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忠 | 文化革命：1950年代的农村识字运动（下）
导 语
每年9月的上旬总有几天特别热闹，尤其是毛泽东同志逝世纪念日还有教师节。
毛泽东和教师节的渊源，不仅仅在于他的第一个职业是教员，还在于他也是劳动人民的教员、全国人民的教员。毛泽东同志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推动了一场农村识字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农民既是生产劳动者，也是老师，也是学生，他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在集体生活过程中，根据劳动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和目标提炼学习内容，开展学习活动，达成学习目标。在生产、生活和文化学习的统一体中，社会主义新人得以孕育。
我们今天继续推送孙晓忠老师所著《文化革命：1950年代的农村识字运动》一文的下篇，重温毛教员等前辈们的教学法，也借此缅怀教员！
作者｜孙晓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领域包括延安文艺、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
责编｜大明
后台编辑｜童话
03
词与物
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还表现在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语音，尊重人民群众的发音习惯，甚至在农村，汉语内部也不追求标准音，各地方都曾编写出地方音注音的农民识字课本。自秦以来，中国依据“书同文，语不同音”的文化策略实现了大一统，这对多民族当代中国仍有效。除了记工识字课本，50年代扫盲运动特别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出版了很多方言方音农民识字教材。
首先照顾到声音在成人识字中的优势，每个生字后用括号直音法、或注音字母或汉语拼音标注。如《广州音农民速成识字课本》《佤文注音注义识字课本》《客家音农民注音识字课本》，还有《上海话方言识字课本》《江淮音注音识字课本》等等。除“民族”语言外，识字课本采用单字注音，1952年还根据《华东各方言区注音字母试行方案》，分江淮、江浙（分江南、浙江、温州）、闽南（厦门）、闽北（福州）等音分别编注。与此同时，汉字简化也反对复古和精英文化，承认人民群众实际生活中已经用活了的，但不为正统文化承认的简笔字、熟字和“俗字”，简化字方案颁布，承认简化字为正字，让文字来自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让言文尽量合一[43]。就方音、俗字的阶级性来说，它照顾了底层人的生活习惯，打破了对“村夫野语”的语音歧视，这里汉字的声音差异，并非如德里达所说，构成了对“官方语言秩序的挑战”，而是通过将普遍性（字）转化地方性的熟悉的乡“音”，以创造共同性。
新中国重视创造新的地方性大众书写语言，尤其是在民族语创制过程中重视对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培育。方音课本主要目的是通过方音推广汉字和普通话，50年代国家在民族指认过程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再造，拼音均使用来源于国际性音标的汉语拼音，其指向是很明确的：既是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也需要民族融合，达到普遍性认同。从各地方各民族课本中词汇的变化，我们也能看出，新思想，新事物通过何种方式自然进入了乡村，改造了传统乡村，并形成了新的共同体，以下对各地方农民识字课本的词汇表做简要分析。
在农民识字课本的总词汇表中，有的课本词汇并非根据在课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其分类很特别。比如第一行就是“人民，农民，区长、工作队”，第二行是“今天，明天，立冬，冬至”，这些分类超出了通常的词汇学分类标准。而在另一本识字教材的分类词汇表中，“拖拉机”等合作化新词放在 “其他”一类中，《下思乐村记工识字课本》的《生字表》的词汇分类中，除了“数字”“单位”“年月”外，其他词汇分“姓名”“地名”“农具名”“农活名”“庄稼名”“其他”六大类，“其他”类中有“爱国”“生产”等与合作社相关的新名词动词，“我”也放在“其他”类中，或在在分行罗列的《农村常用生字表》中，五谷和棉花植物各列一行，“双轮双铧犁 风箱”列一行，“开荒 修梯田”再列一行[44]，说明编者无法将这一类新词放入传统农民的物体分类秩序中。这些新词和新的分类，打开了农民原有的认知结构，突破了传统的乡村地方性知识，促成对新共同体的想象与认知。在《词与物》中，福柯正是从中国的一本古代词典的词汇奇特分类中，看出该分类如何打破人们惯常的经验秩序，引申出对旧有的词汇分类标准的质疑，如此一个新的空间创造了出来[45]。
1950年代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发展民族标准语的原则之一，是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是汉语拼音方案，少数民族音与汉语相近或相同的，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中相近的音表示。由于民族迁徙融合一直不曾中断，历史上各少数民族语言从主体民族语言汉语中借词的现象本身就很普遍，解放以后，在解决新科学术语、新思想词汇时，吸收汉语成为主要方式。如在《苗文农民识字课本》中，词汇表是汉字和苗文的对照表，可以看出，词汇表中许多新词都是汉语拼音。如地名，方向词（“东西南北”），“共产党”，“普通话”，“工业化”，“希望”，“意见”，“合作社”等即为借词；再如粮食方面，除了（ghongb）“粮食、庄家” 两个原有苗词，又创造了和国家相关的另一个新词“yuliang”（余粮）。通过这些将这些新词输入到“自然史”意义上的边疆空间，国家政治进入到了共同体的边陲地带。
从苗族农民识字课本的《词汇表》中，可以看到生活世界的名物，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词多为苗语本身具有，上述新词因苗语词汇中没有，称为新词或外借词，按照语言创制原则，一律用汉语拼音代替，有些词属于苗汉共有的或苗语早先借用的，也用汉语拼音，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新的政治话语通过何种方式渗透到苗族人的日常生活中，新的事物和思想进入到乡村，改造传统的知识系统和生活方式。
