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隶属于德国作战工兵师的名叫托特的组织在二次大战中尚在德军占领之下的苏联的斯摩棱斯克发现了许多波兰军官和士兵的尸体。从现场判断，这些波兰人是被苏联人杀害的。
事情发生在1943年4月，几名托特组织的人在距斯摩棱斯克不远的卡廷森林里干活时，碰巧挖到一座大坟。坟内的尸体穿的既不是苏军制服，也不是德军制服。于是一些纳粹官员着手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死者就是苏联侵入波兰以后，红军俘虏的大约5000名波兰战俘。这些死去的军人被反绑双手，每个人都是从脑后中枪而亡。
纳粹分子立即利用这次发现的大屠杀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943年4月14日，柏林电台宣布：“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发现一个合葬的大坟，里面埋葬的全是被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屠杀的人。”
当时驻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和英国当局怀疑纳粹的广播是谎言，以为那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宣传把戏。可是，德国人却准备证明这件事是真的，而且要求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指派一个委员会参加挖掘尸体的工作。在瑞士的红十字会接受了这个建议，
但是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关的三方——波兰政府，苏联政府和第三帝国（德国）都同意做这次调查。英国政府和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认为，斯大林肯定乐于调查这一事件。一个星期以前，莫斯科电台还否认过这项指责，说这是诽谤，并且发表了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是纳粹犯下的罪行，是对苏联的挑衅。可是在要求克里姆林宫表示同意调查的时候，斯大林却没有答复红十字会提出的要求，反而给在伦敦的波兰代表送去一份措辞尖锐的照会，并宣布苏联决定断绝同自由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
不久，德国人把一个由法学教授、法医及其他专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送到卡廷森林。在目睹这次验尸的见证人中，还有一些美国和英国的军官，他们本来认为这次屠杀当然是纳粹分子干的，他们的盟国苏联绝不会干出如此恐怖的暴行，但是经过仔细的调查，他们信服了，这是斯大林和他的国家保安部队的人民委员贝利亚干的。在调查过程中，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从当年苏联秘密警察使用的一幢别墅不远的8个坑中掘出4243具尸体。由于天气炎热，没等挖完最后一个坑，德军下令停止挖掘。最后一个坑可能还有几百具尸体。这些科学家对尸体进行细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尸体葬埋的时间，用来杀害他们的子弹，以及他们身上伤口的形状，说明用的凶器是典型的俄国三棱形步枪刺刀。德国人的说法得到了证实。几个月以后，也就是1943年9月，苏联军队收复了一度被德军占领的斯摩棱斯克和卡廷森林。为了掩盖这一举世皆知的丑闻，挽回面子，斯大林责成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命令莫斯科电台宣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澄清和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的情况”。
这个新的委员会由红军高级军官组成。甚至在委员会开始调查之前，被控制的苏联电台和报纸就发出通告，说卡廷森林的大屠杀是德国人干的。换句话说，这个唯命是从的委员会所要做的事，只不过是证实国家保安部门负责人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在委员会来到现场之前，贝利亚就把他手下的一伙受过高级训练的秘密警官派到斯摩棱斯克，任务是为即将举行的表演做好准备。首先，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支队伍把附近一个村庄的所有农民，不论男女都召集来。他们对那些看上去可以利用的人说，有一个调查委员会就要来了，凡是恰好见到德国人把战俘带到森林里去枪毙的村民，应该自愿为这个委员会效劳。秘密警官把他们找来的人应该说的话逐字逐句地告诉了他们，命令他们把这些话背下来。
然后，这个委员会在其主席、政治局委员尼古拉·什维尔尼克的率领下，离开莫斯科前往斯摩棱斯克。他们在卡廷森林呆了几天。主要是会见事先训练好的村民，然后返回莫斯科。不久，“医学法律专家调查报告草案”就编造了出来。经过贝利亚的核对和批准，调查到的“事实”公开发表了。
贝利亚导演的这出戏第二场是邀请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来看经过妥善准备的表演。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艾夫里尔·哈里曼叫自己的女儿凯瑟琳随同新闻记者一起前往。美国驻苏联使馆三等秘书约翰·梅尔比也受命参加卡廷之行。
凯瑟琳小姐尽管并不是记者，也不具备能够轻易识破骗局和贝利亚诡计的经验，但她去了斯摩棱斯克之后，感到所看到的现象颇为离奇。她在一份详细的报告中说道：“见证人是事先经过充分练习的。他们把要讲的话背出来似乎并不慌张。听完最后一个人的叙述后，我们便开始提出一般问题……然而没有多久，苏联外交部新闻司的代表们就站起来说，我们最好到此为止，因为我们坐的火车就要开车了。”
约翰·梅比尔所写的报告持更加怀疑的态度，他说：“在回来的途中，陪伴我们的苏联外交部官员几乎是迫不及待的……要证实我们已经信以为真了。显然，俄国人的理由在有些方面是不完全的，是胡乱拼凑的。演出这场戏是为了让记者没有机会单独调查或核实。”
那么，这场大屠杀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波兰军队英勇阻击。9月3日，英国和法国为恪守两国在3月31日提出的保证，对德国宣战。但援军没有到来。
斯大林为履行他同希特勒签订的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于9月17日派出大批军队侵占了波兰的东部地区。大量波兰官兵成了苏联的俘虏。
