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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一改就成了

海边的西塞罗 山巅上的加图 2023-06-12

德川幕府,那个“进步的反动派”。

这两天在家里,读我非常喜欢的史学家半藤一利先生写的《幕末史》,觉得非常有感触,随笔记一下。

《幕末史》这本书,在日本史学界被认为是“反萨长史观”的著作,萨长也就是萨摩和长州,也就是倒幕运动中担当主力的那两个藩,用咱们中国人熟悉的话说,它们是革命的。那么,所谓“反萨长史观”似乎就有点“反革命史观”的味道,而半藤一利是个左翼史学家,居然会站在同情“腐朽封建”的德川幕府、反思倒幕运动的角度写了这么一本书,是不是觉得很奇葩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倒幕运动和之后明治维新,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对日本最感羡慕、却又误会却最深的日本史。

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搞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党很大一部分有都流亡日本,同时代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最早也是在日本起事的。这两批人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立场和对变法、维新、革命的观点与当年日本的倒幕维新派做了“移情”。

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以倒幕喻维新或革命的这种心态,很深刻的影响了我们后世中国人对日本倒幕运动的理解,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比“萨长史观”还要“萨长史观”——在我们印象中,幕府一方就跟当年清王朝一样,反动、封建而腐朽的。而维新志士一腔热血、矢志不渝,最终完成了维新革命的大志。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两国情况相似,为什么他们维新一改就成功了咱却走的那么艰难?是幕府相比大清朝廷太菜了?还是他们的“维新志士”比咱更努力?

都不是,其实日本幕末的“革命形势”跟中国近代化所遭遇的困局,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

2018年的时候,我在京都游玩,正赶上明治维新、鸟羽伏见之战150周年纪念,作为当年幕府军与倒幕派掐架的主战场,京都搞了不少纪念活动。但我围观的时候就觉得志特别吃惊:原来日本人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是比较宽容的。他们既肯定萨长等维新派,却也不否定或谴责幕府那一方。

甚至,像新选组、会津藩这种在佐幕的“反革命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残酷镇压过维新志士的“反动势力”,在日本国内也粉丝众多,好多文化、娱乐产品都是把他们拿来当正面人物来弘扬、刻画的。

这实在太奇特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去粉“反革命”呢?

还有,我记得小时候看一部电视剧叫《走向共和》,里面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快刺刀见红的时候跑去密会来中国游历的伊藤博文,梁启超跟他说,我们现在搞的围园锢后(慈禧),就是你们当年的倒幕么!咱是革命同志啊,希望贵国能支持我们。

结果伊藤博文跟他说了一大顿,那个大体意思是:梁先生啊,不是这样的。你们维新党老拿我们当成功案例忽悠你家皇上,但我们到底是怎么把那事做成的,你们真的就知道个皮毛。

我没有看到过相关史料,这段对话应该是纯演义,但我觉得这番对话抓住了历史的一个要点——从梁启超那会儿开始,我们对日本的倒幕运动、明治维新,甚至上追整个日本历史,都误会极深。

但日本幕末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明治维新又到底是怎么搞成功的?那个剧里没有深谈,我来试着聊一下。



要理解日本从幕末到明治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必须先聊一聊德川(江户)幕府。

创立这个幕府的德川家康,本身就是个挺有意思的小老头。
虽然他被广大日史爱好者调侃为“德川老乌龟”“天下第一忍者”,还留下来“那是味增汤!”之类的千古名句。但实际上这个人相当了得,他的性格让我想起古罗马的戴克里先大帝或中国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洞悉人性,并懂得通过这种洞悉去达成自己的权谋和野望。

他怎么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面前装孙子,怎么对待丰臣秀赖,以及怎样忽悠伊达政宗等大名,白嫖他们的战力,本来都是非常值得一说的事情。但这里我们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谈一谈在德川得到天下之后面临的局势。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府,他接手的那个摊子非常烂,用游戏术语来讲,绝对是地狱模式。

日本这个国家的先天地理环境就非常不适合统一政权的建立,这个国家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全是山脉,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国土是平原。而且这些平原是被山脉高度撕碎的,比如东京所在的关东平原、京都所在的近畿平原、名古屋所在的浓尾平原……它们彼此之间都相隔遥远且有崇山峻岭阻隔,中间的通路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一旦发生战乱,把几个关卡修个城堡,把要隘一卡,千军万马打过来都没辙。所以古代日本人打仗,玩别的说实在的都挺菜的,但唯独对修城堡这事儿一直特别认真,属于防御天赋点满了的民族。
理由无他,因为日本这个地缘本身,就是能让所有山大王们狂喜的军阀割据型地缘。

