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黄博士，目前在一所国际化学校担任高中校长。哪怕是像我这样从业多年的教育者，这些年来也深感国际教育的变革。尤其是前个月一所知名高中宣布停止招生，将变化落了实。
■ 这所国际高中每年录取牛津剑桥近10人，是大湾区名校
去年，我在谷雨星球写了一篇文章，把国际教育比成疯狂的股市，这是市场看不见手带来的变化：留学就是一门生意，国际高中外围衍生了数不清各式各样的机构，忙碌得离教育越来越远了。这也很像我当年看到的股票市场，信息铺天盖地，专家分析、数据解读、趋势预判、案例分析等不一而足，现在还有自媒体、朋友圈、直播，更是热闹。去年起，每个国际高中必填的《培训机构类「国际高中」详细情况摸排表》，意味着国际教育市场即将迎来新一轮洗牌。谁会消失？谁会转型？对于家庭来说，招生、课程又会迎来什么变化？美国人米歇尔·渥克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让「灰犀牛」这个比喻为世人熟知，并被运用到社会、政治、经济，甚至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讲，「灰犀牛」指的是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灰犀牛很大，看似也有点笨重且动作似乎略显缓慢，甚至看起来好像也不那么危险，因此我们会认为，哪怕动起来，我也可能来得及躲开。但事实却是，灰犀牛身躯很大，若在一条本来就不是那么宽敞的道路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地方去及时躲藏。愤怒失控的灰犀牛也有可能跑得相当快，如果它是决意猛冲过来，不可能有时间逃跑。2022年下半年，很多人所猜测的这只正对着国际高中的「灰犀牛」，终于露出了它的大部分身躯。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作为校长的我，收到《培训机构类「国际高中」详细情况摸排表》时说不出的感受。这个为了解学校的学生、课程、师资，和办学资质等的情况的表格，一方面可以规范现有混乱的国际教育市场，另一方面却让我立即联想到一头犄角锋利目光寒冷的巨大的灰犀牛，正缓缓露出它的身形。而这头巨大灰犀牛宝宝的母亲，是诞生于双减之下的「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指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党的建设，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规范化管理是必要的，根据各方面汇拢的信息，目前可以确定：没有普高资质和全日制培训机构资质的「国际高中」，立即玩完；对于证照齐全的全日制培训机构，可以转型为民办普通高中，依照国家普高课程和中小学教材管理等规定办学；证照齐全的全日制培训机构，还可以依法申请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以继续实施国际高中课程。这个转型的时间截止日为2023年8月31日，到8月底也就100多天的时间。看着这头不远处的，有些不确定性的，庞大的灰犀牛，在这一年里，所有人几乎都行动起来了。这头灰犀牛的目标很清楚：对于培训机构类的国际高中，要么撞死，要么撞进「普通高中」这条胡同里。但是要想转型为普通高中，所需的场地、硬件、校长、师资等资质评估要求，难度并不小。毫无疑问，8月31日后，还能继续一起往前走的队伍，肯定比之前稀疏了。事实也是如此。前段时间就有疯传某校被收购的新闻刷了屏。上海一些头部教育全日制机构的资质，在民办教育官方的状态显示资质正在转变中。一些全日制培训机构已经获得了民办普高的资质，包括3月转型成功的两所上海的培训机构举办的国际高中。也有一些学校，开始获得或开始申请中外合作办学资质，比如今年4月广东省就正式批复了四个高中阶段的中外合作项目。普通高中资质可能大家了解比较多，我多说几句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概念。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正式颁布，之后经历2013年和2019年两次修订。《条例》适用于「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定义公益事业为非营利的。据我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似乎只有少数几所普高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它们是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福建的漳州立人斯特学校，还有北京的王府学校，阳光情学校和爱迪学校。而其它的高中阶段中外合作办学，都是以中外合作项目的形式出现。据《新学说》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目前大约共有300多个普高阶段的中外合作项目。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中专门定义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它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以不设立教育机构的方式，在学科、专业、课程等方面，合作开展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
