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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会回来了

最人物出品 最人物 2021-09-21

时间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子、顾城相继离世,北岛远赴国外,芒克改行画画,才貌双全的易知难,点燃了手里的烟……

他们是从同一年代走来的同路人,这种情谊不可替代,让人眼眶温热。

八十年代的人们在新旧嬗替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一部宏大的叙事,时间缝隙中的清白脸庞,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依然清澈。

多年之后,北岛写下那段著名的诗句: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曾经年轻的生命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他们凝望着无需言语的古柏,才得知人生的伤痛是如何不足为道。

那些贫瘠的山河愈发荒凉,时代变幻,如此纯粹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诗人已经死去,诗歌逐渐腐烂。那些有血有肉的过往,成为记忆,逐渐被画上休止符,他们是归来的异乡人。

玻璃晴朗,橘子辉煌。老去的不再年轻,远去的不会回来。

那个时代,结束了。



 

1978年12月22日傍晚,牡丹牌收音机里播放着公报,连续多天没合眼的年轻人们凑在一起,为《今天》杂志做着最后的收尾。

 

这份先锋主义文学刊物,反抗的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卑鄙。

 

《今天》最潦倒的时候只有芒克和北岛两个人,每个月领6元钱工资。

 

天刚蒙蒙亮,北岛与芒克骑上自行车,怀里抱着刚出炉的刊物与浆糊塑料桶,朝着西单的方向骑去。

 

芒克与北岛


等待他们的,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年代。之后,这样纯粹的日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与诗意迸发的年代,那是许多知识分子心中的乌托邦。

 

当时代从迷茫中回归人性,人们的生活虽不富裕,精神却是丰满的。

 

那是一个作家堪称“流量”、受人尊重的时代,涌现了北岛、莫言、冯骥才、路遥、史铁生等一批著名作家。

 

字句在历史的墙壁上不由分说地存在着,无处不在,又一言不发。

 

北岛在《今天》的创刊词中严肃地写下:“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北岛


 

回到久远的八十年代,北岛住在什刹海的三不老胡同1号,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冯骥才住在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他们的家不过几站公交车的距离。 

 

那时,一壶酒就可以让三两好友聊一整夜,他们有着高山流水般的默契与单纯。

 

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如果有人淘到了一本新的国外诗集,蹬着三轮车就聚到了一起,坐在路灯下的马路边,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聊诗歌。

 


以北岛、海子、顾城等人为代表的诗人们,在激情澎湃的时代,将自己的生命与理想无所保留地投进了诗歌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句子,见证着80年代初文学青年掀起的热潮。

 

1973年,芒克写下那句著名的诗句:

 

“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

 

年轻时的芒克


那年,顾城开始学习画画,写诗也日渐进入社会性作品的阶段。

 

期间,他回到北京在厂桥街道做过锯木工、借调编辑,在《北京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过作品。

 

1977年,顾城在《蒲公英》上发表诗歌,引起剧烈反响,之后与江河、北岛、舒婷、杨炼并称为五大朦胧派诗人。

 

顾城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写作的人是敏感的。

 

在顾城写下孩童般纯真的诗句时,远在安徽怀宁县的海子,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

 

那年,他才19岁。

 

如此年轻便成为大学老师,这样的身份直接等同于那个年代的“成功人士”,然而海子偏偏喜欢写诗。在学校,他是出了名的固执,从不参加活动与会议,独来独往。

 

海子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浓烈的孤独、明亮的真实,海子是一个过于纯粹的诗人。

 

在政法大学,他的工资被扣到所剩无几,还要挤出钱来给老家的父母与弟弟。

 

物质的贫瘠与精神的丰富,反复拉扯着敏感脆弱的海子,他逼仄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床与收录机。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

 

这个热烈而悲凉的天才诗人,最终选择在冰冷的铁轨上告终生命。

 

1989年3月26日,在那个冷风侵人的初春凌晨,海子带着四本书,坚定地走到山海关。

 

