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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中国文化与资本主义

点击蓝色字体关注 吃果读书 2022-08-23


韦伯、中国文化与资本主义

文:徐颂赞;编:吃果读书


韦伯的“正命题”与“反命题”


如果我们打开一张世界地图,就会发现,近代以来的发达国家,几乎都集中在北欧、西欧、北美、澳洲,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又都拥有极其浓厚的基督教传统。即便在东亚,韩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地区,这些发达地区或国家,背后也或多或少和基督教文明相关。


其实,对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海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此也有专门分析。而读韦伯的一系列著作,可以发现存在两个命题,“正命题”是为什么基督教欧洲可以发展出资本主义?“反命题”则是为什么非基督教地区,包括印度、埃及、古代中国等,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


对于古代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里则有专门的研究,他的回答也比较清晰:以儒教和道教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体系里,没有办法发展出近代理性又有节制的资本主义。对他的这个回答,学界说法不一。但在这篇文章里,先来看他自身的理论是如何展开的。


说到韦伯,他和家喻户晓的卡尔·马克思,还有法国的涂尔干,并称为“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之所以说是“古典三大家”,是因为单单他们三位,就几乎开辟出整个近代社会学,而这两位Max又几乎都涉足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等学科,学问非常广博精深。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这本书最早发表于1916年,距今一百多年,《新教伦理》出版至今也是一百多年。可见,一百多年前,韦伯对宗教与资本主义的思考,就很清晰了。
 
当然,韦伯认为,中国人在智力和技术上并不落后于其他民族,只是强大的“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极大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发明火药、罗盘针,最后却拿来敬神、祭祖、看风水,却没有在历史上爆发产业革命?

有趣的是,与鲁迅遥相呼应,韦伯的答案是:“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巫术的理性系统化”?

 
韦伯认为,主导中国人生活的不是某种特定伦理,而是“魔法”,他认为古代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了巫术和泛灵论。

巫术和泛灵论,简单说,就是把整个宇宙内的客观现象和主观心理都视为一体,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体内的五官、五脏对应着大宇宙的五行、五星,并且把生活里出现的各种事物和现象都看作是神灵鬼怪的作为。

对此,不论是文人士大夫主导的儒教,还是民间的道教,都相当宽容甚至不无鼓励,以致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巫术化。这就导致了在中国,但凡出现任何新技术、新知识,即使再高明,最后都会自然地朝着巫术的方向演进。

除了之前举例的火药和罗盘针,还有,比如,古代中国的天文学最初是为了服务农业生产和航运而出现的,最后却演变成了占星术。再比如,药物学最后演变成了长寿术。最后获利的是谁?当然是那些巫师、占卜师,还有跳大神的人,而不是创造科技的知识分子或技术发明家了。

就像如果今天政府在规划市政,挖地、铺路,老百姓出个远门、去做生意,却总要提心吊胆、担心触犯鬼神。

在这样的集体心理和社会氛围里,现代化建设怎么进行?任何新发明和新观念又怎么扩散出去?仅仅一百多年前,大清造铁路时,还闹出了用马拉火车的笑话。那更可况古代中国。可见,传统积习还相当强大,使得新技术没法顺利传播,更不用说刺激出新产业。
 
但是,在古代,儒教和道教又是如何演变并且促成这种“巫术的理性系统化”?这也正是韦伯所追问的。对此,他从上层的儒教和基层的道教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儒家、儒教与中国社会伦理

 
我们先从三个方面,来看看上层的儒教是怎样构成、如何运作的,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儒”的宗教性
 
首先,通常我们会觉得“儒家”只是一种教导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但不能单从形而上的理念去看,还要从具体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层面去看。韦伯认为“儒教”本身就蕴含“宗教性”,事实上发挥着宗教的功能和影响。
 
在先秦时期,“儒”的本意是事奉祭司的专职人员。孔子和他的传人们,“敬鬼神而远之”,不问鬼神问苍生,将原始儒家转化为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不过那时的儒家还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其中一家而已。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代董仲舒重新建构的儒家,又具有某种宗教色彩。后来又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大一统帝制朝代,儒家成为多数朝代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

那么,在儒教内部,就有最高统治者、祭司、文士、信众等等的分别。儒教的大祭司是谁?当然是皇帝,也就是“天子”,具有无人可以妄议的上天赋予的“卡理斯玛”魅力。

“卡理斯玛”(Charisma)这个概念,是韦伯从基督教引进到社会学的术语,意思是“神圣的天赋”,指那些具有超自然、超人天赋和才能的大人物,能够吸引信徒来信奉追随,进而形成某种组织或社群。

