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在《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来自赤道的危险病毒，可以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城市。

这曾经听起来像一个源于热带雨林的遥远“噩梦”，而如今，它却无比真实地呈现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

2020年1月，全球最大人口迁徙活动“春运”如期而至，而新型冠状病毒也随之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梦魇。

它以“团圆”为传播手段，在悄无声息间打破所有和美，气焰嚣张，百般难缠。

据媒体报道，截至3月6日零时，韩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6284例；截至3月5日18时，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3858例；日本、美国、伊朗、法国等国的确诊总数较之前也有所增长。

这不是传染病第一次与人类交锋了。应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只是，没有人知道下一次到来会是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会有怎样的传染性、杀伤性…… 

回顾千年以来所发生过的重大疫情，或许我们能得到更宝贵的教训。如果说人类比地球上别的生灵有什么高级之处，那应该是：

人类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从过往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不再以地球的主人自居，不再贪婪无度地对大自然征伐掠夺、自掘坟墓。

这段时间，在网络上一本名为《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书籍被网友频繁提起。

书中，作者马尔克斯向世人展现了那个特殊时期里各类缠绵悱恻的爱情。在病毒肆虐的当下，爱情成了某些走投无路的人的精神领袖，沉溺其中的他们甚至让“霍乱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爱情病”。

然而在人类历史中，霍乱只与“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瘟疫之一”这样的标签划过等号。时至今日，它和“黑色病”鼠疫仍是我国仅有的两个甲类传染病。

霍乱的威力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可能要用许多人的生命去回答。

恒河作为印度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长久以来一直被当地人视为“圣河”与“母亲河”。

几千年中，无数人在此朝拜，渴求神明庇佑。河水为他们带来了信仰，同时也诞生了灾难。

大概是18世纪中后期，恒河三角洲流域出现了一种怪病：

所有患有此病的人，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剧烈呕吐与腹泻的症状，仅仅数小时后，他们便会因脱水而面临死亡威胁。

最开始，怪病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关注。当地居民将其视为一种诅咒，认为一切都只是“神的惩罚”。

为了避免更多灾祸的发生，当地人增加了去恒河朝拜的次数。殊不知眼前面对的，正是后来的“霍乱之乡”。

这是霍乱在人类文明中的首次露面。但因当时人们活动区域极其有限，病毒只在印度次大陆地区活动。

彼时霍乱只是这片土地上一场可怕的“意外”，没有人会预料到，几十年后，它便成了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恶魔诅咒”。

19世纪初，受交通发展与国际贸易和殖民扩张的影响，印度次大陆半封闭状态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借此收获大量原始积累，而霍乱也因此，获得了走向“外面世界”的机会。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变为毋庸置疑的“日不落帝国”。伦敦火速成了世界贸易中心，城市扩建、人口激增、交通发达……这里的工业文明肉眼可见，而这里的肮脏也同样清晰无比。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欧洲工业革命达到巅峰，英国多个城市长期被煤炭燃烧过后的气体笼罩，空气中满是刺鼻的味道，可人们对此并不在意，在他们的心中，这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彼时，城市里的人习惯将废水、污水直接倾倒在街道、沟渠之中，等待它们自然蒸发或被土地吸收。

极端粗暴的排污方式让城市粪水横流，最严重时，就连居民楼中的地下室中都满是污水废物。

严重的环境污染让城市陷入一片恶臭，也为诸多细菌、病毒提供了生长条件，霍乱弧菌就是在此时出现了。

1831年前后，霍乱第一次袭击伦敦，短时间内便造成6536人丧生。可这样的警告并没有引起大范围的关注，很多人仅将其视为一场普通的传染病。

后来抽水马桶开始在全英国普及，这虽极大改善了每个家庭的环境，但却给自然带去了更沉重的负担。

因为没有完善的排污系统，城市管理者选择将所有废水、污水全部丢进泰晤士河。

在“保护公共卫生”的名义下，这条哺育了英格兰的母亲河，很快成了世界上最脏的河流之一。

泰晤士河的严重污染，成为了摧毁英国日不落美梦的“最后一根”稻草，霍乱终于由此，开始向人类发起“进攻”。

1848年，霍乱于伦敦卷土重来，仅用不到十个月时间，便造成了1.5万人丧命。这之后几年间，霍乱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在这里出现一次，每次只需轻轻拂手，便能带走上万人的性命。