他最后抬头望了一眼这尘世,从容地躺在冰冷的铁轨上,那个离土地最近的地方,等待呼啸而过的火车从他单薄的肉体上碾过。

 


海子


没人知道,当火车的轰鸣声渐行渐近时,他的脑海中呈现了怎样的画面。

 

他或许在想念自己爱人的脸,他或许根本不屑回望那个精神贫瘠、鸡零狗碎的工业社会。

 

自杀那年,海子才25岁,他最后的遗言非常简短: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将自己的生命停留在25岁的路口,顾城则在1993年,与妻子谢烨发生冲突,用斧头砍向妻子,顾城随后上吊于树上自杀。

 

那年,他37岁。

 

当顾城举起斧头的时候,任何落在他身上的诗意都已经不再重要,他只剩下一个身份——屠夫。

 

顾城与妻子谢烨


 

回想1986年12月,为了庆祝《星星》创刊30周年,诗人们在成都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

 

北岛、顾城、谢烨、舒婷……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们纷纷前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聚齐,也是最后一次。

 

人们的脸上闪烁着真诚的笑容,人像摄影师肖全摁下快门,那一张张动人的脸得以留存。


1986年星星诗会

由左到右:舒婷、北岛、谢烨、顾城、李刚、傅天琳

 

“肖全,我认识你那么久了,你还没给我拍过一张照片。”讲这话的人,是易知难。


1990年,成都。肖全在易知难的琴房给杂志写崔健的解说词,一回头,看见易知难倚靠着钢琴在抽烟,神情忧伤,不一会儿眼睛里就满是泪水。


肖全并没有与她交流,也不知她的悲伤从何而来,只是将那个瞬间拍了下来。


易知难 1990年5月  肖全摄


因为这张黑白胶片,易知难走红于成都文艺圈,她的身上散发着不可替代的气质,清楚区别于周围其他人。

后来的她销声匿迹,人们都在找她,反复试图寻找易知难的消息。

面对想要打探自己平静生活的外界,她只说了四个字:“今昔何惜。”

人们所追逐的不过是三十年前的易知难,如今她已经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松开了紧皱的眉,一切都过去了。


肖全与易知难


除了易知难,肖全镜头下还有一个著名女人——三毛。


那个为了爱情远赴撒哈拉沙漠的女子,1990年9月,三毛从西藏回到成都呆了几天,肖全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在成都老巷子拍了这个自己仰慕许久的传奇女作家。


拍完照后,她随性地说了句:“咱坐三轮车回去吧。”


三毛是个极度浪漫的人,她曾说:


“很多年以后,如果你偶尔想起了消失的我,我也偶然想起了你,我们去看星星。你会发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你笑,好像铃铛一样。” 

1990年9月22日成都


三毛与肖全


1991年1月4日,肖全拍完三毛4个月后,三毛自杀了。


她没有留下遗书,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的生命永远留在了48岁。


经历过人生种种境况,才知道生活的卑鄙与残暴,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重重迷雾中,纷纷觉醒,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朦胧派诗人莫属北岛。

 

对痛苦格外敏感的北岛,也许受其父亲影响最大。

 

北岛的父亲赵济年算得上半个文化人,是茅盾、张恨水、鲁迅的书粉,可见其读书种类之杂。

 

他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可见爱好之广。

 

北岛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自然成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父亲是他文学记忆的起点。

 

年轻时的北岛与父亲


物质与精神同样饥饿的少年时期,试图反抗秩序的文革时期,也一直是他身上挥散不去的人格起源。

 

1969年,北岛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城建公司当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过着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生活。

 

直到1970年春天,当北岛和几个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有位朋友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给他强烈的震撼,随后开始写诗。

 

北岛


在正式写诗前,他独自到海边生活了一段时间,因而之后他的诗中充满灯塔、岛屿、船只的意象。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在北岛离开建筑工地时,好友芒克来到白洋淀插队,次年也开始写诗。

