrqu）人、拔塞干将军（Bars Qan Sangun）、撒里啜（Sarïγ Čor）等在内的共18人各一套。虽然部分人员只带有姓名，如骨咄禄（Qutluγ），但其中的拔塞干将军（Bars Qan Sangun）的将军（Sangun），阔图兹纛官（Qotuz Urungu）的纛官（Urungu），登陆阿波（Tänglig Apa）的阿波（Apa），阙敕史（Köl Čigsi）的敕史（Čigsi），巴茶阿波内廷大臣（Bäčä Apa Ičräki）的内廷大臣（Ičräki），撒里啜（Sarïγ Čor）的啜（Čor）和苏啜（Sü Čör）的啜（Čör），以及纛官将军（Urungu Sangun）等均是官职名称。笔者关注的Sarïγ Čor（撒里啜）的čor，此处虽然是后元音文字，但与Sü Čör（苏啜，军队的啜）的čör相同，对应汉字“啜”。可见，在上述人员名单中，官号之前的部分均是起限定作用的修饰词。即，撒里啜（Sarïγ Čor）是管理Sarïγ的官职。笔者以为撒里啜（Sarïγ Čor）的撒里（Sarïγ）应即前引Or.8212/76（2）文书的撒里地方（Sarïγ Uluš）之撒里（Sarïγ），是地区名或部族名。
关于Or.8212/76文书的年代，汤姆森、斯坦因、克里亚施托尔内（S.G.Klyashtorny）等认为属于8～9世纪。[33]森安孝夫倾向于西州回鹘王国或河西回鹘王国时期。[34]值得一提的是，Or.8212/76（1）文书中出现的拔塞干将军（Bars Qan Sangun）的拔塞干即吐鲁番出土德藏第三件木杵铭文（回鹘文）记录的高昌回鹘的西部边界拔塞干（Barsxan，天山北麓伊塞克湖东南岸的上拔塞干）。[35]笔者通过对上述拔塞干将军（Bars Qan Sangun）等的考释，主张Or.8212/76（1）（2）文书属于西州回鹘王国时期，反映的是西州回鹘向塔里木盆地东面的势力扩张。[36]如此，Or.8212/76（2）记录的Sarïγ Uluš（撒里地方）多半隶属西州回鹘王国，或其部族长当时隶属于西州回鹘。
无独有偶，笔者解读的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北部某佛教遗址出土的6片鲁尼文木牍，年代极可能属于10世纪中后期，其中出现部族名称Sarïγ（撒里）。[37]据《策勒达玛沟——佛法汇集之地》介绍，[38]这批木牍2003年左右出土，被不法分子收集，详细出土情况与规格不明。此前，笔者与杨富学联名研究了其中的4片，[39]并一直希望能够调查实物，以验证是否为赝品。2019年7月4日，笔者拜访策勒县文体局，就这些木牍文的真实性咨询韩勇奎书记和其他相关人员。策勒县文体局方面肯定答复包括鲁尼文木牍在内的一大批木牍、木简不可能是赝品。总之，假定这些鲁尼文木牍是赝品的话，然则追缴自同人、同样发现于达玛沟北部区域其他遗址的于阗文木牍文书群也只能说是赝品。“解铃还须系铃人”，笔者相信策勒县文体局的判断，这些鲁尼文木牍不会是赝品。[40]
据《策勒达玛沟——佛法汇集之地》介绍，木牍共6片，图80刊载2片，图81刊载4片。笔者最初主张该木牍文是于祝（今新疆阿克苏乌什）地方的某古代操突厥语部族首领上达给某汗（于阗国王）的书信。[41]现在看来，木牍也有可能是此后为了封存保管而记录的。在上达给某汗的书信中，这位部族首领报告了如下事务：第一，于祝（今乌什）部众捕获住了威胁于术（今焉耆西车尔楚、七个星）的敌人首领25人；第二，表明以发信人为首的于祝部众支持对方之决心；第三，他们被敌人封锁住，但因与唆里迷（即焉耆）处于敌对关系无法获其救援；第四，他们让sarïγ“撒里”的佛教徒一千人建“国”了；第五，已经收到对方远送而来的马匹与食粮；第六，巴尔斯匐的部众计划出征。
上面提到的几处地名，在《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均有记录。前人的研究[42]为笔者归纳其相互间关系提供了便捷条件。鉴于发信人捕获的是威胁于术的敌人，且于术东邻焉耆不会过来救援被封锁住的己方，故可推测出以下两点：第一，发信人所在地并非是在于术西千里之遥的于祝，而应是在于术一带；第二，威胁于术和围困发信人的敌人来自西面的可能性更大。笔者关注的上述第2～4条内容的转写及其译文如下：
木牍B1 ačsïz:biz artuq aγïr kü at qanlïq uluγ ör šatïm 2solmï yaγï bolup kim kälmägäy tolu:umupan 3učïsïntäg biz sarïγ upasi upasančïγ bïng
木牍C1 ačsïz:biz el yarat[t]ïm……
没有贪欲的我们是具有非常卓越名望的汗之高大的（降魔）杵。唆里迷（即焉耆）成为了敌人谁也不会来吧！我们被封锁住就像端角一样。撒里（Sarïγ）族的优婆夷（upasi）、优婆塞（upasanč）一千人，没有贪欲的我们让（他们）组织了“国（el）”……
上引文中，优婆夷（upasi）、优婆塞（upasanč）是指在家佛教男女信徒，分别从梵语upāsaka通过粟特语’wp’s’k，梵语upāsikā通过粟特语’w’s’nc传入回鹘语中。[43]从此条史料可以得知，被发信人组织建国（el）的撒里（Sarïγ）是信仰佛教的部族。从木牍B第1行“没有贪欲的我们是具有非常卓越名望的汗之高大的（降魔）杵（ačsïz:biz artuq aγïr kü at qanlïq uluγ ör šatïm）”而言，发信人可能同样信仰佛教。据前面推知的发信人的活动地于术一带而言，推定上述sarïγ“撒里”当时的居地距离焉耆不远，即塔里木盆地北缘比较贴合。
