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英：近代土耳其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影响

来源：《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

作为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一部分，土耳其与中国新疆关系有着十分独特的地位，土耳其对“东突”势力的同情、包庇和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土关系的障碍，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土关系的发展。那么土耳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其背景和历史渊源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缺乏研究。笔者认为近代是土耳其与中国新疆独特关系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本文试对此期土耳其对中国新疆渗透加以勾勒，[1]并初步分析其深层原因和影响。

在清代以前，土耳其[2]与中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往来，与中国新疆也毫无关系。清朝统一新疆后直到阿古柏入侵，土新之间也都没有什么联系。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在喀什建立“哲德沙尔国”伪政权，为获取国际支持、巩固其伪政权，开始寻求土耳其的支持；而土耳其则借机利用阿古柏伪政权，谋取其在中国新疆的利益，开始向新疆进行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渗透。

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乘中国内乱，利用和卓后裔入侵新疆，在喀什建立“哲德沙尔国”伪政权，其势力一度深入到乌鲁木齐。阿古柏伪政权建立后，为巩固政权，积极谋取英、俄与土耳其等国支持。

赛义德·阿古柏·汗（Sayyid Ya′qub Khan）是打通阿古柏伪政权与奥斯曼土耳其的重要人物。赛义德·阿古柏·汗又被称作哈吉·图拉（Haji Tora）；[3]还被称为“伊山·卡迪·图拉姆（Ishan Qadi Turam）”。[4]根据阿古柏传记作者包罗杰的记述，赛义德是阿古柏的外甥。[5]赛义德·阿古柏·汗是个“受人尊敬的宗教人物”[6]。赛义德的宗教人物身份很重要，阿古柏最终愿意接受奥斯曼帝国在宗教上所授予的头衔与此人关系颇大。

1865年初，沙俄对浩罕发起全面攻击，浩罕面临被征服的威胁，赛义德·阿古柏·汗作为特使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求救。不过，他尚未见到奥斯曼帝国苏丹，就得到塔什干陷落的消息，沙俄征服浩罕。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得知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的行动进展顺利。由于和阿古柏的亲戚关系，赛义德·阿古柏·汗遂转而向奥斯曼帝国苏丹陈述新疆之重要性，请求帮助阿古柏，并得到允诺。[7]此外，他要求奥斯曼人送给他莱福枪样品以及奥斯曼军队各级别军服的样品。1868年9月16日，奥斯曼政府反馈说将会送给他所要求的枪支和制服，但是皇室信件和奥斯曼命令不能办，因为中亚政治形势太不稳定。阴差阳错，赛义德·阿古柏·汗就此开始服务于阿古柏，近代土耳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也以这种戏剧性的形式开始。

1869年春，赛义德·阿古柏·汗抵达新疆喀什噶尔。当时阿古柏的势力急剧扩张，对内正在清除和卓后裔布素鲁克，对外正准备向北疆推进，但是其伪政权面临的压力也空前巨大。首先是清政府驱逐侵略者，收复领土的压力；其次是英俄在中亚角逐给其带来的威胁；再次是如何内稳统治、外获支持与承认。[8]就第一点而言，清政府与阿古柏不共戴天，毫无调和余地；就第二点而言，英俄竞相争取阿古柏，但是阿古柏对谁也不敢过于密切，否则就会成为另一方的敌人。那么，要获得外部支持，奥斯曼土耳其是重要选项。一则是相同的宗教信仰，二是同属操突厥语民族，三是赛义德·阿古柏·汗与奥斯曼土耳其有着密切关系。正是由于巩固其政权的迫切现实需求，阿古柏很快接受赛义德·阿古柏·汗的建议，同意接触奥斯曼土耳其。

从奥斯曼土耳其方面来说，自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改以往害怕俄国做出过激反应而不愿接受中亚诸汗国求援的要求，转而强调穆斯林的团结。奥斯曼苏丹阿布杜·阿齐兹（Abdul Aziz）晚年时欣赏这种观点：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首脑，而且也是其他国家穆斯林的领导。[9]土耳其正热心于组织一个“保卫伊斯兰教、反对俄国的伊斯兰大同盟”[10]。哲马路丁·阿富汗尼1869~1871年受邀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宣传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此后在土耳其获得广泛认同和支持，并于阿卜杜·哈米德（Abdul Hamid）二世（1876~1909年）统治后期达到高峰。[11]正是在此背景下，受泛伊斯兰主义影响的土耳其开始支持阿古柏所建立的所谓穆斯林政权，喀什噶尔也一夜之间为土耳其民众所知。[12]可见，土耳其也有支持阿古柏的舆论环境和现实需要。

