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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華寶 | 《俞樾全集》後記

王華寶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2022-04-21


《俞樾全集》

汪少華、王華寶主編

鳳凰出版社2020—2021年出版



《俞樾全集》後記


王華寶


三十二冊、近千萬字的《俞樾全集》，諸君勉力而爲，歷時八載，即將告竣。由復旦大學與杭州市臨平區主辦、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協辦的“俞樾誕辰二百周年紀念研討會暨《俞樾全集》新書發佈會”，擬在俞先生誕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開，主編汪少華教授安排，我們二人一頭一尾，讓我“照應壓軸”。“壓軸”固不敢當，而全集付梓之際，感謝之情和諸種感慨係之，姑以感謝、緣分、值得三個關鍵詞略表寸心。
首先是真摯的感謝！一要感謝所有對《俞樾全集》給予關心、指導和幫助的各方師友！像華東師範大學劉永翔先生賜予大序，爲本書增色不少，是最爲直接的幫助。二要感謝會議舉辦方和鳳凰出版社，感謝所有與會嘉賓的指導幫助！在此特殊時期，克服各種困難，投入時間精力和財力，來共同紀念先賢、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三要感謝全國高校古委會安平秋先生、楊忠先生以及各位項目評委！正是各位先生的青睞，讓汪少華主持申報的“《俞樾全集》整理校點”列爲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正是復旦大學社科處、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東南大學社科處、人文學院等眾多高校科研單位的支持和幫助，《全集》才得以順利展開。四要感謝汪少華兄！汪兄是實際負責人、第一主編，爲此書付出極大，親自審讀全集三分之二的內容。他的嚴謹執著，求真求實，埋頭苦幹，體現出復旦大學優良的學風。正是在他的帶領下，團隊成員力求以“後出轉精的《俞樾全集》優質整理本”奉獻給社會。還有他的信任與情誼，我銘感於心！最後特別感謝全集二十餘位合作者，像傅傑教授、張燕嬰編審、田松青編審、顏春峰教授、王其和教授、喬秋穎教授、倪永明教授、謝超凡教授等，都是學有專長的學者，並在俞樾研究方面卓有貢獻，大家爲了心中的學術追求相互配合、共襄盛舉。感謝鳳凰出版社副總編林日波、韓鳳冉編審，室主任李向東、郭馨馨、樊昕、汪允普編審，資深編審陳曉清女史，骨幹編輯許勇博士等十二位責任編輯，誠如鳳凰出版社總編輯吳葆勤編審所言，出版社組織了強大的編輯團隊，保障全集順利且高質量的出版。做俞樾這一類學術大師的全集，無論是整理者，還是出版者，真的非常辛苦。
其二是美妙的緣分。在段玉裁誕辰二百八十周年紀念暨段學、清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發言上，我曾說過“成大事，必有緣”。《段玉裁全書》如此，《俞樾全集》仍然如此。一是學術之緣。我曾策劃影印出版了光緒末增訂重刊的五百卷本《春在堂全書》，精裝七冊。然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版標點本《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九九銷夏錄》《春在堂隨筆》《茶香室叢鈔》等數種書以來，俞氏的大多數論著未獲再版。有關俞樾的研究長期受到忽視，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俞樾研究成果才逐漸增多。俞潤民、陳煦《德清俞氏：俞樾 俞陛雲 俞平伯》（199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張欣《花落春仍在——俞樾和他的弟子》（2006年廣東教育出版社版）、馬曉坤《清季淳儒——俞樾傳》（200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等傳記，均對俞樾的生平與著述有較詳細的介紹和研究。羅雄飛《俞樾的經學研究及其思想》（2005年中國文史出版社版）、謝超凡《遊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閾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王其和《俞樾訓詁研究》（2011年齊魯書社版）等論著，則從不同角度探討俞樾的思想、學術及文化成就，存在的不足，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等，致使學術界和讀書界對俞樾有較多的瞭解。總體狀況仍是俞氏著作整理不充分，時有俞氏資料出現，有待甄別與研究，俞氏研究更是存在較多開拓空間。