而更糟的是,全日本不存在中国华北平原这样沃野万里的中心平原,这导致了农业时代的中央朝廷无法基于自己的直属领地建立一支拥有绝对优势的军队去弹压各地,所以日本天生不具备大一统国家的天分。

公元七世纪日本搞大化改新,能强行学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样子过去,是因为当时日本朝廷的核心地带,主要还是近畿平原那一片地方。
但随着技术的传入,日本势力沿着本州岛不断东北方向渗透扩展,问题就出现了:处在近畿的中央朝廷无法也无力对分散在各地平原上的农耕区进行有效的田产统计和税收管控,中国唐代赖以立足的“班田收授法”在日本执行起来成本实在太高了。
于是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只能开始“开倒车”,规定这些地区的田庄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贡赋,就可以自由在当地开垦新的土地而不加税。
这个权宜之计长期化之后,就形成了各地庄园主“不输不入”的特权。

从九世纪中叶起,豪门贵族和寺院开始获得不纳赋税的权利,是所谓“不输”;
到了十一世纪,这些豪强又取得了拒绝朝廷各级官吏及法令干涉庄园事务的特权,是所谓“不入”。

朝廷不管,那谁来维持治安呢?这些不输不入的田庄自己拉起一帮家丁看家护院,就成为了后来的武士。

这就难怪日本人爱搞下克上了——从“不输不入”成型到明治维新,日本这个国家在被武士统治的这一千年里,其实天天都是在上演“极品家丁”。
你可以看到,当散碎在日本各地小平原上的田庄因为“山高天皇远”而不受朝廷遥制之后,这个国家其实已经破碎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而这个带枪带刀的草头王,就是武士阶级。

12世纪末标志着武家崛起的源平合战(战史称“治承·寿永之乱”)开始算起,日本连续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战乱,德川家康开幕之前建立的那两个幕府都没有建立稳固而有效的统治。先是武士代表的“武家”与天皇政府的公家争权,后来又是各地武家内部彼此抢地盘。

从整体上讲,这400多年里日本越打越碎、越闹越乱,打到最后,恨不得每座庙、每个村都有自己武装力,各地大名们一人一个号,各吹各的调,也就是很多人所熟知的战国乱世。

按这个趋势来说,德川家康即便建立了幕府,顶多也就像之前的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一样撑个一百来年就拉倒了,中间还免不了不停的战乱和大权旁落。实际上,他之前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乱世不好终结。
但德川家康却做成了,他的幕府整整持续了265年,且中间只在前期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战乱。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太善于“借势”。
“东照大权现”
的确,日本如果是一个存在于欧亚大陆上的国家,估计早就因为长期战乱导致的离心力而解体了,人类历史上越靠近欧亚大陆的中心,文明更迭越频繁,无数辉煌的古文明消失的连灰都不剩,就是这种“地缘力学”使然。

而日本能在17世纪初能维持“散装但不破碎”状态的根本原因,除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代相继崛起的枭雄的“天下布武”,用武力胁迫各藩认其做大哥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它非常特殊的岛国环境,让低技术状态下的外来文明暂时难以对其施加更强的影响。
而这种特殊地缘下又产生的更为特殊的天皇“万世一系”传统,让日本人觉得不管他们内部怎么打,自己好歹都还处在同一个天皇的统治下,虽然这哥们当时已经不管事儿几百年了,但有他和没他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武力、天皇和岛国地缘,这是维持当时的日本“散而不碎”的三大原因。而德川家康和他的幕府所做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三个条件,力图把这个“散装国家”重新同合起来。

是的,对一个“散装国家”的重新整合,这是看懂德川幕府两百年价值的关键所在。

那么,德川幕府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依靠幕府的武力,德川幕府推行了即便在世界范围看也空前严格、绝无仅有的“参勤交代”制度。
所谓参勤交代,大体而言,就是要求各地大名无论住的多远,必须每两年中必须有一年搬到幕府所在的江户城来,陪着将军一起住,并且将自己的继承人送到江户来培养。

多说一句,这种将各地分封贵族硬“请”到首都来,通过模糊他们的地方身份来完成国家统合的招数,同时代的法国其实也在搞,并最终搞出了世界知名的“巴黎大都会”和“凡尔赛文化”。面对怎么“反封建”,德川家康和太阳王路易十四,真的是想到一块去了。