1872年赛义德·阿古柏·汗受阿古柏之命出使土耳其。在途经英属印度受英属印度总督诺斯布鲁克接见的时候，他公开宣称是代表阿古柏要和土耳其建立联系，并要求土耳其苏丹将阿古柏统治下的“国家”纳为保护国，[13]希望土耳其官方承认阿古柏与英国建立的关系。[14]考虑到英国与土耳其的结盟关系，诺斯布鲁克也为赛义德·阿古柏·汗出谋划策，以便他获得土耳其苏丹更为理想的支持。[15]他认为扶持阿古柏伪政权，建立缓冲地带，对付沙俄扩张，保护英属印度符合英国的利益。[16]

1873年5月赛义德·阿古柏·汗到达伊斯坦布尔，代表阿古柏开展外交活动。他极力表白阿古柏承认苏丹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和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地位，[17]声称“作为拥有大量穆斯林伊斯兰社会的喀什噶尔国的统治者阿古柏·汗”，为了形成“臣属关系”派遣赛义德·阿古柏·汗作为使者前来土耳其。[18]赛义德·阿古柏·汗获准晋见土耳其苏丹阿布杜·阿齐兹。

土耳其做出积极反应，不但答应阿古柏的要求，而且还给予其多方支持。首先，授予阿古柏“埃米尔·乌尔·马尔明”（意为虔诚的统帅）[19]、一等勋章和价值不菲的宝剑；授予赛义德·阿古柏·汗二等勋章和路费。[20]其次，土耳其苏丹特回函阿古柏。[21]再次，决定送给阿古柏老式莱福枪1000枝、新式莱福枪200支、加农炮6门，[22]派遣4名军官入新。[23]

赛义德·阿古柏·汗在伊斯坦布尔停留期间，可能还接触了土耳其倡导改革的知识分子。因为有俄国资料显示，俄国1864~1878年驻土耳其大使披露称，赛义德·阿古柏·汗曾经和“亚洲几个国家的代表在阿赫买德·维费克·埃番迪的房屋中会见”。[24]阿赫买德·维费克不仅是当时土耳其著名的作家和学者，而且还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曾任教育部长和首相，纳米克·基马尔等青年奥斯曼党人[25]和他保持联系。[26]赛义德·阿古柏·汗也会见了伊斯坦布尔苏菲派宗教领袖，还和中亚乌兹别克人头目有过接触。[27]

赛义德·阿古柏·汗返回途中经过英属印度时候，适逢英国福赛斯使团出使阿古柏伪政权，就同赴喀什噶尔。据英国使团成员贝柳记载，赛义德·阿古柏·汗返回喀什噶尔不久，特地拜访了当地最为神圣的陵墓，展示了土耳其苏丹所授佩剑，举行了接受勋章的仪式，一门加农炮鸣放礼炮100响，接受士兵们祝贺。[28]此后不久，阿古柏使用“虔诚的统帅”头衔，宣布星期五为祷告日，把土耳其苏丹的名字铸在钱币上，[29]这等于宣布他承认土耳其苏丹为其宗主。

1875年，赛义德·阿古柏·汗再次代表阿古柏出使土耳其，主要目的是要表达阿古柏对土耳其苏丹支持的感激。使团于1875年4月23日抵达伊斯坦布尔，阿古柏的信件翻译后呈交给土耳其苏丹，并转呈了阿古柏向土耳其苏丹呈献的一块用波斯语书写颂词的匾额。[30]