如前面所介绍，马卫集记录因畏惧伊斯兰教的割礼，有Shārī族在1027年之前逃亡到额济纳河流域，此Shārī与撒里畏兀儿（Sarï Uyγur）相关。哈密屯据此主张黄头回纥原本是操古代突厥语的信仰佛教的部族，因遭到伊斯兰教徒的驱逐才离开塔里木盆地。[44]笔者此前对此意见表示赞同，[45]但苦于只有上述木牍文书这一孤证。不过，现在已经有Or.8212/76文书关于撒里（Sarïγ）的另一条佐证。即，伴随着喀喇汗王朝伊斯兰教势力的东扩，上述木牍文反映的活动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撒里（Sarïγ）被迫向东迁徙，发展成为Or.8212/76文书记录的撒里（Sarïγ），也即日后的黄头回纥，此说似可通。不过，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撒里（Sarïγ）何以成为高昌回鹘属下的人群？他们何以被称为回纥？
年代约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的、圣彼得堡东方学会藏MS SI 2 Kr 17号与MS SI KrⅣ 256号回鹘语公文书记录，在塔里木盆地北面的裕勒都斯河谷与伊犁河流域之间，有拔悉密部落在活动，是西州回鹘下属焉耆的边防对象。[46]考虑到此拔悉密和焉耆之关系与木牍文中的撒里（Sarïγ）与焉耆之关系相符，且撒里（Sarïγ）首领曾被记录作Basmïl，则撒里（Sarïγ）有可能是指拔悉密。那么，拔悉密何以成为高昌回鹘属下的人群？众所周知，喀喇汗王朝的东扩，不仅仅是针对佛国于阗和西州回鹘，还包括对拔悉密等游牧部落的战争。《突厥语大词典》记录有多首针对拔悉密等的战争的诗歌。[47]不难想象，同属佛教信徒，又在同一时期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之间发生战争的回鹘与拔悉密，有可能会尽释前嫌，二者联手抵抗喀喇汗王朝。再者，西州回鹘是10～11世纪新疆地区较强盛的政权，是抵抗喀喇汗王朝的中流砥柱。曾经是回鹘属下的拔悉密投奔回鹘而被归为回鹘名下，不悖于理。正因为遭到来自西面的喀喇汗王朝的挤压，原本在塔里木盆地北缘活动的撒里（Sarïγ）才有可能东迁。981年出使西州回鹘的宋使王延德谓其“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斯、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48]其中的众熨即仲云，如前文所介绍，当时活动在于阗东北、罗布泊南大屯城（今米兰）一带。[49]既然西州回鹘势力波及米兰，那么遭到喀喇汗王朝挤压的撒里（Sarïγ）东移，出现于西州回鹘时期的米兰出土Or.8212/76文书中并不意外。Or.8212/76文书虽然反映的历史背景是西州回鹘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势力扩张，但与其针对东扩的喀喇汗王朝的战略防御并不矛盾。不过，正如随着西州回鹘势力的衰退，龟兹回鹘约在11世纪中后期与其分离那样，撒里（Sarïγ），即黄头回纥也大约在同一时期与西州回鹘分道扬镳，并非没有可能。
诚然，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无论是突厥汗国、回鹘汗国或高昌回鹘王国，其势力是否达到此地，颇令人怀疑。而且，如斯坦因、黄文弼等学者曾被欺骗一样，和田地区的文物造假由来已久。[50]是故，国内外部分学者对笔者解读的和田出土鲁尼文木牍的来历及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在所难免。幸运的是，据笔者释读分析，这些木牍文并非意义不明的“天书”，相反确是用鲁尼文写成，词义连贯，文脉通顺，内容与某佛教部族抵抗喀喇汗王朝的战争有关。尤其是，笔者在解读上述木牍文时，尚未对Or.8212/76文书进行释读研究。Or.8212/76文书中部族名撒里（Sarïγ）的出现，极大地支持上述木牍文不会是赝品。
综上，关于黄头回纥的源流，笔者意见是出自此前10世纪时期活动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和田出土鲁尼文木牍文记录的佛教徒撒里（Sarïγ），同时也是Or.8212/76鲁尼文文书记录的撒里（Sarïγ）。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7），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刻与唐代西北地区历史”（项目编号：21lzujbkyjh004）的阶段性成果。
[2] C.G.E.Mannerheim，“A Visit to Sarö and SheraYögurs”，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Vol.27，Helsingfors，1911，pp.4-6.
[3]主要参见〔日〕桑田六郎：《回紇衰亡考》，《東洋学報》第17卷第1期，1928年，第121～122、128～129页；李符桐：《撒里畏兀儿（sari-vigurs）部族考》，《边政公论》第3卷第8期，1955年，收入氏著《李符桐论著全集》第3卷，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第42～48页；李符桐：《撒里畏兀儿（sari-vigurs）部族之研究》，《师大学报》第4期，1959年，收入氏著《李符桐论著全集》第3卷，第115～121页；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吴永明：《裕固族族源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高自厚：《黄头回纥与河西回鹘的关系》，《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钱伯泉：《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李树辉：《Sarïʁ Ujʁur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载段文杰，〔日〕茂木雅博主编：《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汤开建：《解开“黄头回纥”及“草头鞑靼”之谜——兼谈宋代的“青海路”》，《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汤开建：《关于〈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一文的几点看法》，《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3～4期合刊，均收入赞丹卓尕主编：《裕固族研究论文续集》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编写组：《裕固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11页；杨富学：《“裕固学”应擎起河西回鹘研究的大旗》，《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2页；杨富学：《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瓜二州考辨》，《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6～7页；薛文波：《裕固族历史初探（上）》，《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29～31页。
[4]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第7723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4年，第7661页。
[6] 《宋会要辑稿》，第7722页。另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神宗元丰六年五月丙子朔条与己卯条，第8061页。
[7] 11世纪80年代，麻赫默德·喀什噶里（Maḥmūd el-Kāšġarī）编《突厥语大词典》（Dīvānü Luġāt -it-Türk）记录čurčan是穆斯林边境城市之一，在去秦的路上。见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此čurčan即今且末。见牛汝辰，牛汝极：《〈突厥语词典〉第一卷新疆地名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收入校仲彝主编《〈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按旧于阗东的约昌城，地理位置而言盖为今且末。然“约”《广韵》作於略切，影母药韵。其中的影母音与čurčan起始的ču差异较大。怀疑“约昌”为“灼昌”。
[8]关于此处达靼之居地，桑田六郎认为位于甘肃方面，前田正名认为当在阴山之北，汤开建主张在河西走廊北部，周良霄主张在伊州东，张久和坚持在柴达木盆地东缘，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第40～41页）则标于祁连山南麓、沙州东南的党河上游。见〔日〕桑田六郎：《回鶻衰亡考》，第128～129页；〔日〕前田正名：《河西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年，第634～637、650～651页；汤开建：《解开“黄头回纥”及“草头鞑靼”之谜——兼谈宋代的“青海路”》，第329～333页；周良霄：《鞑靼杂考》，《文史》第8辑，1980年，收入史卫民编：《辽金时代蒙古考》，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1984年，第131～133页；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兹不从。笔者据贝利（H.W.Bailey）介绍的《塞语文献文书卷（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第2卷收录的P.2024于阗语文书，认为于阗至沙州途中所在达靼人即是此草头达靼，其居地不可能偏离于阗至沙州的路线。并以上述达靼人驻地Kūysa音值与突厥语quz（山的阴面）极其接近，主张位于阿尔金山脉的阴面。详见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97～198页。
[9] 〔日〕榎一雄：《仲雲族の牙帳の所在地について》，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会编：《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东京，1964年，收入氏著《榎一雄著作集》第1卷，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第149～157页；哈密屯著；耿昇译：《仲云考》，《西域史论丛》，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4～165页。
[10]孙菊园辑：《青唐录辑稿》，《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第155页。
