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记载，《大统历》同徐光启主持编修的西洋新法前后进行了8场实测较量，涉及天象包括日食、月食和行星运动等方面，具体则包括1629年、1637年和1643年的日食，1631年和1636年的月食，以及1634年木屋运动、1635年水星和木星运动，1635年木星、水屋和月亮位置的比较。“结果是八比零”，西方历法“与天密合”，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这是目前的主流和正统认知。

然而，这似乎与崇祯皇帝的圣旨“日食初亏、复圆时刻方向皆与《大统历》合，其食甚时刻及分数，魏文魁所推为合”的记载形成强烈的矛盾。

这是怎么回事？

想要寻找崇祯历法改革的真相，就必须从《崇祯历书》着手。

《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1634年）

《崇祯历书》，又名《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书》、《新法算书》，根据传统说法，它是徐光启引进西洋历法而译写成的一部历书。

但是，《崇祯历书》在明清之际曾多次被删改和重印，还发生缺页的现象。即使明刊本，其各种藏本在内容上也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崇祯年间的改历经过大多被收入《崇祯历书》中的《治历缘起》。《治历缘起》目前能见到的有两种版本，即八卷本的清代刊本和十二卷本的明代刊本。从内容上看，八卷本由十二卷本删减而成，许多关键信息因此丢失。这都是居心叵测的传教士汤若望的“杰作”。

明刊本存世稀少，目前已知的存本只有三处，即：中国的国家图书馆、韩国的奎章阁图书馆和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实际上，从崇祯二年九月开始，《崇祯历书》的译编工作一直进展不顺，“尚未完备”，直至4年后的崇祯六年九月，徐光启才上书称“业已就绪，谨依法推步”，西洋新法的算法才基本确定。

较量

新法算法既已确定，就要与中国传统历法（大统历和魏文魁法）进行pk，如何pk呢？就是各方事先奏报，然后与实测结果进行比较，谁更准。

新法确定的次年即崇祯七年三月初一丁亥朔日食进行较量，结果显示，中国传统历算胜出。这与崇祯皇帝的圣旨内容是一致的。

事实上，新法在清朝获得正统地位之后，还多次发生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如康熙三年十二月预报发生较大偏差，康熙十年八月、康熙二十九年发生“当食不食”的严重错误。

篡改文献、颠倒历史

然而，这一次的日食较量在清刊本中被删除，在韩国的明刊本存本中记载着这一次新法奏报的记录。事实上，被删除的记录不止这一次，共有十次之多。包括之前徐光启奏报崇祯皇帝的新法“尚未完备”的内容都被删除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大统历和魏文魁法的所有奏报记录也从中国文献中消失了。幸运的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崇祯皇帝的圣旨留下了“蛛丝马迹”。

新法是“依西洋法加减推算”，怎么推算呢？即依据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学书籍推算，再在其推算结果的基础上根据里差、即地理位置的差别进行时间和食分的修正，另外还将西方原法的月体大小十二分调整成传统《大统历》的十五分。所以，在西洋历法适用化的过程中，已经悄然加入了中国历算。也就是说，西洋法与《崇祯历书》之间已经渗透了中国历算思想。

如果没有中国历算的参与，西洋新法能不能取得如此的精确度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南怀仁曾叙述道：

“即便是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表格和计算常常都会出现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之间的巨大差异。每当细细思量此事，我并不怀疑，正是由于上帝格外的恩惠，在中国人把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同天体运动进行比较的这么多年中，竟然没有发现有丝毫的差池!我坚持认为，这是因为神的仁慈掩盖了任何可能的误差：通过观测者的粗心、阴云或者上天对我们某种类似的骄纵，因为它要让一切朝有利于我们宗教的方向扭转。”

没有中国数学，欧洲的天文学的历算就会像南怀仁所说的那样，出现“巨大误差”，南怀仁归因于“上帝格外的恩惠”，事实上，是中国数学的功劳。

在本公众号《从屈原被西方踢出历史教材说起》一文中，我曾经谈到明朝王文素的《算学宝鉴》所体现的中国数学水平之高超刷新了世人的认知，中国数学领先欧洲一两百年，摘录如下：

“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意大利的鲁非尼早200多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走在牛顿、拉夫森的前面140多年。对于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

事实上，王文素不是“早”、“率先”，而是欧洲的近代数学完全系中国数学通过传教士西传的产物，是“中学西渐”，包括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系源自明朝王文素的“导数”，根本不是欧洲人的发明。

启蒙思想家和传教士为了传教以及民族主义心理，不惜撒谎、造假、撒泼，尽显西方“海盗”本色。

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不得不承认：“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人能够比欧洲人更安于窃用这些外族遗产了。”

在拙文《从屈原被西方踢出历史教材说起》中谈到，“满清和洋人合谋贬低明朝”，应该说在《崇祯历书》的篡改上得到了证实。

事实上，明朝极其辉煌，远超我们的想象和认知，有待于我们去重新发现，单就《坤舆万国全图》和王文素的《算学宝鉴》之震撼寰宇的成就和水平就足以令人惊愕。

↑：《坤舆万国全图》（1428年）

↑：王文素的《算学宝鉴》（1524年）

伪史与真史

中国古代，随着历代历法的进步，交食预报的精度也是逐步提高的，从“汉以前差以日计，唐以前差以时计，宋元以来差以刻计”，到明代试图实现“差以分计”。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历程。所谓明代天文历法系“西学东渐”实乃西方编造伪史所造成的“假象”。

西方传教士不但在本土伪造历史，还在世界各地伪造历史，就像篡改中国历史文献一样，仅仅为了传播那愚昧而无知的宗教，仅仅为了尽显“愚昧而无知”的宗教的伟大，真是讽刺！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最新研究显示，传教士刚到中国时的很多知识并非是西方的，并非是所谓古希腊的，而是源自阿拉伯人的，包括哥白尼、第谷的成就。但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阿拉伯的，最终都没有中国的博大精深，因为随着传教士来华，欧洲刮了两个世纪的“中国风”。

实际上，当今的世界史是伪史，世界近代历史是“东学西渐”，而不是“西学东渐”。（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休·昂纳《中国风》、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乔杜里《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等）

西方文艺复兴的进步主要是受益于“东学西渐”（阿拉伯为主，中国次之），西方17、18、19世纪的进步则主要受益于“中学西渐”，直到西方出现工业革命，西方才在总体上显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事实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进步完全依赖于蒙古西征、郑和下西洋、奥斯曼帝国崛起、欧洲大航海时代所开启的“全球视野”，全赖于其野蛮、愚昧、落后的出身而赐予其“谦卑”的态度，以至于能够从全球吸取先进的知识、技术、思想、制度等，荟萃全球文明，主要是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最终导致量变到质变的变化，引爆工业革命。

可以说，西方近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

下图画中人物是谁？能认得吗？

他是欧洲人眼中的孔子，发生了“南橘北枳”的效应了。

（完）

备注：

本文主要资料源自《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5卷、2014年第3期的李亮、吕凌峰、石云里的《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