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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想独占真理,真理就会嘲笑谁

先知书店 李强好书伴读 2021-03-28



谁想独占真理,真理就会嘲笑谁

文:屏营  编:愈嘉

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 ——殷海光

先知书店上架了一本书,书名叫《1840年以来的中国》,作者很牛,曾经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明星老师,江湖人称“王大爷”的王人博。

一直以来,我总觉得,在近代史领域,任谁也写不出新意了。

其实这几天,我们在向很多书友推荐这本书的时候,他们也有类似的质疑与顾虑,反映最多的有以下三个:

▌质疑一:“我都能讲历史了,为什么还要读一个宪法学者写的近代史?”

近代史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初中学了一遍,高中、大学又学了一遍,学了三、四轮了。踏上社会以后又从别的书里,甚至互联网上,重新“反洗脑”了一轮。

学了这么多次可以说是学烦了,对重要的事件几乎倒背如流,都能给人上课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再读这本大部头的著作呢?

其实,读书关键不在多,在“新”与“精”——视角独到而新颖,分析纵深。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具备一种独特的“鹰眼视角”——老鹰既能看到远方的群山,又能看到草丛中奔跑的兔子。向远望,方圆10公里的视野,都能尽收眼底,盯住看,地上跑的一只兔子,它也能辨认清楚。

鹰眼视角的特点,就是抓住一个核心的真问题,兼顾历史的关键与纵深。

王人博老师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就剥掉了外层政治、军事层面纷繁复杂的杂质,直抵近代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核心——立宪以及背后的转型问题。

一纸宪法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

因为宪法这样的纲领性文件,绝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几页纸,它不但决定了国家是什么性质与形态、权力的来源与归属、更规制了民众拥有哪些基本权利。

比如辛亥革命后,隆裕太后以末代皇帝溥仪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写明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袁世凯经过深思熟虑,在清帝退位诏书中加了一句话——“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以当时帝国溃败,摇摇欲坠的情形,如果没有加这句话,边疆很可能就纷纷自立门户,国家被肢解的只剩下汉地十八省。

袁世凯的这句话,将革命党的初衷从“驱逐鞑虏”转到了“五族共和”之上,避免了全国的分裂——不论是哪个民族的人,从前怎么效忠满清皇帝,现在就怎么归附中华民国。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如果分析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袁世凯洪宪帝制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功败垂成,大可以从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的角度加以阐述。

然而,王人博老师的视角却非常独特、他往往从当时的宪制思想出发,一击直中核心问题。

比如他评价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但留下的遗憾也同样刻骨铭心。中国再也容不下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但人们仍可以忍受花样翻新的“强人”。中国有了民国的名号,却并无宪制之实。

宪制浓缩了当时治国者、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构想——抓住“立宪”这一关键问题,既抓住宏大的全局,又能看到中国近代史中种种生动的细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依次铺展开来。

可以说这本书一上来就抓住了近代史最根本的问题。经过这一核心的串联,即使再众所周知的史料,也展现出了全新的意义。

因此在王人博老师看来:宪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头等大事。它尽管距离我们最遥远,却与我们最相关。宪法,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

▌质疑二:“这本书讲的历史是真的吗?”

有的人读书只爱读“真相”,甚至觉得近代史的真相都在“禁书”里,追求真相固然重要,但比真相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史识”。

其实,历史是否有真相,本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求索真相受制于技术、学养、事物的复杂性,以及史观的影响,真相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至少不是唯一存在——真相只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而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才是完整的真相。

王人博老师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对“唯真相”史观的一次剧烈颠覆。

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历史书中,常常是天差地别的。哪个才是真的历史?这只能通过读者自己的“史识”——分析总结的悟性和能力去判断。

“史识”的价值,远大于事实。

因为如果缺乏判断能力,即使真相放在眼前,也会视而不见,只当做是几行数字。尽管“史识”并不带来真相,但它却是穿透历史的一种目光,能使真相免于遮蔽,无处可藏。

比如中国传统史学,可以说拥有人类最庞大的史料库,却很少产生伟大的历史著作。这是因为很多传统史学家的脑子里只有“善恶忠奸”一种“史识”,他们有再多的史料,也只是进行简单地整合加工。

