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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3月1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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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易中天 来源：史事讲坛 中国人爱“捉奸”，也爱看“捉奸”。 中国人为什么爱捉奸呢？ 从明面上看，当然是出于“正义感”。 不管怎么说，通奸总是“不正当”的。 不正则不义，不义之人，人人得而诛之。 这就首先从前提上确定了捉奸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合理合法的事，总会有人去做。 因此，只要有人通奸，就会有人捉奸，而且也不会只限于被捉者的丈夫或妻子。 似乎不能不怀疑这种“正义感”的真实性。 事实上，不少捉奸者在行动时，心中确实是“正气一团”的。 尤其是对“地方风化”负有责任的人，一听到消息，第一反应往往是勃然变色：“这还了得！” 即便一般的匹夫匹妇，也不会认为出了这种事情，是“地方之幸”，因此也会正义感油然而生，义愤填膺地前去举报，或亲去捉拿。 从这一点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的礼教风化确实是深入人心。 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妻妾妇人应“恪守妇道”，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 只要一听说男女两人私相幽会，也不问是张三是李四，是恋爱是通奸，都会立即闪出“捉奸”念头，弦绷得可真够紧的。 然而，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捉奸者那一团“正气”的背后，似乎多少总会有一点“正义”之外的东西。 首先我们总得承认，世界上合理合法、正义正当的事，大概并不止于捉奸一件，而通奸是否犯法、是否一定不正当，也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即便我们认定通奸是违法和缺德的，大概也得承认，较之敲诈勒索、盗窃抢劫、贪赃枉法、杀人放火等等而言，总归对社会危害要略小一点。 然而我们中国许多人，对于抓贼、反贪、追捕逃犯和制止犯罪，似乎并未表现出捉奸时的那种热情，有的对于公安机关的执法，还会持一种不合作态度。 这样算下来，则我们的“正义感”，似乎就要打一个折扣。 其次，捉奸之后的处置，也很奇怪。 按说，抓到了“罪犯”，理应移送司法部门处理，比如抓到了小偷什么的，就是这样。 当然也有抓到小偷后猛揍一顿的，这也好理解。 然而捉到“奸夫淫妇”之后，最通常的做法，是要“游街”； 即便不游街，也要“示众”； 即便不示众，也要广播得满世界都知道； 而踊跃前来观看者，也大有人在。 这就又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怀疑，捉奸的目的恐怕不在于“捉”，而更在于“看”。 的确，捉奸确实好看。
第一，捉奸本身就是一台戏。 但凡一部戏剧作品应该具有的，如环境、人物、情节、动作、悬念、高潮，捉奸一事之中，无不齐备。 况且，这又是些什么样的“因素”啊！ 环境是神秘的，人物是真实的，情节是紧张的，动作是惊险的，悬念是强烈的，高潮则是令人兴奋的。 既是真人上场，又不用花钱买票，正可谓“不看白不看”，岂有不看之理？ 第二，在捉奸这场戏中，可以看到许多平时想看、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都难以看到的东西，比如赤身裸体的男女。 运气好一点，还可以看到他俩的某些动作。 这可是极具神秘感、吸引力、刺激性的场面，是平时花钱也看不到的，现在却可以不花钱白看。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错过？ 第三，捉奸比一般的看戏还要过瘾。 一般的看戏，是演员演，观众看。 演员演得再好，也难免有虚假感，而且也缺乏交流。 捉奸却是真人真事，真刀真枪，货真价实，不带掺假，有足够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而且自己也亲自上场，既当观众，又当演员，岂不过足了瘾？ 第四，捉奸不仅仅是当观众，当演员，而且是当英雄，当大爷。 你想想吧，那些“奸夫淫妇”，在捉奸者面前，哪一个不是惊惶失措、丢魂落魄、胆战心惊、磕头求饶？ 单是在那贼男女兴头正浓时冲将进去，大喝一声“你们干得好事”，就十分过瘾。 看着他们从热被窝里滚落到冰冷地上，脸吓得发黄，浑身哆嗦，告饶不止，就够乐一阵子的。 哪能不趁这机会幸灾乐祸一回，好好体验一下优越感？ 第五，捉奸不但能当英雄，当大爷，而且当得十分便当。 因为你打也好，骂也好，教训也好，对方可决不敢还嘴还手。 平时不敢说话的，这时不妨多说几句； 平时不敢动手的，这时不妨大打出手； 平时受过那“奸夫淫妇”气的，这时不妨趁机会出气； 平时对人低三下四的，这时大可趾高气扬。 总之，捉奸这事，既能一饱眼福，看一回好戏； 又能一显身手，当一回英雄； 还能博得众人喝彩，出一回风头。 这可真是一箭三雕，得了便宜又卖乖，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 所以，一有捉奸任务，男人们几乎不用动员，便会自觉上阵，踊跃前往，女人们也有偷偷摸摸去看的。 当然，即便错过了机会，也不太要紧，因为还有后面的游街和示众可看。 看游街示众当然不及看捉奸过瘾，但有机会看总比没得看好。 因此，当那男的光着上身、女的挂着破鞋游街时，看客也会十分踊跃。