原本辉煌的“日不落”美梦被霍乱一夜击倒，可噩梦却不肯止步于此。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霍乱先是因为鸦片战争进入亚洲，再是跟着克里米亚战争进入马赛与黑海地区；

当西欧的殖民统治进入美洲，北美与拉丁美洲也未能幸免于难，而后加勒比海地区也开始被迫沉沦……

算上最早发现的霍乱的恒河三角洲流域，霍乱至此成为全人类的“死亡诅咒”。

瘟疫的到来让众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慌张，走投无路的卫生局甚至会从军火库借来火炮，试图以此来震走疾病幽灵。

病毒如同漂浮在人间的死神，以收割人命来作为清理自然环境的代价。

没有人知道对付霍乱的方法，因为病毒传播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医疗水平的发展，期间人们单是确定其为传染病，便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

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人类找不到任何逃避或反抗的机会，直到一位名叫约翰·斯诺的学者出现。

1854年，约翰·斯诺首次提出引起霍乱的主要原因是食用了不干净的水，他下令封锁了一口受污染的水井，果然发病人数开始下降。

此举措火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众多国家在效仿的同时，也学会了举一反三，开始大范围清理城市垃圾与治理河流污染，如此便进一步阻止了病毒的爆发。

而此时距离霍乱首次出现，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

据不完全统计，在霍乱于人类社会7次大爆发期间，全球有超过1亿人因此丧命，而这，也仅是有记载的死亡人数。

如今随着医疗水平和环境治理技术的不断发展，霍乱似乎再次被打回了角落。只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每年仍有50万人被霍乱影响，其中超过10万人受到生命威胁。

而就在2020年2月15日，埃塞俄比亚境内多地再次爆发了霍乱，截至新闻发布时，已造成了76人死亡。

霍乱，其实从未消失。

在霍乱短暂退出人类社会的那些年，另一种传染病的出现，又给了众人致命一击。

1955年冬，越南战争爆发。为躲避美军的狂轰乱战，越南军队利用长山地区密林的掩护，开通了沟通南北的胡志明小道秘密运送兵力和武器装备，在南越建立了大片游击区。

游击队在丛林中熟练穿行，时常给不熟悉地形的美军沉痛打击，处于胶着状态的战事终于寻得了突破口，可越南军队却在此时，被一场传染病打得猝不及防。

因为长时间在丛林中作战、生活，越南军队中的部分人员受寄生虫疟原虫袭击入体，从而染上了一种古老的疾病——疟疾。

患有疟疾者通常会出现高烧、头痛、呕吐、打寒战的症状，因此这种疾病也被称为“打摆子”。

作为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疾病之一，疟疾曾在人类文明中留下过诸多恐怖传说。

若以受害人数和受害程度来评估疟疾产生的影响，它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疾病。

关于它的最早记录，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

彼时罗马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随着国家版图的不断扩大，疟疾也随着南征北战的战士的凯旋，来到了帝国。

灾难如狂风般卷过，每天都会有上千人死去，最终造成当地一半居民死于非命，帝国强盛景象一夜坍塌。

疟疾时常伴随着战争出现，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军队大量减员，严重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有时甚至可以左右战局。

随后的千百年时间里，各国开始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对其进行研究，而先后研制出的奎宁、氯喹以及杀虫剂DDT，也确实大大增加了疾病的治愈率与预防，只是疟疾远比人类想象的狡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疟疾再次露面，而此时的疟原虫已经对药物产生抗药性，它再次成为了军队看不见的敌人。

以前面提到的越南战争为例：

当时，美国出兵50万，投入上千亿美元，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大规模轰炸越南。只是战争还未结束，美军便接到了超过12.3万件的疟疾患病报告，其中因此丧命的人高达5.2万。

“疟疾是比战争更可怕的疾病。”

