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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孩子九岁时失明/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听不懂的地方靠想象来补充。” 2004年，在首张个人专辑收录的歌曲《盲人影院》中，民谣歌手周云蓬讲述了一个失明的孩子听着电影，慢慢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的故事。
观影、读书是“明眼人”的特权吗？在5月15日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跳岛FM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著名民谣歌手、诗人周云蓬和中国盲文图书馆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何川。1991年，他们考入长春大学，成了特殊教育学院中文系的同窗。在那里，一度只能在盲文图书馆里摸读节选版《红楼梦》《春秋》的年轻人，开启了一段以歌换书，用一首《同桌的你》换一章《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文青岁月。
30年后，盲文出版的状况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然而，信息无障碍化依旧任重而道远。从盲文翻译软件到衣食住行的每个细节，都可能隐藏着不被人注意的需求。而文艺作品对视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呈现，也常常落入概念化的怪圈：盲人的故事一定要感人吗？我们对视障群体生活的想象带有多少先入为主的成分？盲人的爱欲，又经受着怎样被观看的暴力？在社会的广泛关注之外，弱势群体同样应当拥有不被怜悯的权利，以及拒绝成为某种景观的自由。
于是： 何川老师所在的中国盲文图书馆也有一档自己的播客，叫做「第二视觉」。我听到您在节目中提到自己读的第一本书是《春秋》，让我很惊讶。 何川： 对，那时我刚开始学盲文。我们学校有个图书馆，里面书不多，借书要排队，轮到我时就只剩《春秋》了。不过那也不是文言文版，是白话版。即便如此，以我当时的盲文水平，读着也非常吃力。 何川： 像《安徒生童话选》《格林童话选》《小灵通漫游未来》 这些都有。但是盲文书的容量是很有限的，一本200页的盲文书，只能放下五六万字。一本完整版的《格林童话》，可能需要三四本盲文书。所以大部分盲文书都是节选版。 于是：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盲人的阅读世界当中，编辑和出版的作用非常重要。 周云蓬： 我突然感悟到，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种“节选”，已经被人消化过一遍。我记得自己当时读的《红楼梦》也是节选后的青少年版本。原版《红楼梦》的目录多有诗意啊，可是节本是怎么改的？“奸诈的袭人”“贾府的历史”“黛玉之死”。 于是： 这个情况在你们去长春大学读中文系之后是不是有改善一些？何老师来和我们讲一讲你们当时以歌换书的故事吧？ 何川： 这个点子是云蓬想出来的。因为盲文书本身有限，中文系要求阅读的作品又多，于是云蓬就想到可以去外语学院或者其他学院搞个联谊活动，请人来帮我们读书。但给人读书的活毕竟还是挺枯燥的，我们一方面觉得愧疚，一方面也担心长久不了。之后云蓬就想到说有没有人想学吉他，他可以教。后来就有了五六个学生，每周学一个小时琴，念一个小时书。 何川： 我找人读的第一本书是卢梭的《忏悔录》。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书中有一些情色描写，现在看来都很平常了，但当时读到就不一样。另外像张贤亮的《习惯死亡》《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很典型。碰到这种段落，别人给我读的时候，我经常听着听着就发现情节不太连贯，一开始还以为是意识流手法呢。后来我仔细一想，可能是有些女生比较聪明，一边读就一边跳过了那些段落。 周云蓬： 其实那段读书经历倒是对我的吉他帮助比较大。本来弹吉他是一个业余爱好，因为读书捡起来了，练着练着，也敢唱歌了。台湾校园民谣那些歌，都练过。有时候还有女生来点歌。 何川： 对。会有人来问“你能不能教我弹唱一下这个《吻别》? ” 那个年代流行过张学友的《吻别》《祝福》，后来还有《同桌的你》。 周云蓬： 对，那是最火的几首了。后来我就“被迫”走上了音乐的道路。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音乐又成了一条正路。我觉得生活太波折，将来干哪一行真是不一定。读书的时候觉得，未来怎么可能搞音乐？只把唱歌当成爱好，以为要从事中文专业。但正是由于读书这段经历，又拿起了吉他开始唱歌，最后就吃这碗饭了。生活太荒诞了。 于是： 那个时候靠教吉他，你让别人给你读了些什么书？ 周云蓬： 没办法，他就那么写的。