 

1976年,芒克回到北京,两年后与北岛共同创办文学刊物《今天》,他们找到一间偏僻简陋的平房,将头脑中的思想灌输于破旧的油印机与纸张。

 

北岛是民国生人,芒克是新中国生人。两代人,就差一岁。

 

两人的笔名,极具戏剧性。

 

芒克的笔名是北岛起的,因单薄的外表,绰号“猴子”,便起了"Monkey"的谐音字。

 

北岛的笔名是芒克起的,两人有次在晚上骑自行车,芒克想起北岛是南方人,但一直生活在北方,那时北岛出了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里面多次出现小岛,最后取笔名“北岛”。

 


好友二人先后把《今天》杂志贴在各大文学报社的门口,还有各大高校。

 

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负责这件事的,是入学不久的陈凯歌。

 

陈凯歌,1986年,肖全摄


那年秋天,北岛与芒克创立文学刊物《今天》,一个全身落满黄土尘末,背着沾满黄土的行装,脸庞黝黑的年轻人,走进了西安建国路71号院的《陕西文艺》。

 

他是从延安大学前来报到的路遥。


路遥



路遥自小生活在一贫如洗的家庭环境中,衣衫褴褛,贫瘠的生存窘态,让他不敢走到人前。


食不果腹、被人讥笑,成为他童年最深刻痛苦的记忆。

 

如此困顿的经历,决定了他日后的创作主题,始终围绕着农村的知识青年,如何生存的故事。

 

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路遥的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

 

大家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身上,看见黄土高原的土气背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1977年,《陕西文艺》恢复了刊名“延河”。

 

路遥有机会得到知名作家柳青耳提面命的指导,他通过文章《病危中的柳青》和《柳青的遗产》,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意。

 

路遥


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路遥多次为柳青扫墓。有一次,他在前辈的墓前辗转多时抽烟沉思,突然跪在墓碑前,失声痛哭。

 

那一刻,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1978年,路遥创作了六万字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寄到各大刊物纷纷被退回,最后稿件便有了在五家刊物旅游的经历。

 

路遥心生绝望,想把自己写的稿子烧掉,万分挣扎后,他最后投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心绪极为低落的他心想如再退稿,就付之一炬。

 

路遥


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

 

没几天,路遥就接到了全国发行量最高的《当代》独具慧眼的主编秦兆阳的亲笔信。

 

秦兆阳热情肯定其创作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与他商量:可以就此发表,但如果愿意修改,请到北京。

 

路遥背起行囊,来到北京,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做了认真的修改。

 

路遥


1980年秋天,修改后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1980第三期,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极大地提升了路遥创作的自信,他曾说:

 

“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

 

同年秋天,史铁生肾衰竭初发,他在轮椅上已经坐到了第三十三个年头,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


地坛的路面上,留下过无数的轮椅压痕。


史铁生


曾有人问史铁生,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

 

他认真思考后,回答:“走投无路沦落至此。”

 

这不是自谦使然,21岁那年,史铁生提前起进入人生的暮秋——他的腿,不能走路了。

 

年轻的生命站着走进友谊医院,躺着从医院出来,当时的他绝望到极点,差点要跟大夫打架。

 

当年下乡插队时,他只是感到腰部阵痛,吃了药物拖延着。回到北京前,史铁生与好友一同登上了华山,这也许是他患重病前的最后一次壮举。

 

那时他还不能预见到“透析”的未来,那时的北京城仅限三环路以内。

 

史铁生躺在病床上



两腿初废时,史铁生曾暗下决心: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


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他抬进院子,一见杨柳和风,他的决心即刻动摇。

 

之后又有友人们常探望,带来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史铁生的心就越发地活了,设想着,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算不得什么丑事。

 

路无法再用腿去走,只能用笔去找。

 

