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往何处去？——从曾澍基的“反资反殖论”及“过渡时期论”看香港的困局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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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梁韦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香港现正经历回归后最严重的政治风波，犹如火山爆发般一发不可收拾。在香港陷入持续的纷乱状态时，香港的前途再度陷入险境，到底香港往何处去？

不少学者尝试分析这场政治风波的起因时，几乎都同意《逃犯条例》本身并非主因，而是导火索。有意见认为，香港政制民主程度不足是风波的主因，因此他们建议政府重新推行政制改革。从示威者要求“真普选”的诉求来看，政制上的争议的确在这次风波中发挥重要作用，毕竟半民主的政制无可避免会削弱政府的认受性，但“真普选”背后的意义并非单纯的民主主义的诉求，而是与中央争夺管治权的“阳谋”，当中展示的正是反中意识形态，可见政制争议并非这场政治风波的主因。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曾澍基教授提出的“反资反殖论”及“过渡时期论”，去了解香港面对的困局及出路。

一.“反殖反资论”：香港人民的任务

早在1975年，曾澍基教授就在港大《学苑》发表题为“香港往何处去？”的演讲稿，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发表意见。

在演讲稿的开首，曾澍基开宗明义地指出香港的前途必定要与中国结合来看，“问题不在香港何时或应否归返中国，而是香港应以何种方式与中国复合”。可见，曾澍基认为香港与中国是密不可分的，将来香港亦必然回归中国，问题只在于复合的方式。这个思想与日后曾澍基提出的“过渡时期论”是一脉相承的。

然后，曾澍基大力批判港英殖民时代的政治及经济制度，指出当时的政治制度异常落后，只代表英国及本地少数资本家的利益，与普罗大众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时的经济制度，曾澍基则批评是“高度垄断的”，“其垄断程度在西方也是少见”。此外，曾澍基批评港英政府一直奉行的自由放任，实际上只是“让垄断的财团在香港自由地剥削”。

当时，曾澍基就预想到香港的资本构成将会出现垄断化和国际化的趋势，而香港亦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变相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跳板”。曾澍基继而指出，“这个垄断化和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与香港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着极其尖锐的冲突”。

因此，为了建立更民主、更公平合理、更健康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制度，曾澍基认为“香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彻底地改变殖民地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换句话说，香港的前途，将取决于香港反殖反资任务的进度。

然而，如上述，香港的前途必须要与中国结合来看。因此，反殖反资任务并非香港自身就能解决，亦不代表单靠中国就能解决，必须由香港与中国双方进行有机连结，方能成功。换言之，香港的反资反殖过程，将与香港和中国复合的过程相结合。因此，曾澍基强调，反资反殖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是“香港人民自觉地要求脱离殖民地统治，结束资本主义”。这种反资反殖的自觉性，是与香港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识互相连结的。因此，曾澍基认为，香港人民进行反资反殖运动期间，需要同时“对中国加深认识，检讨和批判中国的制度”。这样才能使香港人民加深对香港与中国的关系的了解，此消彼长之下，使反殖反资思想得以建立及强化起来。

曾澍基相信，在“意识形态和实际权力掌握方面成熟时”，就能“主动提出与中国复合的口号”，促使香港与中国复合的过程能够顺利，完成香港的反资反殖任务，两地人民共同为实现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二.历史的契机：“一国两制”与过渡时期的展开

按照曾澍基的设想，理应在港人的意识形态成熟的时候，才提出与中国复合的口号。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偶然性。在“反资反殖论”提出后四年，港督麦理浩到访北京，并向邓小平提出香港的“租约”问题。1982年，戴卓尔夫人到访北京，正式展开一系列的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中英双方最终于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声明》中，中方承诺奉行“一国两制”方针，并将以基本法规定之。

当我们谈及“香港前途问题”，相信不少人都只会联想起“九七回归”，看似香港的前途问题经已在1997年获得完满解决。

可是，如上述所言，香港的前途取决于反资反殖的目标达成与否，只有香港的殖民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被铲除，并与中国结合，才能解决香港的前途问题。