这并不是一种夸张的修辞，而是对于此类传染病最精准的形容。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它带来的恐惧——

发育成熟的疟原虫通过蚊子唾液进入人体，它们搭载着人体的血液首先袭击肝脏，然后在这里疯狂地进行无性繁殖。

不断增多的疟原虫仅需几天便可冲破肝细胞，随后侵蚀血液中的红细胞导致患者严重贫血、肝脾肿大，而后危及生命。

噩梦重演，人们再次陷入不安，可更恐怖的事情却在接连发生。

由于疟疾的传播主要依靠蚊虫叮咬，所以最初这类可怕的传染病，只在热带丛林中活动。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农业技术的持续发展。人类在不断获取生存空间时，开始大量开发森林。

战争的炮火不断破坏植被与植被的生长环境，“人造”水坑不断增多，这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农地的生长，也为疟疾的中间宿主——按蚊，提供了繁殖温床。

大量蚊虫开始于农田中出现，如此疟疾也从战场进入了城市。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云南思茅就曾遭遇过一次疟疾流行。在瘟疫肆虐的三十年里，当地人口锐减。虎狼出没、荒烟蔓草，传染病险些窒息了整座城镇！

当致命瘟疫开始走向人群时，清除疟疾已是刻不容缓。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应越南政府的求助，动员全国力量开展抗疟药物研究。1969年前后，屠呦呦秘密加入“523办公室”（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带领团队成功分离出有效抗疟单体——青蒿素。

此后中国科学家们又在青蒿素的基础开发出青蒿琥酯、蒿甲醚、双氢青蒿素等系列抗疟药物，如此人类才在这场“抗疟战”中取得阶段性胜利。

时至今日，人类与疟疾的战争已持续了至少2000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医药在不停进步，而疟原虫也在不断进化。

2014年，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学会年会上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目前马来西亚大部分住院治疗的疟疾病例都是由一种危险的、具有潜在致命性的猴传染寄生虫——诺氏疟原虫（Plasmodium knowlesi）引起的猴疟疾。

 

这种疟原虫之前很少在人类中发现，研究认为，森林砍伐是这类感染增加的潜在原因，可能会导致疟原虫的宿主从猕猴转变成人。（@果壳）

没有人知道疟疾是否还会死灰复燃；

更没有人知道，疟疾何时会死灰复燃。

无论是霍乱还是疟疾，它们虽曾带给人类灾难，但好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在如今已变得相对可防可控。

于是，随着物质与精神世界的不断发展与丰盈，让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瘟疫”只不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但现实却总能给人当头一棒。

就算你从未对病毒进行过了解，有一个名字你也一定会十分熟悉，那就是“埃博拉”（Ebola virus，也被译成“伊波拉病毒”）。

作为一种极其罕见的丝状病毒，埃博拉因自身超强的隐匿能力和变异能力，以及最高90%的超高致死率，成为了地球上最厉害的病毒之一，也被称为“人类橡皮擦”。

在生物安全等级中，埃博拉被划分为“第四级病毒”。即，在实验室中，它将“接受”P4实验室最高级别的防护措施，而令众人谈之色变的艾滋HIV病毒，危险等级也只能在其下。

（国际上根据实验室的密封程度，将实验室分为BSL-1到BSL-4，p4实验室为全球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

目前，由第四级病毒引起的疾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救治，而这就意味着，所有沾染上埃博拉病毒的患者最终只有两种结果——自愈，或死亡。

在一些文人的笔下，埃博拉被称为“死神的镰刀”。它恐怖到不像来自人间的病毒，反而更像是来自地狱的召唤。

1976年7月，中非热带雨林埃博拉河边上的一个小镇里，有一位棉花工人在吃完烤蝙蝠后于家中悄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光。那几天，他先是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紧接着开始剧烈呕吐与腹泻，随后是“七窍流血”，直到死去时，他全身都在淌血。

更离奇的是，工人死后不久，他周围的人也开始以相同惨状相继死去。诡异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一些灵异传说开始在村庄流行。

