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告密者：大学里的幽灵

　　“我是比李政道还有前途的学生。”83岁的王镇皋常常说起这句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束星北说的。”见听者略显怀疑，王镇皋又补充道。

　　王镇皋，山东大学1950级物理学院学生，曾是被称为中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较为看重的学生之一，甚至曾评价其资质或超他另一个著名的学生李政道，然而当他站在光明的学术之路的起点展望未来的时候，命运却将他引向另一个终点——“告密者”。

　“天资高于李政道”

　　1950年，19岁的王镇皋从浙江老家前良村考进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成为前良村史上第一位新中国大学生，在王镇皋的印象里，那段时间是无限美好的，入学不久，他便拿下几个科目的高分，震动了学院。

　　据王镇皋的同学回忆，当时入校后的考试中，王镇皋成绩相对比较好，但因为患有淋巴结核病，一直很少与同学接触，甚至休学了一年。

　　当时正值1952年，中央颁布新令，大学生吃饭看病不要钱，原本是绝症的结核病在新政策下被治好了，王镇皋重获了新生。当说起他在接受组织的保密工作时的心态，王镇皋表示，对党的感激占了很重的比例。

　　病愈后的王镇皋恢复上课，迎来了山大物理学院最好的时刻——束星北的到来。

　　时年，束星北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1952年浙江大学解散后，束星北到了山东大学物理学院任教。当时山东大学理科相对薄弱，束星北的到来引起了全校师生强烈的关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和老师常常挤爆教室。

　　据王镇皋讲，生病期间，王镇皋每日躺在病床上，除了回答同学前来询问的问题，更多的时间就是在脑子里思考物理原理，甚至一度达到痴迷的状态。一次王镇皋捡到几页狭义相对论的资料就苦思冥想了好几天。

　　正是这几页纸，让他在一堂束星北的相对论课上，面对束星北的问题对答如流，这些给束星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后来，周北屏的学生贾明与王镇皋通信时提到了一句评语，是束星北教授向自己的朋友周北屏介绍王镇皋时，说他“天资高于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自从得知这一说法，王镇皋默默地将李政道视作了人生的参照系。

　　王镇皋是否有能力成为下一个李政道，人们不得而知，但当王镇皋站在这个相似的起点时，命运却给他画出了不同的轨迹。

　　从学术到政务

　　1954年1月，王镇皋从物理学院毕业，被直接留校任教，没几天，时任学校保卫处处长的巩念胜找到了王镇皋，表示组织要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接近公安头号监控对象束星北。

　　这项任务被另一名作组织内部工作的同学李枫(化名)证实，当时王镇皋因为学习成绩不错，是束星北较为赏识的学生之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唯一可当此任的人选。

　　王镇皋的理解，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考虑到保密工作会占用大量时间，巩念胜表示，“组织也不忍心牺牲一个学术人才”，并保证，“未来的职称和工资决不低于同届老师”。

　　至此，王镇皋渐渐接受了政务工作的设定。根据需要，王镇皋执行的保密任务分为三个部分内容，一个是监视束星北，了解其行动、思想和言论;第二，了解由巩念胜为王镇皋指定校内需要了解的其他老师;第三，在还要兼顾学校异常情况。王镇皋要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向巩念胜单线汇报，并撰写周报告。对于有没有别人与自己做同样的工作，王镇皋表示并不知情。

　　之后的学校生活，王镇皋由于时常要帮助老师解答同学提问，与束星北的见面机会也日渐增多。

　　与王镇皋同期入学的朱之藩也提到束星北对王镇皋比较好，因为王镇皋身体虚弱，还让他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学习。时间久了，与老师们的关系也都处得不错，老师在他面前聊天不加避讳，正是那时，已经开始接受保密任务的王镇皋便把这些言论汇报给了学校保卫处和公安局。

　　据档案资料记载，对束星北的跟踪监视从1952年8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学校保卫部门和青岛市肃反小组一同组织力量深入查对束星北的材料，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一旦问题定案，立即呈批法办。”

　　《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的1955年8月13日批斗会的一条会议内容为：“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①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②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③在课堂上散布传播唯心论。”王镇皋提到，这是针对当时束星北对南斯拉夫发表的言论。

　　束星北素以性格坦荡直率著称，曾有“束大炮”的绰号，常常直言不讳，少不得冲撞旁人。但束星北的冲撞只是本着对学术的纯净追求。公认的，束星北不喜欢只红不专的学生，物理学院曾流传一句束星北的话：“搞政治的人就去读党校专心搞政治，不要跟我学物理。”而当时束星北的眼里，王镇皋并不是这类人。

　　1957年4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鼓励下大鸣大放时，束星北在山东大学民主报上刊发《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以讨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再次打倒。此间，王镇皋收到的一项针对束星北的任务是看批斗会之后束星北的心态如何。王镇皋回忆，自己半夜登门，束星北夫妇十分激动，说了很多。事后，王镇皋上报两条主要内容，一是束星北很可能有枪，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事后证明，束星北对李政道的判断是准确的。

