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抗战时期搬到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喊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生物化学方面有很大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对他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

自由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比如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但却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就会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大家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

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创造力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上理工科。”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

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

工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挺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有工夫都用来读诗、看小说了。于是决定改行，把梁启超的东西拿来看看，诸如此类，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至多是多读一年。我想搞文科，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丰富，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美好，如果社会整体一直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

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文科生要学一门自然科学，学理工的国文是必修课。另外英文也是必修课，6个学分，不及格不行。

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随你挑。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

姚从吾先生当时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来讲，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

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在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没有任何学历，连中学都没念过，并且当过兵。后来他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那沈从文只能值一分钱。”

钱锺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似乎有点喜欢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

另外，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个。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那儿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袱进来，往桌上一放，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但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业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滞在香港。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套四合院的房子。可是后来一打仗就不行了，每况愈下。从1937年打仗到38年、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西南联大时候，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70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由于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个别有点钱的在外边自己租间小房子住。还有的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

我同宿舍里有一位，是后来有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当时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当年的艰难，恐怕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了。假如那个时候要收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有名的人也上不了，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子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学校不是做生意，不能因小失大。毕竟赚钱不是目的，为国家培养人才才是最大的收获。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学校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极少，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上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去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

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届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儿高谈阔论，对着吹。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到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正好像拿世界冠军一样，下运动场的时候必然想着：“我一定得超过他，我一定能打赢他！”如果一上来先自己泄了气，“哎呀，我不行，我不行”，那怎么可能打败别人？

科学一代一代发展，总是后胜于前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所依赖的基础不同了。我们之所以比前任高明，是因为站在了他们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话。牛顿花了前半生的工夫得出三大定律，可是今天的中学生听老师讲一个钟头不就明白了吗？但我们不能为此就嘲笑牛顿。任何学术都应该，而且必然后胜于前，尤其对于那些有才华的人，他的眼界就应该比前人更高。假如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师背后，什么“字字是真理”，那是没出息的表现……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学数学的，后来是世界级权威了，可是对哲学极有兴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倒很谦逊，总说不懂不懂。可有时候聊着聊着，无意之中，忽然他就吐露出非常狂妄的话。比如我们谈到某某哲学家，我说：“在这个问题上，这位哲学家好像没有说得太清楚。”他突然来一句，说：“哲学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就是说，他没那个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为止了，结果把一个大哲学家说得好像挺不值钱的。我想，这些地方反而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比如我，大概永远不会是有为的。

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西南联大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大师云集。然而遗憾的是，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我们都说，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然而，为何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回眸历史，才可追寻大师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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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由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转载于“千字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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