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秋，我正在福州军区空军当维修“歼－6”飞机的地勤兵，这时传来要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对这个“小道消息”虽然大家都十分兴奋，认为早该如此，但又半信半疑。因为尽管人们依然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喜悦之中，“第二次解放”是当时流传得最广的一句话，真实反映出人们的心声；一大批文革前的电影被解禁公映，一些冤、假、错案开始陆续纠正、平反；国家政策开始强调知识、科学、文化和重要性，开始强调要重视业务而反对“空头政治”……但是，但是文革并没有公开否定，“两个凡是”仍是居主导地位的纲领。高考是文革最早被废除的制度之一，也是一直作为文革最重要的新生事物不容质疑，“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就是从批判“否定高校教育改革”开始的吗？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在满怀期待的同时又深有疑虑。
然而，形势比人强，有关部门最后终于正式决定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虽然作为“小道消息”传播已久，但这一决定还是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用奔走相告形容毫不为过。在军营，起码在我所在的部队，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或许，这是因为航空机务大队文化水平较高，而且有许多文革中从北航、南航、西北工大、空军工程学院……分配来的大学生吧。
得此消息，我当然也想报考大学，但部队毕竟不同于地方，不能随便报考，所以无法参加1977年高考。这时我当兵已满3年，便动了想退伍考学的念头。1978年的退伍工作开始，空军机务部队很少当兵满3年就退伍的，对我提出退伍要求，领导和战友都大吃一惊，指导员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退伍。指导员当然是出于好心，但我决心已定，就找了上一级机务大队教导员，一位南航毕业的大学生。他很理解我，当场表示同意我退伍，同时还顺便问了我几个最基本的数学公式，我说有的没学过，有的已经忘了，他一边写下这些公式一边笑着说，那你回去后还真要加把劲呢。由于我是从河南叶县作为插队知青当兵的，所以1978年3月复员就回到了离叶县很近的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在成品车间当车工。我们厂是省“大庆式企业”，在文革中其他厂各种规章制度都无人遵守、工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了也不怎么干活时，我们厂都严守各种规章制度，现在要求自然更严。在部队养成的遵守纪律的习惯，使我一天假都没有请。“紧车工慢钳工”，在流水线上的车工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回到家后，已是筋疲力尽，晚饭后还要复习到深夜。午饭后有几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我就躺在机床旁边的长条凳上背书，有几次竟然熟睡过去，上班时车间机器轰鸣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但却一点没吵醒我，实在是太困了。师傅肯定知道我的辛苦，也不喊醒我，几次都是车间主任把我推醒，醒后怪不好意思的。有一天深夜，在家复习到很晚才睡，但睡梦中突然被呛醒，醒来一看原来是毛巾被掉到地上，被蚊香点着了，好在还未燃成大火，但堆满书、纸的小屋已是浓烟滚滚，好不危险！由于小学还没毕业文革爆发，又早早随下放农村的父母下乡，在农村上了两年社办“五七”高中，更多的是参加农业劳动和打篮球，得过全县中学篮球联赛冠军。“五七”高中毕业后就正式插队，成为知青，所以基本没学过数理化，只能报文科。分数下来，到了重点分数线。这时我父亲却劝我今年别上大学了，说你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就能考得这样好，不如现在开始好好补习数理化，明年再重考，报理工科，上一所理工科大学。他是40年代学建筑的大学生，不仅相信科学救国，而且认定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真学问、真本事。虽然在他的教育下我小时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工程师，但经过文革我知道自己的兴趣、知识储备全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所以坚持一定今年上大学，而且是文科。
当时是先公布分数，后填志愿。但选报什么专业，我却十分犯愁。这些年“冒险”阅读了大量哲学、文学著作，因为许多书都被列为禁书，所以读书就是“冒险”。当时我对哲学和文学创作都非常感兴趣，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文学创作稍稍压倒了哲学。但我当时深受高尔基的影响，认为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社会阅历而不是大学课堂，社会、人间就是“我的大学”；再加上十几岁就下乡，出去修水库、打小工、扒火车……后又在江西、福建当兵，总之，在社会上闯荡惯了，还是想过一种紧贴社会的生活。所以报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专业，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考古还是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许多人劝我说考古专业太苦，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在野外，殊不知我喜欢的就是它大多数时间在野外。当时我的如意算盘只是把考古专业作为一个仍能在社会闯荡的媒介，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积累素材、增加社会阅历。如果学理工科，那我一定会选报地质专业，并不是喜欢这个专业，而是喜欢这个专业在大自然、在社会中的跑来跑去，能成就我的作家梦。但没想到当时考古专业的分数非常之高，所以把我录取为历史系历史专业。就这样，我既没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没走上哲学研究之路，而是阴错阳差地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
1978年是国家命运巨变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命运戏剧性变化的一年：前3个月我是军人，中间6个月我是工人，最后4个月我是大学生。
1981年夏，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回到当年下乡插队的河南叶县的一个村庄。距我上次回来，只有3年时间，但农村在这3年的变化之大却使我深受震动，使我对改革使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巨变有了直接的感受。那次是1978年秋，上大学前夕我曾回到这个离开了3年多的村庄——我是1974年底参军离开农村的——这三年多，农村没有任何变化。而1974年底参军离开农村时，距我1971年初来到农村则是4年时间，这4年几乎天天生活在农村，农村也没有任何变化。简言之，从1971年到1978年，我插队的村庄没有任何变化。