然而我们还是不明白，捉住了“奸夫淫妇”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游街示众呢？ 最直接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没脸见人”。 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脸没皮，人而不人。 所以游街示众，乃是一种极重的处罚。 但是，倘若那“奸夫淫妇”，原本是死不要脸的东西，或者他们原本就是真心相爱，因此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怎么办呢？ 办法也是有的。 中国古代对此，历来就有严酷的肉刑，大抵是男的割去阴 茎，叫“腐刑”； 女的破坏子宫，叫“幽闭”，总之是让他们再也无法“成奸”。 还有一种更加惨无人道，叫“骑木驴”，大概是用刑具刺伤女性阴道使之致死。 此外还有骑木驴再加零剐的，不过一般用于因通奸而导致谋杀亲夫者。 《水浒传》中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又指使潘金莲谋杀了武大郎的王婆，受的就是此刑。
王婆的是非我们先不去管，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一个善良无辜者的谋杀，自然遭人痛恨。 但如果只是两个人私通，并未谋财害命，也要男腐刑女幽闭，便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了。 通奸即便不正当、不道德、有伤风化，处分也不该如此之重呀！ 重，自然有重的道理。 首先，它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男女关系的重视。 这种重视在《周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 《易传》说：
这就简直是把男女关系，提到安邦定国的高度了。
依照这个逻辑，则男女关系如果“不正”，就会天下大乱，亡种亡国，所以又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可惜，匹夫匹妇、平民百姓并不懂《周易》。对于他们，只能用“重刑”来加以威慑。 如果对于通奸偷汉者，所给予的处分，竟是轻描淡写的一番“教育”，那就显然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过，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视，但如此的重视，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通奸偷情之事，其实是防不胜防的？ 或者说，是不用重刑，便不足以防患于未然的？ 从逻辑上讲，恐怕只能做这样的理解。 那么，通奸偷情之事，为什么又防不胜防呢？ 如此防不胜防，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在内心深处也想干那种事的，其实并不只有一个两个？ 当然不止一个两个的。 如果只有一个两个，就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 其实，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也就是，“淫心”是难免人人都会有的。正因为淫心难免人人都有，所以，如不施以高压重刑，就势必弄得“天下大乱”。
但是，高压也好，重刑也好，都不过只是当局的事，老百姓们也跟着掺和什么呢？
少数人积极参与对“奸夫淫妇”的惩处，自然有他们的原因。 首先，他们需要宣泄。 刚才说过，“淫心”是许多人都难免会有的，只不过基于道德、慑于重刑、碍于条件，不敢付诸行动罢了。 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压抑”，这就需要宣泄。 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想干而又不敢干的事，别人居然干了，而且还在干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则“压抑”便会转为“愤怒”。 因为要干就大家都干，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呢？ 这实在太岂有此理，太令人“愤愤不平”了。 这无疑也需要宣泄。捉奸，以及捉奸后的惩处，恰恰正好可以既宣泄压抑，又宣泄愤怒，当然大家也就不用动员而踊跃前往。 其次，他们也需要表白。 不偷情、不通奸、不淫乱，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 既然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就必须让别人知道。 别人不知道，不赞扬，则光荣感等等，也就无由产生。 这和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希望得到表扬的心理是一样的。 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坏事”却并不一样。 “做”有形迹，是已然发生的事情。 