土耳其苏丹对阿古柏的献媚自然十分高兴，决定给予阿古柏更多的支持。一是宗教上的支持，赠给阿古柏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古兰经》的第一章，又赠送500本《古兰经》；二是政治上支持，赠送阿古柏一把小剑以及装饰着奥斯曼帝国象征的钟表；三是军事上支持，赠送阿古柏2000支莱福枪，6门山炮；另外援助2000支莱福枪和相当数量的弹药以及其他设备，总价值达55800英镑，并负担运抵英属印度孟买的运费。[31]此外派遣三名军官，分别是阿里（军火制造专家）、另一名阿里（炮兵军官）和卡兹穆·埃番迪（军事工程师）；四是确认阿古柏长子伯克·胡立为其继承人；五是分别授予阿古柏长子和次子一、二等勋章。上面这些都以奥斯曼帝国命令的形式发给阿古柏。[32]此外，还封给阿古柏长子和次子二等和三等官衔。[33]

可以看出来，赛义德·阿古柏·汗第二次代表阿古柏出使土耳其取得了成功，土耳其和阿古柏伪政权关系得到发展。赛义德·阿古柏·汗于1877年第三次访问土耳其，庆贺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登基。4月中旬，他受到苏丹接见，转述了阿古柏的祝愿和向新苏丹的效忠，并呈递了贺信和礼物。[34]

1878年初阿古柏伪政权被清军摧毁，但是阿古柏伪政权残余仍与土耳其保持联系。1879年，阿古柏派驻土耳其代表艾岱·阿古柏·埃芬迪（Eddai Yakub Efendi）向土耳其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哈米德二世向中国派遣使团，提醒他新疆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对此，哈米德二世十分谨慎，并没有贸然行事。[35]1880年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抵达伊斯坦布尔，受到土耳其苏丹接见，随后又详呈新疆事态，并信誓旦旦地称自己保存有一定武器，要夺回喀什噶尔。[36]

客观地看，阿古柏和土耳其建立“联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价值，它所针对的仍然是中国。阿古柏知道土耳其不可能为其提供保护，实际上对争取当时土耳其盟友——英国的保护更感兴趣。[37]

事实上，阿古柏伪政权被消灭之后，土耳其人从来没有从新疆消失。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奥斯曼土耳其进行教育现代化实验，旨在通过包括非伊斯兰科目的引入，使伊斯兰教育现代化。这些教育实验通过维吾尔商人或直接或间接地传入新疆。[38]与此同时，很多奥斯曼土耳其传教代表团被派往中国，清末，仅伊宁城就有89名土耳其人，其中61人为男性，28人为女性，共计42户。[39]

综上所述，可看出土耳其向中国新疆的渗透是在阿古柏入侵新疆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尽管土耳其与阿古柏伪政权之间所谓“官方关系”并未真正确立，但是土耳其利用阿古柏伪政权实现了向新疆进行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渗透，这种渗透是扩张性和侵略性的。还必须指出的是，阿古柏伪政权崩溃后，土耳其对新疆的渗透渠道仍得以保存。后来土耳其主导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继续向新疆渗透。这种渗透主要体现为非官方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民间尤甚。

民国时期土耳其通过办新式教育、人员往来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40]对新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杨增新执政新疆时期（1912~1928年），土耳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新疆维吾尔人赴土耳其留学、土耳其人到新疆办教育和传播“双泛”思想、土耳其间谍进入新疆等方面。

早在清末就有一些新疆维吾尔人赴土耳其留学，民国初多有学成回国者。他们大都深受“双泛”主义思潮影响，回新疆后开办所谓新式学校，传播“双泛”主义，例如麦斯武德就是典型。麦斯武德是新疆伊犁人，生于1887年，1904年赴土耳其留学。虽然他在那里学医，但却接受了“双泛”主义。1915年返回伊犁后，打着兴办教育和医院的旗号，聘请土耳其人充当教师，传播“双泛”主义，甚至他所开办的学校都命名为“图冉”（即土兰，Turan），意在传播“土兰是所有突厥人的伟大祖国”的理念。1917年他办的学校被新疆省政府查封后，麦斯武德并不甘心，1921年又以非正式学校形式开办4所“德尔乃克”（即讲习班），次年再次遭查封。1925年，他又创办伊犁学校，目的仍在传播“双泛”主义，故也遭到政府查封。可见，麦斯武德赴土耳其留学所受“双泛”主义思想影响之深。

