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民族干部人生历程见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落实于民族地区的完整过程，通过考察、梳理民族干部的生命历程，能够直观反映中国共产党施行民族政策的时机、方式与步骤，也能够生动把握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如何通过民族政策来树立国家认同，以及如何逐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作为“直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民族，20世纪50年代以前，佤族聚居地域整体较为封闭，现代化程度低，国家意识不强，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族干部的努力下，该地区快速走上了现代化发展轨道，铸牢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来看，民族干部成长经历恰好契合了中国共产党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干部；佤山地区；生命历程；国家认同

作者：马威，华中农业大学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任用。党通过积极引领民族干部工作，使少数民族加深对党和国家的认识，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并推动着民族地区快速进入现代化发展轨道。历史上，世居滇西南山地的佤族与中央政权长期保持距离，近代以前，对于中央王朝而言，该地属于羁縻之地，佤族群体中缺少国家、王朝概念，保持着原始部落状态 ^[1]。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干部迅速成长，将党和国家的观念、方针、政策带入佤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此牢固扎根于佤山。根据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不同时期佤族干部的回忆和口述，可以生动还原佤族干部成长历程，清晰把握民族地区干部接受培养并承担使命的人生经历。民族地区干部经历阶段性的“契机”“际遇”“抉择”，将个体人生融入国家发展，以个体成长历程折射佤山地区融入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发展道路。

本文通过对民族干部的成长历程研究，具体呈现民族工作开展的现实脉络，剖析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如何进行具体实践，民族干部自身如何与一个个“契机”与“转折”相契合，并以自身能动性证明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规律与现实动力。

一、党在佤山地区的政权建设

阿佤山区地处云南南部中缅边界沿线两侧的北纬22°-30°与东经99°-100°之间，位于澜沧江-湄公河以西和怒江-萨尔温江东岸的广袤地区，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河谷丛林占绝对主导地位，中间有少量盆地-坝子^[2]。佤族聚居于此，传统社会内部没有建立过统一政权，也没有严密的政治组织。清中叶以后才开始慢慢出现“土司”“圈官”等由官方授予的国家代理人。根据《1958年3月至6月云南沧源卡瓦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描述，佤族村寨本身具有浓厚的山区村社的色彩。20世纪30年代开始，反对英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与抗日斗争持续不断，佤山地区成为对敌前沿战场，佤族群众与抗战军队合作愈加紧密，也加深了对外界的认识。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6月，中共云南工委成立中共思普特别支部，派驻共产党员何宏年、肖源、昌恩泽等到景谷勐主和澜沧县谦糯一带活动，派出党员李培伦、魏文才（佤族）进入佤山腹地，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8年11月，李培伦一行踏入阿佤山，根据一路上调研，李培伦确定了通过思想工作动员上层，团结头人，自上而下开展工作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对佤山地区的民族工作及政权建设工作。1949年3月，在李培伦等人推动下，地方头人田子昌、田兴文和田兴武接受和平解放沧源的倡议，接受武装改编，1949年5月，田子昌率领守备大队武装和岩帅部分村寨民兵武装近200人解放勐董（国民党沧源县驻地）^[3]。

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给中央西北局指示电报中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4]1951年2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指导有关省、市、专区人民政府认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同年3月，张冲和王连芳受宋任穷委托，在宁洱地委做试点，筹备成立联合政府，岩帅头人、已经任沧源临时政府县长的田兴武虽然没有到场，但是被委任为普洱专区各族各界联合政府副专员。各民族代表称赞民族区域自治和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自古未有的大事”，有的代表比喻说：“现在成立联合政府，毛主席给我们掌舵，各民族来联合划船，船就一定会走的快了。”^[5]

伴随新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刷新了佤山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观念，培养出佤族第一位县长，建立了第一支佤族的革命武装，这种紧密团结与充分信任，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佤族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深刻地改变了佤族对自身的认知。

新政权在阿佤山建立后带来了大山之外的现代化文明。中央民委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筹建民族访问团以增进民族间的了解，访问团配备医疗队、文工队、展览组、放映队和摄影组，所到之处，表演文艺节目，放映电影，给少数民族群众医病疗伤，给当地上层人士赠送布匹、纪念章等礼物^[5]。很多人在回忆录中都写道，电影、医疗队、文艺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世代生活在阿佤山的人民通过国家清晰地感受到现代文明的价值，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亲身投入到现代国家建设之中。