史铁生


1981年,史铁生发表处女作《秋天的怀念》纪念去世的母亲,震惊文坛,他心想:如果母亲能再多活两年,就能看到了。

 

 “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之后颇负盛名的《我与地坛》,承载着史铁生最后的自我救赎。

 

史铁生在地坛公园


地坛与他建立了某种关系,史铁生坐在其中,凝望着无需言语的古柏,才得知人生的伤痛是如何不足为道。

 

他的一腔笑意下,尽是爱与真诚,没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地坛的气场抚平了史铁生内心的痛苦。

 

史铁生


史铁生经历人生的转变时,余华在忙着对付别人的牙齿。


这年,是余华做牙医的第五年。他观看了无数张开的嘴巴,拔掉了一万颗牙齿。

 

那无数个张开的嘴巴,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烦闷与无聊。后来,他在散文里写道: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彼时,与无数颗陌生的牙齿打交道的余华,不会想到,14年后,自己的小说《活着》会让导演张艺谋大放异彩,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开始写小说,1983年,余华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喜欢上了他写的小说《星星》。

 

这次改稿回来后,余华如愿得到了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他梦寐以求了很久,因为可以喝茶、看报。

 

年轻时的余华


三年后一个冬日的下午,他在浙江海盐一间临河的屋子里,意外读到了卡夫卡。

 

生活的本质是荒诞的,那种带有先锋性质的写作方式,冲击着他的内心。

 

余华说:“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随后,受卡夫卡影响,26岁的余华完成了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文字锋利却不见血,让人直视其筋肉组织。

 

余华


很快他就赢得了鲁迅文学院的关注,邀请他到创作研究生班学习,并调到了嘉兴文联,当时他的同学中就包括莫言,两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

 

彼时的莫言已经发表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轰动。1988年,由张艺谋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红高粱》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两人第一次相见的场景十分有趣,自小在农村长大的莫言见到黑黝黝的张艺谋,以为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长,顿时心生好感。

 

“我对张艺谋了解了一番,他担当摄影的《黄土地》我很喜欢。”

 

张艺谋与莫言


开拍之前,莫言把剧组的所有人都请到自己家里去,有张艺谋、巩俐、姜文,也有顾长卫。

 

因为高密农村的一片高粱地,他们聚到了一起。红高粱有特别的语境意义,就算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经历多少风吹雨打,都能埋头成长,生生不息。

 

莫言、姜文、张艺谋三个男人光着膀子合了一张影,巩俐站在旁边笑靥如花。

 

由左到右: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当时这几个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日后将成为影视界的重要人物。


那一年,张艺谋37岁,莫言32岁,巩俐22岁。


当时这几个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日后将成为影视界的重要人物。


更没有人知道,多年以后,莫言将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电影上映后,在当时一张电影票几毛钱的情况下,最后炒到了10元一张。

 

37岁的张艺谋凭借这部电影,走上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一片高密的红高粱连接了他与土地,也让他读懂莫言。

 

张艺谋

 


1994年,张艺谋又改编了一部经典小说作品《活着》,作者是余华。

 

他用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巨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将苟活作为唯一生活目标的惨况。

 

悲剧接踵而至,令人无法喘息。

 

在余华的作品里,经常会有血腥、绝望的场面,他一反之前文学世界里的温情脉脉和梨花带雨,而是将悲痛最大化。

 

张艺谋看中了这部小说里通过福贵一生经历,反应那个时代中国人命运的深刻寓意。

 

最终,余华的小说《活着》被搬上了国外电影荧幕,取得巨大成功,在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大获全胜。

 

1994年电影《活着》剧照

福贵(葛优饰)与家珍(巩俐饰)


当时只有29岁的巩俐,将朴实的家珍演绎得让人心碎。


在她的眼泪与笑容中,我们看见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1994年电影《活着》剧照

家珍(巩俐饰)


这部电影直接把张艺谋推到了“第五代导演”的主导地位上,让福贵的扮演者葛优成为影帝,也让当时只有33岁的余华名声大噪,他成为先锋派作家的领头人。

 

