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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争辩中,隐藏着国家的命运

先知书店 李强好书伴读 2021-04-11



他们的争辩中

隐藏着国家的命运

文:愈嘉  编辑: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马克思说:“哲学家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


可见,学者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奠基型”学者,他们的学术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目的是解释世界,构成了所有行动者的底层观念,如牛顿、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等;


另一种是“实践型”学者,他们的学术力图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着眼于改造世界,如凯恩斯、马克思等。


每当人类历史遭遇巨变时,两种学者就会展开大论战,从而震荡出久远的历史回音——哈耶克与凯恩斯针对“大萧条”的大辩论,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在双方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的隔空对话......


过去40年间,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无疑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历史的沧桑巨变,毫无意外地在思想界引发了两种学者的大争论——杨小凯与林毅夫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1994年,林毅夫指出,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现代化;2000年,杨小凯发表了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不久,林毅夫便发表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予以反驳......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被经济学界这样描述:“这场辩论,奠定了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发展与转型路线之争的基本底色。


▍叙拉古的诱惑与出走:

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两位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学者,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


家庭出身:杨小凯是高干家庭;林毅夫长于贫苦人家。


个人命运:杨小凯一生饱受坎坷,林毅夫一路顺风顺水。


治学理念:杨小凯毕生求索“第一性原理”,林毅夫立足用学术指导实践。

......


上帝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祂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学者,几乎同时送给转型阶段的中国。


1952年,林正义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的一个贫困家庭,父亲以理发糊口,而母亲则以洗衣为生,家中还有4个兄妹。尽管家境贫寒,但是林正义自幼刻苦好学,终于考入国立台湾大学。


但他却选择投笔从戎,退学报考了军校。这一举动让他被评为“台湾省十大青年”,获蒋经国亲自接见。他一举被塑造成台湾家喻户晓的“明星”。


1972年,蒋经国接见林毅夫


然而,这仅是林正义传奇人生的开端。


1979年5月16日夜,处于台海前线的金门鸡犬不宁,皆因一名上尉泅水叛逃。岛上驻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连夜展开地毯式搜查......


搅动台海前线的正是林正义。他当时孤身一人,抱着两个篮球游过了海峡。抵达大陆后,他改名为“林毅夫”。


之后,他凭借着经济学的学识和流畅的英语脱颖而出,留在北大学习。


林毅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选择泅渡海峡,是因为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只有祖国大舞台,才能实现他的抱负。“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始终不能平静”。


1982年,诺奖得主舒尔茨在北大访问时,一眼看中了林毅夫,收其为关门弟子。林毅夫得以远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叛逃者”林正义自此转变为“经济学家”林毅夫。


几乎同时,海峡对岸的杨小凯,开始了截然相反的人生。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高干家庭。恰逢解放军赢得辽沈战役,他获乳名“小凯”。


年少的杨曦光正逢癫狂年代,也不可避免地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贴大字报,加入造反派......在嘈杂的文攻武斗中,杨曦光将所思所想写成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主张彻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


未曾想,此文震撼了康生、陈伯达等人,被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结果,杨曦光被判十年,其父被关进了“学习班”,其母自缢而亡。


杨小凯全家福(右上角为杨小凯)


风华正茂的年纪遭此大难,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可能就此沉沦,但惨痛的经历,反而让他如梦初醒,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


在狱中,杨曦光疯狂地拜师学艺,学经济学,学英语,学数学......他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力完成了自我启蒙。当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杨曦光已脱胎换骨,再次成为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1983年,杨小凯被经济学家邹志庄看中,随后,历经万难。所幸,在刘道玉等人的帮助下,远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由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


两种“第一性原理”:

思想与实践之辩


走上学术之路的林杨二人,各自原创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两套理论的理解,构成了我们思考“林杨之争”的关键。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第一性原理”在每一系统的探索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


杨小凯的理论,回归了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分工产生效能,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要点如下:


· 回归亚当·斯密的基本议题。


· 注入“交易费用”的新鲜血液。


· 用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重建经济学大厦。


继“新兴古典经济学”之后,他又提出了两大范式,(推荐阅读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一文。)从而对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相比于杨小凯对世界主流经济学的颠覆,林毅夫则试图解答一个困扰后发国家难题——“如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他的学说要点如下:


·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需要“看得见的手”


工业化是后发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必经之路,但是工业经济远比农业经济复杂得多,它不只是进口设备,建设厂房,组织生产这样简单,还涉及与之配套的庞大社会工程,比如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能源电力、装备制造、金融银行、教育培训等等。


复杂工业体系的建立,大大超越了绝大多数农业国所具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基础,要想从一个农业国转型成工业国,不仅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还需要政府大规模的长期投资。而这种产业结构的变迁,仅靠自由市场经济是绝无可能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后发国家中,最后能真正崛起为工业强国者,凤毛麟角的原因。


例如,苏联工业化的成功仰赖于纳粹德国带来的技术扩散,而中国一开始的工业体系,离不开苏联援华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


·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缺一不可


但是,如果只强调政府的作用,施行“计划经济”,那么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经济膨胀力,将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和惊人的投资浪费,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经济崩溃。因此,就需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紧密配合


首先,必须在世界分工体系下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其次,政府根据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


最后,待该产业体系成熟后,放手将其交给市场。


林毅夫做了一个巧妙的比喻:


经济发展犹如攀登天梯,各国都是天梯的攀登者。发达国家是先行者,后发国家是跟随者。由于成功的道路已经由先行者探索完毕,跟随者只要沿着前人的步伐学习,便可形成“后发优势”。


他将苏联模式称为“旧结构经济学”,而他的理论就是“新结构经济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十余位诺奖得主对“新结构经济学”给予高度评价。


此外,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国通过实践该理论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波兰副总理莫拉茨斯基表示,得益于“新结构经济学”,波兰成为了东欧转型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


波兰政要问道林毅夫(左边为波兰副总理,中间为林毅夫)


▍“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之争


熊彼特说:“人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分别是通过理论、统计和历史。


2002年,改革开放已近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媒体和主流学界将其称为“经济奇迹”。此时,唯有杨小凯以先知般的眼光发出了警惕,从而拉开了“林杨之争”的序幕。


在国内某研究所,杨小凯发表演讲指出: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根本差异在于是否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模仿引进技术比较容易,但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制度转型迟迟不到位,最终拖延改革,导致经济崩溃!


他列举了三组截然不同的国家转型历史来反驳林毅夫的“后发优势”:


英国vs法国


18世纪的英国,由于“王在法下”,因此税法很公平,人人都要交税,英国政府有财力投入公共事业,经济得以繁荣。


相比之下,法国是君主制国家,税率虽然很低,但非常不公,特权阶层几乎不用交税。当政府财政困难,国王路易十六一意孤行要提高税率的时候,大革命爆发了,法国从此陷入百年动荡。


北美vs南美


南美资源丰富,却落后动荡,而北美资源贫乏,却繁荣富强。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美国家军政府当道,国家利益被利益集团吞噬,结果贫富差距严重,经济活力尽失;


与此相反,北美则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模式,国家机会主义无法生根,自由市场经济才得以蓬勃发展。


日本vs晚清


晚清洋务秉持“中体西用”,在经济上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经济制度,结果经济成果被权贵瓜分,国家转型彻底失败。


日本明治维新首先模仿制度——制约权力,保护私产,公平司法和自由市场,最终国家转型大获成功。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杨小凯发表演讲后的第二天,林毅夫即撰文回应:


以英美为代表的制度,并非经济持续繁荣的决定性因素。


例如印度——虽然权力制约、多党竞争等等,但经济依旧落后,贫富差距极大。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进行了制度转型,并对国有资产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和动荡——七大寡头富可敌国,广大民众陷入赤贫......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在军政府时代实现了经济腾飞。1996年,新加坡人均GDP达到美国水平——后发国家即使没有制度转型,也能赶超发达国家。


尽管后来“亚洲四小龙”出现了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但这一定是制度转型不彻底造成的吗?是否能把任何经济衰退,都认为是体制改革的问题?