党的基层政权的建立推动了佤山地区的制度建设，让当地佤族充分体验到国家的在场，感受到作为共同体一员的使命与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划定行政区属。从1950年开始，澜沧、西盟、沧源等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细则》的规定，认真讨论筹建自治人民政府。以西盟为例，1956年6月，选举组成西盟佤族自治县协商委员会和西盟佤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之后，举办11次培训班，培训900余骨干分子，建立乡的前身——爱国生产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33个乡级人民政府。1965年3月5日，经过近十年的艰苦筹备，西盟佤族自治县正式成立^[6]。

第二，安排上层人士。据1956年沧源县委统战部统计：佤族大、小头人490人，属于国家级安排的有3人；省级安排的有4人;担任实职的有胡忠华、赵布景、赵安民、达尚、胡德胜、班中国、高寿华、胡忠银、双干、卫老大、肖进山、鲍正荣等58人，被安排为乡、村级副主席或常委、委员 [7]。澜沧地区1954年统计，县政协委员中，民族上层人士为45人。自1953年至1963年，安置上层人士110人。

第三，划定国境线。1956年11月，中缅重启划界谈判，双方达成共识，废除了缅甸对勐仰（今瑞丽）三角地的永租关系，把勐仰三角地划归缅甸，将班老部落划归中国，勐董坝南部骑线村寨的永和、龙乃划归中国，羊柏、班孔、班弄、绍兴、大蛮海、班歪等村寨划归缅甸。1961年10月13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8]。

国家政权框架迅速在佤山地区得以搭建，当地佤族群众国家认同意识明确，上层人士效力国家;借助于现代化体系框架，交通、电力、水利等现代化硬件设施建设在佤山陆续展开，学校、文化站等文教机构也开始扎根佤山。国家化与现代化两项任务启动了持续发展的脚步，佤族的民族干部成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二、佤山地区民族干部基本情况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佤语文研究专家王敬骝教授所主编的《佤山人物系列》丛书，该丛书由云南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不仅记录了佤山的部落历史和近代以来的解放斗争史，而且还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接受共产党培养而成长起来的民族干部的事迹。这些干部以佤族为主，他们成长于佤山，在佤山参加工作，并亲身经历、亲自参与乃至领导过佤山建设的各个阶段工作。他们的人生经历直接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干部培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分析他们的经历，能够清晰梳理出党培养民族干部的思路和方法。与此同时，通过对这些民族干部人生历程的剖析，也能够为民族干部在民族地区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

《佤山人物系列》以传记形式，每本呈现一到三位传主的人生经历，本文选取了14位人物作为分析对象。他们中13位为男性，1位为女性，

最年长的是沧源佤族自治县第一任县长肖哥长，生于1894年，最年轻的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安裕，出生于1951年;这些人中，邓国强为汉族，其他都为佤族，其中有5位担任厅级干部，在厅级或副厅岗位退休，分别是魏应昌、肖子富、邓国强、赵家顺、赵家碧，其余是处级干部，分别是肖哥长、李有清、赵赛嘎、王有明、魏学先、赵岩茸、魏安裕。这些干部大多还担任着各级别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职务。（见表1)

通过初步分析，佤山地区民族干部的人生历程呈现出三个方面特点。

第一，这些民族干部不少为教师出身，从教师岗位提拔到管理岗，并进而成长为民族干部，如邓国强、赵家顺、赵家碧、魏学先等。这主要是由于佤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急缺本地教师，当地将大专以上学历的佤族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教师培养，随着佤山地区行政建设发展，他们又充实到管理岗位之中，成为民族干部队伍中的一员。

第二，干部学历越来越正规化，干部培养越来越系统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跨越半个世纪的民族干部培养与选拔实践可以看出，党对于干部的选拔越来越重视。通过民族干部的正规化培养，民族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大幅度提升，民族地区快速融入到国家整体发展轨道之中。

第三，这些民族干部拥有在佤山地区工作的共同经历。佤山地区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不同传主回忆中得到多次表述，如20世纪60-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1988年的“11.6大地震”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打造阿佤山文化旅游等，多侧面的表述有助于对佤山历史事件的完整呈现，帮助我们更加立体感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阿佤山地区面貌如何得到了根本转变。

三、民族干部成长历程与使命担当

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边界地区工作方针问题》中给云南省委的批复指出：“云南面临着国防、民族和土匪三个重大的问题，核心是民族问题，只有解决民族问题，才能解决国防和土匪问题。” ^[9]1952年前后，云南省委根据中央和西南局要求，制定了“团结对敌”的工作原则，着重指出：“与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联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战略和策略。”^[10]。中国共产党通过帮助、团结等方式，充分信任民族上层人士，保障民族上层人士权利和地位，在民族上层人士中培养了早期的边疆地区民族干部，为开辟佤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巩固新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至此，民族地区以民族干部为桥梁迈入到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崭新时代。

