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半世沉浮共国运
在20世纪上半叶，顾维钧无疑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外交家。他从1912年进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开始外交生涯，一直到1956年从外交界退休，在外交界服务长达44年。这期间，他担任过中国驻美、英、法等大国的使节，以及出席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也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还出席过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讨论后续问题的巴黎和会和旧金山会议，经历了这一时期中国绝大多数重要的外交事件。（选自网络/江淳编辑）
一、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1888年，顾维钧出生于上海。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在衰亡的道路上走了近50年。顾维钧7岁时，《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20世纪初，出国留学热潮到来，顾维钧认为“这正是中国的需要，我因而也想接受新教育”。
顾维钧
1904年，顾维钧踏上了出国留学的路途。随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他的理想是“为改变中国与列强打交道时总是失败的状况而出一份力”。在美国留学时，顾维钧的外交天赋初露端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民国初创，顾维钧学成归国，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和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私人秘书，旋兼任外交部秘书。1915年10月，顾维钧调任驻美国公使，成为各国驻美国公使中最年轻的一位。
顾维钧年轻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确立战后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条宣言，内容包括：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同等；建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中国各界对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的期望值陡然提高，希望巴黎和会主持正义，将中国丧失的各种权益交还中国。这其中，主要是中国在山东的权益。
当时，顾维钧收到急电，他被任命为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在奔赴巴黎前，顾维钧专程到白宫拜见威尔逊。与顾维钧关系相当好的威尔逊也许诺，在巴黎和会上一定会支持和帮助中国。
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
1919年1月27日，由美、英、法、意、日五国首脑和外长组成的“十人会”临时决定下午讨论山东问题。在会上，日本代表傲慢地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和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应该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山东问题也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的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日本代表还公布了一战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这是个为使日本对德宣战而签订的协定。在协定中，英、法、意等国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许诺给了日本。
次日下午，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十人会”上发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论述了山东的重要性，坚定表示“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且相信中国可谓有和平之诚意也”。顾维钧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脱稿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的这句名言，被国外多家重要报纸引用。
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顾维钧单靠一人之力，无法改变当时的中国，但他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却在中国的外交史上熠熠生辉。这是当时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二、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
巴黎和会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此后，顾维钧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中苏复交谈判、中比修约谈判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左三）会晤，第一排左二为顾维钧。
顾维钧是唯一参与整个废约交涉过程的外交官，是经由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是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阶段的主要开拓者。不平等条约废除，中国主权意义上的外交才得以确立。
1921年，顾维钧参加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延续，顾维钧认为中国应该“趁这个机会彻底解决山东问题，要求国际上确保中国的安全，承认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关于中国准备向会议提交提案的主旨，他提倡“求实际而不贪多”。顾维钧积极吸收了巴黎和会的经验教训，一改过去一揽子提出的办法，建议政府采取逐个提出讨论的灵活性策略原则。后来，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的十项原则，其中主要部分就出自顾维钧的建议。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终结，顾维钧担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注：1925-1926年有间断）。在此期间，中国与苏俄签订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第一个条约”，此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三位全权代表，从左至右分别是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
1926年，顾维钧在中比条约谈判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毅然提议北洋政府下令终止中比条约。当年11月6日，北洋政府发表了由顾维钧起草的废约令。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措。
三、不顾死亡威胁毅然赴东北
顾维钧一生参与了中国诸多外交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努力可谓是他承担的最艰巨的任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驻国联（注：国际联盟，一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组织）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对此采取维和行动。基于此，国联决定组织调查团到东北进行调查。
1932年1月，以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参加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为了协助调查团的工作，中日双方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其身份是调查团的顾问。这个顾问首先不能是政府成员，同时必须精通外交。当时，顾维钧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这个职位非他莫属。
顾维钧（右二）1932年任驻法大使，着西式宫廷服递交国书
然而，日本军方对顾维钧十分顾忌，他们甚至扬言顾维钧如果进入东北，日方不能保证其人身安全。顾维钧表示：“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以为那是我极大的光荣。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的事业。”
在顾维钧的帮助下，调查团最大限度地调查了“九一八”以来日本侵略东北的情况。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在北平签署了报告书。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作是正当防卫。报告最后作出结论：“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不可能成立，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以40：1（日本）通过了基于调查团报告书的声明。声明指出，“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绝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声明认为日本应退出满洲。日本对此大为不满，并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松冈洋右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自“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联调查团起，直至日本战败投降，顾维钧以其外交特长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5年6月，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筹备会议的中华民国代表顾维钧（左一）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辞世于纽约，享年97岁。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