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版 | 曹征路：苏区“查田运动”的前因后果

食物天地人 2023-02-12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Author 曹征路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革命队伍不分裂始终是个大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遭受何种不公平指责，并不重要。

朗读&剪辑：侯乐

苏区“查田运动”的前因后果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三）

土地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也是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目标。打土豪分田地毕竟不像喊口号那样简单，谁都没有经验，围绕着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界限有一些争执本不奇怪，处在幼年期的共产党走过或左或右的弯路也在情理之中。

但在现代性视野下，实际的土地资源分配是整个国家脱胎换骨的过程，毕竟改变了几千年的社会结构，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其间的政治斗争思想争论不但存在于国共两党之间，也存在于共产党内部，且思想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始于井冈山时期，到了1931年，依据几年的对中国社会状况考察和各地土地分配的经验，初步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其土地分配的基本政策是：

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一切公共土地，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同时，对于地主、富农也同样分配一份土地和农具，给以生活出路。

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确认农民对分得的土地有所有权，他人不得侵犯。在这条土地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央苏区广大农民获得了政治、经济上的翻身，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支持革命战争，建设苏维埃政权，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工农武装割据。这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可以看出来。

然而1931年2月8日，刚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就发出了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这份文件指出当时的苏区存在着所谓的“富农路线”，提出了“反富农”问题。

1931年8月苏区中央局又在《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在当时的苏维埃区域中所普遍实行的平均分配土地、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和方法都是错误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精神通过1931年8月31日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传递到中央苏区。信中明确指出中央苏区的具体工作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的严重错误。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通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发出的第2号训令，责令全苏区马上“重新分田”和“查田”。

2月10日，博古以临时党中央书记的身份在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提出“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

6月1日和2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苏区中央局先后发出的《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认为：“差不多占80%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的中央区“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地主豪绅和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区和乡中间，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并认为导致这些错误的发生都是由于“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造成的。

于是，一场颠覆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路线，旨在清除毛泽东在苏区影响的政治清洗便开展起来了。

实际上以今天的眼光看，上海临时中央的主张也是受到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当时一系列共产国际文件的影响。这些来自共产国际的文件认定当时中国革命处于新的高涨阶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派成为了主要任务，具体到苏维埃区域内的工作而言，围绕着土地问题做文章很自然地成为争夺苏区实际控制权的抓手。

对于苏区的土地状况，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怎么可能清楚？

对大规模开展查田运动，苏区广大干部曾经有过抵制，不支持普遍开展。

还在六届四中全会文件传达到中央苏区的时候，1931年4月17日，项英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的决议》等文件，在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提出：

确定以人口平分，在没有平均分配好的地方，要立刻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已经分配好了的地方，就要肯定土地私有，不得动摇再分。

8月21日，当中央起草的《土地法草案》传达到苏区后，苏区中央局迫于强大压力，表示按《土地法草案》的规定彻底重新分配，但在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还仍然承认“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成绩。

这两个决议在主要原则上坚持了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延滞了“推倒重来”政策的贯彻。

对以上两个决议案，博古极为不满。在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非阶级路线”，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办法是“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法律形式把《土地法草案》固定下来了，并以此为据开展土地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与他们的预料大相径庭。

1932年4月13日《红色中华》发表唯俊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几句重复话》，说：

信丰是经过两年土地斗争历史的地方，现在按照新土地法重新分配土地，收回土豪家属的田，将富农的肥田换给贫农，按理应受到广大贫雇农的欢迎和拥护，可真实情况却是有些农民干脆说：‘分来分去，到底分到哪年哪月止？我不要了。’

但是，临时中央对这些检查出来的真实情况却置之不理，1931年11月10日在《中央为土地问题致苏区中央局的信》中强调要加紧反对“农村党组织内的富农路线”，因为苏区农村“党的领导机关内部，依然充满了地主和富农分子，地主和富农通过这些分子施加影响于党的路线”。