不论是先秦的封建时代,还是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时代,天子本身就集中了高度的政治、宗教与文化权力,既是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担任祭天求雨等的最高祭司,还是主持科举殿试的文化权威。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就存在着教会和国王、神圣与世俗之间权力的分立和平衡。较少有长期存在政治和宗教合一,既是国王又是教主的状况。甚至还发生过国王被开除教籍,而不得不专程跑到梵蒂冈教宗那儿求饶的事。反观儒教,则长期保持着一种政治与宗教合一的特殊形态。

(二)士大夫与科举文化
 
除了皇帝这个神圣的大祭司以外,还有“士大夫”这个特殊的统治精英阶层。《春秋谷梁传》里有“四民”之说,“士农工商”,“士”排在平民阶层的首位。士大夫是维系儒教的重要角色,扮演着辅助天子、解释经典、建构权威,进而维护整个朝代神圣性的角色。

有些时候,士大夫具有一定独立性,比如当君主昏庸无道、朝政混乱时,士大夫则会以天灾人祸的发生,来督促君主颁布“罪己诏”,承认自己治理无方、触犯上天。从而以此来重新调整儒教王朝的行政秩序,进而来维护皇权和朝廷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这群士大夫又通常是经由考试,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并且高度依赖官方俸禄。为了培养、选拔这些士人,儒教极度强调教育。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就可以从广土众民里,源源不断地向儒教国家输送训练有素的官员。

但是,中国的科举并不考核专业知识,而是考察人们是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以及对圣人和经典的正统化诠释。所以,儒教的这种教育呢,仅仅限于书面阅读、科举考试和政治事务,对其他的教育面向,诸如体育、算术、演讲、逻辑等,都不太关心甚至不无鄙视,认为这些只是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而后者恰恰是西方人文教育特别注重的。

在近代之前,西方的教育掌握在封建贵族和宗教组织手中,为的是培养卡理斯玛的英雄气质,以及专门化的宗教知识训练。即使西方在近代产生教育考核后,也逐步发展出理性的专业资格考核,比如律师、医生、教授等职业分工,而不像中国那样一直坚持考核四书五经,培养博古通今的“多面手”,也就是“君子”。

因此,这些儒教士人以及他们领衔的文化传统,通常都强调一切具体知识(包括各种自然科学)都是成为“君子”、“士”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恰恰也是古代经典尤其是孔孟语录中提倡的人格典型。同时,“君子不器”,逐位不逐利,只有谋得官职、服务社会才是上等人的追求。

为了养成君子人格,那就要讲究“礼”、“孝”,就是服从既有的等级次序,自我克制、举止高雅,才能通过修身养性来自我完善,成为贤人、圣人。因为只有成为圣贤,才能带领社会脱离混乱、复归和谐。对儒教而言,“圣贤”就是具有极高卡理斯玛魅力的人。
 
这种集体心理和社会氛围,也确实深深影响到了士大夫的经济政策,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国家整体的福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极度向往国内秩序和谐稳定,而不是像近代西方那样鼓励发明创造、培养专门人才,积极地向海外扩张。


(三)民间儒教的“巫术化”

虽然在儒教内部,没有此岸、彼岸等等的分别,但在实践中,尤其在民间又发挥着类似宗教的仪式和功能。比如儒教精英当然不过多谈论鬼神,但他们对古代圣贤、祖先和经典文本的彻底神化,就导致使祖先和文字也具有卡理斯玛的宗教魔力。

比如对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虽然先人早已故去,但中国人总会觉得祖先的灵魂会庇护后人,会在特定时期返回故居。所以通过在家中摆放祖先牌位、清明祭祖等,来供养祖先。那围绕着祖先崇拜,也就整合、凝聚起整个家庭和宗族,逐渐建构起中国的基层社会。时至今日,祖先崇拜还都在发挥重要影响力。可见在古代中国,祖先崇拜的影响会有多深刻了。

还有,民间社会非常流行“敬惜字纸”的做法,就是带有字的废纸,是不能随意丢弃的,而是要收好,带到专门建造的惜字塔、焚字炉去焚烧成灰,等到祭祀仓颉之后,才能把字灰送入大江大海。这其实也反映出,正是因为儒教对书面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极端强调,以及与之相应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最后导致老百姓对字纸的极度尊重,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

再比如,年轻时的李鸿章,有一次做错了事情,但他在叔父面前流畅地背出了《春秋》,叔父就原谅了他,还给他找了个官位。后来,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写出一首祈祷诗,就赢得慈禧的赏识,从此步步青云。

对此,韦伯也在书中感到很惊讶。他就反问说,这些仅仅有文字教养,而没有专业历练的人,怎么能治理好那么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就是这样延续下来了。

