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苏轼自密州调往河中任职（后改知徐州）。在告别密州前夕，他写下《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一诗，向继任孔宗翰（字周翰，曲阜阙里人，北宋名臣孔道辅次子，孔子四十六代孙）倾吐自己的心声。

苏轼到密州上任后，面临蝗灾、旱灾、盗贼猖獗三大问题，每一样都关乎民生，可以说“压力山大”。为此，他竭尽所能，治蝗、修渠、祈雨、平盗缉匪、收养弃婴，做了很多让百姓有口皆碑的善事好事。苏轼在密州两载，为解除黎民疾苦而殚精竭虑，即使离任后，他也深深牵挂着密州百姓。“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苏轼将密州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自责未能彻底改变密州的落后面貌，继而深情地寄望新任知州：“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把进一步解除密州黎民百姓苦难的重任相托付。这是一篇伟大的诗作，字里行间流露出苏轼对密州百姓的深情与牵挂，其光明磊落、一心为民的风骨与情怀足以让人为之动容。

“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这也是2023年第十三届（诸城）东坡文化节的主题。民生问题，自古至今备受关注。作为封建社会的君子士大夫，苏轼具有同时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人士所拥有的道德情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终其一生，虽历经坎坷，颠沛流离，却始终怀着“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为朝廷分忧，解民倒悬。

苏轼初到密州的时候，心情沉重落寞，“春来六十日，笑口几回开”。但作为有着忠君报国远大政治理想的政治家，苏轼将失意苦闷置之度外，“勤于吏治，视官事如家事”(《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以悲天悯人的胸怀殚精竭虑履行职责，将“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的密州治理的政通人和，“民被袴襦惠，境绝枹鼓音”（文彦博《寄题密州超然台》），民得饱暖，境无盗贼。“永负此邦人”不过是苏轼的自谦之语，“不负此邦人”，才是他在密州政绩的真实写照。纵观苏轼在密州的政绩，主要见诸于如下方面：

其一，为民请命。苏轼到任之际，密州旱蝗相继，自秋至冬久旱未雨，麦不入土，“民以蒿蔓裹蝗虫而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之官者几三万斛”，灾情极为严重。到任不过月余，苏轼便向宋神宗上奏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如实反映了旱蝗交加造成的严重灾情和百姓朝不保夕的苦难处境，请求朝廷派官员视察灾情，并减免赋税。这篇《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堪称是苏轼在密州期间的施政纲领，其过人才干与责任担当于中可见一斑。

天灾已使密州民不聊生，而新法“手实法”更为扰民。苏轼认为，手实法奖励告密，而悬赏奖励告密者则是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极大。于是，他到任二十几天，便向朝廷呈报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反对手实法，建议采用简单易行的“五等古法”。苏轼上书后不久，由于手实法的施行造成了滋事扰民的严重后果，宋神宗便下诏予以废止。

密州沿海孤贫无业之民，多以贩盐为生。苏轼上任之后，闻知新党章惇主张河北、京东也要实行官榷食盐，立即写了《上文侍中论榷盐书》，陈言榷盐之弊害，建议朝廷对“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者，并与权免收税”。苏轼还建议免除密州百姓的夏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痛苦。他主张“以民为本，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为民谋利”，这对为官者具有示范作用。

其二，抗灾救民。苏轼面对密州严重的蝗旱灾害，忧心如焚，立即巡视各县，深入田间了解灾情，组织吏民积极抗灾。为激励百姓灭蝗除卵，他用补贴粮米的办法，“得米济饥还小补”，治蝗斗争取得了积极效果。

苏轼号召百姓协力灭蝗的同时，率先垂范，多次与当时的密州通判赵成伯亲自参加捕蝗抗灾，并向老农学习用火烧、泥埋的办法灭蝗，他写下的《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一诗，就是对当时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由于苏轼亲自带领州县官员下田捕蝗，加之百姓参加捕蝗还贴补粮米，因而密州灾区到处出现了争先恐后、群策群力捕蝗灭灾的热潮，灭蝗斗争取得了胜利。

其三，除暴安良。苏轼疾恶如仇，对仗势横行、肆意殃民者决不姑息，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百姓消灾纾难、减轻痛苦，表现了他对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的当地人民的深切同情，正如他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诗中所云：“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泪循城拾弃孩。”密州连年遭灾，百姓“剥啮草木啖泥土”，弃婴者随处可见。苏轼在“磨刀入谷追穷寇”的同时，带头“洒泪循城拾弃孩”，还设法从官仓中拿出部分粮米专门用以收养弃儿。