　　1955年，在肃反中被打倒的束星北后紧接着被抄家，这次抄家对束星北影响极大，甚至让一向坚持信念的束星北在书信中提到曾产生了自杀的想法。1956年束星北平反，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后，直接导致了束星北离开山大，之后去月子水库劳动、去青岛医学院扫厕所，前后21年不能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业。

　　王镇皋认为自己在束星北老师两次运动中的遭遇中并未起太大作用，因为束星北敢做敢说，很多言论都是公开的。这一点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也持相同看法，从90年代开始整理束星北资料的束美新表示，她看过很多举报父亲的资料，王镇皋确实只是芸芸众多举报者中的一个。但随着70年代末王镇皋充当公安局线人的身份泄露，王镇皋的同学大多认为他“脱不了干系”。

　　一心做好事的告密者

　　大鸣大放时期，王镇皋称其对组织产生了最早的怀疑，作为保密工作者，在大鸣大放中，王镇皋就已经知道这是引蛇出洞，为下一步的反右运动做铺垫。这一时期记录下的“落后”言论都成为后期运动的证据。包括毫不知情的束星北在民主报上发表的文章。

　　那一阶段，王镇皋称最让他怀疑的是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否有意义，甚至表示在一定程度上，他认为所谓右派的观点更正确，他还曾向组织内表达了这些想法。

　　当被问及是否有被上级怀疑倾右时他爽快的回答自己的定性是“中左”。在一次有关保密工作的出差中，他偷看了推荐信中对自己的定性为“中左”，他也认同这一定位。

　　而与同情右派的想法相矛盾的是，王镇皋并不觉得自己在做的工作会对别人产生不良的影响。反而坚信如果没有自己，后果会更严重。

　　王镇皋曾有考虑是否要汇报束星北的枪，一个是想到如果不汇报，事后若是抄家抄出来可能会追究责任，另外，他也认为汇报束星北也是在帮他，如果他真的有一天开枪打死人会深陷囹圄，麻烦更大。

　　1957年大鸣大放中，学生曾因《青岛日报》在报道中刊发内容不实而将组织游行，王镇皋发现后一夜未睡，调查清楚人员情况后汇报给了保卫处，使警方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事后，涉事学生全部被定性为右派，王镇皋认为这是在避免更坏的事情发生。

　　王镇皋还特意纠正《束星北档案》中对他的措辞，“我怎么是在‘揭发’?应该是‘汇报’。”

　　这一阶段最让王镇皋不可接受的是日渐繁重的工作超出了他的想象，大鸣大放中，他要尽量记下民主墙民主报上的言论，因为当时很多人使用化名，王镇皋还要尽量追踪到真实作者。反右运动展开后，一周一次的汇报变成了一天两次，每次都要求有书面报告，有些敏感人群还要求午夜后去接触，最忙的时候甚至连外校的老师都要他去接触。有很长一段时间王镇皋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事后王镇皋觉得那段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直接摧毁了他并不健康的身体，也损害了头脑，更加大了以后回归学术的难度，夫妻感情也受到了致命的影响。

　　除了对个人和事件的监控，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和政策出台时，王镇皋还要负责了解学校内外各类人群的思想动向。包括“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群众”和“右派和反革命分子。

　　本来就善于思考的王镇皋，常常要琢磨打探方式和接近的尺度。王镇皋提到当时自己工作细致，“上面很满意”，受到了表扬。

　　1958年，山东大学从青岛搬至济南，作为有经验的保密工作者，王镇皋的组织关系同样跟到了济南。之后王镇皋直接向公安厅汇报工作。

　　无所不能的组织

　　地主出身，常常接触右派分子，与束星北关系密切，据王镇皋自己回忆，他也不曾参与过批斗，放在正常人身上，这些已经够给他写上几张大字报批斗了，但王镇皋表示自己只被贴过一次大字报。

　　王镇皋认为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曾当众驳得人哑口无言，但最后真正的解决，还是保卫处长巩念胜给了他公道。王镇皋的心里对于保卫处和公安局的权威性十分清楚，认为他们“什么都能办到”。

　　虽然王镇皋说，做这份保密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遇到困难时，王镇皋还是会想到向组织求助。

　　1960年，王镇皋旧疾复发，公安厅帮忙弄来了麝香和关白附，在物资稀缺的年代，这是难以想象的。

　　1964年他曾经回过一次前良村，正值文革时期，当地有一个民兵来找他麻烦。心高气傲的王镇皋并不买帐，民兵放狠话要抓他，王镇皋大为光火，当即问道“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嘛?”一位当地的朋友表示，王镇皋之前讲起此事时说他已然把保密工作的背景说了出来。