换言之，“九七回归”并没有完全解决香港的前途问题，它只是解决了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问题，使香港脱离英国殖民地的地位。

然而，针对一社会内部的前途问题，并不只包括“香港”回归到“中国”那么简单。从制度来看，“回归”代表着“资本主义香港”回归到“社会主义中国”。换言之，香港在社会性质上的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只要香港的社会性质一日未改变，香港就未正式回归中国。正如曾澍基在1982年撰写的文章《民族主义、回归与改革》指出：

【“香港前途问题当然不单是民族主义问题。在价值取向的层面，它牵涉到对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混合经济？自由民主？）的取舍……。”】

然而，这并非否定“一国两制”的合理性。香港之所以能够平稳地脱离英国殖民地及回归中国，完全归功于“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中央政府容许香港在大陆社会主义主体下，维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

中央之所以制定“一国两制”方针，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希望稳定人心，使在港的西方资本、本地资本及香港市民能够接受回归，避免出现社会不安及动荡。

按照曾澍基设想，香港与中国复合的口号，理应是香港人民的反资反殖意识形态已经成熟之下才提出。然而，回看当时的社会气氛，明显地这种意识形态尚未成熟，大众依旧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恐惧。根据1982年《香港观察社》的民调，当中有高达八成受访者表示支持“维持现状”，希望维持香港的殖民地地位；有六成多受访者表示主权可由中国拥有，但维持英国的管治。可见，反资反殖意识形态在香港人民之间尚未建立起来。

在此情况下，中央制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希望通过延长解决香港在社会性质上的前途问题，以换取香港的稳定性，这亦代表着香港依然未完成反资反殖任务。

除了稳定人心，中国本身的发展更加是中央制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重要考虑。

早于1975年的文章《香港往向处去》，曾澍基就强调“中国现行的是哪样的制度？她的发展如何？香港未来的发展如何配合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些才是问题的中心。”可见，香港与中国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

文革以后，中国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为首要目标。曾澍基认为，中国于1949年后的发展经验，已经证实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无法满足“四个现代化”。因此，中央政府制定了混合经济，曾澍基称之为“三三制”。“三三制”可分为纵向及横向，前者是“指令计划——引导计划——市场机能”；后者是“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需要注意的是，“三三制”之中各个级别是有主次之分，指令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主体是占核心地位。因此，曾澍基认为，这种制度与西方的混合经济不同，它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曾澍基称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单靠纵向“三三制”并不足以满足此目标。因此，中国需要制定横向“三三制”，透过设立经济特区及特别行政区，加强与外界（尤其是拥有巨大发展潜能的亚太区）的经济交流，利用比较优势来吸引外国的资本和科技等方式，以加快经济发展。

因此，曾澍基相信，香港“作为高度自治的资本主义特区，香港不单符合中国创新体制的构思，而且还可作为中国大陆与亚太区这个新兴经济领域以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衔接点促进资本及技术引进。”——《从两局团访英谈起——香港前途的政治经济学》

三.“过渡时期论”：和平地与社会主义主体融合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曾澍基提出了著名的“过渡时期论”。在文章《改造现状的考虑——考虑范围的改造》，曾澍基提出：

【“由于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香港无必要立刻收回，一个过渡时期乃成为可能。这个过渡时期对中国和香港的民众双方都有好处，中国可以继续利用香港赚取外汇，开展资本及技术引进，香港的民众可有较多的时间适应，而不须一夜之间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跃进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距离逐渐拉近，阵痛乃可减弱。”】

然后，在一次有关香港前途的访问之中，曾澍基进一步指出：

【“我觉得现在中共主权下的资本主义特区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形式，使香港从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可加深社会化，逐渐与中国接近。如果这样看，香港的前途问题并非是拖多久的问题，而是怎样使香港过渡到中国的体制里的问题。

中国不能一下子收回港，香港亦不能一夜之间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段颇长的时间慢慢开始过渡，双方都能够获益，也能帮助四个现代化。”——《曾澍基谈香港前途》】

