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21岁的苏轼赶赴京城参加殿试，在388名举人中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绩荣登进士榜。

正当要做官时，老家眉山苏府传来噩耗，母亲程氏病逝。苏轼遵循古制回眉山为母守孝期间，在《策别训兵旅二》中写道，“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苏轼爱民、惠民、敬民的民本思想此时初见端倪，并在其起伏漂泊的宦海生涯中始终不改初心。

苏轼出身于平民之家，七岁开始读书，八岁在天庆观北极院读小学，师从道士张易简。苏轼自幼天资极高，聪明伶俐，深得张道士喜爱。在近百人的学生中，张道士唯独偏爱苏轼和陈太初，称赞他俩最聪明好学。但令人唏嘘的是，陈太初后来成为道士，与苏轼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苏轼十岁，已能写出文章，这让望子成龙的苏洵甚感欣慰。庆历五年（1045）春，苏洵离家外出求官，之后苏轼便从张道士那里退学，改由母亲程夫人继续教他读书。程夫人是眉山富豪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可谓知书达礼的名门闺秀。

程夫人的教育方式也颇为独特，她特别重视历史教育，因为她觉得学习历史是人格训练的重要内容，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启迪智慧，更能涵养品德、明辨是非。她经常把一些历史事件中事关成败的核心问题提炼出来，以此提问儿子。而苏轼每次都能反应机敏、对答如流。看着苏轼兴奋的小脸蛋，程夫人感到非常开心。

有一次，程夫人教儿子读到《后汉书》的《范滂传》，苏轼被东汉名臣范滂刚正不阿、慷慨赴死的事迹所触动，读完之后突然问母亲：“我如果要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你会同意吗？”

“如果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程夫人的眼神异常坚定。

可以说，《范滂传》给予少年苏轼一个信念：这个世界需要正直而勇敢的天才，他立志要做一个为真理赴汤蹈火、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程夫人的言传身教，对苏轼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她对儿子人道主义的精神教养，亦滋养了苏轼的民本情怀。

苏轼所居宅院的书堂前，草木繁盛，满目葳蕤，花香四溢，常有鸟雀在树上筑巢。程夫人一向痛恨杀害生物的行为，她下令严禁家中的小孩和婢仆上树捕鸟取卵。前来筑巢的鸟雀在苏轼家的宅院里安然度过了数年，它们仿佛感知到这户人家对它们的垂爱和呵护之情，渐渐地把巢筑到低枝上来，低到小孩子一弯腰就能看到。也许这些鸟雀们内心笃信，这样筑巢可以更好地得到苏轼家人的庇佑，免遭老鹰和蛇的侵犯。

这些大树下触手可及的鸟巢，成了苏轼和弟弟苏辙的儿时乐园，他们经常去观察幼鸟的变化，找来食物喂养它们，每当看到幼鸟咿咿呀呀张嘴接食，他们就拍手欢笑。这种迷人的纯真和善良，恰如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暖画面，令人为之动容。

在儒家思想中，推崇“推己及人”，就是教人去爱自然界的万物生灵。程夫人舐犊情深，她把这种爱也延伸到身边的一切生物，哪怕是一只小小的鸟雀。她的这种大爱情怀，在年幼的苏轼心中种下了一颗体恤众生的思想种子。

庆历七年（1047）正月，苏洵为父奔丧返回眉县，自此，苏轼苏辙两兄弟便师从父亲。在父亲严厉的管教下，苏轼熟读经典，学业日益长进。后来，眉山学者刘巨在城西寿昌院设馆授课，上百名学生在那里学习，苏洵仰慕其才，便让苏轼苏辙两兄弟前去就读。苏轼苏辙在其门下学习了三四年，及至嘉祐元年（1056），暮春三月，三苏父子启程赴京应试，开启了新的人生。

留月  五莲县九仙山苏轼手迹石刻

宋代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37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主政一方。

