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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斌谈当代书院发展：做大官、发大财不是书院的传统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书院研究 Author 明明德
王立斌：我是1982年开始参与策划负责修复鹅湖书院的维修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我被分配到铅山县文化馆负责文、博、图一揽子事。在当时，这项工作是别人不喜欢干的工作，整天钻古字堆，翻修古籍书（其中有全国善本书、省级善本书），还要到野外考古调查，文物普查，图书修缮等。
书院经过一年的维修，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并迁出鹅湖小学），1987年在贵溪市第一次象山书院学术会议上，我率先提出了如何修复象山书院的建议，并出版了一本学术论文集，2011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暨象山书院学术研讨会召开，再次提出恢复象山书院修建，提上了市委、政府议事日程。到2017年纪念象山书院创建830周年学术研讨会，重新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这次会议出版了四本有关象山书院的书籍，我主编了《象山书院》和《象山书院志》。去年2020年，在我的倡导下，贵溪市委、政府召开了“心养贵溪”心学之源学术研讨会，正式启动象山书院的恢复重建工程。传统书院的恢复需要解决关键问题，主要是紧跟时代步伐，具备与时俱进的思想，让中华传统文化活起来。
王立斌在论坛期间向临汝书院赠书
王立斌：书院复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2年，在当地政府和省文化厅的支持下，我们单位率先修复了濒临倒毁的鹅湖书院，1984年书院第一期工程完工后，光明日报就率先报道了鹅湖书院这一传统书院的维修情况，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第一批就迎来了前来参访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日本学术界客人。紧接着又接待了首次到访鹅湖书院的陈荣捷、成中英和余英时先生等人。从此我和成先生结识，成为了很好的忘年交。
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和季羡林等先生推动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对中国当代书院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先生们虽然都在大学教书，但是他们在恢复中国传统书院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北大哲学系和中文系合作为中国文化书院打开了两岸交流的格局。1986年岳麓书院得以重修，并且在体制上成为湖南大学的二级学院，并设立了多门学科的本科、硕士、博士点，为当今书院之楷模，而不再只是一个旅游景点，同时还担负了继承传统书院教育的任务，也逐渐开始有了书院学术研究，并且开始招收研究生，与湖南大学产生了联动效应。
王立斌：当代书院发展还有一种新形式就是通识教育、全人格教育。一些大学实行学生大一大二不分专业、不分系，所有学生进行的是一套通识教育，到大二之后再根据个人兴趣选择相关专业，比如北大的“元培学院”就是这种方式。通识教育的推广在2000年以后也得到很多学校的支持，但所有学校都是在专业教育体制内进行一部分通识教育。而马一弘先生创办的北京七宝阁书院则完全不一样（我曾在这里协助创刊主编《书院纵横》书刊三期。为推动书院传统教育与现代书院教育起到了展示、宣传、总结、创新的效果）。
王立斌：对书院精神的把握，对书院传统的理解，是我们书院人最核心的考量。考古专业出身的我，走访过很多书院，也一直在深刻思考“当代书院为什么办？如何办？”这个根本性问题。朱熹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办书院？就是为了反对科举，反对利禄之途！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将来做大官、发大财，那是成功学、厚黑学，不是我们书院的传统。书院传统是什么呢？是为自己负责，为古圣先贤负责。我们读书，我们继承这个文化，为世界负责，这才是书院人该有的书院精神。这种精神哺育了一大批为中国革命、为党的建设、为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人才，如岳麓书院、银冈书院、龙江书院、潋江书院、叠山书院、雯峰书院、怀玉书院、鹅湖书院等都传承了红色基因。
政邦智库：临川的书院与文教，相对于江西省来说处于怎样的地位？如今重建的临汝书院，论规模算是江西最大的宋式书院，不仅当地党政重视，而且有众多企业在开院就入驻到园区，起点不可谓不高。那么，您觉得临汝书院应该利用好哪些文化资源，如何打造可持续、有个性的书院范本？
王立斌：临汝书院在历史上是临川的南湖书院，原名南湖道院，南宋淳祐9年（1249）江西路提举常平茶盐史司，冯去疾创建。饶鲁、程若庸先后为山长，由其而知名学者有程文海、吴澄等。到元代延祐二年（1315）至七年（1320）山长黄镇与同知总管马和睦重新修复临汝书院相关的建筑，吴澄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