由此可见，曾澍基认为，香港必然会融合到中国之中，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步到位”的融合并不有利于香港及中国双方，因此出现了一个历史契机，使香港在“一国两制”方针之下，进入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主体的过渡时期。

需要注意的是，“一国两制”提供的只是一个初步粗疏的框架，如何确实实践，当中存在着很大空间。因此，香港在过渡时期内实行那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是沿用殖民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改良了的资本主义？这将会决定着香港的前途，因为过渡时期的目标正正是有更多时间去拉近香港与中国的距离，使香港逐渐接近中国，以确保香港将来能够顺利融合到社会主义主体之中。

虽然香港与中国必然会融合，但过渡时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中的过程，它并非机械地保证香港能够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假如香港在过渡时期之中并没有出现与中国距离逐渐拉近的情况，双方距离反而愈来愈远的话，香港将来就无可避免要面对急剧形式的“回归”。

因此，为了使香港能够顺利与社会主义主体融合，曾澍基明确地指出过渡时期的原则：

【“过渡时期之作为过渡时期，意味着『现状』必须不断改变，因为最后香港仍要溶入中国的政经文化体系裹去。”——《改造现状的考虑——考虑范围的改造》

“有一个原则很重要，需要强调，当我们考虑这个过渡时期的体制，应该用这个机会，改善香港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加强福利，改变不正常的发展途径，法律、民主的代表性。一考虑种种可行的方案同时，又须考虑其合理性。”——《曾澍基论香港前途》】

这里所指的“现状”，是指殖民时代建立的极端资本主义制度。曾澍基指出，资本主义并非静止不变的，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差。曾澍基批评，如果任由资本主义“现状”发展，不作任何引导性的改变的话，“经济形态只会愈来愈扭曲，财富只会更加不均，群众的不满对落伍的政治架构的冲撃将更形强烈”。

因此，曾澍基强调，假如强行将“现状”维持的话，除了会导致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之外，还把“真正的问题加以回避，拖延时日，而且还有拉远香港与中国的距离，因而加强回归阵痛的危险”。

因此，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必须利用这个历史契机来对“现状”进行结构性改革，透过加强制度的“民主化”与“社会化”，拉近香港与中国在社会性质上的距离。这种制度，曾澍基称之为“在中国主权下的一个改良了的资本主义特区”。

在这种制度下，政治上理应对原有的“独裁”官商共治政制进行民主改革。曾澍基主张“有限度民主”，成立市议会，议席可包含民选和委任，循序渐进地推动直接选举，而现有的国家机器则可在改良后继续运用。

需要注意的是，政制民主改革的方案必须是合理的。所谓“合理”，是指方案必须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视作“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其中中国的利益须放于首位，不能为港人利益而牺牲中国的整体利益。换言之，政制改革绝不能只着于理想的民主价值而忽略“一国”，过于理想化的政制改革方案是不切实际的。

经济方面，私有制将得以维持，但与“现状”不同，它是经过改良的。所谓“改良”，意思是改变一直以来的“自由放任”极端资本主义制度，强化政府的干预角色，包括“严格监管公共企业”、“压抑金融地产投机”、“扶助实业性的工业发展”，以改变扭曲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及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政府需要更多从福利著手，包括“改革税制和实施较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均”，以改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情况。

曾澍基认为，这种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比较符合民众和劳工阶层的利益”，虽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矛盾，但亦至少能缓和这些矛盾。更重要的是，它与“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距离将会拉近”，使香港能够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体制。

当然，有人错误地将“维持原有资本主义”等同于“高度自治”，一切对极端资本主义的改革都被视为“赤化”。对此，曾澍基再三提醒：

【“事物不断地变化……合理的事物自然要加以发扬光大，不合理的亦必须抛弃或予以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类别也极多，我们倒不是要完全保留过往那种自由放任的状况吧？而且在国际政经环境以及内部结构的转变下，它也未必有利香港的继续繁荣。我们应该持着客观平实的态度，为将来探索路向。”——《如何探索香港未来？》】