1.培养与成长。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关心民族干部成长，并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探索和总结了成熟的民族干部培养模式，不仅着重对民族干部的使用，而且还特别重视对民族干部的培养。1939年初，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承担具体工作的李维汉依托陕北公学开展了对民族干部的培养。陕北公学民族干部培养以扎实理论为基础，紧密结合实践，开创了民族干部培养模式^[11]。1940年8月，委员会下设少数民族工作队，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批民族干部通过接受培训，奠定了开展民族工作的扎实基础。

1950年，云南全省解放，民族地区尤其边疆民族地区急缺民族干部，开展工作主要依靠内地南下干部。曾任云南省民族干部学校校长的马绍忠回忆，在1958-1959年下放沧源期间，整个县委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既是办公室领导，又是秘书和一般工作人员”^[12]，培养干部成为当时急需开展的工作。1951年8月，云南民族学院成立，1953年初，开设了民族政策研究班和政治训练班，短期培训少数民族干部，三年内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476人。各专区也相继开办民族干部培训班。表1中的肖子生、肖子富都是经过云南民族学院干训班培养后进入干部序列。肖子富回忆，1953年底，经由当时的沧源县第一任县长肖哥长推荐，肖子富来到云南民院，编入二部三班并担任班长。1955年4月，肖子富作为学生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肖子富在学校期间入团、入党，成为沧源佤山第一位中共党员^[13]8-9。

数量更多的民族干部则是先参加工作，再接受培训，一边工作一边培训，各区县组织的民族培训班成为干部培训的重要场所。李有清童年没有机会上学，15岁自愿进入岩帅政府组织的盐帮赶马，开拓了眼界。1955年，他在贺南乡长动员下到沧源县民族培训班学习。“参加学习班的人很多，全县约有60多个男女青年，学习时间是4个多月，9月份团组织在班里发展党员，10月1日举办入党宣誓仪式，之后，征求大家意见，愿意参加工作的留下，共有46人报名。”^[13]23李有清在培训班系统接收理论知识，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从此，我下定决心一辈子听党的话，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永远不能忘记党的恩情。”^[14]37

教育发展与干部成长紧密相连。1952-1953年，新政权在佤山巩固下来，学校随之开办。1952年9月，岩帅区作为当时沧源县政府所在地开办了第一所正规小学——贺南省立小学，招募以贺南四寨为主的少数民族学生，岩帅贺南也逐渐成为沧源佤族干部成长的摇篮，赵家碧、赵家顺、赵岩茸、赵赛嘎等都是经过贺南小学培养，通过升学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民族地区小学承担着传播文化知识和塑造国家形象的双重使命。贺南省立小学第一任老师邓国强回忆，贺南小学校址就建在原村里的耶稣教堂里，刚刚到校，邓国强就和同事黄伦与当地工匠一起平整操场并树立起悬挂五星红旗的旗杆。1954年9月，赵家碧作为当时的第三批学生正式入校，入学时，老师给他起了汉族名字，学习了拼音、认识了汉字，学习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曲，并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接受了入队仪式训练，初步培养起共产主义觉悟和组织意识^[15]16-19。

教育培训不仅在民族干部早期培养中发挥作用，而且还伴随着民族干部的整个职业生涯。民族干部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需要进行知识更新，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这都需要接受干部培训。有的培训是授课为主，提高理论水平；有的培训则以参观交流为主，增长见识，拓展思路。从芒卡坝农业中学党委书记一职调任临沧地委民委主任一职的赵家碧，在正式调任之后立即被派往云南省民族干部学校接受为期四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让赵家碧受益匪浅，成为其日后工作的指南^{[15] 73-76}。

在佤族群众心目中，“贺南山是最高的，可以顶天，贺南的河很宽很长，不知山外还有山，河外还有海”^{[14] 31}，当这些民族干部从进入学校的那一刻开始，就迈入到共同体的大家庭中，彻底转变了原本限于一地、一家、一族的世界观。对于当地民族干部而言，通过接受教育不断拓展认知，将党和国家的概念不断具体化，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识的内在核心，内化到价值观并落实于实践之中。

2.使命与担当。新政权建立起来后，民族干部主要承担的使命是让党的领导深入佤山，巩固新政权：一方面要推进基层政权建设，向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党的政策，发展进步青年入团、入党；另一方面则是要解放生产力，通过推广现代生产方式来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

