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科大卫：统一模式书写背后蕴含不同的历史进程
我其实参加过很多次闽浙赣工作坊的会议，每次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共同学习，当然有时候可以跑一下田野就更高兴了。但是这两年在香港，因为新冠疫情哪里都不能去，所以田野考察也暂停了，我们以前做了很多年的项目也停顿了一阵子。我就在想这一次来开会，要交一个什么样子的报告呢?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个简短的ppt, 但是担心网络不稳定造成麻烦，我就不演示而直接讲述。
因为这两年也没有跑过田野，我就想向大家做一点我读书的报告。什么读书的报告呢?我们原来有个项目叫作“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它跟闽浙赣也有点关系，最后应该有些最终成果。我就将之前的项目进行了整理，准备弄一本书，归纳出种种不同地方的研究，看是否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全面性的故事。事实上，在一本书中要囊括中国很多地方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每个地方情状各异，如果你不了解实地情况，读文献时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所以这一次我也感觉到太大的野心，不过，还是希望到明年可以把这本书弄出来。但是工作做到一半，我跟贺喜又接到了另一个任务，也跟闽浙赣有关系，我们要写一本书，主要讲秘密会社的秘密。我就负责其中讲到东南亚的那一章，江西、福建、广东的部分都是贺喜负责的。所以这次发言，我想还是讲整理“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这个项目的书，来谈谈区域社会史中两个不同但又有联系的层面。
“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计划网页
http://www.ha.cuhk.edu.hk
一是宗族制度。似乎任何事物在发生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制度上的发明，而制度又在不同地方不断演变有不同的后果，所以说要了解一项制度，首先要了解其产生与演变的过程。讲到宗族，主要有三个部分需要处理，分别是祠堂、族谱和尝产(宗族的财产)。祠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乡村里面，为了配合王朝国家的制度，逐渐发展出家庙一类的场所。关于这方面，我出版过一本书叫作《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讲到“大礼议”前后，在广东地区祠堂的变化。至于族谱的故事，我推荐大家去看贺喜最近出版的新书(Lineage and Community in China,1100—1500:Genealogical Innovation in Jiangxi, Routledge, 2020)。族谱也有着漫长的历史，我们原来的谱系不是多线的，因此研究时需要分辨单线的和多线的谱系。多线谱出现于宋朝，要从欧阳修的故事开始讲起，而借助多线谱我们又可以了解到宗族的另外一种模式。但是，关于尝产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我们目前还没有解决。我相信宗族需要拿到财产，这里面是有另外一个故事要讲的，我希望在即将要写的书里可以处理。
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有兴趣的就是要讨论国家在地方上是什么样子的，即国家跟地方社会的互动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了解国家和地方上的互动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因为不同地方与国家建立联系的时间以及所依据的机制不尽相同，还应提到文字在两者互动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在了解国家与地方互动时，我们需要对文字多加关注。我们需要辨析在地方和国家互动中，文字是否具有普遍性，又或者说在二者确立联系之后文字的普遍性才体现出来。此外，还要注意文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书籍(抄本、印刷品)以及从《四书》《五经》延续下来的教材，再想象一下《三字经》等蕴含了怎样的儒家价值，这些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所以说，文字是帮助我们了解两者互动的一个重要层面。
另外要关注的是神跟祖先的关系，这是我比较费力的地方，因为我基本上不懂宋史，宋以前的历史我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我一直在辛苦地补课。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出宋朝时每个地方具体的样子，避免将研究对象泛化，搞得整个宋代的中国都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清楚地明白，事实上在宋朝很多地方是不拜祖先的，地方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拜神与拜祖先才逐渐结合，到某一时段才演变成祖先崇拜，这其中蕴含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加以注意。
还有一点是在理解国家与地方的互动模式时，尤其是提到族产(尝产)问题，此前刘志伟先生讲过多次，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家是利用户口登记还是田土登记来控制税收。所以在研究地方与国家互动模式时，文字、宗教和税收是三个关键因素。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我试图找出很多地方原先基本上是拜神而不是拜祖先的，进而揭示出从拜神到拜祖先的转变过程。当然，我并不是说整个中国都是一样的，我历来都是反对研究一个地方时将其视为典型，在经历一个历史过程中，肯定有很多地方采取了不一样的做法。但是，当到了某个时候，不一定是马上，也许是几百年之后，人们在用文字统筹记录时，就将这个过程当成是一样的进行书写。这就导致当我们现在去看后来者编的材料，尤其是族谱时，就感觉大家似乎都经历了同样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每个过程都是不一样的。讲到这里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看文献时，样子很像的文献背后的故事可能很不一样，看不看得出来，这是十分考验历史学者读文献的功夫。
另外要说的是，因为很多东西我还不懂，因此写这本书时异常辛苦。当然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网上有非常多的族谱，上海图书馆有几千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有一千三百万张的一页一页的胶片记录。只要你有兴趣、有时间，慢慢去看，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族谱。但是，你在图书馆找到的族谱和在乡村里面见到的不一样。我还非常感谢让我去跑过田野的所有朋友，因为有跑过田野的经验，在不能跑田野只能枯坐在家里通过电脑去翻阅族谱的情况下，田野的经验给予我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跑过田野，你就懂得如何去看族谱，就会知道编族谱的不同目的。这些族谱为何书写、如何使用，谁写、谁读、谁保存，其中保存了什么、扔掉了什么。换句话说，你得明白流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族谱是经过了有意筛选的“死文字”。