《川黔滇苗文农民识字课本》（贵州民族出版社1958）中，日常生活的实用词汇苗族都有，甚至“红军”这类现代词苗族也早已有自己的词汇。然而在表达集体共同体的词汇中，旧苗语不多，根据50年代民族语言创制规律，可以说明这些词苗文先前是没有的，至少在49年前苗族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很薄弱的[46]。一些共同体词汇，“集体”（31课），“国家”，“祖国”，“中国”，全部由汉语拼音创造出来。《黔东苗文农民识字课本》[47]词汇表中，表达空间的原苗民词汇也不多，也说明农民的空间观念不强，比如“地方”这一概念在教材中则只有“地方”（jul fangb jul vangl）、“大地方”（fangb hlieb）、“小地方”(fangb yub)三个模糊的概念，此外有关空间表述的词汇还有“家里，家庭”（diub zaid）, 社里（diub she），而“社里”的构词法显然由“家里”衍生来的新词，其中“社”字用汉语拼音，“里”用苗词；此外初级课本中用汉语拼音表达空间的新词还有：公园，小组，生产队，社，农村，集体，高级社，联合社，以及县名和省名和“国务院”等，50年代之后的教材更出现了朝鲜，苏联，亚洲及亚洲等第三世界小国家的名字，如教“面”“泥”“把”三个生字时，分别和“缅”“尼”和“巴”连线比较，后面括号中给各生字组的词分别是“缅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反映了农民教材中强烈的世界视野和政治关怀[48]。
布依文课本则进一步通过学习“影响”和“计划”两个生词来理解个人在共同体中的位置，通过一个社员陈大海领种子的故事，说明全国农业生产有整个计划，不能随意变更，否则会影响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在本课的教学参考书中对“影响”的解释是“牵连的意思”。孙立云告诉陈大海一个人的种植在全国的意义，计划生产的故事是通过讲个人和共同体的关系来说的，通过一个人“牵连”出新共同体[49]。在这个空间中，新词的进入也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比如“勤俭” 、“幸福”两个书面语，也是由用汉语拼音。
识字运动通过新生活实践，试图在日常生活领域创造出新家风、新村风，如何营造公共生活空间，这是合作化有无凝聚力的关键。《三里湾》中，小说的开头，就是青年男女晚上到村办公室上夜校，这里是合作社新的集体生活空间，小说开头一群青年男女打打闹闹来上夜校，生动活泼的生活开始了，正是这个空间气氛吸引年青人来这里相会。小说《夫妻识字》也是写了乡村里的新鲜事，让识字运动在家庭内部展开。50年代讲女性识字的故事要多于男性，这些文化学习读物不仅征用家庭伦理，也征用了性别，“夫妻识字”、“婆媳识字”，都表明新社会要创造新的家庭伦理，新的家庭管理方式（记账），进而创造出新的劳动分工方式，家庭由此获得了解放。通过鼓励女性识字和女性参与村公共事务，不仅事关性别平等，而且也试图让新文化塑造出更美的“女性读书人”的形象。
解放初期，妇女背着孩子参加扫盲识字班
图片来源：央视网
除了家庭叙事，在各类《农民识字课本》中，我们很少看到直接的政治说教，更多是有关身体、卫生、雷电等新科学知识，在这些“非政治”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科学等如何转化为先进的“美的形式”被组织到国家叙事中。《布依族农民识字课本》中有两个是描述未来农村生活图景的。
柄谷行人在《书写与民族主义》中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性的国家这一层面来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而是应该注重其借助的“文学”或者“美学”形式。资本主义已经生产出成熟而精致的资产阶级文化，并以“美的生活”成功地获得了全世界的“承认”，新中国同样需要发明“文学”和“美学”的形式来获取积极赞同，而能否用美的形式成功地动员民众，这是合作化能否成功关键。这既是思想的斗争，更是美学的争夺，文（字）学的争夺。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批评我们的作家还发现不了农村正在发生着的“文学”。50年代所有的农民、工人、军队识字课本、记帐、借条、工分手册、农民往来手册乃至书信日记，自然常识等恰恰都是统一在“语文”名下，既是实用的又是文学的，体现那个时代的“语文”观念。恰恰是在语言文字这一意识形态并不强烈的“中间地带”，中共展开了战场的争夺，建立起文化领导权。
1951年，青海省的两个牧童在放羊时温习刚学过
的生字 | 图片来源：新华社
04
识字的用途
在《语言与国家》中，佛洛里安·克鲁马斯指出乡村识字运动的全球性难题，因为：
“作为缺乏教育者本人未必意识到自己缺乏教育，要是提出帮助他摆脱这一状态，这种要求也未必受到对方欢迎，因为果真如此，随之而来的牺牲是相当惨重的，他必须要上四百小时的课。即便按照识字计划接受了教育，也并不意味着成人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50]。
在此，识字运动不仅要创造出“需要”，还有赖于乡村生活的整体改变，首先它面对的难题是乡村的分化。“因为文字的难，学校的少，我们的作家里面，恐怕未必有村姑变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古时候听说有过一面看牛牧羊，一面读经，终于成了学者的人的，但现在恐怕未有……”，鲁迅因此感慨在近代中国，读书是有钱人世袭的事业，也因这样的阶层固化，他对三十年代的识字运动非常悲观。悲观之一是识字帮不了穷人，下等人可能永远是下等人；悲观之二是穷人即便读了富人的“经”，脱离了自己的阶层，农民作家不再是为农民写作的作家，也不再去写平民“一生的喜怒哀乐” [51]。
和旧中国的教育救国派不同，识字运动不是对农民的恩赐，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认为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将来到，反映了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独特理解和对人的发展的高瞻远瞩。在50年代文化革命实践中，教育农民成为工作重点，文化部要求“把农村文化工作放在首要地位”。50年代人大北大复旦等各地高校开门办学，为工农兵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培养出了工人作家胡万春，军队作家高玉宝，也培养出了许多既能拿锄头，又能拿笔头的农民作家，此后的全民写作运动如58年的新民歌运动，都是识字运动的开花结果，这是新中国的平等观和人民观，也体现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要由生产者来办的理念，这来自于他青年时代发现的教育与生产的脱节：乡村的文化领导人——乡村教师“基本独立与乡村社会，他们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也不会有意识地参与乡村事物”[52]，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他这样写道：