新疆还有一些富商聘请土耳其人为教师。20世纪初南疆阿图什富商玉山巴依阿吉在阿图什当地和伊宁都有商号，后移居伊宁城。他遍游欧洲，还曾游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资助一些亲属赴伊斯坦布尔留学。[41]1913年底，包括玉山巴依家族成员奥布尔·哈桑在内的一些喀什噶尔阿吉前往伊斯坦布尔。[42]奥布尔·哈桑受到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接见，并提出向喀什噶尔派教师的要求。当时塔拉特正领导着一个“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秘密组织，负责在土耳其境外宣传“双泛”主义。[43]塔拉特派遣其组织成员艾买提·卡马尔前往喀什噶尔。1914年2月16日，艾买提·卡马尔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前往新疆喀什噶尔，途中与玉山等人会合，3月14日抵达新疆阿图什。艾买提·卡马尔联络当地富商创办师范学校，由玉山巴依主持；另设立慈善机构，负责学校管理。该校有3个班级，以招收阿图什当地小学毕业生为主，也招收少数喀什噶尔的学生。此外，他还招收中学学习过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学生，教授“新的科学”[44]。艾买提·卡马尔主要教授《古兰经》，此外还教授历史、地理、体操、图画、医学和算术等课。他还从土耳其运来一整套印刷设备，印刷课本以及杂志《伟大的宗教》。他在教学中宣讲“双泛”主义。艾买提·卡马尔还派遣土耳其人伊思马依阿吉前往和阗[45]办小学。事实上，艾买提·卡马尔的活动受到传统思想较重的维吾尔人反对，以乌玛尔·巴依为首的反对者上书新疆都督杨增新，甚至通过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上报北京。1915年8月14日，杨增新命令喀什噶尔道尹询问有关卡马尔事情，禁止其继续从教；随后又下令禁止学校聘用卡马尔所办的师范学校的学生，并惩办有关商人；喀什噶尔当局关闭了学校，监禁了卡马尔。[46]卡马尔被监禁75天后获释，但是不得再介入当地事务，不得从事教育。而支持卡马尔的阿图什富商巴哈·艾丁不久则又在喀什噶尔办起了一所学校，并聘请随卡马尔来新疆的土耳其人阿布都·卡迪尔担任校长；卡马尔本人则秘密保持着与师范学校毕业生及各小学的联系。[47]1917年3月14日，中国宣布参战后中德断绝外交关系，卡马尔不再受德国驻华使馆的保护，迁居库车。后来到省会迪化（即乌鲁木齐），先是被关押在衙门中，不久任迪化道尹的土耳其语翻译，但被隔离在衙门角落中，其往来信函受到严格检查，[48]处于半监禁状态。由于在衙门任职，卡马尔结识不少塔塔尔族及维吾尔族商人，还曾办《新生活》杂志。[49]1919年7月27日，卡马尔前往上海，1920年6月18日，返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1914年后，一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的喀什噶尔青年回乡，在当地富商赞助下，开办几所学校。1916年，土耳其人牙可甫（又称阿库布伯克）在莎车开办实业学校，以教授实业的名义，专门传播泛突厥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人在新疆活动频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土耳其为同盟，而中国又是对德国的宣战国，德土等国就试图利用“双泛”主义，通过扰乱中亚及中国新疆等穆斯林居住地区来为其战争服务。例如，1914年，土耳其间谍在喀什噶尔地区活动，不但困扰中国新疆地方当局，也甚为英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所警惕，2名土耳其人在克里雅被地方当局逮捕。[50]1915年2月，5名土耳其人经过喀什噶尔，向中国新疆当局申请发给去阿富汗的签证，阿图什富商巴哈·艾丁将他们请到阿图什，整个春天都在那儿居住，帮助卡马尔办学。[51]而英、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则担心这些土耳其人会在阿富汗煽动穆斯林制造暴乱，或者煽动英属印度边境地区的穆斯林制造动乱，于是促使中国新疆当局拒绝批准其赴阿富汗。后来这些土耳其人被军队押送至上海，一直在那儿呆到战争结束。[52]1916年，有土耳其人来到喀什噶尔，在南疆活动3年，并与甘肃撒拉人建立联系；还有1名土耳其人在叶尔羌办了一所专业学校；[53]再有1名土耳其人在卡马尔介绍下试图在和阗办一所小学。[54]

