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的“绿色圈地”：生态资源资本化，边缘人口失去进入权
编者按
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以贫苦农民为主的胡图族和代表贵族精英的图西族对抗，造成100万人丧生[1]。结果，图西族夺取政权，卡加梅就任总统。之后，政府积极推动发展项目，试图以经济发展来解决贫苦问题。其中，生态旅游是增长较快的部门。
但我们看到，政府在推动国家公园建设的同时，打着“环保主义”的旗号，指责原住民是生态破坏者，把他们从森林缓冲区中驱赶出去，但政府同时却授予英国公司49年的采伐特许权。另外，所谓“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的只是为了富裕的白人能更亲近大猩猩。
文章指出，国家公园的这种发展方式，可被称作“绿色掠夺”(green grabbing)，其本质是一种侵占公地的圈地运动。为了对抗精英主导的发展模式，原住民不屈不饶地进行了集体抗争。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晨星评论”，经作者同意，部分内容有改动，感谢晨星评论和本文作者对食物天地人的支持！
作者｜敦阳
责编｜侯马、芒种
后台编辑｜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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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卢旺达GDP平均增长率达到8%。目前，卢旺达政府正积极致力于在2035年跃身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而随着第一产业出口的减少，服务业无可厚非地成为卢旺达最核心的产业(Lisimba & Parashar,2020)。
2018年服务业贡献了卢旺达接近一半的GDP(GDP National Acsounts,2020)，而其中旅游业占卢旺达GDP的14.9%(WTTC,2019)。可以说，生态旅游是卢旺达自然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部门(Sabuhoro et al,2017)，其中纽格威国家公园因为其物种多样性，成为一处提供生态服务和生态旅游主要景观。
然而，事实并不如决策者所预期的那样，纽格威地方社区并没有获益于自上至下的环境治理和全球化主导的旅游业(Gross-Camp et al,2015; Imanishimwe et al,2018; Martin et al,2014)，而是被资产阶级国家全方位地剥夺了原本就属于社区集体的资源，从而陷入不断的冲突中(Crawford,2012)。在这些漂亮的发展数据背后，是国家权力和商业精英对公共资源的垄断，也是对当地社区和边缘群体暴力和无情的剥夺。
本文以卢旺达西南部的纽格威国家公园的“发展”和历史为案例，通过政治生态学的框架试图分析与旅游业发展相关的经济发展，政治权力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联过程是如何侵蚀卢旺达人民的权力和生计的。
“权力”的概念是本文分析的核心。本文将采用迈克尔·曼恩对权力来源的分析框架——权力四项式，即将权力来源归纳为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Mann,1986)。他们是交叠的社会互动网络，但在特定的的权力场中也会有偏重从而转变成支配性的强大组织基础(Domhoff,2006)。
首先，本文将梳理关于卢旺达生态旅游发展的文献，以了解推动国家公园建立的意识形态权力：政治经济合法性和话语动力。接着，本文将分析这些新自由主义话语是如何反映在空间生产和权力结构中，把纽格威森林和环境资源异化并用以剥夺性的资本积累。
本文引入了绿色掠夺和生态修复的概念，以分析在纽格威森林所有权的重组案例的不平等权力结构中，谁是受益者，谁又是受害者？本文认为纽格威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形式的暴力和剥夺，这和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不可分开的。
研究地点描述
纽格威-基贝拉森林跨域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国家边境。其中纽格威森林位于非洲卢旺达西南部，覆盖面积达970平方公里，是卢旺达最大的山地雨林。它以丰富和独特的动植物资源闻名，包括枭面长尾猴、金长尾猴和东部黑猩猩。森林附近的社区人口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有300名居民(Masozera et al,2006)，而且超过90%的人口从事自给农业，然而山地土地不宜耕种，这使得他们深陷贫困和生存困难(Crawford,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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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发展、生态旅游
和“空间拜物教”