王人博老师在书里谈到:“历史永远都不会以它整全的面目显身,历史留下的只是它的残骸。……历史因为他的残存物而被灌入后人的理解之中,它自身必然带着活人的偏见。”

意义大于真相,这一“史识”在书中无处不在:

比如一谈到洋务运动,大部分历史爱好者的反应是否定的——只学习技术,不学习制度,过于保守僵化。

然而,王人博老师却对洋务运动评价道:“他们用‘西学’这个武器将旧的文化传统戳了个窟窿,使古老的中国透进了一丝近代的空气,西方的‘用’在增大的同时,中国的‘体’便在减少。”

在传统视野中,梁启超是一个善变的人物,戊戌变法、清末立宪、中华民国立宪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然而,梁启超看似“骑墙”的身段背后,是对现代原则的一贯坚持,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民主,无论是和平改良——戊戌变法,还是暴力革命——号召全国讨伐袁世凯,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中国跨入现代政治文明。

王人博老师说:“梁启超长袖善舞,随机应变,但他绝不陶醉于权谋,他的政治手腕,都是为了实现现代性价值,这样一个政治理想,从来都是他内心最底层的压舱石。”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对历史真相的简单复述,更是包含洞见的历史的认识。

正如书中所说:对历史来说,其实不存在本体意义上的“真假”,只有“合理”与否的判断。

没有“史识”的所谓真相,无异于史料的随意拼接和生硬堆砌。

▌质疑三:“对中国学者写的书不感兴趣?”

这些年,国内引进了许多西方学者的书,客观的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很好,有的带来了最新的学术研究范式,有的通俗性和思想性兼顾。但其中也不乏很多水平不高,竟是老掉牙论点的平庸之辈。

相比国内,更多的是毫无良知的“学者”,要么一门心思做权力的掮客,不会写书,只会给权力“背书”,这种人写的书糊墙都嫌多;要么虽然书都很畅销,但不是贩卖焦虑,就是迎合阴谋论,写的书、说的话全是“生意”。但无论哪一种,都是有毒的。


一些真正专心做学问的,很多也眼界封闭,谈不上任何学术创新,不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晦涩难懂的教材,就是做二手知识的“搬运工”,固守着“一亩三分地”,对现实毫不关心。

因此,在推荐这本书时,很多读者对这本书有些迟疑,也很正常。

废物哪里都有,人才也是一样,中国同样不乏优秀的学者。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个中国学者写的是本好书呢?换句话说该如何衡量一个中国学者的水平呢?

以王人博老师为例,他是与贺教授齐名的宪法学者,被称为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专业水平自然不必说,但成为一个高水平的中国学者,更在于他能做到如下几点:

◎独立,只忠于自己

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曾说过一句格言“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

王人博老师将这句话视为信条,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

正如他在讲台谆谆告诫台下的学生那样:欲求解放,必须自主;欲求自由,必须独立。

◎从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

不从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忠于自己,只是外在的独立。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自省,认识到自身的“无知”。并在不断的审查与追索、拷问与质疑中,完成内在的独立。

“内省”不是与外部隔绝,而是认知的改变,终身研究现代政治文明的王人博老师,从不认为自己是权威,是正义的化身。他自称“到现代文明的路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去现代文明的路”。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一个人一旦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真理,他便变成了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也成了虚妄。因此,一个高水平的学者,从不把自己当做真理的化身。


◎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问题意识

一个高水平的学者,必然把学术当作志业,他们的学术根植于内心的“问题”中。即使研究国外的东西,也肯定有自己的情结,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问题意识。

王人博老师懂现代价值,但他并不是只讲现代价值,正如他在书中说的:“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

受制于种种原因,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确实比我们领先,读他们的书,可以开拓视野、汲取现代文明的智慧。但生活在中国,就必须关心中国,就不得不读一些视野开阔又有中国问题意识的书。这一点,《1840年以来的中国》不仅做到了,而且,这也是王人博老师非常看重的价值。

最后诚挚诚荐王人博老师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您的书架上可能已经有很多版本的近代史作品,但对热爱阅读和思考,关心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愿意拥抱一种新的“史识”的现代人,本书不应错过。您可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进一步了解图书详情,购书赞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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