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钊先生，1959年7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及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侧重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兼及古代汉语、先秦秦汉史、商周考古等领域。

先生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初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2年9月成为该校古籍研究所古文字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3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7年9月继续在该所古文字专业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12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先生硕士毕业即留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担任讲师；1991年1月晋升为副教授；1997年7月破格晋升为教授；历任古文字研究室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一直是古文字研究的重镇。在古文字学泰斗于省吾先生的带领下，该所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成就卓著的学者，先生正是其中较早的一位。

先生自大学起就追随著名古文字学家、甲骨学家姚孝遂先生求学，成为姚先生的开门弟子。此后十余年间，先生随侍姚先生左右，时时请益，得到姚先生的殷殷教诲，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古文字研究者。在姚先生的带领下，先生自1985年起参与编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1988年）、《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二书；此后又参加于省吾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的编纂工作。这三部工具书总计1000多万字，早已成为甲骨文研究的案头必备，在学术界影响深远，至今仍无可替代，出版社亦曾多次重印。此外，先生还承担了姚孝遂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字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有关古文字的大量章节的写作，在书中提出了不少独到的正确考释意见，至今仍为学界所引用。

该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曾有多次机会出版，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顺利付梓。虽然如此，该文却在学术界不胫而走，其复印本更是广为流传，引发了其后古文字构形研究的热潮，影响了许许多多有志于古文字研究的后来学者。自1991年至今，海内外越来越多的文字学学者以“构形学”为选题，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来。这些文字构形研究的实践和理论，无不溯源于先生的这篇博士论文。

《古文字构形学》书影

时隔十五年之后，《古文字构形研究》经过修订增补，易名为《古文字构形学》正式出版（初版，2006年；修订本，2011年）。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先生的古文字构形学这一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扎实的古文字考释实践的基础上的。全书的研究对象包括商周秦汉各个时期，甲骨、铜器、简牍、帛书、玺印、陶器、货币等各种载体上的古代文字资料。“全书以文字考释贯穿始终，精彩的考释随处可见。尤其是《古文字考释举例》一章共考释了古文字中一百个疑难字，这些考释都能在相关理论指导下追根溯源、旁征博引，解决了一系列疑难问题。正因为作者的理论探索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从而避免了华而不实的流弊，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张涌泉《十年磨一剑》，《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15日。）书中的古文字构形理论“是从古文字考释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这种理论研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该书的着眼点不是分析常用字，而是通过对疑难字的考释，归纳出文字演变的条例，其目的就是为古文字考释服务。作者对文字演变中的各类现象观察得很全面、很细致”，“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文字‘构形学’概念，并从古文字研究的实践中归纳古汉字构形演变的规律，把古文字研究的理论引向深入，为这个学科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守奎《评〈古文字构形学〉》，《考古》2008年第4期。）

此外，该书还强调古文字学是一门具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研究古文字应具备科学的文字符号观，不能将古文字考释当作“看图识字”或“射覆猜谜”；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古文字考释方法方面归纳了许多规律和条例，也提出了很多极具建设性的意见，这对后学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该书曾先后获得厦门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类一等奖、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类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类二等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等荣誉，如今已成为古代文字研究的经典著作。该书的英译项目还获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资助。

2000年7月，刘钊先生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工作，2004年起担任系主任、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

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先生开始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进行了一次阶段性的总结。这种总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将其博士论文修订出版，已如上文所述。第二，将历年发表的论文结集，先后出版了《出土简帛文字丛考》（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2005年）二书。这些论文发表时间跨度大且散见于各种报刊或论文集，搜寻起来颇为不易；将之汇编成书，使读者既可免去翻检之苦，又便于集中研读，更可从中看出作者多年的研究历程和治学理路，实是嘉惠学林之举。第三，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的经验和思考，对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均立足于出土文献提供的切实材料，凭借丰富的例证对《说文》研究、历史文献学、古汉语、古典学等学科或领域提出了新的思考。

与林澐先生合影

（2002年12月摄于厦门）

当然，总结是为了继往开来，在此期间，先生还发表了十几篇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同样重要的，先生还写出了《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这部专著。该书先列释文，然后考释疑难字词，最后说解简文，层次分明，体例完整，要言不烦，深入浅出。该书不仅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往往提出自己的新见，正是对当时郭店楚简研究的一次阶段性的总结，也实现了先生的初衷，为学界提供了一份较为精确可靠的注释本。该书出版后，曾多次重印，行销海内外；不久又出版了精装本。

在此期间，先生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古文字构形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文字基本构形发展演变的谱系研究”，并主编《厦大史学》集刊。

有感于旧版甲骨文字编的诸多不足，先生曾立志编选一部新的甲骨文文字编，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就有所准备。2004年，先生与洪颺女士、张新俊先生合作，再次启动《新甲骨文编》的编纂工作，至2009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一改以往各类文字编临写或摹写字形的办法，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处理图片，为学界提供了一部释文更加可靠、字形更为存真也更为美观的甲骨文文字编。该书后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该书曾多次重印，坊间甚至有盗版商将该书缩印成小开本低价贩售。2014年，先生又带领团队，吸收学界新成果，对该书加以补充、修改，出版了增订本。