1932年6月27日在《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指出：“目前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今年秋收前，苏区的土地问题，必须得到实际的全部的彻底解决，地方上全部的重新分配或部分的收回掉换”。

在中央层面，王明博古等人在对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和谴责”后，鉴于他在中央苏区多年形成的威望，又责成他“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贯彻查田运动”，作为他“改正错误的考验”。

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毛泽东被迫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

1933年春，毛泽东派干部到叶坪乡进行查田运动的试点，并以政府名义“发出训令，召开八县查田会议，展开查田运动”。毛泽东这种选择是当时形势导致的结果。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毛泽东作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一名共产党员，只能在保留个人主张的同时，服从组织纪律，执行中央决议。

正如李维汉后来所说：

1931年王明宗派首先把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取消了，1932年又把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取消了。他没有承认强加于他的错误路线，但是他非常守纪律，服从多数决议。……

如果他不是采取这个态度，党可能分裂，那以后还有什么遵义会议？他对王明路线也是抵制了的，什么富农路线，什么游击主义，他都没承认。……

他在那个时候，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是尽可能在党的领导下做点工作。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革命队伍不分裂始终是个大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遭受何种不公平指责，并不重要。在那个年代，怀有这种精神境界的共产党人有一大批，何叔衡、王观澜就是其中的代表。

1933年2月，毛泽东组织人员到瑞金叶坪乡开展查田运动的试点，因为得罪了王明而刚刚被开除党籍的王观澜就在其中。

叶坪乡是中央所在地，又是一个落后乡，封建半封建势力还没有彻底打倒，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许多革命工作任务没有很好完成。经过查田斗争，解决了分田中存在的部分不合理问题，很快改变了落后乡的面貌，取得了查田工作的经验。9个月以后，中央政府通过了一份名为《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这篇文章最初是王观澜的一份调查报告，经过与毛泽东多次讨论修改后，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

王观澜是“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的负责人，被毛泽东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当秘书。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王观澜索性把铺盖搬到了村子里和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了解农村实情，依靠和发动群众，掌握了第一手材料。随后，查田试点进一步扩大到云集区和壬田区，取得了更多经验。

毛泽东为了苏区大局，尽己所能，希望把查田运动引导到健康的方向，他主要是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通过试点获取经验。

二是巩固联合中农，这是查田运动的中心策略。

三是要严格区分地主和富农，反对消灭富农经济的倾向。

1933年6月，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进一步强调：

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

毛泽东关于富农、中农政策的阐述，对防止过“左”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这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以此指导查田运动的开展。明确规定：

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

并且进一步强调：

查这些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

在查漏划的同时，也要查错划了的。

关于科学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一直是个难点。

1933年10月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结合根据地农村的实际，在吸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区别地主富农的主要界限是劳动，区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主要标准是剥削量和剥削时间。

对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毛泽东进一步强调：

过去弄错了，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应该推翻原案。

过去弄错了现在翻过来的，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即使田已分了，也要抽出赔他。

毛泽东以上的这些意见和措施是基本正确的，也符合当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对中国的土地分配政策做出了贡献。可是查田运动开始沿着毛泽东所引导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王明博古又在党内大反右倾，撤销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查田运动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

过去把富农田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一概没收了，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没有分山。现富农耕牛农具须向人租，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现在富农家比雇农还差。这种对富农的政策是错误的。

1941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中说：

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

不给地主一份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白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

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也反对我们。

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没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没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马列主义呢？

关于查田运动，在党史研究领域一直是个热点话题。以往的“两条路线斗争说”是在肯定土地革命的大前提下，批判了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近年来在告别革命否定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主要有“意识形态说”，“党内政治斗争说”，“地方精英矛盾说”，“宗族冲突说”等等。

“意识形态说”的主要论点是：

革命是马克思列宁臆想出来的，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地主占有土地并不多，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区别，革命就是暴力抢劫；

“党内政治斗争说”的主要论点是：

很难找到史料直接说明毛泽东对于查田运动的否定或肯定的态度，毛泽东是在接受“改正错误的考验”，是共产党高层的争权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