或许，许多“老插”都与我有同样的经历，城里的“学生娃”刚来到农村，对“贫下中农”的想象就是当时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张口闭口都是革命大道理，都是样板戏《龙江颂》中的女党支部书记江水英那样，整天都是“不要让巴掌山挡住了你的眼睛”、要把我们的耕种收割都和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这个大目标联系起来。想想也是，如果农民不是这样“高、大、全”，为什么要我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的典型宣传是：一些地主、富农总是借机散播对人民公社的种种不满，结果不是被“革命小将”——下乡知青揭露就是被贫下中农批判。所以刚开始和农民一起干活，听到他们对人民公社的不满、甚至可说是愤怒时，听到他们说出大跃进中农村令人惊心动魄的真相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他肯定是地主”、“他八成是富农”、“她该是地主婆吧”……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他、他、他……她、她、她……个个都是“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有的还是贫协代表、生产队长、民兵连长等等。从我等对贫下中农的想象，确可以看到宣传的力量，因为下乡前在学校时，我还是被工宣队认为思想有问题呢！而所谓有问题，只不过是几个同学喜欢在一起说一些对文革某些极端做法、某些形式主义的不满，根本不敢、也不可能对整个体制、包括人民公社体制有所怀疑。相反，我们从小就高高兴兴地唱“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认认真真地背“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走过金桥到天堂！”坚信“人民公社好”、坚信农民发自内心拥护人民公社。所以，下乡前，我是从来没有怀疑过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而且，在城里，无论是学校、机关、工厂、部队，不要说“反对”人民公社，就是稍表怀疑，就会被批斗、关押甚至判刑，“反对三面红旗”，当属罪大恶极。所谓“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听到我们心目、或曰想象中的贫下中农对“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的不满竟如此就随口就出，不能不胆战心惊，现在想来，这是我思想解放、启蒙的重要的一课。这一课，就是一定要看到许多冠冕堂皇的“文本”之后的真相；要像农民一样有常识，忽视常识是那些年给农村带来重大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课，是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给我上的。所以，有此经历的许多这一代，思想早就解放了。我插队的农村，一年到头都是吃杂粮，以玉米面和红薯面为主，还吃不饱，尤其是麦收前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些家还要靠野菜、树皮充饥，一年只有过年时可以吃几天白面饺子和馒头，更别提吃肉了，也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农民总是对我们感叹：“不知到啥时候，俺才能跟你们城里人一样，每天都吃白面蒸馍！”而且，在江西当兵“支农”时看到“以粮为纲”填湖造田，在福建见到并不适宜种水稻的闽南山区为“以粮为纲”，在“上面”的强力压迫下，砍掉几十年的桂圆树结果，并没有解决粮食问题，他们戏称吃饭为“照镜子”。
的确，啥时候才能让广大农民吃上白面、吃饱饭呢？看到如此现状，很长时间我真认为遥遥无期。从1971年我来到这里到1978年第一次返乡，依然如此。然而，当我1981年夏回到这里，却发现这里的农民全都吃上白面蒸馍了！一户两户能吃上白面蒸馍当然不算什么，只3年的时间竟然让这样多的农民全都吃上白面蒸馍，确实不敢想象。而且，以前全村只有一家砖瓦房，还是因为这家的当家的在县里当干部，1981年则起码有一半是砖瓦房，再不济，也是“瓦镶边”，有的家还买了电视。只有对农村有感性体验和深刻了解，才知道这种变化的意义。或许，计划经济体制能集中力量干几件大事，却无法让几亿农民吃饱、吃白面。但国家并没有更多的财政投人，生产工具也没有大的变化，但“体制”一变，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在不长时间内就发了巨大改变。后来读制度经济学著作时，突然想到，这不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最佳典型么？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的深层问题也更深刻地表现、暴露出来，但种种问题，正是改革不足造成的，也只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正是在农村的经历，使我对“吃商品粮”的和“吃农业粮”的这两种身份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有亲身感受，所以我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消除不平等的城乡“二元化”。而且，当人民公社解散后，基层政权的建设、对农村的管理问题、一些乡镇干部的腐败问题开始出现，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这就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总之，改革初期农村的巨变，使我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只有生产者有生产的自主性，而不是被动的计划执行者，经济才会有活力。恕我重复刚才说过的一句话：“有此经历的许多这一代，思想早就解放了。”因此，在1978～1980年大学校园学生的壁报、讲坛中，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大都主张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当时，还被当作错误言论严厉批判呢。确实，是“这一代”最先最早提出市场经济的，只是没有变成论文发表。必须承认，当时“这一代”学养非常有限，根本不知道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等等，只是根据自已刚刚学到的一点点学理、更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的切身体验，就大胆提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每个时代的阅读热点都影响着个人的阅读兴趣，但个人毕竟还有与众不同的趣味选择。对时代阅读与个人经验彼此互动的回忆，也从一个重要方面重构了那段历史的知识、心灵和思想图谱。
1978秋，我进入大学时，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发端，到80年代初已荡成大潮。时代潮流立即反映在校园阅读中，文革前出的书很快全部解禁，一些新书尤其是翻译作品也越来越多。经过十年浩劫“文化专制主义”无书可读之苦，大家几乎是贪婪地啃书本。虽然读书各有所好，但还是有明显的阅读热点。
