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东 ‖ 杜甫《杂述》《秋述》文体形态及其源流考论

杜甫《杂述》《秋述》文体形态及其源流考论

作者简介

吴怀东，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杂述》；《秋述》；文体；赠序；复古

摘 要

杜甫传世的二十多篇辞赋散文作品中，《杂述》《秋述》文体性质尚不明确。学者或以之为“状”，不合其实。《杂述》《秋述》实渊源于先秦诸子文以及后起的“对问”“设论”。杜甫推陈出新，开中唐韩愈赠序文之先声。杜甫为文自觉尚古，构成唐代古文运动之先声，亦是唐代儒学复兴思潮之反映。

自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杜甫高度重视文学创作规则和技巧， “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就表明他对前代诗文经验的关注，他自述为诗讲求诗“法”（如《寄高三十五 书记》诗句“佳句法如何”、《偶题》诗句“法自儒家有”等），为文亦必然注意文体规则。杜甫现存二十多篇 文的文体归属总体清晰，涉及文类也比较多，有上表、赋、祭文、墓志、碑文、状、策问、说、赞、图文、记等， 例外的只有《杂述》《秋述》这两篇作品，其写法之特异与文体之归属至今未得到比较清晰、合理的解 释①。本文拟从文体源流角度讨论二文的文体归属。

一

《杂述》《秋述》的创作过程与主要内容

文体是文学创作重要的形式规范，既是作家写作遵从的基本规范，也是读者阅读的向导，是双方心照不宣的共识和约定，“文章以体制为先”（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一般来说，文章题名往往标识其文体，然此二文题名“述”用作文体类型极为罕见②。“述”之为体，在古代文章学著作中，首见于明吴讷《文章辨体》，其所收之例文，最早的就是唐代李翱的《陆歙州述》，唐后有宋代王安石《先大父述》、明代崔铣《显妣淑人李氏述》、朱挺立《双节述》、张鼐《夜坐自述》、贺征复《道光和尚述》等数篇，没有《杂述》《秋述》，故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归纳云：“按字书云：‘述，撰也。’纂撰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与状同，不曰状而曰述，亦别名也。此体见诸集者不多”③。吴讷《文章辨体》所收“述”文属于传记④，例文与其文体定义一致。

清人仇兆鳌论云：“邯郸淳作《魏受命述》，后独孤及有《金刚经报应述》，皮日休有《九讽系述》，皆前散文、后拈韵，唐人固有此一体也。”（《杜诗详注》卷二十五）仇兆鳌不同意以徐师曾的定义来认定杜甫二文的文体。清末学者吴曾祺《文体刍言》又不同意仇兆鳌追溯到曹魏时期邯郸淳《魏受命述》：“其用为文之一体者，古无是称，亦无是作，唐以后始见。”其自注进一步辨析云：“邯郸淳有《魏受命述》，入之符命内，乃颂体，非记体也。”⑤仇兆鳌说“唐人固有此一体”，吴曾祺则认为“古无是称，亦无是作，唐以后始见”，都强调杜甫自创，至于此文的文体属性，他们都没有说明，仇兆鳌只是作了简单的归纳：“前散文，后拈韵”。今人刘开扬讨论杜甫此二文时引用徐师曾、吴曾祺之语却未下断语，似乎仍认定是“行状”⑥。按，行状是古代常用文体，“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文心雕龙·书记》），以此为准，《杂述》《秋述》显然不属于“行状”，同时，亦非师承邯郸淳《魏受命述》之“颂体”。简单按照“循名而责实”的思路难免犯以今律古的错误。虽然二文，尤其《秋述》影响很大，如清人《连雨排闷有作柬汪枢曹》云“杜陵秋述客思多，旧雨且共消愁魔”（《蕴愫阁诗集》卷四），但古、今学者都没有很好地解释《杂述》《秋述》的文体属性问题。今人林继中在论及《杂述》系年问题时提出猜测：“就内容与形式的独特性看，与其说是状的别名，不如说是开了韩愈‘赠序’体的先河”⑦。看来林继中并未坚决否定“状”的文体性质，不过，他认为《杂述》更像“赠序”，惜乎他没有展开论述。熊礼汇重复旧有诸种矛盾说法却犹疑不决，似乎认可林继中的判断：“‘述’乃‘状’之别名，是记述人物言行的一种文体。唐人作述，常是前为散文，后带韵语。杜甫的《杂述》《秋述》却像两篇赠序”⑧。按照文体研究“循名而责实”的常规路径，难以找到《杂述》《秋述》的文体及其来源。《杂述》《秋述》到底是何种文体？二文文体颇为迥异，写法与众不同，与杜甫传世之文迥然不同，且在初、盛唐时期其他作家创作中也无同题创作⑨，这是杜甫研究应该解决的重要命题。

杜甫两文都不长，但文字艰涩，几乎是“无一字无来处”⑩，其创作时地、涉及人物和主要内容、功能并不清楚，需要再讨论。关于《杂述》《秋述》的创作时、地，自宋至清之杜诗注解本对此皆无确切说明。《杂述》原文如下：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进贤贤乎？则鲁之张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聪明深察，博辩闳大，固必能伸于知已，令闻不已，任重致远，速于风飙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饱饭吃，曾未如富家奴，兹敢望缟衣乘轩乎？岂东之诸侯深拒于汝乎？岂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