四.“过渡病症”：反资反殖任务的缺失

然而，历史发展并非尽如人意。

政治方面，虽然“回归”后的政制民主化程度比殖民时代的政制高，例如港督是委任的，而行政长官是由选举产生，但总体上香港仍然是半民主政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到目前为止仍未能以普选产生。

更甚的是，根据刘兆佳教授的分析，现时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提名及投票产生，其中商界与专业精英占相当份额，而立法会的功能组别议席及分组点票机制，亦导致政府加更依赖资产阶级，后者获得更强大的政治权力。因此，刘兆佳认为，港府的施政路向比殖民时代更多的向资产阶级倾斜。

民间一直推动政改，希望达致“双普选”，而中央亦相当有诚意落实。然而，民间对政改的叫价越来越高，只追求“最优”方案，提出的“真普选”甚至有意与中央争夺管治权，结果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被否决。这正正是由于大众考虑政改方案时缺乏“一国”意识，只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忽略中国的整体利益，将香港视为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实体，导致政制改革变成零和博弈，双方毫无妥协余地。政改停滞不前，导致香港政府的认受性持续低落，中央亦成为港人眼中的“民主的敌人”。在亲帝势力以“民主/独裁”的煽动宣传之下，进一步加剧港人对中国的敌意。

经济方面，为了更快地追逐更多利润，在香港拥有实质决策影响力的大资本家纷纷将资金大量投放在非生产性投资之上，进行炒卖投机的短期行为。香港政府为求稳定，陷入“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现状主义”，奉最低度主义为管治哲学，没有担当扶助工业及财富分配的角色，导致“维持现状”变成“自由放任”极端资本主义的延续。

结果，香港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产业结构向金融和地产业严重倾斜，陷入“曼哈顿化”，竞争力持续流失，而高租金及高房价又反过来强化“曼哈顿化”的趋势。因此，曾澍基认为，香港将会出现“二元经济”，经济的“曼哈顿化”与“第三世界化”同时存在，经济结构亦出现贫富悬殊！一个二元对立的社会亦随之而出现。

此外，“一国两制”使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无法完全跨境自由流动。即使中央竭力加强中港两地的生产要素流动，但由于香港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流失，无法发展高增值产业与内地城市竞争，导致无法吸引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流入香港。即使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亦只会出现净流出，使香港经济不断陷入萎缩，陷入“困笼经济”。

然而，香港与中国的融合过程并不会因香港的自困而停顿。在内地经济高速发展与香港相对衰落的此消彼长情况之下，两地出现“非对称融合”，香港面对着边缘化的危机，而“中国因素”被亲帝势力渲染成洪水猛兽，视之为导致香港经济衰落的黑手。

因此，曾澍基认为“香港面对的明显的是历史的困局：根源是过渡病症”，“经济的巨变与经济政策的不变，可能会在九七之后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九七年“回归”至今，这二十二年以来，“过渡病症”一直困扰着香港。产业结构空洞化，严重偏向金融及地产业，垄断资本控制着整个香港经济。虽然董建华主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及“八万五建屋计划”，可惜生不逢时，在金融风暴及SARS冲击之下夭折。错过了改革的黄金机会后，纵使曾荫权提出“六大优势产业”、梁振英提出“适度有为”，以及林郑月娥提出“理财新哲学”，但“过渡病症”这个顽疾并非短期的小修小补就可治愈，需要不怕艰辛、有决心与各种癌细胞斗争、长期下重药才可根治。结果，极端资本主义“现状”在各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和口号之下得以维持，并加剧各种极为严重的深层次问题，包括贫富悬殊不断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就业及向上流动的机会不断减少，使香港市民尤其青年失去信心及希望，社会充满不稳。

五.反殖的缺失导致矛盾转化

更严重的是，深层次问题导致香港与中国的距离不断拉远。

不要忘记，除了反资，反殖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目标。本来按照曾澍基的设想，反殖的目标是“与中国复合”。换言之，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反殖的任务理应完成。