当时的密州，管辖今天的诸城、安丘、莒县、高密、胶西五县，亦涵盖从中析分出的胶州、胶南、日照、岚山、五莲、莒南等县域，地域也算辽阔，为京东东路第一大州。

苏轼一入密州境，就看见一个奇怪的现象——沿路农民忙着用蒿蔓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然后深埋在地里，放眼望去，灭蝗的人群绵延足有二百余里。

看到这种惨境，苏轼不禁忧心忡忡：“如此下去，今岁的收成怎么办？”

苏轼下车伊始，立即向当地官吏了解蝗灾情况，哪知那些官吏却说：“蝗不为灾。”甚至还说：“蝗虫来，为田地除草。”苏轼怒言：“将谁欺乎！”

早在杭州通判任上，苏轼就对蝗灾深有痛感，他在杭州亲眼见过，从西北飞来的漫天飞蝗，“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遮云蔽日，声势浩大，一旦它们飞下来，原本绿油油的广阔原野，瞬间化为光秃秃的平地。蝗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力之强，让人触目惊心。

苏轼上任后，立即深入民间，明察暗访，不到一个月就上奏朝廷，详细说明当地蝗灾的严重情况。在给宋神宗的《密州谢上表》中上奏：“臣不敢仰酬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瘠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并向宰相如实报告灾情：“轼到郡二十余日，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苏轼请求朝廷豁免秋税，以济灾民。

“斛”是古代使用的容量单位，三万斛蝗虫，体积约1500立方米，能塞满500平方米的房子，当时密州蝗灾之重可想而知。

如果不在天气回暖之前灭杀蝗虫，明年即使是丰年，庄稼也会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苏轼主政密州后办的第一件民生实事就是灭蝗。

为了尽快消除蝗灾，苏轼向当地有经验的农夫请教，根据他们的经验，采取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铲除蝗害。他动用官仓之米奖励捕蝗人，鼓励百姓下田灭蝗除卵，可“得米济饥还小补”，这种政策有效激发了当地百姓灭蝗的积极性，田间地头一时尽是灭蝗的人群，远远望去，甚是壮观。

在灭蝗人群中，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苏轼。他身先士卒，亲自指挥捕蝗救灾，“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即使人疲马乏、长出老茧，苏轼也坚守在捕蝗一线，这让当地百姓深受鼓舞，灭蝗很快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苏轼在与老农交谈时，又得到一条令他揪心的信息——“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意思是说，蝗灾常常伴随着旱灾发生，因为大旱的气候，更适合蝗虫的生长。而密州地处北方，本就干旱少雨、灌溉不足，这无疑更助长了蝗灾的发生。

到了苏轼任职密州后的第二年四月份，干旱无雨的大地，像烈日一样焦灼着苏轼的心。

听当地百姓说向常山山神祷雨比较灵验，苏轼决定前往一试。

常山位于城南十余里，海拔297米，山上有龙神庙，祈雨常灵。据《唐十道四蕃志》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

苏轼斋戒数日，率吏民登常山祈雨救旱，当日果然得雨。“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这在苏轼的诗作 《次韵章传道喜雨（祷常山而得）》中，可以感受到他彼时的喜悦之情。

在常山，苏轼还找到了一处水源——“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这甘甜的清泉，既是意外之喜，又像上天的恩赐，让苏轼为之欣喜。

因古代祈雨曰“雩”，故苏轼将此泉命名为“雩泉”，后在泉上建亭，名“雩泉亭”。雩泉亭历经沧桑，泉水依然汩汩流淌，像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在密州，苏轼成功应对“蝗虫扑面已三回”的挑战，推动治蝗斗争取得了显著效果。他在诗中写道：“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并在诗中自注说：“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

超然台

天灾不断，人祸又起。据《宋史·本传》记载，熙宁八年（1075），密州有一帮强盗，四处抢劫掠杀，弄得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官府一直未能将其抓获。京东东路安抚使和转运司使派遣三班使臣带领悍卒数十人，前往密州捕盗。岂料这些悍卒横行霸道，不仅没有抓到流寇，还诬陷百姓私藏禁物，酿成杀人案。之后他们畏罪潜逃，四处作乱，弄得民不聊生，比强盗还要凶残。