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一向是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53]
1953年泰安县举办教师训练班，加强速成
识字班的学习 |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50年代发明了由农民自己办学的创举，从合作社中找农民教师，不完全脱离合作社生产，让农民自己教自己[54]，这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使得与生产相关的知识不再是纯粹技术性知识，也不再因为其实用而受到轻视，知识的等级被打破了。这和旧文化以培养个人慎独、克己、束性为特征的“私德”教育形成鲜明对照，后者正是在雅俗意义上将教育和知识的实用和非实用对立起来，从而将教育和社会等级化，将劳动分为生产者与管理者。
与知识实用主义相反，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指出17-19世纪主张人文教育的教育专家用“实用主义”来取代实际用处，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双轨制或分层教育的同时，也用所谓的“人文经典”教育否定了知识的使用价值。在这些专家看来，高雅的人文主义或古典主义教育似乎不是为职业准备的，而是为了培育个人的“修养”；而那些人人都能平等进入的劳动相关的职业教育却享受不到这种高雅的尊严[55]。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通过对工人文化的人类学调查，揭示了在此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下，工人下一代识字的歧路和困境[56]。
语言会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平等的共同体，但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文字的诞生却逐步走向其反面，背离其初衷，成为区隔和切割社会和文化的工具，造成文化与文明的二分，“文明”只用来指代高雅的资产阶级文化，用以表明资产阶级的身份，而文化则是粗俗的大众文化，是非艺术性的。因此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代表艾略特才会说“工人接受教育也无法改变他们没有文化的本质”。以培养个人修养为旨归的启蒙，是否释放出了“一种毁灭性的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削弱了对共同体的任何感觉”[57]。
社会主义文化首先需要打破的就是这一不平等的结构性安排，将旧文化所排斥的价值和意义重新放回到生活世界中，通过识字运动，将排除在政治和历史之外的底层人重新纳入到历史进程之中，通过让文化重新回归劳动人民，通过给乡村日常生活重新赋魅，创造出新的高级文化、一个平等拥有文化权利和文明权利的新世界。而如果说教育是人类为摆脱愚昧，进入成熟状态，将个人上升为主体的必然手段，如果说处于封建农业社会的小农在历史进程中是没有主体的，50年代的文化政治则是要将农业社会主义的农民塑造为新社会的主人，一种非个人主体，一种超越了主奴结构的主人。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按照意大利的实际状况，将知识分子区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或曰城市知识分子。城市型知识分子诞生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分工而出现，“他们并不主动去指定建设计划。他们的工作是联络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控制工作的基层，保证及时完成工业高级人员所指定的生产计划”。与此相对的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或乡村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乡村教士、律师等）“总体上比一般农民具有较高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同的生活水平，因此他们代表着农民希望摆脱或改善其处境时所参照的社会典范。农民总想着至少有一个儿子能成为知识分子，作为一名绅士通过与其他绅士取得联系促进家庭的经济生活状况，从而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农民对乡村知识分子是既恨又爱的，“他羡慕（传统）知识分子和一般意义上国家官员的社会地位，但有时又蔑视这种地位。” [58]。也就是说，现代城市型知识分子应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肌肉神经）劳动是平衡一体的，而乡村知识分子不仅脑力和体力分离，而且成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即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才招致农民的爱恨交加，而农民改变痛恨的方式是取而代之。
1958年，福建省福州市的水上居民在当地小学教师
的辅导下学习写字 | 图片来源：新华社，潘其西 摄
50年代针对中国的落后现实条件，毛泽东在整体性改造“知识”，改造“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发起了思想改造运动。这既要改造五四以来的传统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农民。而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社会，与农民，与生产关系分离的意义上，恰恰仍然是封建的绅士性知识分子。这种传统知识分子必须改造；同时也要将农民改造为知识分子。就农村来说，也就是要致力培养新的农民知识分子，而不再让知识分子成为农民的“他者”，让农民自身成为一种新型的我称之为“农民型知识分子”或农民作家，或许也是三十年代鲁迅即呼唤的“农工出身的作家”[59]，从而真正实现农民自己书写自己，由自然人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