1916年夏天，长期参与青年土耳其党[55]活动的德国人冯·亨特希（Von Hentig）率领阵容庞大的使团出使阿富汗，欲说服其参战。说服无果后，他将使团分散回国，而他本人却带领几个人绕道新疆喀什噶尔，试图长期居留在阿富汗侨民聚居的叶尔羌，建立思想渗透基地，并以这些阿富汗侨民为基础，利用泛伊斯兰主义煽动闹事。甚至在其被中国新疆省政府押送到内地后，他仍然通过书信和叶尔羌的阿富汗线人保持联系，继续进行策乱活动。[56]

新疆各地还发现有身份不明的土耳其人活动，仅新疆地方当局掌握的就有以下这些：阿不多哈的尔，在阿克苏被抓获并被解往省府审讯；达齐尔，清末持甘肃省护照来新，因违法被新疆省政府驱逐，但随后又返回新疆，并长期居留在新疆；木斯力木阿吉、阿不都拉阿吉侨居疏勒县，以行医为业，曾回土耳其，后又返回疏勒。这些是新疆地方政府掌握的，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或将其驱逐、或划定其活动范围，以防止滋事生非。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非法入境者并未被发现。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活动，施加“双泛”主义的影响。

在金树仁时期和盛世才治新初期，土耳其和新疆仍有人员往来。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就盛世才而言，由于其政权的取得和稳定都仰赖苏联甚多，所以在其稳定政权后，采取亲苏政策，排斥其他外国势力，土耳其势力影响相对较小。1932年8月，艾沙来到南京，先在中央大学就读，后又在军委参谋联络组任职。1939年，他成为立法院委员。同年，他受国民政府派遣担任“近东伊斯兰国民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印度、阿富汗、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57]在这次访问中，艾沙在土耳其会见泛突厥主义头子伊斯哈迈·伊诺奴，“确定了联合国民党，在物质上依靠美国援助，在精神上以突厥为支柱，建立中国突厥斯坦的方针。”[58]

据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记载，1933年土耳其伊兹米人穆斯塔法·阿里·拜伊博士和一名叫做马赫穆德·纳蒂姆·拜伊的土耳其军官来到喀什噶尔，成为当时以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南疆“东突”分裂势力的顾问，帮助起草很多计划。[59]1933年11月12日，以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东突”分裂势力在喀什噶尔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其国旗为蓝色背景上的一颗白星和新月，有意要用符号表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联系，[60]也足见土耳其对新疆的影响之大。同时，寄居在土耳其的“东突”分裂势力成立“东突厥斯坦独立委员会”，其伊斯坦布尔分部活动积极，曾经给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写信，要求帮助新疆“东突”分裂势力。[61]土耳其报纸对中国新疆南部的分裂活动大肆宣扬，但是土耳其政府则否认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任何合作。[62]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目前尚未见到土耳其人在新疆活动的记载，这可能是盛世才治新时期长期排斥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势力在新疆活动的政策造成的。

从上面叙述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土耳其始终与中国新疆保持联系，进行非正常的活动。所以称之为非正常活动，一是土耳其未曾与中国新疆地方政府有正式往来的关系，土耳其来新疆人员多为民间组织和个人，但是都带有以“双泛”主义扩大土耳其影响的政治意图，其活动也多与此有关；二是土耳其人在新疆活动受到新疆政府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三是土耳其人来新疆主要与宗教、文化界具有浓厚分裂意识的群体交往，参与和支持“东突”分裂活动就是明证；四是对以“双泛”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教育领域用力甚巨。从实质上说，土耳其在中国新疆的活动是带有侵略性的渗透。

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至1949年10月新疆和平解放，在不到100年时间里，土耳其一直对中国新疆保持渗透关系。这种关系肇始于阿古柏侵略新疆的特殊时期，经历了民国时期的非正常演变，在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的某些阶层以及意识形态某些领域扎下了根，对新疆近代产生了颇深的影响。

（一）政治上土耳其对新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在阿古柏入侵新疆时期，土耳其的渗透不仅有利于阿古柏伪政权巩固其内部统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英俄之外第三国“精神同盟”的支持下，有利于阿古柏扩大国际影响与谋取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