这是有记载以来，埃博拉与人类打得第一个照面，不费吹灰之力，便带走了253人的性命，整个村庄无一人幸免。

因为村中再无活人可以感染，埃博拉消失了。

由于初次露面的地方太过偏远，外面的人花了多年时间才知晓它的存在，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认识它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埃博拉首次登陆美国，是在1989年。

那一年，一批由菲律宾运来的食蟹猴在进入雷斯顿某灵长类检疫隔离中心后，因不明原因死亡。相关机构调查之后发现，猴子死亡的原因，正是因为感染了某种埃博拉病毒（后被命名为“雷斯顿埃博拉病毒”）。

这之后，当地政府火速将发生疫情的大楼隔离、消毒，并出动军队对其中所有的猴子实施安乐死。

美国在那一年逃出了埃博拉的魔爪。从某种意义上看来，这是病毒给予人们的一次“警告”。

可令人痛心的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次警告。

埃博拉的第二次爆发，是因为一只死去的黑猩猩。

1996年，非洲某偏远部落的两名男孩在嬉闹时，于深山中发现一只死去的黑猩猩。他们像往常一样将这难得的“野味”带回村落，简单烹调之后，便匆匆入肚。

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那一天所有食用过猩猩肉的村民全部感染埃博拉。凶猛的病毒在他们的身体中疯狂自我复制，从内部分解人体组织，村民开始疯狂吐血。

不明真相的家属按照当地习俗为逝者举行葬礼。过程中活着的人不断触碰、清洗、甚至亲吻尸体，其中一家葬礼的亲朋好友中有21名被病毒感染，18人死亡，埃博拉由此在当地大范围流行。

瘟疫爆发后，医务人员开始紧急救援活动，然而极度落后的教育和科学普及，却让当地人将医院看做了“不祥之地”。

家属开始强行将病患带离医院，隐瞒病情，埃博拉于非洲部分地区彻底失控。

这一次的病毒大流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多国科研人员开始进入丛林深处探究埃博拉的起源与流行。

几番周折后，人们将目光锁定在了果蝠的身上——它们体型巨大，在非洲某些地区，是受人追捧的野味。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猜想，科学家于非洲疫区大量抓捕果蝠，希望能从它们体内成功分离到埃博拉病毒，可最终却一无所获。

这一次，在疯狂掠夺走近300人性命后，埃博拉再一次神秘消失了，而再出现，便是在2013年年末。

因为捕捉蝙蝠，一名几内亚2岁男孩成为了这场埃博拉之战中的“0号感染者”，之后悲剧便在西非地区不断上演。

截至2014年12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数据显示：

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肆虐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西非三国的感染病例(包括疑似病例)已达19031人，其中死亡人数达到7373人，死亡率高达38.7%。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还会暗自庆幸，认为受活动范围的影响，埃博拉或许只是“非洲的传染病”，可实际上，当人类可以乘坐飞机前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时，病毒也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环球梦。

2012年，科学家在中国一些地区抓了843只蝙蝠，有32只检测到了雷斯顿病毒的踪迹，这是首次在中国境内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案例。

或许我们应该庆幸，还好不是人类被感染，还好只是埃博拉病毒中最友善的雷斯顿型。

只是我们每一次，都会这样幸运吗？

虽然埃博拉的“前生今世”对于现代人类来讲依然是一个可怕的谜，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埃博拉的天然宿主，极有可能是蝙蝠。

作为自然界中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已经居住在地球之上超过了5000万年。它的身上藏着诸多秘密，关于历史，关于进化，关于病毒。

实际上不只是蝙蝠，许多野生动物的身上都存在着大自然的秘密。

对于这些隐藏在它们体内的奥秘，人们可以探索，只是如若用错了方法，那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灾祸接踵而来。