还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那时候读了挺多书。我记得有一套“猫头鹰”丛书，是一套哲学普及丛书，里面有狄德罗、叔本华、尼采，都是小册子。还有艾略特的《荒原》、弥尔顿的《失乐园》，当时也请人念过。磁带我还留着呢。 于是： 我猜想你们当时听人念书的时候，会觉得世界上有很多的书来不及看。 于是： 何川老师您之前也提到毕业后先去盲文印刷厂做了校对，一路做到现在的中国盲文图书馆的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20多年来盲文出版的发展？ 何川： 过去，我们把汉字书出版成盲文书要经过几道工序。首先，编辑要把书通读一遍，看里面有没有表格、插图等不适合盲文表达的内容，需要进行改编或者删节。下一步，专业的录入人员将汉字稿录入为盲文。接下来是校对，一个盲人一个明眼人互相念稿，一边念一边校。你念我听，我发现盲文跟你念的不一样就会叫停。校对之后再修改，改好了再通读一次，确认没有问题。最后拿去制版，把录入的文件制成方便印刷的铝板，后面还有装钉、锁线、刷胶等一系列工序。2002年，信息无障碍工作开始之后，出现了可以把电子书直接翻译成电子盲文的软件，就省掉了录入时间。校对的时候也无需再返回给录入人员修改，可以边看边校边改。三校一读结束之后，就可以拿这个板去印刷，或者不印刷直接放网上，供那些有电子盲文阅读设备的人直接下载来阅读。 于是： 电子盲文设备是用来在屏幕上摸的，而不是用来听的吗？ 何川： 电子盲文设备就是我们所说的点显器，也就是点字显示器，可以显示盲文点字，跟随内容刷新，是专门用来阅读电子盲文的。可惜这个设备比较贵，如果能普及还是挺好的。流程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之后，缩短了盲文出版的周期，书也就越出越多。这些年来，一些畅销书都有了盲文书版本，比如《哈利·波特》《神秘岛》《海底两万里》，从学龄到成人的各种读物大部分都能找到。 于是： 盲文出版社现在是中国唯一一家专门为视障人士出版读物的机构，但是出版的书包罗万象，各种类别的都要有，不光光只有文学类的，是这样吗？ 何川： 没错，我国就这么一家。除了文学类书籍之外，也出版教材教辅、社科、音乐，以及各种职业技能提升的书籍。另外我们出版社不光出盲文书，还出版一些有声书和给低视力人群的大字本图书，还出版无障碍的影视。
电影里发生动作时并不总是同时有对白，所以光靠听的话，不太能完整地理解。不能说完全听不懂，但至少会丢掉很多信息。就像云蓬有首叫《盲人电影院》的歌里唱的：“听不懂的地方/用想象来补充”。所以我们无障碍电影就是需要把电影当中没有对白，但对情节演进非常关键的信息描述出来。 于是： 我之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光》，主人公是一位家庭妇女，兼职帮盲人看电影，跟您描述的无障碍影视工作很像。她在讲述电影的时候会自己写脚本，投入使用之前还会有几位盲人组成的组委会来审核她写的脚本。这时候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她解读电影的方式和内容得不到盲人的认可。有些盲人会认为她的解读过于主观或者重感情，给主人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这个电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之前都不知道信息无障碍的工作还包括口述影像这个领域。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信息无障碍工作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吗？ 何川： 信息无障碍中心当年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研发盲人的读屏软件和汉字到盲文的翻译软件。这个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发现光研发软件还不够，因为国内信息无障碍的大环境对盲人来说非常不友好。比如有一些不友好的杀毒软件，一不小心就安装了，想卸载却很难。“卸载”那两个字藏在非常不醒目的角落，盲人操作起来加倍困难。当年国内缺乏信息无障碍的相关立法，我们基本上只能以商榷的方式和公司游说。我去腾讯跟他们聊过QQ无障碍化的问题，还去淘宝跟他们聊过盲人开店经营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另外，我们图书馆新馆建成之后有了一个无障碍放映厅，所以把无障碍电影的事儿也接过来了。这两年做的比较多的是信息无障碍的推广和咨询工作。比如有人想开发一个APP，就会来找我们提意见。比如说微信读书怎么用，盲人是不是可以用 Kindle，我们在各地进行推广，这也是一部分工作。 于是： 谢谢何老师的介绍，原来信息无障碍化并不止于阅读。记得「第二视觉」的节目当中也有说到，其实残障人群衣食住行的每个细节都会有无障碍化的需求。