民国时期土耳其对“东突”势力产生影响甚大，虽然此期土新之间并无任何政治关系，但是土耳其却成为“东突”势力的榜样和政治依赖的心理支柱。

首先，土耳其成为“东突”势力的榜样。这从1933年喀什噶尔“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前后就可以看出来。喀什噶尔“东突”势力成立所谓“青年喀什噶尔党”，显然其名称模仿了深受“双泛”思想影响的“青年土耳其党”，[63]这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和新疆长期的联系密切相关。而“青年喀什噶尔党”具有严重的分裂倾向，与地地道道的分裂组织“维吾尔民族革命委员会”合流，旨在谋求反共、反异教徒、反东干（回族）和反汉，建立伊斯兰教权的国家。[64]1933年11月12日成立于喀什噶尔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深受土耳其影响，前面已经提及，当时两名土耳其人分别任政治和军事顾问，加上此期从土耳其返回新疆的人员，这些人对制定这个分裂政权的国名、国旗、国体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5]

其次，土耳其成为“东突”势力政治依赖的心理支柱。1933年喀什噶尔“东突”势力图谋成立分裂政权之时，泊居土耳其的“东突”势力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东突厥斯坦”独立委员会康斯坦丁支部，开展各种声援活动。[66]新疆和平解放后，以伊敏、艾沙为首的“东突”势力最终以土耳其为根据地，经营“东突”海外势力，这也可见其政治依赖程度。

（二）教育上土耳其对新疆影响巨大

一方面，自清末开始新疆富商子弟留学土耳其，有的成为日后政界名人。麦斯武德1904年赴土耳其一所军事院校留学，10年后毕业并获得学位，1915年返回新疆。后来在南疆长期活动，1947年成为新疆省主席。而有些留学者则选择留在土耳其，成为境外“东突”势力活跃分子。例如，穆罕默德·伊敏的侄子买合默德·里扎·伯金（Mehmet Riza Bekin）就是其中的典型。他1924年出生于新疆和阗，少年时候先后在印度、沙特和阿富汗生活过。13岁时赴土耳其一所军事院校学习。朝鲜战争期间，作为土耳其军队的上尉曾经参加过战争，后来升为土耳其军队的将军。[67]退休后，一直支持海外“东突”势力的活动，曾任包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顾问在内的多种职务，2010年2月病亡于土耳其安卡拉。

另一方面，土耳其在教育上直接渗透到新疆境内，推行其教育体系，灌输其教育理念，宣传其思想价值，在教学内容上，土耳其人自编自印教材，授课内容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宗教科目、历史、地理、体操、图画等，要求学生以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为领袖，唱土耳其歌曲，印刷宗教杂志《伟大的宗教》等。[68]英国档案记载，土耳其人办的学校要求学生以奥斯曼土耳其的哈里发为精神之父。[69]新疆有些维吾尔族富商创办学校，聘请土耳其教师；有的富商则将“有希望的”学生送到土耳其留学，例如阿图什人胡赛音·拜伊·巴卡卡（Husayn Bay Bachcha）。[70]这既是对学生的一种导向性鼓励，也表达出其强烈的亲土耳其情结。所以，土耳其在新疆创办学校、编写教材、实行土耳其的教育礼仪、吸引优秀学生留学等，我们不能只看到其利用教育宣传“双泛”主义的一面，也不应忽视对当时现代教育较为落后的新疆在引进教育理念和现代教育科目上的影响，这同样也是一种渗透方式。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极深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土耳其对新疆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大致可概括为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宗教上的泛伊斯兰主义影响。泛伊斯兰主义在清末就显现其影响，这从毛拉木沙·赛拉米修改其《安宁史》书名就可以看出来。毛拉木沙是新疆拜城人，年轻时曾经任阿古柏伪政权在阿克苏的首席税务官秘书，后来多有著述，《安宁史》便是其代表作。1908年，毛拉木沙·赛拉米修订《安宁史》时，将书名改为《伊米德史》，表示要将该书献给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哈米德（即伊米德）二世。同时，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声称：“远在回历九五三年（1547年）……米尔咱·海答尔以其非凡的笔力写下了当时的事件，集成一部史书，并把它献给当时的苏丹名下，命名为《拉失德史》。而现在，全体穆斯林的首领和伟大的保护者是奥斯曼高贵国家的哈里发阿布都·米吉提汗之子阿布都·伊米德，所以，此书也命名为《伊米德史》。”[71]毛拉木沙·赛拉米将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看成是全体穆斯林的领袖和保护者，这和哈米德二世自己所宣称的要统治全体穆斯林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相吻合。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清末泛伊斯兰主义就已经为当地宗教界、知识界人士接受，其影响已在宗教意识上体现出来。至民国时期，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演变过程中被“东突化”，成为划分“民族”的重要要素之一。[72]当时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也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1908年他在伦敦的一次重要演讲中明确地指出，当时维吾尔人的民族意识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73]