但是苏联曾同波兰签订过十年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从1932年7月25日生效，到此时仍未过期。现在苏联违反了这个条约。为了挽回面子，苏联宣称，苏军进入波兰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由于对德作战而引起的掠夺与恐慌。入侵波兰的红军总司令谢苗·铁木辛哥元帅向被俘的波兰官兵保证，他们“将得到自由，并且根据每个人的愿望，可以回家或者到法国去。”
几个星期以后，这些波兰人被分成几组送上火车，据说是开往罗马尼亚边境或者是匈牙利边境的。
遣送这些波兰人花费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遣送出境的大约有1.5万名正规军人和后备役军官。这些人是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最忠诚的爱国者。如果让这些波兰人离开战俘营回家，然后再将他们逐一逮捕送到劳动营，那么危险就太大了，因为其中有许多人可能在再次被捕之前就已设法逃往法国或英国。那里正在组织一支新的波兰军队，要为波兰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谁也不知道这支波兰军队是会在某个时候被用来同侵占波兰的苏军作战。何况这些人在苏联的战俘营里，除了吃俄国的面包以外毫无用处，而面包对红军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这些被俘军官和军人乘坐运牲畜的火车、卡车，有时还要坐驳船，经过长途跋涉后，被安置在苏联中部彼此相距很远的三个战俘营——科泽尔斯克战俘营、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即“魔鬼岛战俘营”）和斯塔罗别尔斯克战俘营。这三个战俘营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和看守的。
贝利亚从这三个战俘营的负责人那里拿到波兰战俘的名单和每个战俘的材料。他非常仔细地讯问了每一个波兰军官，并且看了安插在这些战俘营里的特务交来的报告。
在这些波兰人中间，有少数人愿意把自己的祖国变成苏联的另一个加盟共和国。按照贝利亚的特别命令，这些人被从战俘营里释放出来，送到莫斯科附近的马拉霍夫卡。这个地方很快就有了一个别名“幸福大院”，或者“乐园”。住在这儿的波兰人吃最好的伙食，享受最好的待遇，并且学习如何把未来的波兰变成苏联的第17个共和国。
在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大约5000名战俘，从1940年4月初开始，几乎每天都要被点名叫出几百人来。苏联人说，战俘营已经把他们释放了，将会根据他们的愿望，把他们送回家或者送到匈牙利边境或者罗马尼亚边境。他们可以从那里去法国或英国参加新的波兰军队。这些走运的人高兴地向朋友们告别，赶紧登上等在那里的卡车，到最近的火车站去，那里有专列火车把他们送到他们梦想已久的目的地去。
挂上好几列囚车的火车却很快把他们送到斯摩棱斯克。在离城还有几英里的地方，火车停了下来。这些波兰人被分成小组，坐上黑色大汽车，驶往森林里的某个地方——那是夏季游览地卡廷。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奉命并肩站成一排，押解人员对他们作了仔细的搜身，凡是金钱、手表、戒指和结婚时的金饰物一律没收。……一天清晨6时30分，在卡廷森林，大约5000名波兰官兵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刑队枪杀了。与此同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其他部队处死了在俄国中部其他两个战俘营的波兰战俘。
贝利亚从监禁在斯塔罗别尔斯克战俘营的大约4000名波兰人中，选出将近400人，转送到格拉佐维茨的一个集中营去。苏联当局指望最后能在这些军官和候补军官中发现一些可以送到“乐园”里去的人。这个战俘营里剩下的大约3500名波兰人，像在卡廷森林里的人一样，也被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刑队。
第三个战俘营——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里的6500多名战俘，遭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屠杀。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位上校保证他们将获得自由，然后命令他们列队，把他们带到附近的谢列格尔湖边。这个湖的面积约为100平方英里，湖水流入伏尔加河。这些波兰人就在这里登上几只大驳船准备回家去。他们唱着轻松的小调，开始了愉快的航程。可是当这些驳船驶到大湖中心的时候，一直隐藏在一排卡车后面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轻炮兵开始向这些棕色的驳船开炮。
这是最后处理掉的一批波兰战俘。第二天，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波兰问题”已经解决了。
他们说战争是因为国家利益被损害，究竟是谁的利益被侵害？究竟是谁灌输的仇恨？是谁挖的战争陷阱？为什么要把互不相识的人送到这里拼个你死我活？
王朔说，有些人开口便是民族、国家的安危荣辱，但对于自己的自由、尊严从不思考，对于身边的各种不公、不义和无数无助的弱者漠不关心。
但也许更像奥威尔所说，他们如此热爱战争，可能仅仅是因为不上战场。
战争是残酷的，没有上过战场的人，很难懂得这种残酷。雷马克、海明威、海勒则有这个资格。他们都是世界大战亲历者，曾对战争抱以无比热情，被真实的战争毒打，才如梦初醒。
为了让更多人从被蒙蔽的战争宣传里清醒。他们以最直观又深刻的现场体验，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战作品：《西线无战事》《永别了，武器》《第二十二条军规》。
海明威说：作家的工作就是揭露真相，他对真相的忠诚应该高于一切。他的创作都源于亲身经历，描写应比真实的事物更加真实。
任何觉得战争有意义，或者反战有意义的人，都可以读一读它们，它们是作者亲历苦难的良心书写。
雷马克写完《西线无战事》，上了纳粹名单，被迫离开德国。海明威战时受伤，从身上取出几百片弹片，长期被噩梦折磨。谁又能说，海明威最后饮弹自尽，与此无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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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文选自《政治杀手贝利亚》，撒迪厄斯·威特林／著，王伟、张多一／译，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