跟同时代的法国一样,德川幕府这一招最高妙的地方,并不在于把各地大名绑到江户来当成“肉票”,而是塑造了一种上层社会的身份共识:
想象一下,这些大名,生在江户,长在江湖,青年时代又在江户受教育,彼此很可能都是一块读书的发小和同学,长大“就藩”之后又有一半的时间在江户城居住……
那么请问,他们的身份到底各藩的领主还是江户人呢?
这个问题就很耐人琢磨。

至少到了两百多年后的幕末时代,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各藩国的藩主们在各地实际施政中的存在感其实已经很稀薄的了,各地带有强烈地域气质和地方本位观,非要死守着旧体制不放的,更多是他手下的家老、重臣甚至普通藩士们。
幕末维新运动中,我们看到活跃的人物、像什么坂本龙马、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等,这些人的身份都是“藩士”,是他们在代表各藩在活动,本该影响力更大,更容易造成地方分裂的藩主们反而存在感稀薄——因为他们大部分早已乐得当个江户富家翁了。

明治政府后来推行“废藩置县”,要求各地大名“版籍奉还”,你不感觉奇怪么?这个活儿在任何封建国家本来都是难度系数爆表的“不可能的任务”,唯独日本很迅速的就把这任务完成了,为什么各地藩主几乎没有什么抵抗,痛痛快快就把地交了?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帮藩主早把自己当成了“江户人”(那会儿该说是“东京人”了),对他们来说,这藩废不废,版籍还不还,有啥区别吗?——反正我平时都在东京住,废藩置县以后俸禄照领,我还省的每隔一年去“外地”出一趟差(就藩)。这是好事么!

曹雪芹说: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
德川幕府,就是用这种方式,极大的消减了日本社会原本最难解的病症——地方本位主义。为后来明治维新的国家真正整合铺平了道路。
其次,对于天皇,这就更有意思了。咱中国人想象幕府时代德川家和天皇家的关系,觉得那肯定就是曹丕和汉献帝、司马昭和高贵乡公,卿不死孤不安那个感觉。但现实恰恰相反,幕府时代大部分将军与天皇的关系,其实还是蛮融洽的,幕末甚至一度想搞“公武合体”——咱两家合一家,报团取暖算了。

日本幕府之所以不像曹家和司马家一样急于把皇上赶下台,自己名正言顺的坐江山,本质上也是因为前文说的日本那个坑爹的地理环境——山脉纵横,平原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好不容易有个天皇大家都认,捏在手里正好可以弹压各地诸侯,把天皇废了,江山重打一遍?山高水远,你打的下来么?

中国魏晋之际,司马家要代曹,淮南叛了三次,但中央朝廷就有能力用武力讨平其三次,这就是我们中原地缘环境的特点——中原粮产区一拿稳,我想干嘛干嘛,换个皇帝跟玩似的。

可是日本没有这个条件啊,对于幕府来说,有天皇在的时候,你还是“征夷大将军”,好歹能给其他大名一种“钦定”的感觉。但没了天皇你能算啥呢?无非领土上粮食产量比我们多个几万石而已么!凭什么让我听你的?

这就导致了德川幕府在坐稳江山之后,不仅不能削减天皇的权威,反而要抬高天皇地位,让大名、武士甚至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要对天皇效忠。这样才能方便幕府更好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家都拿“天子”当盘菜,你“挟”着他才有意义么!
可问题就来了,幕府体制下,各藩各自为政,幕府不能通过政令的方式一杆子捅到底,那怎样完成这种宣传呢?