在80年代的文坛,总有人将余华与路遥的作品拿出来探讨一番。

 

这两位作家都擅长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不同的是余华亲眼看见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路遥却没那么幸运。

 

他的创作之路,漫长而崎岖。

 


1979年,路遥告别妻儿,告别了西安,远赴延安甘泉县,开始创作给他带来更大自信的《人生》。

 

他在甘泉县招待所创作的经历,几近疯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与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

 

路遥的朋友去看他,只见房间烟雾弥漫,房门后的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摆着硬馒头,还有几块碎点心。

 

屋里的这个人,头发蓬乱,眼角通红。

 

艰苦写作中的路遥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路遥经过21天的苦熬,如同产妇分娩,他十三万字的《人生》诞生了,小说描写了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曲折经历。

 

小说中的高加林、刘巧珍鲜活地走了出来,看似是爱情故事,但路遥要表达的是新时代对年轻心灵的冲击与产生的灵魂骚动。

 

乡村道德与现代意识,感情纠葛与理性判断,个人生活与人生选择间产生的悲剧冲突,旁观者看到的是命运的哀叹,更是对现代意识的诘问。

 

在文坛有所建树后的路遥说,写小说并不比种地的农民高贵。

 

“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

 

路遥与陕西的老百姓在一起


这部小说在《收获》上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路遥生活清贫,去北京领奖的路费凑不齐,他打电话给在铜川矿务局的弟弟王乐天,借了500元应急。

 

借钱到北京领奖多么讽刺,上火车前,路遥骂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火车站。

 

 

彼时的路遥在文坛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存在,然而他依然想要往前走,“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

 

春夏秋冬,时序变换,1985年秋天,身背使命感的路遥,在陈家山煤矿由会议室改造成的工作间里,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漫长创作之旅。

 

路遥《平凡的世界》手稿


那时没有电脑。写作,要用笔,一笔一划地行进。


那几乎是玩命式的写作,在与老鼠为伴的艰苦环境里,他每天写上十几个小时,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最终,《平凡的世界》一共三部终于完成,总字数超过100万字,这部小说耗尽了路遥所有的心血,这是他用命换来的。


当他划上全篇的句号时,索性把手中的那只圆珠笔扔到了窗外。

 

这个39岁的陕北大汉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放声大哭,他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两鬓斑白,泪流满面。

 

六年的时间,这种苦行僧似的写作方式,已经让路遥的身体走向末路,他开始大口吐血。

 

路遥


他曾经如此描述自己的状况:

 

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呕心沥血创作的小说,却遭到了评论家们的全盘否定,当时中国文联公司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只印刷了3000册,基本无人问津。

 

他灰心不已,为了这部长篇小说,路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况。


病床上的路遥


他曾说好的作品最后要经受的是历史的考验,然而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去世。

 

那年,他才42岁。

 

路遥将自己的身躯与精神,永远留在了那片黄土地中。

 


他明白自己在生命与写作之间,选择了什么。

 

如果路遥还活着,当他得知《平凡的世界》已被选为学生必读的文学作品,也被拍摄成为热播的影视作品后,那消瘦粗糙的脸上,是否会有两行清泪。

 

一代人的到来,不是凭空而起,在这其中莫言是幸运的。

  
路遥与莫言

如今距离电影《红高粱》拍摄成功已经过去了34年,诺贝尔文学奖让他声誉斐然。张艺谋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导演之一,被奉观众们为“国师”。

 

那片红高粱却渐行渐远,那些贫瘠的山河愈发荒凉,时代变幻,那么纯粹的日子就像电影一样结束了。

 

1987年,张艺谋在高密的红高粱地拍摄《红高粱》


 

冯骥才的文学之路,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的。

 

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是他一生中注定要背井离乡在此生活近两年的地方,他在这里开始了“借调式写作”。

 