[1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吐蕃诸部》，第6册，第40～41页。
[12] 〔日〕桑田六郎：《回鶻衰亡考》，第128～129页。
[13]高自厚：《黄头回纥与河西回鹘的关系》，第40～44页。
[14] 〔日〕佐口透：《サリク·ウイグル種族史考》，《山本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东京：山川出版社，1972年，第197页。
[15] 〔日〕前田正名：《河西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第628～651页，尤见第634～637、650～651页。
[16] 《宋史》卷四九二《回鹘传》言“及元昊取西凉府，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厮啰，又得回纥种人数万。”
[17]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载杨富学，牛汝极著：《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94～295页；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第23～24页。
[18]汤开建：《解开“黄头回纥”及“草头鞑靼”之谜——兼谈宋代的“青海路”》，第325～326页。
[19] V.Minorsky，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1942，pp.18-19。原文沙州作Sānjū，米氏考订其为Sājū（沙州）。在新发现的马卫集书德黑兰手抄本中，Sānjū作Sājū（沙州）。相关内容，见V.Minorsky，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p.73；〔伊朗〕乌苏吉著；王诚译：《〈动物之自然属性〉对“中国”的记载——据新发现的抄本》，《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5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卫集并未介绍从沙州前往契丹时经由传统的河西走廊通道。看来，连接沙州和契丹的这条通路是从沙州西北行经由草原通路前往契丹，Shārī族之地大概位于从沙州东北行约半月路程的草原地带。
[20] V.Minorsky，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p.72.
[21] V.Minorsky，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p.73.
[22] G.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p.848.
[23] 〔日〕佐口透：《サリク·ウイグル種族史考》，第199～200页；巴哈提·依加汗：《辽代的拔悉密部落》，《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145～146页。
[24] V.Minorsky，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p.73；哈密屯：《仲云考》，第174～176页。
[25] Maḥmūd el-Kāšġarī，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Indices by Robert Dankoff，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3vols，1982-1985，Vol.1，p.15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27～329页。
[26] Maḥmūd el-Kāšġarī，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Vol.1，p.246；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第321～322页。
[27]关于地名疏勒之解释，参见高自厚：《撒里维吾尔新释》，《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收入赞丹卓尕主编：《裕固族研究论文续集》上册，第189～192页；高自厚：《黄头回纥与河西回鹘的关系》，第49页；高自厚：《宋代回鹘社会的分裂割据——再谈“黄头回纥”的由来和含义》，《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136～138页。
[28] V.Thomsen，“Dr.M.A.Stein's Manuscripts in Turkish 'Runic' Script from Miran and Tunhuang”，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2，pp.181-189.
[29] H.N.Orkun，Eski Türk Yazıtları，Vol.2，Istanbul：Devlet Basımevi，1938，pp.63-68；E.Aydin & R.Alimov & F.Yıldırım，Yenisey-Kırgızistan Yazıtları ve Irk Bitig，Ankara：Bilgesu Yayıncılık，2013，pp.467-470.