回答是办教育

让更多的人识字、读书、明礼、进而接受儒家“忠君”、“尊王”思想的洗脑。

这就是为什么江户时代,幕府几乎偏执的拉高全日本受教育率的原因。

其实幕末时的日本,民众识字率就已经很高了。1874年,俄国学者梅契年科夫来日本讲学,他在《回忆明治维新》中,惊叹日本的民间识字率之高,就连车夫、女佣这样的底层百姓一有空就看通俗读本。据他了解,明治前江户城里青少年的就学率达到70-86%,识字率超过50%,而在同时期的欧洲,英国的识字率是20-25%,法国是14%,沙俄首都莫斯科约为20%,沙俄农村则连10%都不到。老梅头特别惊叹——你们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日本这种惊人的识字率得益于江户幕府对教育空前重视,早在1632年,幕府就开设了国家级教育机构——“先圣殿”,讲授孔朱儒学。接着,又开设了官学“昌平坂学问所”——以孔子的出生地昌平村而命名。同时颁布律令,要求各地大名必须在自己藩国推行儒学,全国二百多个藩国也纷纷开办藩校,类似于地方政府办学。
江户时代,武士阶层是百分百识字的。而民间,幕府则鼓励开办普及基础教育的寺子屋和更稿一级的私塾。寺子屋是不征收固定学费的,跟我现在干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写作类似,家长们根据自己的财政状况自愿“打赏”一下老师即可。
“打赏”老师两斤大米就能上的普及学校——江户时代的寺子屋。
而在这些寺子屋和塾中教课的老师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将军还会定期召见其中的优秀者以资鼓励。
也就是从江户时代开始,“先生(せんせい)”这个词在日本成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敬称,因为它是专门用来称呼幕府和全社会所尊敬的老师的。

而借助儒家思想将“尊王”调门喊的最高的“水户学”,就起源于德川幕府当时最亲近的一个藩国——水户藩。我以前初读这段历史的时候觉得特别奇怪——当着实权将军的面喊“尊王”,这多大的胆儿啊!将军不削你么?后来想明白了,这事儿其实就是将军鼓励的。水户藩搞的就是“奉旨尊王”。

德川幕府为了强化自身的集权而鼓励“尊王”,为了普及“尊王”思想而推广儒学,又为了推广儒学而办教育。最终产生了日本民间识字率极高这个副产品。这一番演化表面上看似乎是“意外之喜”。但你细想一下,会发现其中有些道理是注定的。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叫“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怎样构建这个“想象共同体”,传统国家与近代国家所采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通过推广教育帮助国民构建想象共同体这个思路,是近代国家的理念。而传统国家,像我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虽然也会使用礼乐教化,但更多可以直接使用行政强力去强迫你认同。而江户时代的日本,由于松散统治的德川幕府不具备穿过各地大名,用强力强行让基层社会认同“想象共同体”,不得不采用“兴学”这个“曲线救国”的方式,反正在各地办学校的钱也是大名们出,幕府只要带个头、立个规矩可以了。

而这一手,又让日本误打误撞的摸进了近代国家的门槛,造就了幕末日本畸高的识字率,以及其背后更为重要的——社会普遍的、基于“尊王”思想的国家认同。

最后,利用日本岛国的这个地理优势,德川幕府发布了日本史上绝无仅有的锁国令。

锁国令似乎是个非常反动落后的东西,它让人想起了隔壁大清朝同期执行的闭关自守。

但这两个相似命令的动机刚好是相反的——大清朝的闭关,除了清朝皇帝想打击反清复明的东南海商集团那点小心思之外,更多是出于一种“天朝无所不有,原不需与蛮夷互通有无”的文化自大情绪。
两千年的大一统王朝的强力统御,让中国本来并不存在因外来文化传入而出现内部碎裂的担忧,我们一直是非常自信的。只是乾隆皇帝们是真的打心眼里觉得“海外蛮夷”没什么值得咱学习的,所以才闭关的。
而这个观念,又是当时中国从士大夫阶层到贩夫走卒都接受的——当时的大清,哪怕你一文不名、穷困潦倒,你也会发自内心的觉得生在大清挺幸运的:俺虽然饭吃不饱,老受官老爷的欺压,总比那些红毛蛮夷的化外蛮邦强过的强些吧!他们还茹毛饮血呢!生在天朝上国,你就偷着乐吧。
而与之相比,德川幕府的锁国,其内核实际上是一种刚好相反的文化自卑。

其实在日本战国时代末期,随着种子岛铁炮、南蛮具足、以及“兰学”思想的传入。日本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落后于西方了。所以德川幕府在建立伊始时,并没有立刻颁发锁国令,“兰学”在幕府上层依然是受很多人欢迎的。

但1637年,日本发生了以九州岛天主教徒为主力的“岛原之乱”。让德川幕府察觉不对头了——原来日本(尤其是当时的九州地区)有那么多人信了洋教,想跟着洋鬼子混啊!
的确,就日本当时那个又穷又“散装”的状态,西方文明的传入对于各藩国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而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不先锁国、进行国家的内部整合,那么率先于西方接触的西南各藩就会在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等各方面远远甩开幕府和其他藩国,最终导致这个国家再度陷入碎裂。