1981年,39岁的他在写给老社长严文井的信中说:

 
“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培养起来的作者,数年前,我是拿着一包粗糙的、不像样的稿子走进朝内大街一百六十号的。那时,我连修改稿子的符号和规范都不知道,是老作家和编辑们一点点教会我的,他们把心血灌在我笔管的胶囊内。”
 

年轻时的冯骥才


他珍藏着很多感人的材料和值得记着的人物,冯骥才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也是“文革”后第一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拿到稿酬的作家。

 

他每天挤在由办公室改造成的房间里写作、睡觉,吃着食堂便宜的五分钱一份的炒菠菜,偶尔到社门口面馆吃一顿三角五分钱的肉丝面,已如富翁般满足。

 

总编辑见一米九大个的大冯生活过于清苦,特批给他每月十五元的补助,他终于可以吃食堂一角钱的红烧茄子或洋葱炒肉片了。

 


冯骥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日子很艰苦,也很快乐。


不写作的时候,与作家们在楼道里打乒乓球、斗斗嘴,或者到院子里的篮球场比赛一场,其乐融融。

 

在修改后的《义和拳》上下册终于出版后,冯骥才破天荒地领到三千三百元的稿费。这对于每月工资五十五元的他来说,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那时,他最大的烦恼是人太红,每天收到读者的来信太多。


很多读者把冯骥才当作最信任的人,往往信的开篇是这样开始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看过太多秘密后觉得心不安,于是写了一篇《作家的社会职责》:我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 

 

冯骥才承认自己有两张面孔。

 

他不回避写作的批判性,也不回避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三寸金莲》和《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两部小说语言风格迥异,都是他。

 


如今,已是79岁的冯骥才依然没有封笔,他用饱满的热情创作了小说《艺术家们》。

 

书中有着与他相似的童年,有同样的物质匮乏。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室,冯骥才找出榨菜,配上粗茶,这样的助兴足矣。

 

冯骥才最爱芦花,家中就挂着自己的芦花画作,历经过灰暗的他,作品中总是充满温情。

 

白岩松不解,曾经向其发问,冯骥才说:“太阳是黑夜下的蛋。”

 

那是80年代,与世界接轨的各种思潮,与被禁锢的思想抗争,冯骥才曾说:

 

“我承认,我有八十年代的情结。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急转弯,也是空前又独特的文学时代。”

 


 

时间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子卧轨自杀,北岛远赴国外,芒克改行画画……

 

这些有趣的人构成了80年代的中国文人群像,正因短暂,所以人们每当念及时,才会唏嘘感叹。

 

由左到右:顾城、舒婷、谢烨、北岛


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拥有不同的人生与命运。这些作家诗人的悲欢离合恰是一代人的真实感受,关于青春,关于理想,关于生活。

 

诗人已经死去,诗歌逐渐腐烂。那些有血有肉的过往,成为记忆,逐渐被画上休止符。

 

芒克觉得人不应该把写诗当成职业,如果有想表达的东西,写就完了。“因为人不能永远处于诗意的生活状态中,现实生活挺残酷的,要忙于生活。”

 

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再次回到阔别了十三年的北京后,北岛哀叹不已。

 

他是一个归来的陌生人。

 


多年后,北岛在《履历 北岛诗选 1972 - 1988 》的序言中,仍然持有自己的那份风骨,如同他在《回答》中反复向所处时代呐喊的: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72岁的北岛心底深处始终有一盏不灭的仅属于自己的灯,此生多寒凉,此身越重洋。


漂泊多年后,他倔强地否认着落叶归根的故土情结。

 

好友芒克彼时已不再写诗,画家是他的新身份,回想起80年代初与北岛一起创办的《今天》,他说:

 

“《今天》还没来得及成熟就夭折了,或者说被扼杀了。尽管后来在海外复刊令人高兴,但其生存的意义已经是另一回事了。任何东西,当它消失时也就结束了,再出现时已是一样新东西。”