　　组织工作者到“特务”

　　从1954年留校到1979年，做了25年的保密工作后，王镇皋的身份意外曝光了。知道此事后，身边的同事不客气地将其归类为“特务”，这让王镇皋难以接受。

　　对于王镇皋身份的泄露，王镇皋回忆当年因为涨工资的问题与学院组织书记闹了矛盾，于是当组织书记通过私人渠道获知王镇皋曾做过公安“线人”的情况后立刻散布出去以示报复，最终导致王镇皋在山东大学呆不下去而南下华侨大学。

　　但据同时在物理学院任教的另一位教师透露，最早的消息应该是王镇皋自己泄露出去的，涨工资评职称开始后，王镇皋“摆功劳”表示自己是为组织作了贡献的人，是曾为公安工作过的。由此才有后来的组织书记泄密事件。

　　事后，王镇皋十分恼怒，曾要求总支书记对组织书记予以开除处分，但这一要求并未被获准。

　　王镇皋说这是他在校工作以来的二十几年中第一次向校方提出要求未被应允。

　　作为与王镇皋私交相对好些的同学，朱之藩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专门向王镇皋问起，并带着责备，据他所知，当年还有几个留校的学生也被保卫处拉去做线人，都以“不能胜任”等理由推脱搪塞过去，没想到，反而是束星北先生看重的学生成为了这样的角色。

　　更有其他同学得知后直接避而远之。

　　王镇皋保密工作泄露不久，消息就传到了青岛束星北处。束星北离开山大后，一直留在青岛医学院，文革结束后，山大曾想邀请束星北回校任教，被拒绝了。1978年，束星北接受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任命复出工作。

　　在青岛海洋大学任教的束星北的学生王景明的印象里，束星北只提过一次王镇皋曾经做过保密工作，表现也比较惊讶。而后，从1978年复出工作至1983年束星北逝世，束星北几乎再未提到文革过往。束美新回忆，那段时间父亲每日连睡觉都要把研究放在床边，心中的遗憾的只是这么一段学术发展的空白，中国还需要多久才能赶得上来。

　　从副教授到教授，36年未登上的台阶

　　离开山大的王镇皋辗转几个学校，最后在杭州退休，再无学术和事业可言。先后与两任妻子离婚，原因皆与“特务工作”有些关系。

　　同样做过保密工作的李枫，特别反感大家叫王镇皋“特务”。“时代在变，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和想法去理解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是要求进步的状态。”李枫提到，当时就是在执行任务，而作为一个没有入党又出身地主的学生，能完成很多艰难的任务实属不易。而且当时的任务也不只是这一类，王镇皋还接受过帮助后进的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任务，还时常熬夜帮人辅导。

　　现年83岁的王镇皋，住在外甥女家，两个儿子一个定居在加拿大，一个定居在美国，大多数时间，王镇皋自己照顾自己，虽然经济情况尚可，内心却一直堵个石头——做了36年的副教授再不曾获得提升。

　　“我大学里又能教物理又能教数学，怎么不够评教授?”很多曾经成绩不如自己或一直向自己请教问题的同学同事，如今都已经成为教授甚至是院士，王镇皋很难接受自己的副教授之位，觉得抬不起头。

　　但当被问及有什么论文和著作时，王镇皋只能想到两篇说得出来的论文，一篇发表在了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校报上，另一篇发表时被人抹去了自己的名字。此外是三本参与编写习题或是参与校对的物理方面译作。

　　而同在大学任教的王镇皋的同学表示，王镇皋毕业后多以教基础课为主，相比专业课，基础课本就难以评更高的职称，再加之王镇皋前后换过几次单位，也有影响。如果他一直在山东大学，或许现在已经是教授了。

　　回想往事，也曾有过一些好的机会向他招手，但当他想从繁重的保密工作中脱身时，“保卫工作重于一切”，他的要求最终被否决。“我就是太实在”，王镇皋这样评价自己。

　　1994年，病中的巩念胜得知王镇皋一直没有评上教授，大呼“党对不起你。”王镇皋一心的委屈再也崩不住，在巩念胜病床前放声大哭。再后来，巩念胜为王镇皋的事写信问了一些人，但解决起来也并不顺利。

　　1991年时，王镇皋因为想反映一些铁路方面的情况，把信寄到了尉健行办公室，不久收到尉健行秘书的回信，短短的两行字表示信已经收到，但最后一句深深的印在了王镇皋的脑海里，“祝您身体健康，有事可来信”。王镇皋想着，如果万不得以，还有这么一条路。曾经并未想过要靠向中央写信来解决个人问题的王镇皋，如今开始给他认为能解决问题的人写信，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回复。

　　“资质高于李政道”，“毁了一个天才啊”，王镇皋寄出的材料里常常有这么两句，标记了他曾有万般可能的人生的起点和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