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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对话杜骏飞(中)| 一个长期主义者的耐心

政邦小助手 政邦智库 202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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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视频上课,网络开会成为不少人的“常态”。据《2023抖音公开课学习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国内高校在抖音累计直播1万场,总时长超过7350万分钟,相当于1.68万节课。共有400位教授、45位院士在抖音传递知识。平台内高校直播课观看超10亿次,平均每天有28场。


在这场“网课浪潮”中,杜骏飞教授是非常有特色的参与者、互动者、传播者。他是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传播学者、社会教育工作者,从教三十多年,也是 “杜课”自媒体、“杜课堂”书院的创办人。他从自己的多年辅导内容中,精选成册《常识课》,甫一问世,引来各方关注。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杜骏飞教授,以“网课”的方式谈谈那些杜氏风格的“网课”。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杜骏飞,南京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学者,作家、诗人,社会学博士。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创会会长。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互联网传播,新闻理论,传播与中国问题。著有《常识课》《数字交往论》《深度报道原理》《网络新闻学》《弥漫的传播》《花山集》《合唱团》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谈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事,这两年实际上您也知道,知识付费这一领域搞的也比较火,某种程度来说,他们跟你做的那些工作有一定的相似度,但您这个是公益的。刚才您讲的那些,确实是现在大学教育普遍的一种缺失,或者一个空白。所以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知识付费有一些市场。因为你知道有些课,同样一个老师,他的课在大学课堂上讲,和他在网上讲,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杜骏飞:


我觉得,他们所讲的,跟我讲得不仅不冲突,而且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比如像得到、喜马拉雅、看理想,那些基础教育性的课程,兴趣知识,大多属于通识教育的范畴。你要指望大家通过这些来学一个学位,那不现实,但是有一些通识的培养,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互联网知识平台,包括短视频,收获一些知识普及教育,也是很好的。特别是考虑到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上很好的大学,互联网上的这些教育产品,是应该值得鼓励的。
但另一方面,就像我讲的,常识教育装了三样东西,一个是常识教育,一个是价值观,一个元能力。价值观方面,大学里面读完政治思想课,辅导员、班主任也注重塑造,虽然说塑造的水平有高有低,但还是有的。通识教育方面,好的大学都还强调通识教育的。

因此,比较缺失的部分,就是元能力这部分。元能力,按照我的说法,是用来培养能力的能力,最典型的就是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试想,没有想象力、性格、同情心、同理心、逻辑等等,人还能完整吗?
这些元能力,大都是中小学基本不讲的,到大学也会被忽略,到了社会他就直接需要应用了,至于你有没有学,社会是不管的。
最不应该的是,从中学到大学,基本上没有逻辑课,一上手就让你写作文,说你这个作文写的不好,从语言修辞上跟你讲,从思想情操上跟你讲,但并不培养你的审辨能力、批判性思考、创新思维,他不培养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了理性的充分发育,一个人成人之后,能写什么?无非就是徒有其表的作文罢了。
元能力这部分,其实是一个国家人才队伍建设里,从0到1的关键部分,元能力这部分也是人生命中最核心的驱动力。
回到你所讲的这个知识付费产品什么的,我个人是欢迎的。但是毕竟,教育不完全是商业,另外人才培养不完全是知识,仅靠知识不能概括教育的全部本质。



高明勇:确实,对于年轻学生来讲,很多社会知识,老爸老妈不会教你,他也没时间教。很多老师现在把精力主要聚焦于专业知识,只谈学问不谈人生。等到工作后,老板更不可能去给你专门讲这个,除非是刻意培养的。这就变成了个人成长的一个尴尬,你辛辛苦苦读书一二十年,一下子就直接被扔到社会上,在这个大熔炉里重新“摸爬滚打”。

杜骏飞:


对,很多学生,是作为“半成品”被扔到社会上的。这句话背后有很多潜台词,但说起来可能不太中听。你要知道有很多家庭的父母,不是那么称职的教育者。一方面是或许与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或许与我们整个社会的不良倾向有关系。
中小学,乃至大学,老师们往往并不重视学生的常识教育,比如人格养成,比如元能力的建设。就我个人多年的就近观察,还有不少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和人才观念就是错误的。他们教了学生的结果,学生承受了他们那个年龄本不该承受的,但是却没有得到他们那个年龄所应该得到的。他们教了学生的结果,是很多孩子是以一种比较畸形的方式成长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青少年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抑郁,会空心化,会麻木、痛苦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大学是纠正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还没有人关心这一点,那他们就直接作为一个不那么完整的人走向社会了,你想想吧,一个不那么完整的人即将经历的那些痛苦、折磨会有多少。在职场上,在生活当中,一个不那么完整的人是这样的手足无措、倍感煎熬。谈个恋爱,结个婚也是折磨,挣钱养家、含辛茹苦也是摧残,似乎人生处处都是苦。因此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能为这个事业做点什么。
如果一个老师,读过几本书,能从学理上给讲透,那么他跟社会辅导相比,或许还稍微好一些,学生接受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我而言,我这个年纪有一定的阅历,跟学生对话时也能够结合自身的体验来谈。
我是真心希望,重视培养全人的大学老师能再多一点,让很多同学抓住最后一次上课机会,在心理、情感、理性、人格成长上能够得到一些弥补。



高明勇:相对来说,这些大学生从校园到社会之间,需要一个缓冲地带,稍微过渡一下。

杜骏飞:


对,你要这样想,我们假定说,一半的学生很完美的来到了大学,然后走向了社会,可能还不止一半的人,他其实身心上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不完整的,就是青少年时期没有很好的成长,然后来到了大学,走向了社会,这部分同学怎么办呢?你说他是找辅导员好呢,还是找任课老师好呢,还是找一个关心他的教授好呢?我觉得,不管找谁都好,关键的问题是,总得有人响应他们的呼唤啊。



高明勇: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去媒体实习,也遇到一些同样实习的大学生朋友。大家交流,普遍有一个感受,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城市,实习三个月的收获,可能比在学校学一年的收获还大。我那时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思想陪练殷海光》,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我用了一个词叫“思想陪练”,意思是像打篮球、打乒乓球、游泳等体育运动,运动员都有陪练,那么对于个人来说,人生成长、思想成长、精神成长,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更应该有一些培练,我就把这个叫“思想陪练”。实际上您在网上问答的过程,就是在担任每个提问者的“思想陪练”。


杜骏飞:


说是陪练也可以,说是指导也可以。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共同切磋。因为学生问的很多问题,我也不是那么懂。但是因为我是个学者,我愿意去接触一个陌生的课题,从零开始,然后直到解决它为止,我看,大部分老师都有这个能力,大学老师尤其是可以比较民主的跟学生坐下来,一起分析,一起研讨,一起解决问题。



高明勇:因为这个“陪练”主要出于人生观、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都是一个逐渐成型的时期,这个时候所谓“陪练”,他都需要一对一的去答问,有针对性的去指导、培养,我个人认为对教师来说,一方面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很耗神的,因为这些很多时候是工作考核之外的事情。

杜骏飞:


这要看老师自己是否乐在其中了。如果你很认同自己的身份,自己有情怀,有教育愿景,你会觉得做这个事情还是很值得的。作为老师,你确实和学生聊了几个小时,确实一分钱也没挣。但是如果想到,你仅仅是花了点讲话的时间,就或许能使不止一个学生的人生得到焕然一新的改变,这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从我个人来讲,一方面跟学生共同切磋,是像你说的“陪练”,是陪你复盘社会和人生。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在各种话题当中,得到了淬炼,因为我也要去迎接一些新话题,回答一些意料之外的疑问,需要跟学生一起共同研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查资料,毕竟有些问题是不知道的,还得开讨论会,然后才能得出一些结论,这是大学应该有的教育场景啊。




高明勇:对,读您这本《常识课》的时候正好是教师节,我桌子上的当天的台历有一句话,请相信您播撒的种子不会白费。因为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研究评论史,关注刚才提到殷海光先生,包括储安平等著名的评论家。储安平也曾说过一句话,为未来的中国撒下一些理想的种子。我也想问您一下,作为教师,您希望播撒什么样的种子?

杜骏飞:


你这个问题特别高级。从我来讲,如果说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事务性的项目,这个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从我来讲,我觉得支持我做这件事的核心动机,是我对自己的人生,包括自己的这种职业,有一个更高的期许,这个期许你可以理解为“百年树人”。



我前面说,一个老师,他在大学里任教,不完全是上几堂课,也不只是写几篇论文评个职称,那样的话,这种人生就太无聊了。
从我来讲,我还是很希望自己竭尽全力地去做一些贡献,能够对这个社会风气起到一些积极影响。我也希望社会教育的作用是在历史的深处和远处,我是一个长期主义者,昨天在武汉开《常识课》读者见面会,我告诉现场的青年读者,作为一个长期主义的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不奢望自己的工作在什么地方立竿见影,但我希望它能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涵化意义。我觉得,最好的社会教育应该像春天的定义,其实是温暖的空气涵化坚硬的土地。并且,我在见面会上说,我很有把握地期待,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努力会在各位同学成为父母之后会产生某种效力。所以,我相信的是,常识教育有别于知识教育的地方,是等待,耐心的等待,从这一年的冬天等待下一年的春天,从这一代期待下一代。



高明勇:是这样的,教师的概念本就不应该只是狭义的课堂教学。

杜骏飞:


大部分人的本职工作是非常有限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能够让你把那些基础的工作向社会延伸,或许会让你微不足道的工作变得高贵起来,对于老师来说,那得有一个重要的支撑:信念——你对教育要有信念。
你培养人,你造福这个社会,然后你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种人生叙事非常重要,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流叙事才对,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一个学者评职称、拿课题、拿项目,然后弄一点高薪。这真不幸。



高明勇:是,以前不少师范学校有这样一句标语,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些年,这句话说得相对少了。但是您刚才那句话,我认为现实确实也比较普遍,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变成“人类工厂的工程师”。确实这说起来是一个挺痛心的事情。

杜骏飞:


如果说在老师,在大学这个层面上,都强调“工匠”精神,那就无异于把脑力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把灵魂性的劳动,下降为物质劳动。然后,这也把你的远大的人生志向转化为蝇营狗苟,这真不幸——是说这样的教育文化真不幸,这样的职业没什么意思,这样的教师生涯没什么意义。
这样“卷”下去的话,哪怕培养更多的学生和学位出来,都属于不幸。我们要培养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格光明、思想健康,有自己独特个性追求,富有才华、发扬天赋,能够享受自己的职业和人生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当中,概率性的会涌现出一些天才,大多数人会表现出自己的天赋,他们都应该得到尊重,即使你不是天才,即使天赋很少,但因为常识健全,人生也能够比较自足,能顺利甚至愉悦地过完自己的人生,这难道不是教育的真谛吗?对“教育”的阐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


高明勇对话杜骏飞(上)| 常识课与“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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