其实,韦伯的这种“惊讶”,还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的惊讶。因为对于西方人而言,书面阅读和经典背诵,本身并没有神圣性,这些知识只是可以被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已。这种思维方式,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是很清晰的。甚至从中世纪的阿奎纳,到宗教改革后的加尔文,都认为大自然是被上帝创造,里面的规律,是人们可以去认识和掌握的。

但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而言,传统和经典本身意味着神圣的权力,古代经典有绝对的权威和神性,需要反复诵读、考核,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政治治理。如果对这些神圣经典也能够倒背如流,不正体现出背诵之人的卡理斯玛魅力吗?自然,靠背诵经典而得到官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从上面三点看来,相对于佛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虽然儒教的宗教性还不是最深的,但儒教自身确实具有宗教性,比如对君主、圣贤、祖先、古书甚至文字的神化,都视为有卡理斯玛魔力。也就自始至终无法摆脱附着于整个传统的巫术化倾向。

另一方面,儒教教育和士人又是相当世俗理性的,专注现世世俗的人文教育和政治事务,排斥自然科学等专业教育。也就至始至终发展不出更科学、客观的专业知识。

最后,这两个方面一配合,就导致了一种极其严重的“传统主义”,就是崇拜古人、崇拜祖先,拘泥于既有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这样的话,在创新能力上势必会趋向越来越保守,甚至不肯随意改变了。因为改变既有传统,即意味着威胁传统的卡理斯玛。

鲁迅曾说,如果要在中国这个大房子里开一扇门,中国人就只会开一扇窗。除非扬言要拆房子,中国人才肯开一扇门。如果再结合韦伯对儒教的分析,想来应该不无道理。

然而,问题更在于,上层的儒教精英只关心治理现世,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并不关心大多数民众的宗教需求。但这种供需关系是一直存在、无法消灭的。当供不应求时,会发生什么?

当然是会出现新的供应方,来满足这种长期存在的需求状态。一旦出现更适合需求的新的供应方,困顿的民众将会趋之若鹜。这个在民间替代儒教的新角色早已出现了,就是道教。


道家、道教与中国社会伦理


道教,被称为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道教的“道”,其实也是正统儒教的概念。但不同的是,儒教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追求道的实现,而道教去追求这个“道”的方法和途径非常不一样。我们也从三点来看道教。

第一,先来看道教的理念。先秦时期的道家,比如老子,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倡导“无为”和“不言”。《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说,道家反对儒家那样这么强调后天教育和介入时事,反而觉得既然做多错多,那就干脆无为、顺其自然吧。

第二,所以,为了达到理念上的“无为”、返归自然,那在现实实践中,往往导向隐居、冥想、清心寡欲。而到了基层,更滑向追求长寿了。也就出现越来越多的修炼长生术的人,甚至职业的道士,道教就这样产生了。

在道教看来,真正的完人、圣人可以避免死亡,所以为了成为完人,就需要非常重视肉体的生命。这样的话,就逐渐发展出“吐纳术”,就是调节呼吸、抑制激情,涵养“元德”。

道教提倡“复归于婴儿”,婴儿是一个人生命最初的状态,也是元气最饱满的状态。通过炼内丹、结圣胎,慢慢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人们可以回到婴儿那样充满元气的生命状态。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原先老子那种道家哲学,已经逐渐转变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修炼术了。

第三,虽然有些道士是隐居的,但也有很多道士是同现实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道教跟农民、商人等关系密切。

比如,东汉黄巾起义时,张角在四川建立了“太平道”,就有严格的行政组织、税收、军队和法律等,存在着严格的教阶制度。在这里,源自道家的道教,已经成为提倡天启末世救赎、动员农民起义的民众宗教。

再比如,道教在商人群体里面也很流行。大家都知道,财神爷就是一位道教谱系里的职业神明。但道教对商人而言,重点不在于诚信、遵守规则这些市民伦理,而是各种长寿术、治疗术和驱魔术,它许诺带给人今生来世的健康和财富,其实是一种相当世俗的民间信仰。

更重要的是,道教全面融入中国基层老百姓的生活,那些被官方祭司和儒教文人排斥或者看不起的各路神明,都纷纷进入了道教的神谱,一一被“封神演义”。只要跟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有关,上天入地下海,不论风神、雨神、灶神、土地公,还是玉皇大帝、元始天尊,都在道教里逐渐成为具有卡理斯玛魔力的象徴。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他也接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大家想想看,既然儒教忽略了民间老百姓的宗教需求,排斥那鬼鬼神神,那老百姓当然需要新的宗教供给方了,不然如何面对古代社会日常生活里的那些灾难和不幸?