正如前文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前，佤族地区长期与外界隔绝，政府对佤族实行羁縻统治，佤族内部各部落或联合或对峙，缺乏统一政权。与此同时，佤山保持较为原始的生产方式，刀耕火种为主，狩猎采集为辅。据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记录，沧源地区佤族一半家庭所种植粮食只能满足大半年所需，其他需要靠狩猎采集补充。现代化生产方式完全没有进入佤山，基本医疗设施完全没有，常常遭受瘟疫侵害。沧源县第一任县长肖哥长，1951年1月在沧源参加了第一届各族各届代表大会，听到云南省委对边疆工作的“团结、生产、进步”六字方针后，感到非常合心意。他按照这六个字来指导沧源县工作，领导群众开沟造田，在大班坝（在肖哥长任内改为“联合乡”）开挖了40公里的联合大沟，又大规模开辟了梯田，开展水稻种植。与旱谷相比，水稻产量很高，解决了粮食问题。肖哥长又推广经济作物，替代以前的大烟种植；发展基础教育，开办“岩帅小学”，推荐优秀青年去云南民族学院学习。20世纪50年代，“联合乡”出来接受培训、参加工作的青年有数十人之多^[16]。

20世纪60-70年代，佤山地区民族干部参加到筹建基层组织、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中，在基层发展团员、党员，真正使党组织扎根基层，走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让群众理解和接受党的方针政策。他们驻扎村寨，与群众共同生产，团结进步青年，宣传党的政策，帮助村寨一步步建立合作社。新中国成立前，佤山信奉万物有灵，迷信思想严重，坚信稻谷只能一年一收，一年两收的谷子不能吃。1958年，时任西盟县工委工作组组长的魏应昌深入王牙大寨，做头人工作，以雄辩和勇气说服头人放弃旧俗 ^[17]。1957年4月，时任勐省副书记的肖子富被组织派到拉勐组织合作社，推广双季稻种植，遭到头人阻扰，肖子富团结青年积极分子，开水田，种植双季稻，并且在秋收时召开大小会议，率先煮吃双季稻，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随后若干年，佤山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贺南李保惹带领和组织群众兴修贺南大沟、和平大沟、班奈大沟；李赛惹负责公罕的两条大沟^[14]13，用三年时间修通了贺南大沟，开田500多亩，修通了公罕水沟，开田200多亩。此后，惠益更多村寨的班列、班棚大沟等也陆续修建，结束了佤山粮食种植靠天吃饭的历史。1970年，落水洞工程启动，经过近十年改造完工，使落水洞上游勐角坝、勐董坝、勐来坝的万亩良田雨季不再遭受水淹，上游再增添水田三万亩，佤山粮食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

20世纪50年代前，阻挠佤山地区发展、导致佤山地区长期落后的另一个因素是地方武装乱象。传统佤族生活在各村寨，在各部落头人的庇护下生活，部落头人依靠武力相互制衡。在民国时期，佤山地区鸦片种植泛滥，部落头人以鸦片换取枪支，实现村寨自保，部落间仇杀现象极为普遍，村寨之间存在世仇的情况比比皆是^[18]。

这些历史遗留矛盾不仅阻碍了新政权建设，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党和政府的执政权威性。早期民族干部在处理和解决民族矛盾和纠纷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当地政权稳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干部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了预判能力，能把握动向，防患于未然，对涉及宗教、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能主动介入，把握大局。曾担任沧源佤族自治县人大主任的李有清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沧源县很少出现大规模的民族械斗，粗略统计，截至2009年，全县出现大规模民族纠纷仅12起，每10年出现1-2起，比新中国成立前每年都有10数起的发生量，减少了很多^[14]114-115。

进入新世纪后，佤山各方面形势稳定，在民族干部带领下从温饱向小康全面迈进，民族干部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争取资金、发展产业方面。由于少数民族普遍市场观念淡薄，佤族更是有轻视经商的传统，佤族民族干部亲自养猪卖肉，向老百姓示范如何经商，改变民众观念。20世纪80年代之前，佤山地区工业发展基本为空白。1971年，沧源佤族自治县地方财政收入仅有107万元，国家给予各项补助达431万元，财政仅能维持干部、职工的工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干部开始积极向上级争取各项支持，发展矿业、养殖业，开辟茶园，种植经济作物。1979年，沧源茶厂建成，到1985年，茶叶初制所达40多个，县茶厂产量达78万斤，茶厂年实现利润58万元^[17]36-37。在魏学先任县长期间，县政府积极向各方筹措资金，先后组建了沧源县能源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勐省糖业集团有限公司、莲花塘煤矿责任有限公司等，经济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截至2001年底，沧源佤族自治县已经发展了10多个行业、16家私营企业，经济总收入达5299万元^{[19] 180-182}，比30年前增长了15倍。