[30]白玉冬：《米兰出土Or.8212/76鲁尼文文书译注》，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第7辑，2019年，商务印书馆，第31～46页。
[31] G.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p.236.
[32]郭茂育，赵振华：《〈唐张羲之夫人阿史那氏墓志〉与胡汉联姻》，《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第92页。
[33] V.Thomsen，“Dr.M.A.Stein's Manuscripts in Turkish 'Runic' Script from Miran and Tunhuang”，pp.184-185；A，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ternmost China，Vol.1，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pp.472-474；克里亚施托尔内著；杨富学，王立恒译：《新疆与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文献》，《吐鲁番学研究》2010年第2期，收入杨富学编：《回鹘学译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
[34] 〔日〕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载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184～185页。
[35]木杵文内容主要参见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载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第694～701页。
[36]白玉冬：《米兰出土Or.8212/76鲁尼文军需文书年代考》，余欣主编《中古中国研究》第3卷，2020年，第53～67页。
[37]白玉冬：《和田出土鲁尼文木牍文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编：《凉州与中国的民族融合和文明嬗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1年，待刊。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共策勒县委，策勒县人民政府著：《策勒达玛沟——佛法汇集之地》，香港：大成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图版81《达玛沟北部区域其他遗址追缴的被盗木牍文书、木简文书残件》。
[39]白玉冬，杨富学：《新疆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初探——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对抗喀喇汗朝的新证据》，《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39～49页。杨富学：《和田新出突厥卢尼文木牍及其所见史事钩沉》，载氏著《敦煌民族史探幽》，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49～176页。
[40]策勒县方面赐教，这些木牍文在2011年经新疆文物局专家鉴定后下落不明。
[41]白玉冬，杨富学：《新疆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初探——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对抗喀喇汗朝的新证据》，《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45～47页。
[42]主要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83号，1985年，第470～479页；〔日〕荒川正晴：《唐代河西以西の交通制度》，作者著：《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0～298页；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龟兹学研究》第5辑，2012年，收入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18页。
[43] P.Zieme，Altun yaruq sudur，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 ： Edition und Übersetzung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Goldglanzsūtra，Berliner Turfantexte，Vol.18，1996，p.206；T.Moriyasu，“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Silk Road Studies，Vol.5，2001，pp.166-167.
[44]哈密屯：《仲云考》，第174～176页。
[45]白玉冬，杨富学：《新疆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初探——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对抗喀喇汗朝的新证据》，《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48页。
[46]主要研究参见L.Ju.Tuguševa，“Three Letters of Uighur Princes”，Acta Orientalia，Vol.24，1971，pp.173-187；G.Clauson，“Two Uygur Administrative Orders”，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45，1973，pp.213-222，有关焉耆的勘定见第219页注A31；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收入张广达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8页；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64～70 页；李树辉：《圣彼得堡藏S12 Kr17号回鹘文文书研究》，《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第97～99页。关于该文书的写作年代，主要意见有西州回鹘时期（L.Ju.Tuguševa）；1030年至1130年（G.Clauson）；10至11世纪（耿世民）；1053年（李树辉）。这些文书被抄写在年代属于10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初的汉文佛典背面，且其字体接近于哈密屯解读的敦煌出土9～10世纪的回鹘语文书。笔者以为是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
[47]相关研究，主要参见R.Dankoff，“Three Turkic Verse Cycles Relating to Inner Asian Warfare”， in：S.Tekin & I.Ševčenko.，eds.，Eucharisterion：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Vol.3/4，Part 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1980，pp.154-165.巴哈提·依加汗：《辽代的拔悉密部落》，第138～142页。
[48] 〔南宋〕王明清：《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挥麈录》前录卷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28～31页。另见王国维著；王东点校：《古行记校录》，载《王国维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61～164页。
[49] 〔日〕榎一雄：《仲雲族の牙帳の所在地について》，第149～157页；哈密屯：《仲云考》，第164～165页。
[50]韩索虏：《一个新疆文盲古董贩子，如何骗过斯坦因、斯文赫定、季羡林》，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2017年11月27日。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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