因为这些族谱，所以我可以去研究闽浙赣。我原先是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后来有兴趣关注华北，还有兴趣留意西南，也正是在寻找族谱的过程中，我追到了浙江，尤其是浙江的山区。在新书中我梳理了萧山湘湖盆地的情况，并与浙南山区进行对比。关于这一方面，好几个学者(例如钱杭先生)的研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是通过自己翻阅族谱和地方文献，我发现了湘湖地区是如何构建一个先民开发的故事，并将其作为在此地生根的宗族起源的依据，有了这个依据，他们就有入住、开发的权利，就可以把其他人排挤出去。但在山区却显示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我需要将材料翻出来，慢慢整理才搞得清楚，但是限于时间，我无法解释其中详细的差异，只能笼统的叙述一些。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是郭锦洲先生的《宋明间徽州社会和祭祀礼仪》给我的启发。这原来是他的博士论文，我很幸运是他的指导老师。他试图解释明朝中叶徽州的祭祀礼仪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建立的，比如徽州的宗族，讲到汪华、方储那几个上面。其中，特别提及方储这类既是祖先又是神的人，有意思的是方腊之乱中方腊叫作方圣公，而方储也叫方圣公，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地方社会原先拜的那个神。郭先生研究的是徽州，假如他多走几步，跑到浙江这边，跑到淳安，也就是方腊出现的地方，淳安姓方的那些村子，就是方腊起义的时候军队跑进去攻打的村子。史料中清晰地记录着，那些村子要怎么样把他原来拜的方圣公改成是他们自己的祖先，并与方腊相区别。在那一带进行观察，你会开始看到汪华，还有叶法善的宗族原来是拜神的，后来都改成拜祖先，改成拜祖先就跟产业有了关系，这就回到了刚才说的国家与地方互动这个层面。
郭锦洲《宋明间徽州社会和祭祀礼仪》，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
为什么对这个地方非常有兴趣，因为这些涉及刚才说的，一部分是神跟祖先的关系，一部分是朝廷纳税登记人口还是登记土地的关系。在梳理的过程中，我要感谢许多研究宋史的学者，其中包伟民先生写的几篇文章对我了解这块区域非常重要。研究宋史的学者大多喜欢说，明清时期的制度在宋朝时就已有了雏形，但是他们较少进一步研究这些制度在宋朝哪里起的实际作用。例如南宋时期国家进行的土地登记，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施过呢?事实上只在少许地方、短时期内登记过，而且是非常晚的时期才进行的，等真正做土地登记时，南宋快灭亡了。我对浙南山区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方腊动乱中涉及祖先与神明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南宋时期国家在这里进行了土地登记的缘故。当你拿出那一带的族谱，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土地登记与民众捐给佛寺的财产之间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生产上发生的变化，通过土地登记原先捐给佛寺的财产现在仍归民众所有，所以当佛寺没落之后，这些便成为家族的财产。神明和祖先这两个层面在财产问题上汇集，我看到后十分兴奋，在要出版的书中我花了一章去分析这个问题，我大概已经写完了。
我对江苏也很感兴趣，因为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先生曾讲到一句话“江南无宗族”,遭到大家的“围攻”。当然，我相信滨岛先生的这个提法，目的是刺激学者对此深入研究。其实他讲的内容是关键的，江南很多地方都是拜神灵的，但并不能说江南没有宗族，比如范仲淹家族及无锡的华氏宗族，很多大的宗族祠堂都在那一带。但是，江南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每个角落都不一样，常州和湖州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江南太大、太复杂了，要做整体研究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我也只是找了一个小小的地方。我找到了哪里呢?以前有一条叫泰伯渠的小河，从无锡一直流到鹅湖，中间流经梅里镇，镇里面有个泰伯庙。泰伯是一个好玩的故事，泰伯姓吴，起源于商朝，他把皇帝位置让给他兄弟，自己跑到江南隐居。过了许久，又有个姓吴叫季子的，他也把皇位让给了哥哥跑到江南来隐居。你会发现两个不同的名字背后的地点以及故事结构大体是相同的，但是你继续了解下去就会明白，这些都是到宋朝才有的。因为宋朝开始封赐地方的时候，其实封赐的是季子，不是泰伯，泰伯的故事是模仿季子的，然后把重点放在了梅里镇，后来有了泰伯庙。
泰伯庙原先是个小庙，但由于这条河流的重要性，梅里镇的地位也就日益凸显，江苏很多大的宗族都是在这样小小的圈子中发展起来的。明朝周忱在江南搞改革时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往南走就是太湖，这一带在宋元明时代就开发湖田。所以我希望看到的不只是浙江山区的故事，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群人开始修族谱，实践他们认为宗族应该有的样子，然后到了清代，因为我们都需要有祠堂，他们通通跑到惠山建祠堂。谁说江苏没有宗族?值得提到的是，郑振满讲莆田平原的宗族，你会看到它的过程和浙江山区又不一样。我已经用时太多了，就不展开具体论述了。
我只是很初步告诉大家，我的书稿打算怎么搞，开头一两章计划讲述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关注的问题等等，然后我打算讲一下浙江、江苏、西南以及山西等地。但是你不能以为我们的重点只是在地区，因为还有很多制度是很分散的，例如说军队的制度，我不是只讲卫所，军队的制度是非常影响社会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还有回族，回族不仅是一个地点，他们坚持他们有另外一个社会，这也需要明白，他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乡村的宗教也要弄一章，这样子加起来就有九章、十章了。我希望明年这本书可以出来，纵使不能，最少基本有个书稿，这样早日有机会可以向大家进行报告。要是这本书写完，我现在还有一本书要写，就是我的商业史。事实上，不能跑田野当然不是好事。不能跑田野，就没有很多生活的乐趣，但是也非常感谢现代网络可以找到那么多的历史材料，所以也还是生活得快快乐乐。
总之，我期待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区域进行深度研究，但这些区域不应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整个中国历史认识的一部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
（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