虽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数十百，填尔逆旅，请诵诗，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嗟乎叔卿！遣辞工于猛健放荡，似不能安排者，以我为闻人而已，以我为益友而已。叔卿静而思之！嗟乎巢父！执雌守常，吾无所赠若矣。

太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 以清。悠悠友生，复何时会于王镐之京？载饮我浊酒，载呼我为兄。

刘开扬根据《杂述》与《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互证，判断为同时先后之作，“乃天宝五载（七四六）春在长安所作”11，而林继中认为“《杂述》之作，当在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之间”，地点是山东12。至于文中人物“岑子”“薛子”，清人朱鹤龄认为就是岑参、薛据（《杜工部诗集辑注》附注）。岑参于天宝三载登进士第，释褐任太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薛据开元十九年进士及第，天宝初高适游宋中，与薛据有交往。天宝三载春，杜甫于洛阳遇到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并于是年秋与李白、高适同游宋中，薛据亦可能参加。杜甫在开元年间和诗坛交往的范围还不广泛，和岑参、薛据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很小。张叔卿，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附《杜工部文集》卷二）、陈廷敬（《杜律诗话》卷上）以为即张叔明，根据陈冠明的考证，此说亦不确13。张叔卿长安行止在传世文献中记载不详，但是，孔巢父的行止比较清楚。孔巢父，《新唐书》有传，是孔子三十七世孙，早勤文史，开元二十八年与韩准、裴政、李白、张叔明、陶沔隐居于泰山附近之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杜甫开元末畅游齐鲁，与张叔卿、孔巢父有过从。孔巢父于天宝二年入朝为官，六载以病归隐。文中说“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饱饭吃，曾未如富家奴，兹敢望缟衣乘轩乎”，杜甫为张叔卿、孔巢父有才华却不受重用、生活处境艰难而抱屈，可见二人已经为官，另外，文中明确说何时再会于“王镐之京”，分手地点当然不是兖州，“太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 以清”正是回忆开元年间到兖州省亲时与张叔卿、孔巢父结下的友谊，因此，考虑杜甫与岑参、薛据的关系并根据张叔卿、孔巢父的经历及其与杜甫的交游情况，可以判定，《杂述》应作于杜甫天宝五载进入长安后。另外，根据文中送行的语气以及提到孔巢父“执雌守常”，此文和杜甫天宝六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诗内容完全呼应。此诗内容貌似充满仙气，其实，孔巢父并非真的淡泊名利以求仙问道，应该也有感时不遇的心理。“谢病”，在古代大多是远离是非、明哲保身的托辞，《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诸宾客辩士说之，莫能来”。南朝吴均《与顾章书》：“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唐代张九龄《登郡城南楼》：“驽铅虽自勉，仓廪素非实。陈力倘无效，谢病从芝术。”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之一）：“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之七）：“爱闲求病假，因醉弃官方。”孔巢父“谢病”很难例外。《杂述》可说是送别时对朋友的鼓励、安慰，并表达对他们有才不见用的不满，显示出天宝五载刚刚进入长安的杜甫已对社会不公现象十分敏感。

《秋述》原文如下：

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昔襄阳庞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扬子云草《玄》寂寞，多为后辈所亵，近似之矣。呜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虽朱门之涂泥，士子不见其泥，矧抱疾穷巷之多泥乎？

子魏子独踽踽然来，汗漫其仆夫，夫又不假盖，不见我病色，适与我神会。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处顺故也。子，挺生者也，无矜色，无邪气，必见用，则风后、力牧是已。于文章，则子游、子夏是已，无邪气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于道者时或赋诗如曹、刘，谈话及卫、霍，岂少年壮志，未息俊迈之机乎？

子魏子今年以进士调选，名隶东天官，告余将行，既缝裳，既聚粮，东人怵惕，笔札无敌，谦谦君子，若不得已，知禄仕此始，吾党恶乎无述而止！?