老百姓忍无可忍，到衙门来告状。苏轼对这些悍卒之乱早有耳闻，他深知，如果立即实施追捕，他们很可能制造更多的动乱，于是他想出诱敌深入的妙招。他将百姓的诉状故意扔到地上，连一眼都没看，大声说道：“必不至于有这样的事情！”

那些逃窜的悍卒们听闻此消息后，当然十分高兴，以为又找到了“保护伞”。他们聚集到一起，前往道谢。这时，苏轼早已秘密安排好人马，官兵们顺势将这些悍卒一一捕获，并传集人证事证，就地正法，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保住了密州的安定。

苏轼还上书朝廷《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分析了盗贼产生的根源，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密州民俗武悍……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他建议治盗必先治本，应与治事、治吏相结合，从根本上杜绝盗患。他公开悬赏缉盗，“明立购赏，随获随给……盗亦敛迹”。从此，平定了盗患，赢得百姓爱戴。

苏轼到任密州时，密州正值天灾人祸之年，可谓乱象频生、民怨沸腾，在他的励精图治下，社会渐趋安定，百姓得以安生。

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实行新法后，公使库钱减少了很多，苏轼也开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他和通判刘廷式经常一起沿着古城废圃寻找杞菊充饥。有一次，他们在城墙根的一丛枸杞旁竟然发现一个用包裹裹着的弃婴！

朗朗乾坤，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原来，由于连年干旱、粮食欠收，百姓生存日艰，许多人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婴儿抛之野外。

苏轼心痛地抱起弃婴，带回府中抚养。随后，他下令州府的官员们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没想到，几天时间，州府中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

当时，北宋政府从常平仓和免役钱中抽出一部分救济款，赈济无法养家的贫民，称为“劝诱米”。苏轼派人清查该米，把每个仓库节约出的“劝诱米”另外储藏起来，作为救助弃婴的专用粮。同时把捡来的弃婴寄养在百姓家，每个弃婴每月发给6斗粟米。一年之后，寄养的百姓和弃婴皆有了亲情，弃婴们终于不再流离失所、暴死野外。

白鹤楼   五莲县九仙山苏轼手迹石刻

苏轼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这首诗中，沉痛地向友人叙述了拯救弃婴的经过：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

1076年年底，苏轼即将调离密州，孔宗翰接任。孔宗翰未到任前便写诗寄给苏轼，苏轼答诗曰：“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这篇移交致词，饱含着苏轼对密州这方水土的深情和对百姓疾苦的恻隐之心。

苏轼离别密州时，百姓遮道哭泣，洒泪相别，甚为感人。

元丰八年（1085）六月，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十月，苏轼赴登州任职途中路经密州小住，当时的密州知州霍翔在超然台上设宴招待。百姓闻讯纷纷前来探望，“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此情此景，令苏轼十分感动。一别十年，当年被遗弃的那些婴孩已长大成人，而苏轼已近中年，正所谓“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

离开密州后，苏轼到徐州任知州。他的仕途之路起起落落，一度被贬至黄州、惠州乃至儋州，但每到一处，他都心怀天下苍生，用心造福一方——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在徐州，他率领军民奋战七十余日抢修防洪大堤，使徐州黎民免受洪灾之害；在扬州，他重开漕运、废除花会、减免税赋……可以说，苏轼担任地方官员期间，始终恪守官德、以民为重、顺乎民意、为民争利、劝耕促织、减役丰财，在改善民生上建功立业。

超然台

苏轼在仕途中心系百姓、爱民如子，深受世人爱戴；而生活中的苏轼是个情感极其丰富、内心异常柔软的人。

苏轼对爱情亦是严肃的，他只钟情于自己的妻子。

至和元年（1054），19岁的苏轼娶眉山附近青神县的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王弗时年16岁。苏洵安排苏轼早婚，主要是因为他决定第二年要带兄弟俩赴京应试。

