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数字经济综合引领型城市
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年），2021年12月13日
作为综合引领型城市的北京、上海、深圳三城均有较高的数字经济建设战略定位，如北京定位于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上海定位于建设成为国际数字之都、深圳定位于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先锋城市。
三城均具有数字经济体量巨大、创新要素富集、基础设施完备、数字业态丰富、数字需求旺盛、政策配套完善、数字经济带动作用明显等方面的特质，对于全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领航作用。
1．数字经济体量全国领先
从数字产业角度看，2020年北京市信息通信技术（ ICT ）产业增加值达5966.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6.5%，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达425.9亿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5540.5亿元。
2020年上海市 ICT 产业总产值3576.2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9.2%，其中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增加值325.5亿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3250.74亿元。
2020年深圳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4893.45亿元，增长2.6%，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3%，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增长19.0%，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6.8%。
2．数字创新要素储备丰富
数字创新要素主要聚焦于数字人オ吸纳与技术转化，北京、上海和深圳是数字创新要素富集的领先城市。
北京市在数字人才输出与技术输出方面较为领先。
上海市依托其数字融合应用优势，在技术积累转化方面存在许多先进成果，同时也是国内数字人才流动的枢纽。
深圳市核心数字产业发展位居全国前列，依托头部企业集群优势，成为国内对数字创新要素最具全球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北京市在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人オ与技术的双重牵引作用。
在人才牵引方面，北京拥有90多所高校、1000多家科研院所、128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近3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些组织机构培育并向全国各个城市送了大量数字经济人才。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北京、南京、广州、芝加哥、波士顿五个城市为数字人才净输出前五的城市。在技术牵引方面，科技部火炬中心技术合同交易数据表明，2020年北京市技术合同输出84451项，技术合同输出成交额为6316.16亿元，技术输出成交额外地占比超过70%,三项数据均居全国第一并大幅领先。
截止2021年8月底，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统计，数字领域技术转让占绝对多数，仅电子信息领域技术转让约30000项，超过转让技术项目总数的50%。
上海市在我国数字创新要素领域的人オ结构优化与技术融合推进中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
上海是国数字人才流动的枢纽，呈现人才流动的“低入高出”态势，即上海市依托其丰富的产业格局和培养体系，在人才流动中往往吸收更多的初级职位人オ，输出中高级职位人才，为全国的数字人才结构优化做出重要贡献。
同时，上海市长期致力于推动新技术同传统产业融合以及新技术在新场景中的应用。这一举措于近期取得阶段性井喷成果，2021年上海科技进步奖涌现出两项特等奖：“洋山四期超大型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与“面向复杂场景的人物视觉理解技术及应用”。二者均是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新技术转化，是我国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优秀典型。
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备
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大力推动落实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智能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科创平台基础设施、智慧应用基础设施，以及可信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截至2021年8月底，北京 5G 基站数量达4.57万个，每万人5G基站数约20个，平均上传速率达42Mbps,5G终端用户达1215.5万户，均居全国第一；北京依托科研与央企优势，加速铺开一系列未来产业研发平台。
上海则着重打造“新网络”与“新平台”，以提升自身数字基础设施能级为主要任务，启用了一批诸如人工智能等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政府治理“一网通办”平台、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区等数字化转型奠基性工程。
深圳则是国内第一个实现 5G 独立组网的城市，5G基站密度全球第一；物联感知网初具规模，实现 NB-loT 网络市区重点区域感知设备初步覆盖，并在全国率先开展全市范围的多功能智能杆部署。
4．数字经济产业能级较高
综合引领型城市数字产业企业不仅数量多、体量大，其引领性更体现在数字产业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较多以及对超前技术的研发布局与产业化推进上。
深圳、北京、上海高新数字产业企业数位居全国前三。三市在其数字经济相关建设规划中均强调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超前技术布局与产业化推进，重点发展移动通信、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以及集成电路等领域的基础技术或新材料。
深圳市是国内半导体产品的消费、集散和设计中心，依托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深圳平台的建设，整合全国研发力量与既有第三代半导体研发相关配套、应用企业，推动我国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整体性跃升，跻身世界先进行业。
北京市依托其雄厚的科研教育资源，超前布局6G网络、量子科技、算法创新、区块链，加快生物与信息技术融合突破。在现有数字产业向未来产业的转型规划中，北京市逐步构建“识别分析一窗口期捕捉一资源统筹一集中突破一场景应用”的技术创新链，赋能相应产业链革新发展，最终形成自主可控、产研一体、软硬协同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体系。
上海市为着力解决我国芯片行业面临的卡脖子难题，投资5000亿元打造横跨临港与张江的“东方芯港”，汇集华为海思半导体、上海微电子等众多芯片领域巨头。重点聚焦电子设计自动化、大硅片、抛光片等国产规模化；聚焦光刻胶、光刻机、先进制程特殊工艺、第三代半导体化合物等关键技术环节，拟逐渐形成从芯片研发软件、芯片材料，到芯片设备全领域的产业链，保证我国芯片安全。
5．数字融合应用面广量多
数字融合应用是数字技术应用于新场景的综合体现。
北京、上海、深圳拥有数字融合应用企业数量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均稳居全国前四，并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三市在今后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均强调进一步推动技术面向场景的融合。
北京市以场景需求为牵引，突出应用导向和目标需求，将技术链与产业链相对接，引导企业探索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未来产业加速发展。数据驱动的新一代数字化出行、新型数字化健康服务、智能制造、基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知识生产、数字金融与支持碳中和的数字能源是北京市重点支持的六大数字化未来产业，以期打造我国新兴数字产业孵化引领高地。
上海市以“六新专项行动”为契机，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服务业和制造业高水平融合。“制造新模式”“商务新业态”“金融新科技”“科创新生态”“航运新枢纽”和“农业新体验”六新专项行动，可以加速数字技术与一二三产的融合进程，提升产业链上大中小企业的协同效率，激活产业数字化创新活力，强化数字融合应用赋能。此外，上海将继续完善其标杆型数字治理工程“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以摸清并满足最基层需求来打通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最后一公里”。