非典，便是一个极其残忍与悲哀的例子。

时至今日，或许所有人都已知晓，某种生活在昆明的中华菊头蝠身上所带的“SARS病毒”，很有可能是非典疫情的重要“元凶”。

但在病毒肆虐的那个春天，这却是一个始终无法解开的谜。

2002年12月，一位36岁的广州厨师黄师傅忽然开始出现发热、畏寒、全身无力的“感冒”症状。

由于无法自主退烧，黄师傅来到医院问诊，最终得到回复：没什么问题，先打几针退烧药。

之后几天，黄师傅日日遵循医嘱前往医院进行吊水治疗，但收效甚微。自觉“不太好”的他拨通了老家的电话，家里人建议：

“八成是在外面中了邪，快回来避一下吧！”

病急乱投医，黄师傅听了“老人言”。他自行回到了老家，可令人担忧的是，他的病情依旧在加重。

连日来的呼吸困难、高烧不退近乎耗尽了这个年轻力壮男人的所有力气，他只好再次走进医院，而此时距离发病已经过去了近半个月时间。

在去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时，黄师傅已高烧七天，全身发紫，神志不清，经过医务人员的紧急救治，他身上的这种奇怪病症得到了控制。

在抢救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医生的注意：

“常规的抗细菌药物治疗效果都不好，用什么药都不能让病人退烧，但是一个礼拜之后，他（黄师傅）居然自己退烧了。”

此时，这个奇怪的现象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黄师傅的病例很快被时间覆盖，没有人可以预料到，之后不久，他的名字之前会加上另一个标签——“非典零号病人”。（后有资料显示，黄师傅很可能不是第一个感染SARS病毒的人）

一切似乎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没有人会再刻意提起这名莫名发烧又自动退烧的病人，直到来自远方的消息忽然传来：

曾经参与救治黄师傅的11名医护人员，全都前后出现了与病患同样的症状。察觉到异样的专业人员选择将情况上报，卫生部火速化验样本，最后给出回复——

“无法分辨”、“没有结果”、“尚未知晓”。

此时，专家组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送来被检验的，是一种未知的病毒。

消息很快被传到医院之外，广东民间开始流传出“瘟疫”传闻，百姓人心惶惶，可官方却始终未能给出准确回复。

始终滞后的信息在日后成了病毒肆虐的推力，2003年春节就这样成了“非典”的漫游之旅。

它先是在潜伏在医护人员体内，“走遍”了广州各大医院；再是跟着“春运”，去到了全国各地。

距离广州很远的北京居民通过朋友听说了“南方正在闹病”，那边人疯了似的抢醋、抢盐、抢醋，原本十块钱一支的抗生素如今已经卖到了八十元……那时，北京人将其当做闹剧听个新鲜，浑然不知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处在了“风暴中心”。

2003年2月23日，一位27岁的山西徐姓商人从广州返回太原，随后因高烧不退而被送入北京302医院接受治疗，成为了北京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

半个月后，“非典”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SARS”。原本神秘的怪病彻底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人类似乎终于可以在团团迷雾中窥见病毒一角，只是这远远不够，它的猖狂超过了所有人想象。

在SARA肆虐北京的那段时间里，整个急救中心的200多人，90台救护车每天奔波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

他们负责转运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最高峰时期仅仅四个小时，医护人员转运病人的数字就会达到134例。

一日一报的非典新增确诊病例令人痛心。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些冰冷数字代表的是什么。它是疾病、是风险、是人命。

大批大批的人被感染、隔离，不断增长的确诊与疑似病例不断挑战着每一个人的极限，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转机，可眼下却只有未知。

北京5月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对于每天需要穿着3件防护服工作的医护人员无疑是巨大挑战与折磨。

正在院方盘算着是否要增加空调数量时，SARS病毒竟在此时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2003年6月20日，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为彻底消毒后的病房贴封条。

这座全国最大的非典收治定点医院在51天的时间里，共收治680名非典患者，672名痊愈出院，8人死亡，治愈率超过98.8%，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4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这场维持了整整半年的战役终于告一段落，但人们对于SARS的讨论却从未停止。

就像纪录片《非典十年祭》说的那样：

多年之后，人们已经可以用相对平和的心态来观察SARS——

它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源自动物的一种特殊病原，可能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传到了人群中来，它来历很诡异，消失也很突然，它或许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恐怖，但请不要忘记：