话语权是从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Fairhead et al,2012)，而话语、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关系之间的互动作用是本段分析的核心。在实践中，地方社区的农民很难分清什么是合法的，什么不是(Bisoka & Ansoms,2019)，这意味着当局强调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很大程度会影响到纽格威森林发展的权力结构(De Geyter,2021)。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话语的权力，是由政府、商业权力、环保主义学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消费者，通过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共同建构的。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被各种花言巧语所掩盖并合法化，当地社区的权利和生机被“理所当然”地至于考量的末端。
首先，卢旺达的领导人，Paul Kagame是一位权威主义的强人政客。在当地，经济增长的绩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法治-选举的合法性，这是由于“发展”对于卢旺达政府来说，成为了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现代信仰，因而拥有绝对的合法性。生态旅游发展被视为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关键资产。政府要求当地社区为经济发展作出“牺牲”，而对抗“发展的剥夺”的行为则被视为不道德的，甚至是背叛国家的(Bisoka & Ansoms,2019)。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环境发展的话语和经济动力往往证明军事化空间是合理的(Devine,2014)，包括社区监视和暴力执法。
然后，环保主义的殖民科学为纽格威森林和周围缓冲区的私有化提供了“理性和科学的”合法性。他们指责当地社区是环境的破坏者，所以应该被排除在森林缓冲区之外。环保主义学者和媒体把当地居民（包括农民、原住民和种族大屠杀中幸存的难民）的形象和盗猎者、罪犯联系起来(Clay,2019;De Geyter,2021)，声称他们就是野生动物多样性的最大敌人(Adams,2004)，暗示他们该为森林砍伐和动物盗猎负责，而生态旅游则被认为是当地人自己造成的问题的解决方法(McCarthy,2002)。例如，Crawford(2012)建议应该通过再教育、技能和环保意识培训，以解决当地人和纽格威森林公园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通过行政管理和商业权力进入环境保护领域，承诺通过私有制、商品化和非政治性手段解决环保和发展的矛盾。私营企业和他们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营造了一种“双赢”的话语(De Geyter,2021)——即私有化、竞争和个人创业既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环保，也可以为当地居民消除贫困(Fletcher,2009)。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通过“加强可持续生态旅游”计划提供的资金大力参与纽格威州生态旅游的发展，该计划旨在提高私营部门的参与(Watson和Tumwesigye,2015)。
最后，私有化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媒体广告和互联网图片营销出一种“旅游想象”。这种想象驱动着游客们在私有化的国家公园的空中栈道上、在商品化的大猩猩观赏之旅中，去寻找天堂般的自然风景。而这些对异国风情和原始森林的想象一方面是对“文化”和“自然”的分裂认知(Fletcher ,2009)，一方面也是由跨国资本打造的“空间拜物教”(Devine & Ojeda,2017)，这是营销机构理想化中的市场完美(Fairhead et al,2012)。讽刺的是，媒体常把参与猎杀狮子运动的富人描写成英雄，而把因食物匮乏而猎杀动物的巴特瓦族人描写成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De Geyter,2021)。
参与生态旅游的游客主要是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他们将生态旅游视为殖民时期的探险行为(Fletcher,2009)。他们习惯了殖民故事，或是东方主义的叙事(De Geyter,2021)，从而不会对这种消费需求投射出的一系列空间实践进行质疑。这包括以暴力的形式封闭、抹杀、驱逐和重新想象的森林真正的主人，例如把当地的巴特瓦族人变成旅游体验的一部分(Devine & Ojeda,2017)。
但是，无论从历史、实践还是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些话语都是站不住脚的。纵观纽格威森林公园的发展历史，“发展”依赖于社会自然景观中的不平等，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普遍改造和破坏增加了有市场优势的商品的生产(Rist,2007)。发展已经成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代名词，甚至是新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重要借口(Devine & Ojeda,2017)。
基于私有产权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承诺去实现处于供应链下游的社区的公共利益，很少有额外收入分配给当地社区(Alpert,1996；Imanishimwe et al,2018)，当地社区仅获得黑猩猩旅游年度总收益的6%(De Geyter,2021)。