深圳市依托自身平台与知识经济优势，打造“智造湾区”引擎城市。深圳将建设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工业领域扶持200个应用标杆和应用场景示范项目，打造10个“5G＋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培育一批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服务商，形成不少于30套行业级解决方案。实现全市15万家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同时，深圳还计划加快数字政府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建设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鹏城智能体，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
6．数字经济需求多元旺盛
除吸纳数字经济相关企业数量外，本报告的数字经济需求涉及数字经济投资、数字经济消费和数字贸易三个领域。
在数字经济领域投资方面
北京市要求完善数字经济投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吸引数字经济资本投资。2021年9月3日，北京证券交易所（简称“北交所”）注册成立。自北交所宣布成立以来，各方的反应积极，市场活力得到激发，市场效应初步显现。未来，北交所将成为优质中小数字企业的重要承接平台，成为满足市场投融资需求的制度保障。
在数字经济消费方面
上海市以“商务新业态专项行动”为抓手的数字经济需求提振计划促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和商业数字化转型。上海市为打造“上海购物”品牌，于2021年启动《全力打响“上海购物”品牌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北京和深圳也分别推出了“北京消费季”“深圳购物季”等活动促进数字经济消费。
深圳更依托自身数字经济平台优势，进一步发展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互联互通，丰富数字经济需求内涵。
在数字贸易方面
北京积极搭建数字贸易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流通专项服务平台，以及积极办好与这两项相对应的会展平台，如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国际性活动促进北京各领域数字贸易发展。
上海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2019-2021年）》，这是国内首个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2021年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达到400亿美元，同时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2020年，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433.5亿美元，提前完成任务。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建设稳步推进，2020年9月上海虹桥商务区全球数字贸易港开港，长三角电子商务中心、虹桥跨境贸易数字经济中心等9个园区作为首批承载平台予以授牌。2021年11月25日，上海数据交易所挂牌成立。该交易所以破解数据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监管难为目标，是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关键平台型基础设施，是推动我国数据从资源向要素转化的枢纽。
7．数字政策环境成熟系统
综合引领型城市的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呈现起步早与推进系统两个特征。
从政策起步时间上讲
北京市于2016年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2017年制定《北京市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行动计划》，正式涉及数字经济一词，提出“发挥北京市数字经济服务资源优势”；
上海市于2016年发布《上海大数据发展实施意见》及《上海市推进“互联网＋”行动实施意见》,2017年发布《关于本市加快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深圳市于2015年印发《深圳市“互联网＋”行动计划》，并在2014年便开始针对互联网金融提供指导工作。
从政策系统推进上讲
政策的高低搭配、环环相扣也是引领型城市的主要特征，以总领性文件配套推进性文启数字化转型计划后，于2020年12月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市长为组长的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2021年1月4日，上海市对外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以2025年形成国际数字之都建设形成基本框架为目标。3月26日，发布《2021年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重点工作安排》。7月10日，发布《推进上海经济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3)》与《推进上海生活数字化转型构建高品质数字生活行动方案（2021-2023)》，从经济和生活两个方面框定上海市数字经济建设框架。除市委市政府领导层总领性文件的推进，各区人民政府，各相关委、办、局，相关园区管委会也围绕总体性文件配套规划了推进性文件，以确保政策落地。如上海市发改委印发《上海市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逐步规划的12项经济数字化转型重点专项均为上海市国际数字之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京与深圳也有类似的系统性政策体系。
8．数字牵引作用辐射全国
北京、上海、深圳作为带动区域乃至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领航城市，其领航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外支持建设城市
以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为例，中关村管委会与雄安新区管委会签署协议，共建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该行动是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2017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就已协同组织12家中关村节能环保及智慧城市服务企业与雄安新区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入驻雄安中关村科技产业基地，支持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的未来之城。2020年11月，河北雄安新区中关村企业集中办公区成立。该区坐落于雄安新区雄县，首批签约入驻企业均为已在雄安新区注册的中关村企业。截至2021年9月，北京在雄安新区注册成立超千家企业。
二是“反向飞地”设立城市
飞地招商近年来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热词之一，是指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两个地区，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经济开发、园区共建，来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新招商模式。通常，飞地经济主要由经济发达地区飞入欠发达地区，但近年来，由经济欠发达地区主动飞入发达地区的“反向飞地”模式也成为发展的另一思路。
以上海市上海湾谷斐迪科技园为例，2019年9月，黄山市在此设立黄山斐迪园，以总部、研发、办公、实验中心等业态为主，依托长三角地区人才、研发、品牌优势，以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为主导产业定位，引入生物医药研发、体外诊断、细胞药物治疗、基因治疗、基因检测等高精尖项目，探索“研发孵化在上海、生产基地在黄山，人オ引进在湾谷”的发展模式。
北京的常熟创新中心、深圳的衢州绿海飞地产业园等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
三是交往交流平台城市
综合引领型城市往往依托自身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体系以及信息集散功能，承担了为其他类型城市提供招商引资提供平台的作用。
以深圳市承载工作为例，2021年，深圳承担了包括辽宁、湖南、浙江、江西等地级市的各种数字经济相关的招商推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