然而，九七年回归以来，香港一直缺乏“去殖民化”。由于“一国两制”的妥协性，上层建筑的殖民性仍然被保存下来，部份更被亲帝势力占主导地位。

镇压性国家机器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基本法》廿三条。香港政府一直无法完成《基本法》廿三条立法工作，导致港府无法利用法律维护国家安全，导致香港成为亲帝势力的“颠覆基地”。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港府一直无法推行国民教育，但学校仍然采用殖民时代“去中国化”作为内容的教材，加上反共传媒大肆渲染，使香港人民缺乏国族认同，并非常抗拒中国，尤其是年轻一代，自认“香港人”而否认“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趋势持续上升。他们并不视殖民历史为耻辱，反而向往殖民时代，视香港回归中国为“沦陷”。在反修例风波之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示威者高举英国旗及港英旗，高呼“光复香港”。有组织更主张，根据三条不平等条约，英国绝对有权收回香港。正正是“去殖民化”的缺失，这种可耻的亲殖意识形态才能够不断影响着香港人民。

无疑，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了强大的民怨，但吊诡的是，民怨针对的对象并非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或资产阶级。

亲帝势力透过教育及媒体等领域，向民众散播“反中”意识形态，将深层次问题的主要成因歪曲成“中国因素”，以吸纳巨大的政治能量。例如，公共房屋、医院床位及大学学位供应不足，被媒体歪曲成内地来港新移民及内地学生抢夺资源而造成。

结果，民众形成强烈的恐中拒中思想，导致香港与内地融合的过程中，任何欲拉近香港与中国距离的措施及政策，皆引起市民歇斯底理地反对，稍有不慎便会爆发重大的政治危机。

六.香港往何处去？

这次政治风波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告：仍处于过渡时期的香港，正在不断远离过渡时期原定的目标，香港与中国的距离越走越远，两地复合的过程变得更加崎岖、更加疏远。这反映出“现状”已经不可能勉强维持下去，必须作出改变。

为防止将来出现更为严重的政治危机，避免出现逼于无奈的急促式“回归”，中央与港人都要把握这个“契机”，改变“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心”的困局，重新推动反资反殖任务，如曾澍基所言，这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反资”方面，现阶段政府理应压抑金融地产垄断资本，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加强财富再分配，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以平衡产业结构及缓和社会矛盾。同时，香港必须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资源流动，突破“一国两制”所造成的困笼经济。需要注意，“反资”并不代表要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代表要将生产资料公有化，这种“左”的错误思想与改革开放战略相违背，将会严重损害香港本身以至整个中国的利益。

“反殖”方面，必须加强爱国势力的“阵地意识”，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爱国势力要积极主动与亲帝势力争夺上层建筑的不同领域，掌握舆论阵地及意识形态领导权，政府亦要积极推动国民教育，加强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重建港人的国族认同，消灭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待意识形态成熟后，逐步推动政制改革，改变现时向资产阶级倾斜的“半民主制度”，建立中央与港人有互信、有共识的民主政制。

只有重新推动反殖反资任务，才能重拾过渡时期的初心，拉近香港与中国的距离，使香港顺利融合到社会主义主体。

现时，中央已经高度关注香港的深层次问题。7月29日，港澳办就香港局势举行首次记者会，会上发言人就提到“香港当前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土地、房屋、青年向上流动等”。在9月3日的记者会上，港澳办发言人更明确指出修例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随即提出将会邀请专家、学者等人就深层次问题“做独立研究及检讨”。

《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以及中央政法委公众号《长安剑》亦先后发文，指出香港的高房价、贫富差距大、青年难以向上流动等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胡锡进指出香港的民生问题是“过于极端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中央政法委更直言，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更加紧迫，这关系着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关系着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关系着香港的未来”。

由此可见，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已经得到港府至中央层面的重视，但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自己的决心，因为只有香港市民愿意与中央同心协力，将矛头指向垄断资本及极端资本主义制度，香港才能走出困局。正如曾澍基所言：

【“无论如何，谁也不会天真到认为一个理想的过渡体制会自然降临，它只可能是我们争取的结果。”——《民族主义、回归与改革》】

【梁韦诺，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社会科学硕士】

来源：察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