由此我们方能理解，识字就是要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让人人都是哲学家，人人都是作家。毕竟，葛兰西说过，“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而人人又同时是劳动者。这一实践也是对葛兰西的“乡村知识分子”概念的改写，而不是按照经典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小生产者，农民只能成为现代社会的自然史，这也体现了在农业社会主义实践中如何在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将落后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革命辩证法。
正如列宁所言：“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60]。底层世界的文化信仰是最模糊的地带，正是认识了字，消除了迷信谣言、“流言蜚语”，谎话偏见，真正开始了移风易俗，生活世界才变得清晰起来。50年代识字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它试图在落后的中国，最大限度调动生产关系的力量，让文化变成物质力量，主动地促成生产力发展。它试图打破劳动分工；打破文化神秘主义，将文字还给人民大众，让人民群众掌握理论，激活他们批评和创造的能力。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50年代识字运动如何成功地将农民动员起来，让农民从自然人成为走进政治之内的“政治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什么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此后在“五七指示” 中，毛泽东进一步探索新的文化与教育革命，以期探索一个整体性的，统一的新世界。
注释：
[43]自1909年陆费逵《普及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以来，简字运动一直不断，国民党一度倡导，但不久又因简体字的“革命性”废止。1934年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手头字”运动，人们用俗体字印刷传单和出版物，在解放区，诞生了“拥”“护”等简体字，在解放区产生的简体字被称为“解放字”，这些字后来收入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
[44]参见昔阳县文教育共青团昔阳县委合编：《下思乐村记工识字课本》27—30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青年团云南省委员会《记工识字课本》2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
[45]福柯：《词与物》，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
[46]见《川黔滇苗文农民识字课本》苗文版第四课，贵州民族出版社1958年版。
[47]《黔东苗文农民识字课本》（下），贵州民族出版社，1959年版。
[48]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编：《农民识字课本》第二册，1972版。
[49]《布依文农民识字课本教学参考书》，贵州民族出版社，1958年版。
[50]转引自（日）藤井明《中国的文字改革》，第71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1]鲁迅：《文坛三户》，《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2]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29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5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39—4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54]这样的教师后来叫“民师”，民师是学校教员，但是报酬由所在生产队以工分等形式支付，新中国后来形成了庞大的民师队伍。
[55]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第133-163页，“第二部分：一、教育与英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6] Richard Hoggart Use of Literacy，Chatto and Windus press ,1957
[57]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导论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9]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60]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列宁全集》42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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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转载自“保马”，原载于《人间思想（第三辑）：新民主主义在人间》
原标题：孙晓忠 | 文化革命：1950年代的农村识字运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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