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秦红雨（上）：人文视野下传播研究的惑与思
在各个城市大力发展文旅，发力国际传播的当下，重庆是个独特的存在，被称作“8D魔幻城市”，有“网红”，有“街拍”，有独特的美食：火锅、烤鱼、小面，也有独特的风景：轨道穿楼、屋顶马路、长江索道、洪崖洞等。从城市传播的角度看，重庆是怎样练成的？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秦红雨教授，请他谈谈作为人文学者传播研究的惑与思，和作为“网红”城市重庆的传播之道。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秦红雨 博士，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英国罗伯特戈登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咱们经历有些相似，都是中文系毕业，又都投身过媒体行业，都在高校授课，你是专职，我是兼职。为什么从文学转到传媒？
秦红雨：我的本科与硕士专业都是文学的，学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今，教新闻学，应该说是半路出家。在从文学转到新闻学的过程中，不仅是两个学科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重启。至今在讲台上，我仍然是战战兢兢。
应该说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处在转换当中。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这种转变，也许能给后面的学生带来一些启迪。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媒介产品已经成为怀旧的对象，因为它们与许许多多的个人记忆和生平经历相互关联，或者，更确切地说，与每个人的个人生平建构相互关联。” （安德里亚•博恩：《媒介的/媒介中的怀旧》）众多的研究也表明，身处技术传播时代，会影响同一时代下的研究者的研究志趣，或者说自己的研究会和成长阶段所处的技术时代密切相关。比如美国学者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英国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都曾在著作或者访谈中谈到，童年的电视体验是促成他们成年后从事电视研究或媒介研究的主要动机。
高明勇：你的童年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吗？
秦红雨：
高明勇：“童年”的影响，让我想起阿德勒心理学研究，不仅仅是孩童时代的心理走向，甚至包括了个人命运的轨迹。
秦红雨：
到了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认为自己将要一生和文学打交道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改变了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件事，就是看了电影《楚门的世界》，那个时候正是“超级女声”最火的时候，看到身边很多研究生也参与其中，很嗤之以鼻。感觉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少男少女为此痴狂。电影主人公楚门在桃源岛的遭遇，以及外面世界对他遭遇的痴狂和同情，竟然一下让我有了思考这个媒介世界的方式，更给我一个对影像的全新认识和思考。
第二件事，是在我思考自己硕士论文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是一个曾经在印度生活过的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所写的，这本书是约翰逊的博士学位论文，它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语境及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我第一次感受到媒介所产生的影响，更激发了自己的媒介记忆和生命体验，才有了做传媒研究的冲动。
高明勇：研究方向上的“转型”，肯定遇到很大的挑战，你如何来应对？
秦红雨：
高明勇：这种转型中，有什么深刻体会吗？
秦红雨：我结合自己的转变，提出了新闻学兴趣培养的“三环”原则：
大量和新闻、传媒相关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这是新闻学兴趣培养的“外环”。在或真实、或虚构的生动故事中，了解新闻媒体的运作和新闻媒体的现状，培养对新闻媒体的基本认知，可以建构这些学生对新闻与媒体的基本态度和想象方式，也能激发学习兴趣；
大量和传媒人相关的传记和纪实作品，这是新闻学兴趣培养的“中环”。通过对优秀的古今中外新闻人传记的关注，会建立起他们对如何成长为传媒人的经验借鉴，更会在这些伟大传媒人物的传奇经历吸引和精神感召下，去理解邵飘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使命，去思考李普曼所说的“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的价值，去看看《红星照耀中国》里的非凡勇气，去理解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所走过的曲折经历，这对他们理解新闻记者这样的职业是大有裨益的；
通过对大量优秀新闻媒体作品的赏鉴和品评，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这是新闻学兴趣培养的“内环”。古人常说“观千器而后识剑”，没有大量优秀的新闻传媒作品的品评作为基础，就不知道哪些是“花架子”，哪些才是“真功夫”。这“三环”，从对大传媒的理解，到对传媒人和传媒行业的认知，再到传媒专业的训练，一步步提升，逐渐浸润，也许才会有对新闻学的热爱、对新闻的热情以及追逐新闻的坚持。
高明勇：我看你的博士论文和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对乡村文化的关注，还是对网红现象的关注，都和视觉文化有关。作为人文学者，你如何理解“视觉文化”？
秦红雨：
高明勇：这个寓言我以前也看过，在这个语境下来看，又有一番不同的意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传播层面、文化层面的思考，还有人类学层面、哲学层面的思考。
秦红雨：
因此，我的博士论文和后来的国家社科研究，就想从视觉文化理论出发，以乡村观看场域变迁的视角，在更为宽广的社会领域和文化层面揭开了社会各个场域不同力量间博弈现状的面纱，重新思考不同“场域”转换与变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层，同一场域下不同视觉媒介对“场域”的争夺正在发生，在今天的媒介场域中，报纸、电视、电影、电脑、手机媒体乃至都市中的电子大屏幕等，都构成了不同的视像“场域”，不同的视觉媒体呈现给当代人的是不同的视觉体验和审美体验，也影响着他们的审美判断；
第二、不同场域下视觉空间的争夺，正如布迪厄在谈到文学场和电视场域下人的不同表现一样，可以想见今天的人们在众多的视像媒体面前又会是什么样子，所有的视像媒体就是要把观众变成潜在的“消费者”。不同视觉媒体的争夺，正体现出电子媒介的强势地位，他们几乎统治了整个的视觉空间。
高明勇：我发现近些年你对评论感兴趣。看到你很用心地培养学生写评论，在报纸上发表，参加评论大赛，从传播文化的角度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秦红雨：
第一、新闻本身就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这需要学生在多维的实战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在技术不断代替人工的情况下，记者的思想变得更为重要，而评论恰恰就是思想的磨刀石。
第二、通过作品发表可以激励学生。今天，传媒专业的同学似乎找不到方向，对未来的期待值也很低。同时，大量的媒体平台需要新闻评论人才，作品不断发表可以激励学生投入评论写作。
第三、评论可以成为传媒学生切入社会、关切公共的重要方式，通过评论的训练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公共意识和公民精神，也能更快地促进自己的成长和成熟。
从根本来说，评论不仅是一种思想的表达，更是一种当代文化的建构和传承，也让我们对未来文化充满想象和憧憬。
高明勇：在接受红网采访时你说，鼓励学生评论写作一开始就对准各种评论平台，进行实战训练，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对评论的热爱，有力锻炼了学生的思考力、表达力。作为关注传播的学者，也作为主管教学工作的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你希望通过“评论”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说你理想中的传媒专业毕业生，有没有一个“画像”？
秦红雨：
高明勇：我在2020年世界读书日推出了一个“度书三问”的问卷策划，分别是：1）过去之书：就您的阅读史来看，最想分享（推荐）什么书？为什么？2）现在之书：您正在读什么书？3）未来之书：您目前最期待读什么书？我记得你的回答分别是《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变迁》（[美]柯克•约翰逊），《美国传播思想史》（胡翼青，张军芳），《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然后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不同的文化国家，不同的文化力量，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是如何从中生长、发展、变异、异化的，如何导致今天的文化现实的？几年过去，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如何？
秦红雨：
对话杜骏飞（上）丨常识课与“全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