自调入复旦大学至今，先生已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释甲骨文中的“役”字》一文曾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2013年以来，先生又先后出版了两本新的论文集《书馨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书馨集续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论丛》（中西书局，2018年）。此二书不仅收录先生以往所有未结集的学术论文，而且还将历年的书评、为其他学者论著所作的序言以及先生论著的自序、后记汇在一处。先生向来乐于为学界推荐好书，因而时有书评发表；也乐于提携后进，愿意为一些新作锦上添花。这些书评和序言并非泛泛而谈，往往能以学术史的眼光，切中肯綮地指出该著作的优点和不足；而在先生著作的序言和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位幽默风趣、具有真性情的学者。

在复旦大学期间，先生先后主持了多个重要的科研项目，例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王堆汉墓简帛字词全编”，国家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中华字库”工程第四包“金文的收集与整理”项目等。

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上海年会上发言（2012年）

2014年6月，裘锡圭先生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由中华书局出版，随后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新的马王堆简帛研究热潮。其后该书屡获大奖，如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第四届中国政府出版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等奖等，均可谓实至名归。先生作为该书作者之一，也分享了这些荣誉。

2019年适逢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作为甲骨学研究的前辈和大家，先生躬逢其盛，也为之忙碌不已。除了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之外，先生近年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考释研究”子课题，教育部、国家语委重大委托项目“传承中华基因——一百二十年来甲骨文研究论文精选”等多个有关研究项目。其中，《传承中华基因——一百二十年来甲骨文研究论文精选》精选120篇论文，重新录入排印，并撰写提要。全书三百余万字，将由商务印书馆于年内出版。2020年，先生作为首席专家率中心团队以“中国出土典籍的分类整理与综合研究”为名申请的项目，获“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团队项目”（全国共20项）立项。

为迎接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先生主编出版了《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中华书局，2019年）。该书出版之后，短短一年内曾多次重印，连续入选“中华书局上海聚珍2019年度十佳图书”、“2019年中国出版集团中版好书榜”和“2019年度中国版协30本好书”，为推广和普及甲骨文助力不小。2019年11月4日，先生还受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这一年，先生正满六十岁；年届花甲的甲骨学家携手双甲子的甲骨文，可谓“三甲同庆”。为响应总书记有关冷门绝学“要有人做、有传承”的号召，先生近几年相继在《人民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甲骨文研究的春天来了》（《人民日报》2018年3月16日）、《从古今一脉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推动甲骨文研究更上层楼》（《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6日）、《甲骨文研究工具书编纂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6日）、《光华楼的风景线》（《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2日）等文章，在学术界和理论界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2020年年初，由先生主编的煌煌三大册、厚达1600余页、史上第一部全彩印刷的文字编《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出版，是马王堆简帛研究乃至秦汉简帛研究的又一座里程碑，必将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据悉，先生接下来还将全力推进《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修订工作，值得我们翘首期待。

《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书影

2021年伊始，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发表论文《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从《山海经》的文本性质和文本形式、《山海经》的史料价值、《山海经》的产生时地与作者、《山海经》的文本文字校释四个方面对《山海经》的诸多疑难问题加以分析和考证。该文可以视为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传世典籍的代表作品。

由于学术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先生2009年2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4年10月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2008年、2011年连续两届被评为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此外，先生还曾受聘为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兼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兼秘书长、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国家语委“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主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等学术刊物，为推进中国古文字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从甲骨文到秦汉文字的研究与考释，迄今已出版著作12部，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先生的研究特色，是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为重点，进而扩展到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研究；不仅注重文字考释、词义训诂，而且善于利用出土材料研究先秦、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历史学的问题。先生曾多次强调“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原则，强调打好相关学科的基础。记得先生上课时曾指出，研究出土材料，不仅要注重语文学的训练，也要勤于阅读古书，并与先秦两汉史（尤其是典章制度和名物考辨）、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相结合；而语文学的研究，则要注重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结合。这是先生的经验之谈，值得学界重视。

先生为人耿直、爽快，常常对不平、不公之事直言不讳；但同时先生也十分宽容，尤其对待后辈和学生更是具有同情之心，往往尽力发掘其特长或优点并加以鼓励。先生的学生中，已有多位成为学术界的青年翘楚或生力军。这是后学如我所应该见贤思齐的。

先生的宽容，还表现在他乐于接受新事物，尤其是对有助于学术发展的新技术（包括各类数据库和电子索引等）保有一颗好奇心。先生曾试图将“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项目的所有资料公开，制作成在线数据库，供学界使用。近年来，先生还不遗余力地提倡将三维扫描、3D打印、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平台等技术引入相关研究中。如果说阅读是进步的车轮，那么对包括新技术在内的研究前沿的好奇心则是学术发展的发动机。我们希望先生继续保持这种好奇心，为古文字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