所以,锁国令这个“锁”字其实非常形象,它真像一把锁链一样通过隔绝外部的方式,强行将日本国内的各藩捆在了一起,强迫各藩增加其内向凝聚力,从而方便幕府消除战乱时代留下来的残余割据势力。

而这种闭锁政策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巨大的,1633年第一份锁国令颁布之后,日本就开始频繁的陷入因贸易收入锐减、商品不流通而出现的经济萧条甚至饥荒当中。失去了海外贸易商税的各藩不得不加重农税、克扣武士俸禄,过穷日子。两百多年的闭锁政策沿海各藩的很多大名、武士、商人都憋坏了。

所以日本社会的中上阶层,对于开国这件事,心态跟当时大清的士大夫是有微妙的不同,1853年美国将军佩里率“黑船”扣关的时候,日本很多武士和商人是带着一种跃跃欲试、迫不及待的心情等着这一天的——觉得你幕府装了两百多年的缩头王八,装不下去了吧?赶紧把国给老子开了!

比如思想家吉田松阴,一听说“黑船来航”,是第一时间爬到佩里的船上去要求对方带着自己去看看美国长啥样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佩里这个敲开他们国门的美国将军没有恶感了。我觉得这不是畏强或实力主义,而是打从一开始,日本人就知道锁国令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很多人甚至一直把这个律令当做了锁链甚至囚笼。于是对于帮助他们“越狱”的佩里,他们当然讨厌不起来。


更有意思的是,对于“西方比日本强”这一点,幕府自己也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毕竟这两百多年里,幕府也并没有真的闭目塞听,荷兰商人给他们捎来的报告西方新闻的“风说帖”他们一直在看,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这些欧美“最新动态”,幕府的家老和老中们也都同步关注了的。

于是到了19世纪中期,眼看着隔壁大清鸦片战争打完,幕府察觉到技术演进导致这个国实在锁不下去的时候,锁国令自然该废就废了。

事实上,在后来整个开国的过程中,当初颁布锁国令的幕府反而是对开放最没意见的,成天喊着“攘夷”的主要是一帮底层小虾米(这个我们以后再说)。顶层幕府、加上商人和开明武士都支持开国,这就让整个日本的近代化改革阻力,比同时代的大清少了整整一个量级。
综上所述,德川幕府这两百多年,对于日本来说,就好比是一个运动员在跳跃之前,进行的助跑和下蹲——
在经历这个时代之前,日本是一个并不具备开国能力的“散装”国家,如果日本在战国时代末期而不是幕末遭遇“黑船来航”,那么它最好的结果可能是小一号的印度,外来的强势文明会轻易的把这个“散装国家”撕碎,像印度那样由一个“东印度公司”资助各地的王公(大名)继续封建割据,即便以后再勉强实现民族觉醒和国家统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日本。

而在经历了德川幕府之后,日本用这宝贵的两百多年愈合了自己战乱的撕裂伤,从一个散装的“天下”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家。参勤交代制度帮助日本完成了反封建的政治统合;幕府刻意推广的文化教育让日本社会基层具备了近代化必须的基础教育与国家认同;而锁国令在强行捆绑这个散装社会的同时、也积累了日本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心。

你若问我德川幕府是封建而反动的么?那我回答肯定是的。
但很奇怪,德川幕府的这种封建和反动之中,却又暗藏着某种进步——相比于它所接手的那个战国时代,它是进步的。这两百年的承平和演进让日本凑出了一副能到近代化世界中去搏一搏的底牌。

《走向共和》里,李鸿章按着梁启超的肩膀说,“卓如啊,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这话没错。但一代人能不能干好一代人的事,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德川家康和他创设的幕府,就是干好他那一代事的一代人,幕府虽然是封建、反动的,但却不腐朽,它是一个放在世界历史中看也非常奇特的“进步的反动派”。作为“被革命对象”,这成为了日本幕末维新之所以能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底色。

未完待续……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九千多字,抱歉,实在是写的手酸了,容我歇歇。
这个话题真要写起来实在太长了,今天先到此为止吧。
我会把这篇文章写成一个系列,在本号上不定期更新,本篇只能算一个序章,从下一章开始,我们才会真正进入日本幕末史,分析黑船来航和被它所惊醒的日本。

作为系列的序章,希望能有个好反响吧,您的支持和关注将决定本系列的更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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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9000字,感谢读完,长文确实不易,跟喜欢的朋友求个三连加关注,多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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