做了就是做了，无论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个“事实”。 有这个事实在，即便别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问心无愧”。 “不做”就难讲了，因为它无迹可查。 你今天没做，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做呢？ 事实上没做，谁知道心里想不想做呢？ 不但别人无从知道，便是自己心里，恐怕也完全没有底。 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别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没做”那些坏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坏事。 捉奸、看捉奸、惩处奸夫淫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 因为“奸夫淫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奸（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奸）。 且不说“免死狐悲，物伤非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 所以，积极参与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奸人”，亦无“淫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淫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正因为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是一种宣泄和表白，因此其行为也就必然“过激”。
首先，过激才过瘾。 既然是宣泄，就必须泄个痛快； 而行为如不过激，则快感何由产生？ 更何况，在这里，要宣泄的东西又何其之多啊！ 有因自己不能偷情所生之“压抑”，又有因他人公然偷情所生之“愤怒”，轻描淡写地来两下怎么打发得了？ 因此，这才有腐刑和幽闭之类刑法的发明。 这两种刑法，最能让那些愤愤不平者心理平衡； 在我们大家都不能随便“快活”时，这对狗男女居然私下里“快活”了，那就让他们今生今世再也“快活”不成。 这下子，我们大家不就“心里快活”了？ 其次，过激才有效。 因为中国有条不成文的逻辑：一种行动如果被公认是“正义”的，那么，在行动中，行为越是过激，则其动机便将被认为越是正义。 比如李逵的许多行动都是过激的，但他却正因为此而被公认为梁山上最够“义气”的哥们。 所以，“文革”中，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做法也会一再“升级”，从一般的念批判稿，到开批斗会、挂牌戴帽游街，直到殴打体罚、凌辱致死。 其原因，就在于运动的参与者，都要争相表示自己的“正义”和“清白”，因此，每一种过激行为的提议和表现，都不会遭到反对（想反对也不敢说），而只会受到普遍的赞同和积极的响应，当然也就层层加码、步步升级了。 如果说在“文 革”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是政治立场的坚定和革命斗志的昂扬，那么，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则是道德的高尚和行为的清白，其中就包括“不好色”、“不淫欲”。 这种表白当然只能借助于对“奸夫淫妇”的“满腔义愤”。 既然每个人都已“义愤填膺”、“怒火满腔”，那么，不出现过激的行为，就反倒不正常了。 以上两种心理，自然是男人女人都有的。 不过，相比较而言，则男人更多地是出于宣泄，而女人更多地是出于表白。 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偷鸡摸狗”，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自证清白”。
中国历来只有女人的贞节牌坊，没有男人的贞节牌坊，而且一旦发生通奸案，也多半会归结女方的“勾引”，而男方则不过“意志薄弱”而已。 既然女人往往被视为“祸端”，则“正派”女人便极需证明自己不是“祸水”。 所以，在这时，有两件事是女人必须要做的。 一件是在那“淫妇”游街示众时，冲出来向她吐口水，或扔泼污物，此则以彼之“污”证己之“清”； 一件是在议论那“淫妇”罪行时，极尽口诛之能事，此则以彼之“淫”证己之“贞”。 总之，必须以对那“坏女人”的义愤，来证明自己是“好女人”。 不过，义愤再强烈，也只能对准那“骚货”。 如果口水吐到“奸夫”身上，便会让人疑心自己与那男人“有染”，或被那流氓“打过主意”的，岂不是欲证其“清”所被其“污”么？ 这个脸可丢不起，这种赔本买卖当然也决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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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国人为什么爱捉奸？（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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