鳳凰出版社前社長、總編輯薛正興編審倡議整理一部全面彙編、校勘俞樾著作的全集，並以《九九銷夏錄》爲嘗試，以測知整理工作的難易及可以提升的空間，撰寫了多篇文章，可惜天不假年，薛先生于二〇一〇年九月病逝。而醞釀已久的《俞樾全集》整理工作，此後列入了“二〇一一——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承蒙時任鳳凰出版社社長、總編輯姜小青編審的信任，命我尋找能承擔整理《俞樾全集》之人。我首先想到了汪少華教授。我們相識於共同從事的古典學領域，並因中國訓詁學研究會這個平臺有著更多的交流，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同仁服膺“章（太炎）黃（侃）學派”，而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師，有此學術淵源，少華兄和我是義不容辭。二是地域之緣。俞樾晚年經常往返於浙江西子湖畔、蘇州春在堂，在蘇杭留下眾多的文化印記。同時，他曾短暫執教於上海詁經精舍、上海求志書院，編纂《（同治）上海縣誌》。由《右台仙館筆記》所記敘事者或人物籍貫或事件發生地來說，蘇州有八十則左右，杭州有四十多則，上海有近三十則，穩居前三位，較多反映了晚清江南的社會現狀。而我就是在二〇一二年十月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杭州年會上，敦請汪教授主持全集整理之事。《俞樾全集》新整理本在江蘇鳳凰出版社出版，俞樾在臨平生活近三十年，現在由杭州臨平與復旦大學組織協調浙江、江蘇與上海兩省一市的有關單位與個人，來舉辦“俞樾誕辰二百周年紀念研討會暨《俞樾全集》新書發佈會”，何嘗不是一種美妙的緣分。
其三是非常的值得。俞家世代務農，自俞樾祖父俞廷鑣爲乾隆時欽賜副貢生，始爲書香之家；其父俞鴻漸，爲嘉慶時舉人，二人均有著作行世。俞樾之曾孫俞平伯在當代享有盛名，德清俞氏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大文化世家。《清史稿·儒林傳三》記俞樾“生平專意著述，先後著書，卷帙繁富”。其治學涉獵廣泛，經學、小學、子學、文學諸方面皆有成就，書法亦工。著名學者馬敘倫評論說：“輓近能紹乾嘉諸老之學者，莫如俞樾、黃以周、孫詒讓三氏。”因此，爲了曲園老人學術文化的傳播傳承，所有人的付出都有價值。俞樾以“通經致用”爲治學宗旨，以“梯梁後學”爲學術取向，秉承樸學理念，紹述高郵王氏學風，在對群經、諸子的校勘訓釋及理論總結，文學、藝術和教育等諸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留下近五百卷的《春在堂全書》。俞氏先後掌教蘇州紫陽書院、杭州詁經精舍長達三十多年，門下精英輩出，其中章太炎、張佩倫、繆荃孫、吳昌碩、崔適、朱一新、戴望、吳大澂、譚獻、宋恕等均在近代學術界、思想界享有盛譽。他既是晚清漢學的最後絕響，又是清末民初學術重新勃起的前奏，並對日、韓學術界影響巨大。在傳統文化復興之際，作爲曾國藩的學生、章太炎的老師的晚清學術大師俞樾，必然是不可繞過的標誌性的人物，在他誕辰二百周年之際，重新評估他的學術文化貢獻，必然成爲一項重要的工作。個人認爲，俞樾是承先啟後、守舊開新的學術大師。可從以下兩點窺其一斑。
承先啟後，俞樾對清代學術範式有一定的轉換與拓展。他《群經平議序》中稱：“嘗以爲治經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今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爲尤要。”其所撰各書，大都遵循此法則。他仿《經義述聞》而作《群經平議》，仿《經傳釋詞》，小變其例、略加推衍而作《古書疑義舉例》，頗具特色，備受學術界推崇。一般認爲，俞氏博通典籍，紹述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之文風，秉承樸學一貫的治學方針與理念，歸於乾嘉樸學一脈，而又兼采漢宋、調和古今，集合校勘的成果，在研治群經、諸子以及小學各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傳承傳統學術方面發揮了特殊作用，卓然一代朴學大師。而俞樾對清代學術範式的轉換與拓展等，則有待進一步挖掘。比如在諸子學方面，王念孫父子已有“經傳諸子轉相發明”的意識，而從學術範式的維度來看，俞樾有了相當程度的轉換與拓展。第一，將經、子獨立，分別做《群經平議》與《諸子平議》即是明證，較王氏《讀書雜誌》史、子兼有，《續編》有集部內容，更爲純粹；並推重子的獨立價值，如《諸子平議序》說：“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傳寫茍且，莫或訂正，顛倒錯亂，讀者難之。”指出子書文本的獨特性、傳承的特殊性、閱讀的困難性等。正是這種獨立性，使得子學能夠塑造政治思想文化，塑造歷史書寫。第二，擴大子書範圍，將諸子學由先秦諸子延展到漢代諸子，如《春秋繁露》《賈子》《楊子太玄經》等就是王氏《讀書雜誌》所無。第三，漢宋兼采，考據與義理兼行。