王弗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与丈夫举案齐眉、心心相印。令人叹息的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27岁的王弗突然病逝于汴京，留下一个不满七岁的儿子。

这十年时光里，苏轼外出求取功名，王弗在家侍奉公婆，她勤俭持家、谨慎恭肃，在亲族中颇受认可。夫妻俩素日聚少离多，但情意深厚。

苏轼初仕凤翔期间，王弗跟随前往，成为贤内助。她深知丈夫性格率真，毫无心机，看谁都是好人，便专心留意苏轼每天在外面忙什么事情，帮他分析其中的人情世故；如遇客人来访，她也会细心观察，事后再提醒丈夫哪些人是惯于逢迎，哪些人是真诚可交。

王弗的谨言慎行、聪慧干练，让苏轼对她甚为依赖。如今发妻亡故，苏轼悲痛万分，他在王弗坟前长叹痛哭：“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祜……”

十年后，也就是熙宁八年（1075）的正月二十日，他在密州梦见王弗，醒来内心无比凄楚，流泪写下了这首哀婉凄恻的千古绝唱——《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她朴实勤劳，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是一个能干又体贴的伴侣。无论丈夫显达还是被贬谪，王闰之都安之若素，既不骄矜自喜，也不愁眉苦脸，就像一个安宁的港湾，让苏轼的内心始终平和、温暖。

尤其是苏轼被贬谪到黄州的那五年，王闰之持家有道、精打细算，不让丈夫感到生活的困顿。苏轼在黄州开荒种地，出身农家的王闰之帮了很多忙，这让苏轼对妻子越加敬爱。

仿佛造物弄人，王闰之在跟随苏轼漂泊了二十多年后，于四十六岁时卒于京师。苏轼悲痛万分，写下《祭亡妻同安郡文》：

“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

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苏轼的第三位妻子王朝云本是歌女出身，她天生丽质，清新雅洁。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十二岁的王朝云踏入苏家之门，后来成为苏轼的侍妾。二十多年来，她对苏轼忠敬若一，亲历苏家的荣辱兴衰，内心渐渐变得多愁善感。作为苏家的一员，她共担悲欢离合，跟随苏轼辗转南北，不离不弃，被苏轼视为知己，苏轼曾为她写下《浣溪纱·端午》：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在词中，苏轼愿与朝云天长地久、永谐情好，并表达了对朝云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无奈朝云福运不长，三十四岁就在惠州因感染瘟疫去世。

悲痛至极的苏轼为悼念朝云作《西江月》词：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伊人已逝，留下苏轼孤身一人，对抗着岁月的寂寥和凄然。这其中的滋味，怎一个情字了得！

超然台旧影

苏轼当时之所以到密州赴任，也是为了能够与当时在济南的弟弟苏辙离得更近些。苏辙是苏轼唯一的同胞弟弟，兄弟感情笃深，幼时经常对床彻夜长谈诗歌相合。

在密州待了一年之后，苏轼的心绪渐渐安定下来，也慢慢习惯了这方水土。

在休憩官舍和庭园的时候，苏轼发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废旧城台，登临其上，可以南望马耳山、常山，西望穆陵；其东为庐山，北面则是辽阔苍茫的潍河。苏轼寄书信给弟弟苏辙，让他给取个台名，苏辙建议叫“超然台”，原因是：

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

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台成后，苏辙作《超然台赋》，苏轼作《超然台记》，“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熙宁九年（1076）八月十五，仲秋之夜，皓月当空，苏轼与好友在超然台上举杯畅饮、一醉方休，“人逢佳节倍思亲”，想起济南的老弟，苏轼涌起思念与苦涩，却心怀天下人都能团圆的美好愿望，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绝美之词，传颂至今。

在苏轼的一生中，他就像一片迎风起舞的弱羽，随风飘摇、颠沛流离，体验到百般况味。然而，他却能把苦难变成甘美，哪怕现实再难，“此心安处是吾乡”；哪怕生活再不堪，但“人间有味是清欢”；哪怕前路再曲折，终究“也无风雨也无晴”。

（本文作者：石雨 庆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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