于是： 毕飞宇的《推拿》中写到主人公都红长得很美，但她是盲人，自己不知道。来推拿的客人总是这样告诉她，后来“美”对于都红就成了一个哲学式的命题。暗恋她的按摩店老板，也想知道美是什么。 何川： 我个人觉得，如果把《推拿》作为代表来了解视障群体的话，至少是不够全面或者不够准确的。比如说，一个盲人长得很美自己却不知道，这个肯定不真实。 周云蓬： 对。如果有个姑娘很漂亮，怎么可能自己不知道？从小到大，周围肯定会有人告诉她的。说不定很多男人见到她声音都变了。自己美不美，她是完全可以自己判断出来的。视障人群的心理没有这么迟钝的。 何川：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帅小伙或一个美女，而又看不见，那么大家会格外对你的外貌大加称赞，比如说——我这吹个牛啊——小时候大人带我坐车要给我找一座儿，和人解释说“他视力不好”，别人明白过来就会感叹：“这多精神的小伙子你看，太可惜了。”其实外貌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提及的事。我觉得毕飞宇有一些描写是非常传神的。记得《推拿》里写到一个叫小马的盲孩子，没有玩具，也没人跟他玩。他就把时间当玩具，把一个小时分成很多个单元，一个单元再划分，过了多少个单元就会如何……这写得很传神。我觉得盲人的孤独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我知道毕飞宇有在南京特殊师范学校当盲校教师的经历，可能有所了解。 于是： 另外他自己当时也有一段时间经常去按摩，和现实生活中的推拿师傅成了好朋友。可能也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信息来源。 何川： 我觉得这跟我们做信息无障碍的需求调研很像，都容易犯一个毛病：我们会去问盲人需要什么书，得到的回答当然是一种读者的呼声，但是和普通人一样，整个盲人群体的需求很难被哪个人或者哪部分人代表。毕飞宇可能是参照他认识的盲人写的，但不见得能代表整个盲人群体。 于是： 我们还看到了一篇报道，提到周老师您参与过《推拿》的舞台剧音乐创作。 周云蓬： 是国家大剧院的制作。那部话剧是另一个人导演的，毕飞宇没有参与。那时候我跟导演闹崩了，因为他老说“我认为盲人应该是这样的……”好可笑，我就想说：“我是盲人，（还是）你是盲人？我当了一辈子盲人了，我不知道盲人怎么想，用你来发言？”后来我就退出了。其实一切弱势群体都容易被概念化、脸谱化。人们总爱说妇女怎么想，儿童怎么想，盲人怎么想，很少会说男人怎么想。人们老觉得用几个缺点几个优点就能把一个群体概括掉，其实这是一种侮辱，或者说一种物化。 于是：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推拿》里写到他们住集体宿舍，没有隐私，恋人要欢爱就得抓紧时间。在做爱之前，要把自己的衣服裤子提前叠好，担心有室友突然回来。其实归根结底写的是弱势群体在没有隐私权的生活当中的性苦闷。正好说到写小说，之前大家都知道周老师写诗、写歌，您2019年出了《笨故事集》，又多了小说家的身份，里面也涉及到这个主题。 周云蓬： 那个情节我看了不舒服。就很感人，这一点很要命。每个人都那么感人。盲人为什么偏得感人？怎么没人说薛宝钗真感人？因为那是审美，超越了感人。盲人就经常被当成感人的材料，他们不是人，而是要感动别人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写小说有一种虚构的快乐，和神造人一样。当然其实我很多故事是有原型的。比如《敬亭山》，原型是当年在山东泰安旅行时有人告诉我的。说文革时期有个盲人和女朋友在屋里约会，结果外面的人欺负他看不见，趴着窗户看。那个姑娘家里觉得太丢人，就把她领了回去。这个盲人小伙子后来就自焚了，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了。我觉得太悲壮了。 于是： 您是不是还写了一段他们两个去私奔，结果被众人围住的一段？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写到他们两个人坐在一间房子里面，唱歌、聊天，后来话也不说了，就静静坐着。这时他们感觉到好像全村人的眼睛都贴在窗户上，耳朵都贴在墙上。这个画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想到你之前有一句诗写到“我的四面墙，都有爱情”。这两个画面叠合在一起，更加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写得太悲了。 周云蓬： 其实也是，视障人群不容易保护自己的隐私。周围总有人看着。这就很被动。你想说“别看我了”，但你没法阻止别人看见你，这很讨厌。这也是一种心理吧，反正我把它写在了小说里。目光有时候是很可怕的，像子弹一样，并不总是温暖的。
出品人：蔡欣
节目编辑：何润哲 Yihang
后期制作：广岛乱
音乐：
片头 DTlina - LoFi Chill
片尾 AURA.Pote - Lazy Man
视觉设计：孙晓曦 李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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