 

芒克


芒克很容易满足,物欲极低,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对于遥远过往的故事,他总是轻描淡写。

 

在他看来,诗歌消亡与否已和他关系不大,既然每个人都还活着,就都算幸存者。

 

这是他想要的今天。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身背吉他、双眼紧闭的崔健,唱完《一无所有》后,给那个干涸的岁月里,带来某种觉醒。


回想那一夜时,他说:“太容易了,好像被时代贿赂了。”

 


崔健


之后,崔健读到了北岛的《我不相信》,内心备受震撼。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由左到右:崔健、北岛、芒克

崔健不喜欢谈论80年代,他毫不掩饰地说:“我讨厌。”


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晚上。

 

看过世态炎凉的芒克,回看那个遥远时代发生的种种,他的回答总是不携风也不带雨,平和妥帖。

 
芒克

1998年,史铁生的肾病愈发严重,最后恶化为尿毒症。他拒绝接受命运的安排,没有轰然倒下。同年,他的长篇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那年冬天,北岛回到国内,约了一帮昔日好友,前去探望史铁生。

 

他们在街上看到有卖羊头肉的,想着这吃食是史铁生这小子的最爱,定要买两斤捎带到他家里去,如果他在家就聊一会,如果他去医院做透析了,就把肉挂在门把上。

 

“挂在门把上”这一举动,让人倍感亲切,他们是从同一年代走来的同路人,这种情谊不可替代,让人眼眶温热。

 

史铁生与妻子陈希米


北岛他们敲了敲门,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打开了门,他在家。

 

看见一群昔日好友,史铁生笑得很开心,他们围成一个圈,挤着坐在一起,聊慰回不去的美好年代,还有一起经历过的雨雪风霜。

 

那个房间很小,大家腿挨着腿坐着,有那么一瞬间,仿佛80年代的岁月又回来了。可聊起各自近况,大家心知肚明: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回不去了。

 

前面为北岛和舒婷


 

北岛九岁那年的春天,他曾跟随父亲前往北海公园游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阵阵寒意袭身而来。

 

父子二人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北岛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儿子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

 

北岛愣住了神,抬头望着父亲,很久没有缓过劲儿来。

 

多年之后,他写下那段著名的诗句: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北岛


80年代的文人们在新旧嬗替的变化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一部宏大的叙事,时间缝隙中的清白脸庞,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依然清澈。

 

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去世了。

 

距离他60岁生日,还差5天。生前他早已写好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

 

那是一个寒冬,窗外冷风吹得毫无感情,后半夜北京的空中飘起了雪花。

 

左二为顾城,右一为北岛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转眼离创办《今天》刊物杂志过去四十多年了,已71岁的芒克不是个怀旧的人,也不再写诗,面对想要窥探80年代的后生,他说:

 

“我从来不会怀念任何年代,我觉得现在挺好。”


 部分参考资料:  


    1、《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汪兆骞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20.1    2、《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6月出版),“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编    3、《凌汛》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冯骥才    4、陈泽顺:《路遥的生平与创作》,《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5、路遥:《路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6、马原,《重返黄金时代》,吉林出版集团    7、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8、《余华与卡夫卡的相遇》    9、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 91页    10《我的轮椅》史铁生,原载2008-2《收获》杂志《八十年代》专栏    11、芒克 专访    12、《八十年代访谈录》,2006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社,查建英    13、《冯骥才自述》,2003-09-01    14、冯骥才,《激流中》,人民文学出版社     15《史铁生传:从炼狱到天堂》,赵泽华,陕西师大出版社    16、北岛:《写给父亲》
    17、北岛接受采访:我依然很愤怒   18、北岛:《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    19、吕彦妮:史铁生离开十年之后    20、芒克:活着就算幸存者,凤凰网文化    21、【芒克采访】原谅我的无知,但中国人觉得“自由”不重要吗?
图片来源:网络、书籍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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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怀念任何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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