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比1991年的日本金融危机还严重,英国在二战后从最发达的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末几位,是不是也因为英美两国的体制有问题?


自由主义的逻辑非常完美,但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开的药方是“自由放任”——政府安心做一个守夜人,那这个国家永远爬不起来。

......


直到今天,这场大辩论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无论是2004年的“郎顾之争”、2008年经济学界关于“四万亿”的大讨论,还是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的辩论会,都是“林杨辩论”的延续。


▍林杨二人的命运沉浮


奠基型学者与实践型学者的天然差异,必然会投射到各自的学问与人生命运之中。


杨小凯与林毅夫大辩论之后的2年内,杨小凯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而几乎同时,他被确诊肺癌晚期,并于2004年7月7日逝世,年仅56岁。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


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可参阅《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一文)。由于杨小凯天才般的三大范式,他被誉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第一人(赵晓)。



林毅夫则“学而优则仕”:2008年任世界银行副行长,2016年创办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学员均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成为经济政策智囊团成员之一;201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40年的“改革先锋人物”。

在文人相轻的学术界,杨小凯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魅力,获得了几乎左中右各派学者的褒扬,但官方却保持了沉默;林毅夫不但成为政府的经济智囊,还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座上宾,但他的学说却饱受争议,被称为“最孤独的经济学家”。


不过,被外界视为“冰炭不能同器”的林毅夫与杨小凯,私下非常欣赏对方的学术造诣与天分。


经济学者韦森回忆道,杨小凯曾专抽出一本装订好的林毅夫博士论文递给他,“这部论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经济学功底甚是了得,你可以好好参考。


林毅夫也曾在公开场合将杨小凯称为自己“效法和学习的榜样”。


2004年7月,在悼念杨小凯座谈会上,林毅夫说:“毅夫痛失良师益友,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尖刻......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10年后的杨小凯追思会上,已经位高权重的林毅夫,不仅意外出席,更是在持续一天半的会议里,少数几个没有提前离开的学者。


2014年杨小凯追思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就产业政策再次展开辩论


......


▍“林杨之争”的第一性原理


查理·芒格说:你持有一个立场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完整阐述相反立场的论点和论据,否则,你没有资格持有它。


可见,评判“林杨之争”,不是简单的人身攻击、道德批判或意识形态站队,而应回到争论的背景、学术观点的诉求,以及背后的第一性原理。前面两点本文以及《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已做了讨论,而“林杨之争”背后的“第一性原理”至少包括:


· 在人类文明史中,经济长期停滞是常态,今天常见的经济增长,只是最近250年才出现的事情,而这恰好与现代文明的出现高度重合,那么经济增长究竟是目的,还只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当讨论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讨论什么?


· 柏拉图在叙拉古“诱惑与出走”的故事,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独特的命题:知识分子是始终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从而去发现真理,解释世界,影响人的观念,还是“学而优则仕”,用思想去改造世界


· 真正伟大的思想,其着眼点,究竟是解决眼下的现实问题——“用实践来验证真理的真伪”,还是回归第一性原理——“用真理来引领实践”?


· 好问题比好答案重要,能产生好问题的土壤更重要。这个土壤就是科斯所说的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林杨之争”已过去20年了,虽然杨小凯当年孤独的呐喊已经被部分验证,但这场争论还不能说已有定论。今天最需要的,还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可以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


遗憾的是,林毅夫的文章和作品俯拾皆是,而杨小凯的思想,随着他的英年早逝,逐渐被遗忘,他的著作也早已绝版。


值得庆幸的是,在杨小凯亲友和学生,以及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凝结了杨小凯一生思想精华的《杨小凯学术文库》终于被编译集结,首度出版。为此李强好书伴读为您奉上:


Ⅰ.杨小凯一生经济学思想精华的结晶,部分作品是狱中的思考成果;
 
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经五年,精心打磨。本书装帧考究:精装版,函盒选用高级灰色细彩麻布。
 
Ⅲ.限量发行。《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由先知书店独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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