以北京为例，大部分普高中外合作办学，都是公办学校和境外的机构合作开展的项目，被批准的招生规模大部分最多只在每年数十人，最多不超过每年120人。其实即使是被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有可能只有少量的招生名额，比如北京的阳光情和爱迪，就分别只有每年30人和50人。我个人觉得，大批的学校成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可能性极小。从北京和广东的现有项目来看，大部分其实还是公办学校内的合作项目。到底有多少民办普通高中最终会获得中外合作项目，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广东和北京比较明确的高中中外合作项目招生政策，学生必须参加中考，通过中招方能进入这些项目就读。而每一个项目的批准招生人数，需要当地教育部门批准的，都是相当有限的。从招生上来看，有人可能会说，招生计划归招生计划，我们有经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是，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城市现在出现了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而且每一个学校的被批准的招生数量都是有限的，以此来控制规模，否则这次放出这么大一个灰犀牛就失去意义了。而且，转型后的培训机构和存量的普高国际课程，立刻就同等身份了，都是合法依归办学了。阶级平等了，新队员被严格监管了，老队员也不可能再被容忍胡来了吧，否则就违反了公平执法的原则。若谁再偷偷违规，同行之间也就有可能为了公平竞争而互相监督，甚至互相举报。所以，公平透明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一定是未来普高国际课程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 民办教育机构信息公开网，一键可查学校资质
根据上海「21所」的政策，以及现在其它地区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做法，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学习国际课程的学生，学习语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和政治四门国家高中课程，使用教育部批准的统编教材，并且参加会考，拿到高中毕业证。👇2022年上海高中招生学校名单👇
这样一来，学校就必须同时配置国家高中课程和国际课程的教师团队。结合前面所讨论过的「合作项目有限的招生人数」的问题，为了成本和师资利用效率方面的考虑，不得不采用国内和国际双规招生的发展策略，也就是一部分国内普高，一部分国际高中，前者还可能是大头。学生学籍能保留，上海的「21所」国际高中课程学校已经实施多年了。同时，随着中国教育实力的提升，中国高中文凭的含金量应该也是与日俱增的，而且从学校角度看，同时开设中国国家课程和国际课程，可能会带来一种课程融合发展的新局面。而且，基本所有学生都需要通过中考，并且对分数要求不低，那么双语学校的义务阶段融合教学，也会继续加强对于国家课程的重视。唯一的劣势是，原本是为了做国际高中课程的，现在却不得不搭买了一个体量更大普高课程部，这个情况可能会让学校成本大大提高，同时也会让一些校长抓破头皮人格分裂的。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被定义为「公益事业」，都是非营利的属性，那么投资人是不是还有兴趣把资金投入这个领域呢？办好的教育基本是亏本的，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获。若为了资金回报，那么看看其它的投资领域会更加划算一点，除非投资人确实是想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些无偿的贡献。即使举办者通过各种复杂的计算和方式，还是觉得投资可以得到回报，招生规模的限制，中招政策地域性的限制，这些条件可能大大地缩小了学校的发展空间。要知道这头灰犀牛还是个宝宝，会不会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出现一些身体和脾气上的变化呢？培训机构的国际高中要转型成为普通高中这件事情，估计不会再改变了，然而中外合作办学是不是普高实施国际课程的独木桥呢？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际上还是2003年正式制定的，教育部是不是会与时俱进修订甚至制定针对中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规则呢？甚至连中外合作办学的定义是不是可能被修改呢？比如说，如果学校被国际文凭组织授权，可不可以也被认为是中外合作办学呢？疫情之后，中国社会追求优质多样化教育的需求，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其中就包括以出国留学为目的的国际高中。灰犀牛是为了学校规范和健康的发展，所以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扫码领取限时回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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