对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卡德尔等南共理论家的著作成为热门读物，无论是文革前为“批修”翻译的内部读物还是新译之作，都炙手可热，引起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南共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批判，还是使人深受启发。稍后，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格外值得一提。这套丛书使人对欧洲共产主义、力图调合计划与市场走“第三条道路”的布拉格之春、斯大林时代、布哈林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功莫大焉。
我国对西方文学艺术中现代派长期以来是只有批判而鲜有译介，时至80年代初仍属批判对像，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译介。但现在想来颇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大学生却偏偏对自己无缘多读的现代派分外着迷，想法设法从零星的批评、译介文章中略窥一二，以至谁能谈几句现代派就被同学另眼相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掌握了“话语霸权”。当时北大出版社出过一本现代派导读，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图书馆规定因教学需要，只有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还要提前很久预约。外国现代哲学也是如此。80年代初完整的译介并不多，但大家就是着迷，尤其是萨特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差不多全文摘抄。他以戏剧、小说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把人的个性张扬到极致，引起了曾经个性完全泯灭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浓重的一笔。90年代初，我还应某出版社之约写了《萨特》一书，作为对自己青春阅读的纪念。当然不能不提商务版的《理想的冲突》，这本书不知摆在多少人的床头。虽然所学是历史专业，我却一句句读完了《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当时所有译成中文的黑格尔、康德的巨著，自己写起文章也是满篇“现实的理性批判与批判的理性现实”之类。但从大学三年级起，对罗素的喜爱引导我一步步脱离德国哲学而沉迷于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罗素、波普尔、石里克、莱欣巴赫等人明白如水的行文风格，使自己的文风也随之一变。直到现在，我仍感叹中国思想界中“德国色彩”太浓，“盎格鲁－撒克逊色彩”太淡。
在那个年代，中国学者影响最大者莫过李泽厚，绝对是独领风骚，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和美学、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述使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代人获益之深，后人恐难以想象。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后，1981年大学三年级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这原是大二结束时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学年论文，没想到得到任课老师李时岳先生激赏，推荐参加秋天吉林省史学会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中，只有我是大学生，这篇文章收入会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我的学术生涯的起点，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专业志向——此前，我是一心想研究世界史、准备考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的。对这个题目的研究、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决定考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了。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当时激动人心地讨论的许多问题，如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人的个性的解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甚至存在主义，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界已经讨论过了。其水平，甚至高于我们，不禁感叹中国历史的轮回，感叹这些在现实中仍是敏感问题。另外，可能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这时期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开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之先河”这一观点的。这篇文章的文风，也反映出自己长期读马克思、黑格尔那种欧化、排比句的影响，当然，文风笔意中带有一种“一去不返”的青春的激情。
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考入本校硕士研究生，师从李时岳先生。李先生是洋务运动专家，当时我的兴趣在思想史，所以在研究生三年级时写了论文《从冯桂芬到郑观应：洋务思想家试析》。以往观点认为，“洋务派”是反动的，从冯桂芬到郑观应等一干人则是早期改良主义者，因此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他们与洋务派并无本质区别，而是洋务运动的思想家。换言之，洋务派就是改良主义者，因此是有进步性的。这篇文章在核心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办的《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发表，现在硕士研究生在此刊物上发文章者都不多，当时更加不易。所以，这篇文章对我稍后找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当时研究生已开始自己找工作，如果自已找不到工作才分配工作。当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系工作时，主编钱宏、丁守和（当时是双主编，钱分管1840～1919年的文章，丁负责1919～1949年的文章）大表欢迎，当然还是我上一年在该刊发表论文起了重要作用。