二是以泛突厥主义推动突厥民族主义。如上所述，泛突厥主义也是在近代新疆与土耳其的交往中传播到新疆的，“东突”势力用以作为阐述其民族主义的理论武器。麦斯武德从土耳其留学返回伊犁创办新式学校，向小学生灌输“我们的祖先是突厥人”。[74]20世纪30年代，艾沙先后在南京创办《边铎》杂志，[75]其中泛突厥主义是重要的宣传内容之一。[76]1944年，艾沙、麦斯武德和伊敏齐聚重庆，创办《阿尔泰》杂志汉文版，借讨论宪法草案之机会，挑起关于新疆民族的论战，其核心目的是宣传泛突厥主义。[77]抗日战争胜利后，麦斯武德、伊敏和艾沙随张治中返回新疆，并在省政府担任要职。他们创办《阿尔泰月刊》和《自由报》，继续宣传泛突厥主义，他们将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均笼统地称为“突厥族”，甚至还称之为“土耳其族”。[78]由此可见，泛突厥主义影响之深。

此外，伊敏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撰写的《东突厥斯坦简史》，整本书体现着典型的“双泛”主义思想，成为“东突”势力的“经典理论”。

三是文化上的影响。文化上土耳其对新疆的影响也是十分广泛的，无论是土耳其人在新疆办新式教育，还是留学土耳其后返回新疆的维吾尔人的活动，对“东突”势力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分裂思想的形成都起着文化上的启蒙作用。20世纪40年代后期，麦斯武德等返回新疆后，曾利用阿尔泰出版社的语言文字研究机构搞所谓的“统一语文”活动，其实质是要将语言“土耳其化”。他们还在《自由报》等报刊上发文大量使用土耳其语词汇和文法，刻意将土耳其语法和词汇强行塞进维吾尔语语言中，试图发明“突厥民族”的共同语言。[79]可见，土耳其对新疆文化影响之深。

第一，近代土耳其对中国新疆的渗透是在一种非常状态下开始的。阿古柏伪政权出于其巩固统治的需求、奥斯曼帝国出于拯救其衰落帝国的需要，双方建立联系，土耳其对新疆的渗透也由此开始。土耳其借助阿古柏侵略政权向新疆渗透，带有扩张性，侵犯中国国家利益。这也注定土新关系一开始就是不正常的。

第二，民国时期土新关系是在一种非正常状态下演变的。民国时期大部分时间里，新疆孤悬塞外，处于国际地缘政治的交汇处，形势复杂。土耳其与中国新疆的往来始终没有获得新疆地方政府的认可，更没有获得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一直处于某种特殊的“民间”状态；而土新之间这种交往的内容大多违逆新疆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因而土耳其人一直被堵截，其活动受到禁止，始终处于地下状态。

第三，土耳其对中国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甚于其他方面。无论是所谓新式教育也好，还是“双泛”主义思潮也罢，土耳其成为向新疆传播的源头。纵观近代新疆历史，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多呈现为负面，成为“东突”势力理论体系的基础，对近代新疆社会为害甚巨。

第四，土耳其为民国时期“东突”势力提供政治模型和理论依赖。虽然土耳其与新疆的交往限于民间，对“东突”分裂活动实际支持有限，但是通过人员往来、新疆人员赴土耳其留学、土耳其人赴新疆办学以及其他一些交往，土耳其为“东突”势力“提供了一个模型和政治与民族主义灵感的源泉”。[80]

综上所述，在近代新疆的历史上，土新关系虽然一直处于边缘，土耳其在新疆影响力似乎也并不那么直接，但是结合当代来看，近代新疆的历史，土耳其对新疆的影响之大、持续之久，都远远超过我们的一般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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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