环保主义者将问题归结于当地居民或是人口压力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借口听起来像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的“科学建议”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殖民历史和资源的不平等，将全球环境，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旅游欲望和治理成本转移到本就处于经济边缘化的纽格威原住民上。
巴特瓦族人的生计在十几个世纪以来都和森林密切相关(Zephyrin,2001)，而自1930年开始，由德国和比利时殖民政府主导的采矿业和伐木业才是造成环境破坏的根源(Fimbel& Kristensen,1994)。从殖民统治到20世纪末，纽格威森林面积已经损失了26%(Jackson,2002)。
“绿色掠夺”和“生态修复”：
从森林到国家公园
绿色掠夺和生态修复的概念发展自大卫·哈维的分析框架——剥夺性积累和空间修复。剥夺和积累，是“占有（掠夺）”，即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一体两面(Fairhead et al,2012)。对于支配阶级来说，占有是积累，而对于被支配阶级来说，占有是剥夺。
对此，哈维(2003,2005)使用“剥夺性积累”以系统性分析这一阶级现象，也就是为了私人利益而圈地、驱逐原住民、剥夺人们进入公地的权利，从而造成了更大的阶级不平等。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这往往意味着国家权力也会参与到剥夺性积累的过程中，即使违背民意也无所谓。在这个过程中，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和操作以及国家再分配被视为核心。这些维度对理解发生在纽格威森林的绿色掠夺都很重要，自然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来说，不再只是初级资源，而成为了一个新的积累的部门(Fairhead et al,2012)。
空间修复，是指“资本主义通过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来解决其内部危机趋势的永不满足的动力”(Harvey,2003)，涉及到积累的危机和改革。一旦资本处于过度积累的危机状态中，资产阶级必须再次将其投入到新的盈利性的资本循环中进行空间转移，延缓矛盾的发生。在纽格威国家公园的实践中，这往往意味着：(1)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空间进行贸易，(2)扩大无产阶级的人口，使农民脱离土地(Jessop,2006)。值得注意的是，空间修复是暂时的，因为他没有解决危机，而只是把危机和成本转移了(Harvey,2003)。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二元论的背景下，生态修复是指利用固定资本投资，把社会和生态的矛盾转移到自然社会的景观中，从而导致社会自然关系的重组(Ekers & Prudham,2017)。
纽格威森林国家公园的社会自然史在很多方面都是卢旺达的缩影。在20世纪被环保主义所驱使的“森林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大潮，纽格威森林于1933年首次被德国殖民政府宣布为保护区，并在周围5km的范围内建立了缓冲区(Imanishimwe & Nsengumuremyi,2018)。或许并非出于商业目的，然而，正是因为这傲慢的、源自殖民遗产的保护主义对社会和自然的分裂认知，他导致了自然（包括森林和野生动物）和当地社区的关系的异化。殖民政府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当地人通过砍树务农，但仍承认他们砍伐和收集木柴的权利(Masozera et al,2006)。通过限制土著的生计和资源，殖民者得以雇佣或用暴力逼迫当地人开采金矿，肆意掠夺矿工的主体性和剩余价值(Fimbel & Kristensen,1994；Wan,2019)。
以上正是一个殖民掠夺的经典案例，然而当地居民很快遭到了双重占有的剥夺。自1962s卢旺达独立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干预和投资下(Cowles et al.,2013)，绿色占有的雏形，已经从土地占有中萌现，而盈利者也从殖民政府转向卢旺达政府。
一方面，发展主义和环保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力透射进空间实践，另一方面，火山国家公园的经验证明，生态旅游能有效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African Expert,2023)，这为以经济增长和物种多样性保护为理由的“绿色剥夺”提供了充足动力。与土地掠夺不同的是，绿色掠夺的现象是建立在殖民地资源异化的悠久历史之上。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冲积采矿技术，导致了大面积不可逆的环境破坏，但讽刺的是，卢旺达动物和农业部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局在1993年以“破坏环境”的名义禁止了从事手工采矿的当地个人，却纵容了国家组织的采矿(Ndayambajde,2002)。