从1985年到1989年，我在《近代史研究》当编辑，一边编稿，一边读书。前几年写作不多，但文化热还是感染了我，从1988年下半年又开始写作。这一年，“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影响大增，虽然在史学领域的影响此时还微乎其微，但是，由文论家从西方引进的这种学术前沿却少是谈“文学、文论”而大谈历史。发表在《读书》1995年第4期的《背景与错位：也谈中国的“后殖民”与“后现代”》一文，是国内较早对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提出批评的文章。请注意，是对“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提出批评，而并未对整个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做出批评。希望中国的“后学家”真正学得福柯等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仅仅照搬其现成的结论和词句，而对中国传统也作一番知识考古、作一番解构；用以对中国语境中的主流、中心、大一统、传统作一番深刻的解析、解构、消解。相反，中国的“后学家”偏偏抛其神髓，不期而然地加入到主流对支流的冲击、主调对杂音的掩盖、中心对边缘的扩张、整体对片断的吞噬、强势对弱势的挤压中去。所以，现在仅仅是复述福柯等人的理论和结论的意义已经十分有限，如何将这些理论“中国化”，才是艰巨的任务。
也是这一年，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左派”的理论开始出现。开始，人们并未将其称之为“新左派”，而是因其机械照搬西方“左派”理论将“鞍钢宪法”、人民公社、文革做出过度阐释而被称之为“洋泾浜学风”，因此《二十一世纪》杂志专门在1995年12月号组织了一组讨论文章，《“洋泾浜学风”举凡》即为其中一篇。后来，人们才将这种“洋泾浜”称之为“新左派”。两年后，《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对一种“理论透支”的分析》也是强调运用外来理论要注意中国语境，否则，其作用与在西方正好相反。
《“白”与“黑”：伊朗两种“革命”的教训》分析了使伊朗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巴列维“白色革命”最终因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导致政权垮台的教训。此文发表后，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直到现在，还有报纸、杂志转载或约我再写此题。
《警惕“真理”》在某种程度是对当时“人文精神”论战的一种回应。顺便说一下，这篇文章中所引周作人的一段话在发表时被《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删去，来信说引周作人“易为人乘”；最后一段则被完全删去。沈公常在我的文章最后部分或加几个字或删几个字，为我“降温降调”；几年后与钱满素谈及此点时，她大笑说沈公也常在她的文章最后部分或加几个字或删几个字，但却是为她“升温升调”。
长期的历史研究，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历史中，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不被记录。然而一旦对历史作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其实，这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而且，在历史研究中文本固然重要，但历史研究一定不能唯文本，一定要探索文本背后的历史。
民族主义是对人类命运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曾经得到那些国家人民的普遍支持，因此，我在2000年发表的《警惕法西斯》一文，意在提醒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警惕。
90年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我的关注之一，历史事实表明，民间社会或曰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是政治的基础。当民间社会发达时，可将政治变动引起的剧烈社会振荡减至最低。平时，诸如工会及各种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是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从这一角度出发，写了一些时评，对一些社会事件做出分析。2010年，对工会作用的强调，已成舆论热点。在农村插队当了几年农民的经历，使我对城乡二元化分割、农民地位的低下有了切实体会。因此，对二元化的形成及其如何消除，使国民均等享受社会福利，如农民工问题尤其是其下一代的命运，引起了我的强烈关注，写了不少有关时评。
1989年后，近代“激进主义”的危害引起学界反思，而辛亥革命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颇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但是，历史学的训练使我对此主观历史不表赞同。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一是将历史事件的“起源”与“意义”混为一谈，以价值判断取代客观历史过程分析。因此，多年来一直撰写有关文章，表达我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30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个基本观点。例如，有人强以近代中国的历史来为之佐证，指出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过激，其实有违史实大矣。康、梁想通过“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过激？而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走改良路线的。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的。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直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人们总是称赞英国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国革命时期，正是由于当时的英国统治者善于妥协，才使英国革命相对平和。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没有英国统治者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气度和不断的妥协精神。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极端；固然要呼吁被统治者告别激进，但更应吁请统治者主动改革，这才是避免激进主义的根本办法。前面曾经说过，我青年时代的兴趣是文学和哲学，学习历史其实是情非所愿。但后来，我越来越庆幸自已学习了历史专业，因为：“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是法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言。本文选自《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有删减。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主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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