如何對傳統經學的義理進行哲學化的詮釋和創造，已成爲現代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俞樾有意識承續戴震以來“章句訓詁之學”與“義理發揮之學”相結合的中國詮釋學，在自己的訓詁、校勘實踐中不斷應用，成爲俞樾諸子學的一大貢獻。第四，方法論方面，治子通經。俞樾已具關注經、子之間的關聯與張力的意識，試圖“以（諸）子證（儒）經”，經、子研究相輔相成，而強化諸子的特殊性。第五，目的論方面，通子致用。諸子學研究也有致用之義，如羅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分析：“如果說乾嘉學派還只是從學術門徑中重視三家（道、墨、法）著作（這也是對傳統經學的偏離），不自覺地彰顯了諸子學的價值，那麼，晚清國粹學派和五四新文化健將則已自覺地闡揚了道、墨、法的思想價值和現代意義，並使之成爲批判正統儒學的思想武器。因而，道、墨、法成爲近代‘以復古爲解放’（梁啟超）思潮中的學術中心。”當然，俞樾的諸子研究，仍重在校勘訓詁，“義理”的闡釋還不系統，只有到了他的學生章太炎輩，“方才於校勘訓詁的諸子學之外，別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至胡適而完成諸子學的現代轉型。學界如果承認章太炎對諸子學現代轉型的開創之功，那麼，章太炎進入杭州詁經精舍學習，跟隨俞樾等長達八年之久，俞氏的學術傳承作用，應當給予承認與重視。 
守舊開新，俞樾是舊潮退落、新潮湧起之際的文化代言人。俞樾被認爲“被動順應時代潮流，以淡漠態度對待西學”，或未盡然。《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二有十三條全記有關日本之事；俞氏曾爲日本編《東瀛詩選》，深受日本學人尊重。清末國門一步步被打開，中外交流較多，俞氏筆下作品中出現不少外來詞和音譯詞，俞氏多次結合古詞、古語加以考證。這與俞樾長期生活在對外交流較多的江南是分不開的。更有學者提出，《諸子平議》作爲清代校釋子書的代表作之一，與其他討論諸子的書一起，構成了對於經學獨尊地位的衝擊，並與清末民初的“西學源于諸子說”等試圖以諸子的學說來消化吸收西學的運動有著內在的關係（見干春松《俞樾與〈諸子平議〉》）。研究國學與西學，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或許繞不開俞樾。
俞氏曾先後主講多家書院，在杭州詁經精舍主講更是長達三十一年，《清史稿》記載其“課士一依阮元成法，遊其門者，若戴望、黃以周、朱一新、施補華、王詒壽、馮一梅、吳慶坻、吳承志、袁昶等，咸有聲于時”。可稱傑出的教育家。
俞氏重視俗文學的研究，並親自修訂《三俠五義》，改爲《七俠五義》，獲得“小說家”之稱號，既受讀書界高度讚譽，也有如魯迅揶揄謂“此老實在多此一舉”。其混合型筆記《右台仙館筆記》，將記事或敘事置於晚清江南現實與歷史脈絡之中，稱讚“性好施與”的商人“高出士大夫上矣”，傳達出俞樾勸善心意之外，更有俞氏生活在經濟最爲發達的江南、對紳商群體的崛起的某種價值認同。《右台仙館筆記》等作品具有“近世”“近己”的特點，更具近代意識。俞樾生逢開始退落的舊潮與正在湧起的新潮交匯之際，其著述或可增添衰世的文華，回應衰世的憂患，折射出其所代表群體的人情、心態、價值，或可藉以討論晚清的變局中知識階層的一種時局觀與文化觀。
一八七九年，俞樾開始撰《俞樓雜纂》，凡五十卷。其第四十五卷中專列《廢醫論》，其文分七個篇章，長達七千餘字。其中的《證古篇》中列舉周公、孔子重巫不重醫的事實，借古諷今，稱：“今之世爲醫者日益多，而醫之技則日益苟且，其藥之而愈者，乃其不藥而亦愈者，其不藥不愈者，則藥之亦不愈，豈獨不愈而已，輕病以重，重病以死。”成書在後的《右台仙館筆記》第一一二則，舉假藥致人死亡、醫者誤開藥方等事，直稱“卜可廢，醫亦何不可廢之有”，並重提“余曾有《廢醫論》，刻入《俞樓雜纂》”，宣佈“雖駭俗聽，不顧也”。俞樾可謂近代中國主張廢除中醫的始作俑者，其 “廢醫存藥”思想對後世影響巨大，如魯迅對中醫深惡痛絕，稱“中醫不過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也可能受到師祖俞氏的影響。
俞樾頗受讚譽，也時遭詬病，似是保守與標異，亦即守成與創新集於一身之多重人格的學者，更是那個時代有代表性和標誌性的人物，陳寅恪稱譽俞樾爲“一代儒林宗碩，湛思而通識之人”。值其誕辰二百周年之際，藉助《俞樾全集》新整理本，既可全面認知和正確評價俞樾及其論著所蘊涵的文化意義，亦將有助於人們認清學術研究的方向、文化價值的取向，爲傳統文化的弘揚和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具有認知價值的創新和貢獻。
承少華兄之命，縷述成書經過、個人感慨與認知如上。不當之處，誠請大方之家是正。是爲記。



编辑：吴慧欣   刘   芳  

审核：真大成



踵武前贤硕儒，

续开训诂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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