这样的话,总体看来,从道家到道教,真的是已经完全向所谓的“巫术”转化,其中并没有发展出一种适切于工商业和市民社会的普遍伦理。更关键的是,扎根在中国基层、更具民间影响力的道教,它的世俗化、巫术化的程度和影响,都更深、更广。


“巫术化”是儒道的命运?

 
说完上层的儒教与基层的道教,我们来比较下两者的异同之处。
 
第一,儒教和道教,两者的不同点很明显。儒教是相当精英的,只限于受过长期儒学教育、可以识字作诗的人,主要是官员和儒生。他们不关心彼岸世界,也不关心专业技术,只关心现实政治事务,专注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

但是在古代中国,多数人是文盲或者是未受系统教育的老百姓,那他们主要就受佛道教影响。基层的道教,虽然关心彼岸世界,想要超凡入圣,但又没有儒教的世俗理性,往往会沦为长寿术、占星术等等巫术。
 
第二,不论儒教还是道教有多么不同,但都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点。比如,都相当重视传统,都强调官僚主导秩序、等级制、坚守孝道,崇拜古代经典和祖先。总之,祖宗之法不可废,“传统主义”非常深厚。另外,它们都轻视自然科学、形式逻辑和专门人才,都存在滑向巫术的先天不足。

因此,从儒教和道教两个方面看来,不但上层的儒教不能抑制巫术,它本身对君王、祖先和传统的崇拜就存在着演变为巫术的趋势。而基层的道教更是深度滑向巫术,更无法摆脱巫术化的命运。

根据这样的逻辑,所以韦伯就认为,正是这些导致以儒教和道教主导的中国文化,逐渐走向“巫术的理性系统化”,而未能发展出类似新教那样理性且又禁欲的入世伦理,最后也就自然没法激发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韦伯“正反命题”的回响


除了儒道这样的“反命题”,作为“正命题”的新教伦理又是什么?韦伯在《儒教与道教》最后一章有过比较和分析,当然他在另一本巨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有更系统的回答。

我在此简单提一下,以后有专文详细论述。其实新教尤其是清教徒、加尔文宗,即使在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拉美和非洲的基督教等等)里面,也是很独特的宗派类型。

清教徒主张禁欲、反对享乐,更反对偶像和精灵崇拜,而把俗世工作当成修道,把整个世界都当做修道院,用努力工作来彰显得到救赎的确据,以此来回应上帝对每个信徒的“呼召”(calling)。简单说,就是“拼命赚钱、拼命奉献、拼命工作、拼命修道”。

此外,清教徒、加尔文宗都精通新旧约圣经,也就意味着精通市民社会的法典,训练出强烈的“圣约”意识,遵守律法的精神,同时有意栽培近代以来发育的科学,比如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等专业知识。

这样的社会氛围,是不是有利于科学家、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的成长?之所以近代资本主义几乎都源自新教地区,就是因为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先天优势和亲和性。

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的最后,韦伯也指出,其实儒教与清教存在着相通或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很讲究恬淡的人生观、抑制激情。韦伯也承认,古代中国确实存在着大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甚至比日本更有能力吸收西方科技经济,但中国最终也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地域一样,没有产生近代资本主义。

儒教、道教乃至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经济发展活跃,但始终没有突破祖先崇拜、官僚行政主导、崇尚古代经典、排斥专业知识等,也就无可避免地滑向“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所以,最后也就没能发展出类似清教的伦理。

环视这部近代的全球史,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先在西方新教国家产生,逐渐扩散到亚非拉地区。在这个大格局里,中国的近代史由此开始,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都被卷进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当一个特殊的“中国”开始反向影响“西方”,我们又该如何回应韦伯一百年前的“正反命题”?

这个问题,交给每个读者来回应。


韦伯是思想史上绕不开的里程碑。他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因为他完成了两个任务:看清现代,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反思现代,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

他不是一个象牙塔中远离大众的学究,而是一位广泛介入公共生活,面向社会和现实,更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为此,吃果读书诚荐“马克思·韦伯作品集”,读懂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马克斯•韦伯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从宗教角度讲述东西方文化的差距。揭示了价值观或观念如何成为社会变革的源泉。本书是闫克文老师译本,国内最经典版本。

◎《学术与政治》韦伯将一生的经验和学识都浓缩其中。与韦伯其他著作不同,本书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他身为学者和政治家对现实的强烈关怀。现代政治学里的诸多重要命题,在这本书里也都有所体现。


◎《经济与社会》:本书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部社会学著作,高居第一。全书内容涵盖了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是一部“社会学大全”。再现各大文明演进路径,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的由来与可能发展方向有颇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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