与剥夺性积累的核心一样，绿色掠夺首先从圈地运动开始，也就是公地私有化。2005年，卢旺达政府将其保护范围扩大到森林缓冲区之外，并将其转变为盈利的国家公园(Imanishimwe & Nsengumuremyi,2018)。纽格威森林被给予了更严格的法律保护和武装保护，以防止任何人类活动，尤其是和野生动物的接触(African Parks,2023)。这一立法是野蛮的，延续了殖民时代的等级制度。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沟通，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排除在外(Crawford,2012)，却把公地封闭在私有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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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是把自然金融化，对自然进行估价，把它通过交换价值转化交换来实现利润。在剥夺了本地人的自然母亲的权利之后，纽格威森林被赋予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探险娱乐的价值，体验原始文化的价值。卢旺达发展署公布了一系列不同生态旅游费用，例如外国游客需支付90美元参加黑猩猩追踪活动，60美元参加森林天空栈道行(NFNP,2023)，这部分收入用以赚取外汇。在全球化的市场中，生态学的本体论被已经被“生态系统服务”的本体论所取代(Gardner,2012)。
危机管理和操纵是把意识形态权力转化为绿色剥夺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重要环节(Harvey,203)，通过贬低资产和劳动力价值进行投机。正如前文关于新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那样：巴特瓦人被描述为“偷猎”野生动物的罪犯，大屠杀的难民被描述为无序的败坏的负担。总之，一切都是稠密人口的错。
通过忽略这些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政府和企业因此有“符合经济规律”的理由以极低的成本购买“生态服务”。随后，政府把森林独有的黑猩猩包装成森林的代理人，从而把社会的矛盾转移。希望森林协会声称：黑猩猩才是政治动荡的弃儿，战争的难民，而对国家公园的数百万美元投资和黑猩猩的保护象征着自然危机的解决(Clay,2019)。正如空间修复永远只是暂时的(Harvey,2003)生态修复的一些轨迹实际上可能会加剧社会生态危机趋势，同时引发社会倒退效应(Jessop,2006)。一些当地居民用生态服务的分红共买现代化的电锯，用以砍伐。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生态旅游增长减速，迫使更多贫困和饥饿的当地人冒险猎杀动物。
当然，危机并非总是被卢旺达政府操纵的。几十年的宽松贷款和不断增加的债务往往很快就会出现剥夺性的政治经济(Fairhead et al, 2012)。卢旺达是一个依赖援助的国家，随着该国接近中低收入地位，外国金融支持性质的这种变化将导致卢旺达的债务负担激增(Lisimba & Parashar,2020)，迫使卢旺达政府转向新的资本积累，即增长最快的部门，生态旅游。
森林法律地位的改变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控制的重新分配。投机的改革政策从来都是偏好资本家，而非穷人的生计(Fairhead et al,2012)。与森林接壤的Rusizi地区的居民发现，没有人通知他们参与该地改革和重新分配的会议，而改革分配的决策已经被政府和商人决定了(Bisoka & Ansoms,2019)。2011年，卢旺达政府给予英国新森林公司(NFC)在缓冲区松林段49年的采伐特许权，授予他们大约2.5万英亩土地的采伐许可证(NFC,2011)。
卢旺达政府鼓励对缓冲区进行私有化，重新分配的话语也不断变化，从开始的帮助缺乏资源的难民，到为国家发展让步，许多居民感到疑惑和不平(ibid)。原住民们进行了集体抗争(Clay,2019)，然而政府当局通过权力下放和军事化监管很大程度上镇压了抗争。中央政府通过层层加码与监督结构签订强制性合同（称为“绩效合同”）(Lisimba & Parashar, 2020)，卢旺达发展委员会在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协助下，与当地议会和委员会合作直接管理(Masozera,2002)。这种从上至下的压力意味着为了实现目标，地方政府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暴力和流放(Bisoka & Ansoms,2019)。
总而言之，针对纽格威森林，原住民和难民的绿色掠夺是基于来自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军队的混合权力网络。
基于生态系统支付的保护逻辑是资本主义和生态学逻辑的嵌合体，它试图分裂自然-社会共同体。这些逻辑是殖民传统遗留下来的，并继续忽视权力结构，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绿色剥夺是打着环保名义的剥夺性积累，它剥夺边缘人口进入自然的权利。显然，无论以何种“绿色形象”或“双赢话语”示人，它也无法掩饰绿色掠夺的压迫性的权力结构和投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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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Samir Amin，2014，MRonlineRwanda, Twenty Years Late, https://mronline.org/2014/04/09/amin090414-html-2/
文章来源：公众号“晨星评论”，经作者同意，部分内容有改动
原标题：原创｜绿色掠夺：纽格威国家森林公园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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