如今我们对它所有的已知，几乎都是以生命代价换来的。

在战胜非典疫情之后，疫情中首当其冲的广州地区，最先将病毒来源锁定在了果子狸身上。

原因是最早发现的11例病患，都与广东野生动物市场产生过某种接触，并且检疫人员还在果子狸体内，检测到了与人类SARS存在99%的基因同源性的病毒。

此结论一出，果子狸——这一曾经被广东人视为“十全大补”的珍馐美馔一夜之间成为菜单上的“黑名单”。

背着“非典元凶”的骂名，果子狸从野味盛宴中彻底退场，虽然日后得以“平反”，可无法否认的是，作为病毒的中间宿主之一，它确实难辞其咎。

可果子狸真的要为“非典”的肆虐负责吗？

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新型冠状病毒阴魂不散的今天，所有人的心中都拥有了答案：

造成疫情悲剧的从来都不是“野味”，而是“吃野味”。

霍乱、疟疾、埃博拉、SARS非典、新型冠状病毒……它们看起来各有不同，可究其根本，引起疫情大爆发的主要推力都是一个，即人类自己。

工业的过度发展必然带来环境污染，于是喜爱潮湿的霍乱病毒便在偶然间袭击了人类；

 

战争的狂轰乱炸必然造成植被与土地的破坏，于是一向只在热带树林中的按蚊，便带着疟原虫偶然间进入人体造成疟疾；

 

人口的激增必然带来生存压力，急于获取蛋白质的穷人便开始将捕猎的目光投向丛林，于是埃博拉便通过猩猩、猴子等灵长类动物，走入了村庄；

 

嘴馋的食客必然不会放过任何一道“美味”，于是不幸感染了SARS病毒的果子狸在遭受了大范围的围剿与猎杀之后，被厨师偶然端上了餐桌，非典呼啸而来。

 

……

有人说每一次致命性病毒的爆发，都可以看作是大自然启动免疫系统在杀"病毒"——大自然只是在保护自己。

而事实上，地球的“自愈手段”，除了瘟疫，还有许多。

一场山火可以燃烧5个月，一次暴雪、海啸可以吞没整座城市、就连一群蝗虫聚集起来，都可以遮天蔽日……这就是自然，充满了未知，也充满了“杀手”。

所以，我们本没有资格对地球做出任何要求，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和它站同一水平面上与它沟通。

历史上的物种大灭绝已经进行了很多轮，地球永远都在，只是某些物种永远消失了。

而人类，也只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

千百年来，随着医疗与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戴上了“地球上最高级动物”的标签。于是对于自然，人们便由最初的依赖，变成了“征服”。

污染、捕猎、过度开发森林土地……人类试图用各种手段向外界证明自己的“高级”，殊不知在大自然眼中，我们只是渺小到不能再渺小的物种之一。

几千年来，工业文明飞速发展，医药科技不断进步，然而，疫情却从来没有停下脚步。

或许仍有人会说：“最后我们不都战胜了瘟疫吗？”

疫情中并无赢家，毕竟，每一次疫情都将带走生命。

人类的胜利，不是战胜病毒，而是学会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虽然地球自己不会建立城市和发展科技，但它却可以在任何一个物种灭绝之后，仍旧安然无恙。

我们永远无法模仿它这样的超强自愈能力，但却应该明白：

人类之所以生活在这里，不是因为自身的本事超过了大自然，而是因为大自然允许我们在这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无知与弱小不是矛盾的关键，傲慢才是。

当有人说出社会的发展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想过，对于大自然来说，“人”的出现才是一个不起眼的“偶然”。

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千百年中，我们一直试图驯服所有物种，并将其关进笼子里。

如今，2020年，被疫情“禁足”的人们，也同样因野生动物被关在了家中，并有人为此付出生命。

这不是意外，这或许是因果。

距离新冠病毒彻底离去，不知还有多远。但当地球上的人类谈论房价与金钱的时候、当万物生老病死的时候、当上班族戴口罩工作的时候，地球没有停止自转，阳光依然温暖，太阳直射点，越来越靠近北回归线。

只是疫情之后，有些生命再也回不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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