1988年11月6日晚，发生了震中在澜沧、耿马的7.6级强烈地震，88人丧生，24243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达22013.6万元。这一重要事件在魏学先、赵家碧、魏应昌、肖子富、王有明等人的自传中均有体现。地震发生后，沧源、澜沧、西盟的县委县政府紧急召集所有领导干部承担任务，投身救灾工作。时任沧源县委组织部长的魏学先与时任副县长的李有清等成为“沧源县抗震救灾前沿指挥部”成员。在抗震救灾的同时，魏学先等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步行深入受灾最严重路段、受灾最严重村寨抢拍灾情场景，保留了真实资料，起到了向外界汇报灾情争取支持的重要作用^[19]127-129。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批民族干部得到成长，投身到民族发展和地区建设的工作之中，为维护佤山地区政权稳定、边防稳固、地区发展、人民幸福的局面作出了贡献。佤山人民通过民族干部的踏实奉献，直观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政党的本质与追求，亲身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含义，紧紧跟随党的领导融入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轨道，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

四、民族干部生命历程与共同体构建

借助生命历程理论，将民族干部成长放置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构架中，用生命历程链接起国家与个体的关系，这一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民族干部对于国家共同体构建的意义。

生命历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是通过个体生命历程来研究社会结构的切入视角^[20]。现代人的生命历程，蕴含在整个社会制度的规则系统之中^[20]。生命历程研究的主要主题包括：第一，生命与历史时间。人类的生命历程是嵌入到社会时空中的，年作为人生命的计算单位时，将人生与社会时间共同放置进入社会结构之中^[21]。第二，生命的时机点。随着年龄变化，人会嵌入到生命某个阶段所必须要经历的角色，同时，在更高层面，历史或个人重大事件对生命历程有决定性影响。第三，生命的联结。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会与其他人的生命历程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第四，人类能动性。个人依据社会结构来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20]。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开展的种种工作，既是新政权建设，同时也是现代化建设。党对于民族地区系列改造，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将民族地区带进现代化发展轨道，而培养和任用民族干部，本身也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机构成。民族干部的生命历程恰好可以与前述四个主题吻合。

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干部的培养始于现代化教育，民族干部通过接受教育与国家共同体发生紧密联系，国家也为其铺垫进入执政履职的阶梯，提供其作为领导者推动家乡现代化建设的机会。如果将民族干部成长的时间序列想象成经线，那么不同的岗位职责就是纬线，以接受教育为起点，民族干部按照经线序列不断成长，获得任用，承担使命，同时，又在纬度上不断丰富阅历，实现专业和能力的整合和迁移。通过经纬两个维度，将民族干部的个人生命编织进入现代化、国家化进程。

首先，生命时间社会结构化的特点。传统社会的佤族百姓并不以公历记岁，也没有工作和退休的二分阶段。自民族干部开始，在学校明确了年龄概念，用公历计岁，并按照年级累加学历，进入工作岗位之后，以届为单位进行岗位调整，并有了与年龄严密对应的退休阶段，这都是生命时间社会结构化的重要标志。

其次，生命时机的特点。根据传记材料，几任县处级领导都是在本科毕业后，担任了两到三届的县科级部门负责人后，提拔到县处级主要领导岗位，其时机与相对固定的时间节奏吻合。这就表明民族干部都已经是进入到社会结构的现代生命个体，按照现代教育体制获得一定的学历、学位，并以此与行政系统选任干部所提供的机会契合。

再次，生命联结的特点。传统佤山民族生活状态非常封闭，大部分佤族终生固守本村寨本部落，不与外界世界联系，而党对民族干部的培养都是从开拓认知开始：通过选送优秀分子到临沧、昆明乃至北京读书开始，强化民族干部与外界的联系，将民族干部培养为联结本民族与内地、与国家的桥梁，并通过参政议政平台，将民族干部培养为县、地区、省乃至国家的人大、政协代表，进入共同体融合的实践平台。

最后，个人的能动特点。民族干部传记中大量细节都充满着生命个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民族干部出身背景各异，经历了各种机遇与转折，尤其新政权建立初期，民族干部面对更多选择和考验，而他们是通过主动思考、认真感受，积极接受党组织培养，作出了为新政权奉献终身的重大决定。

综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严格落实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精髓，解放了长期作为被压迫者的少数民族，并切实赋予了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实践的具体体现，又是保障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条件。通过大批民族干部培养，使少数民族群众直观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发展思路，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体性优势，快速投入到国家政权建设中，由此彻底打破了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各少数民族平等、自觉、自愿地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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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