苏轼在密州收养弃婴之事，已成为千古美谈。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对生命的珍视，体现出苏轼的大爱情怀。七年后苏轼在被贬至黄州时，还把收养弃婴的经验传授给鄂州知州朱寿昌：“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与朱鄂州书》）。

九年后的元丰八年(1085)，苏轼知登州（今蓬莱）途经密州时，那些曾被收养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闻知都赶往州衙拜谢当年的救命恩人，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有多感人。

其四，关注农事。苏轼在密州对农事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时时把阴雨晴雪等自然现象同当地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他或为久旱不雨、冬日无雪而忧心忡忡，或为甘霖普降、瑞雪盖地而欣喜万分。每遇天旱，苏轼总要按照当地风俗赴城南常山祷雨。熙宁八年（1075）春，苏轼赴常山祭山神。他的虔诚似乎感动了神灵，竟然祈雨立应，一场好雨自天而降，苏轼欣然命笔，写下了《次韵章传道喜雨》一诗。感山神恩德，苏轼奏请皇帝诏封常山神为润民候；苏轼治密州，民亦感其恩德，在常山建苏公祠祭祀。

常山北麓的神祠为祈雨祭神之地，东坡祈雨时竟发现“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雩泉记》），不禁大喜过望。古代祈雨曰雩，于是苏轼取名“雩泉”，琢石为井，做亭其上。这如同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在滁州凿紫薇泉，建丰乐亭于其上的翻版。雩泉满溢成溪，润泽苍生，苏轼亦不时往游其间，留下了不少传世诗篇。与其说是苏轼发现了雩泉，莫若是常山幸遇知己，对诗人最好的馈赠。

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才华横溢，还是一位实至名归的治水专家，他在不同任上建设的水利工程不胜枚举，2019年水利部公布了12位中国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苏轼名列其中。“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林语堂《苏东坡传》） 

在密州，虽然苏轼也多次祭神求雨，但他深知兴修水利才是祛旱灭蝗的根本措施。因此，他曾在诸城城南数里处发动当地百姓筑过十里长堤，以“壅淇水入城”，并计划在此修建大坝，既可蓄水以备天旱时灌溉农田，又可在连日淫雨之时阻挡“水至城下”。熙宁九年三月上巳日，苏轼在密州城南南禅小寺与民同乐流觞曲水集会，作词《满江红·东武会流杯亭》，词中提及城南水利工程：“上巳日作。城南有坡，土色如丹，其下有堤，壅邞淇水入城。东武城南，新堤固、涟漪初溢。”早在900多年前，苏轼就能提出“兴修水利，蓄水抗旱”的主张，并付之于实践，是非常超前的。

其五，俭以养廉。苏轼身为知州，却与民同忧共苦，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在密州写下的《后杞菊赋》和《超然台记》，记述了当时的清苦情况。“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素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后杞菊赋》小序） 

尽管苏轼担任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不以权谋私，即使“日食杞菊”，也能“扪腹而笑”，实在难能可贵。由于苏轼为官清正廉洁，才能“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揽草木以糊口”而“杯酒之不设”。他以廉洁奉公而超然处世，故能“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其六，文以载道。苏轼在密州善政凿凿，其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将文化与精神的种子播下，改变着“风俗强悍，恃好强劫”的密州。

建设超然台，这是苏轼在密州建设的最重要的文化工程，他发挥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多次组织超然台雅集，为密州留下了丰富的人文财富；以超人才华热情讴歌密州，在密州的两年时间里苏轼写出了126首诗和18首词，极大的弘扬了地方文化，教化了民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诗酒趁年华”等名句几乎家喻户晓，有的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企业的广告语，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开创了密州（诸城）的文教传统，千百年来，超然台成了密州文化教育的中心。清咸丰二年（1582）春，诸城知县王廷荣主持修葺超然台，在其《增修超然台记》中言道：“召诸生数十人，每于朔望后分两日课文于其上，优者奖励之，不足者劝勉之，来者日益众。”

“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苏辙的这句诗，形象的描述了苏轼对密州文化教育事业的深刻影响。如果没有苏轼知密州这两年时光，密州的文化历史该是多么苍白？今天密州厚重又多情的文化底蕴，完全是得益于苏轼的到来。

举酒属雩泉，白发日夜新。

何时泉中天，复照泉上人。

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

还将弄泉手，遮日向西秦。

——苏轼《留别雩泉》

来源：日照日报

作者：李本亭

编辑：许芮

审校：张珊‍‍

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告！

山东省政府公布一批任免通知

9.9元，管饱！

近期热门视频

觉得好看，请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