据文中“四十无位”可知此文创作时间确切，天宝十载作于长安。“魏子”，陈冠明、孙愫婷以为是魏璀，甚是15，其于天宝十载进士及第，将赴东都“调选”16。

《杂述》《秋述》创作时间虽有先后，主题却大致相同，涉及人才问题：前者是为远行者仕途不顺、生活艰难而抱屈，后者则是为自己生活遭遇而抱屈，感情中饱含不平之气，二文的思想感情大体一致。这两篇文章都与杜甫当时所遭遇的出仕曲折经历相关。从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到天宝十一载，正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专权时期，李林甫为巩固地位大肆排除异己，打击贤才。天宝五载春，杜甫进入长安；次年，唐玄宗诏“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应制举，参加考试的杜甫以及元结等却遭到仇恨、嫉妒文士的李林甫算计，此次考试一人未取，而《杂述》提到孔巢父在这一年归隐，显然也是因为李林甫专权的背景。考试败北，干谒无效，入仕无门，生活逐渐陷入窘境，杜甫天宝九载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云：“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其《进三大礼赋》17已自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可见杜甫久售不遇，生活已陷入绝境——穷愁多病、友人疏远，最后才不得不直接上“三大礼赋”，企图引起唐玄宗的注意。天宝十载春作《乐游园歌》，自述“数茎白发那抛得”；秋作《病后过王倚饮赠歌》18，自述“多病沉年苦无健”。虽上“三大礼赋”引起唐玄宗的关注，命杜甫“待制集贤院”，由李林甫组织测试杜甫文章，结果只获得“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资格而已，生活依旧。《秋述》之文述及天宝十载秋连阴多雨的天气，与史书记载一致，《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天宝十载，“是秋，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杜甫文中自述生活状况，“卧病长安旅次”，“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多为后辈所亵”与史书记载和诗歌所反映实况一致。饱经世态炎凉，“子魏子今年以进士调选，名隶东天官，告余将行”，却冒雨来向穷困潦倒的杜甫告别，魏子正春风得意，而杜甫“卧病长安旅次”，“抱疾穷巷”。杜甫作此文以送别，既是表彰“子魏子”的古道热肠，更是借此机会发泄对自身处境艰难的感慨、对有才不见用的愤怒、对世风浇漓的极度不满。

《杂述》《秋述》写作时间相差数年，文体形式却完全一致，可见杜甫对此文体有一以贯之的自觉认识。二文虽有叙事，但重点在议论和抒情，显然不是叙事的“行状”，而另有渊源。

二

《杂述》《秋述》与先唐文体

明清之际学者张溍说《秋述》“古拙曲折，似西京以上文”（《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卷一），却未做阐述，他直觉判断《秋述》与前代即“古”文学传统具有某种联系。事实确乎如此，这种“古拙曲折”的“西京以上文”的要素，不仅在词汇、概念方面表现明显（如“杜子”“子魏子”），而且，思想主题与文章结构、表现手法等文体要素方面的表现也很明显。如果我们不局限于“述”这个题目及概念，而从思想主题与文章结构等实际文体要素溯其先唐文体渊源，杜甫“述”文并非突然而出，实有渊源：远源是记言和对话的先秦诸子文，近源是被刘勰关注、《文选》收入的“对问”与“设论”体文。

先秦时期产生的思想如儒家思想一直是后代的指导思想，而且记载先秦诸子思想的形式也演变为后代的文体形式，即“语”体文19。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便从文体的角度追溯了诸子著述从先秦到两汉的源流，认为汉代出现的“陆贾《典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刘勰的观察兼顾了思想及文体形式两个方面。思想方面姑且不论，单从文体角度看，刘勰提到的这些著述直接采用的文体就是战国中后期诸子文《庄子》《韩非子》《荀子》的专题论说文形式。《论语》则是早期诸子文语录体的代表作，是孔子讲学比较“原生态”的记录，并非其本人的著述。中期诸子文，如《墨子》《孟子》，虽用语录体，其实是将语录体作为思想表达的方式而借鉴使用20，可见，记言与对话形诸文字后亦成为一种著述的形态，尽管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文选·序》），“入道见志之书”（《文心雕龙·诸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记言与对话体作为重要的思想表达方式暨文体因素，被后代多种文体所自觉接受，比如，汉代大赋“遂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龙·诠赋》）的形态就被很多学者认为即渊源于诸子文。

诸子文影响深远、广泛，除了两汉以来的思想专论、专题著述（《文心雕龙》所论“论”“说”类专书）外， 《文心雕龙·杂文》所论三类单篇文之体式“对问”和“七”体、“连珠”（并归于“杂文”目下）亦受到其深刻影响，尤其是“对问”体：“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自《对问》以 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实《客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这一类文章，内容上主要抒发人才不见用的愤懑。刘勰认为，“设论”体源出于“对问”，而同时代萧统《文选》，则将“对问”体与“设论”体并列，可 见“对问”体与“设论”的密切关系。对话的基本结构与刻画人才穷困潦倒的生活以表达政见、阐明立场的主题，正是“对问”“设论”体对诸子文文体要素的直接传承21。扬雄《解嘲》就是典型，《汉书·扬雄传》记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从宋玉《对问》开始的这类文体22，表达“有才而见弃于时”的主题，“至若《答客难》《解嘲》《宾戏》等作，则皆设辞以自慰者焉”（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仍然具有与“论” “说”相同的理论性、思想性；继承诸子文“语”体的对话结构，虚拟对话，虽不及汉大赋“极声貌以穷文”，却也有较强的文学性，体现作者的虚构能力和创造能力，说理之外还有抒情，庄重中有戏谑，“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文心雕龙·杂文》）。简言之，与先秦诸子文相比，《对问》《解嘲》《答客难》的不同也正是其创新、发展：第一，从主题来说，不仅表达理论思想，还重在社会批判（已不是思想专论），突出的是怀才不遇主题。第二，从风格来说，虚拟的对话，既庄且谑。骆鸿凯《文选学》论萧统《文选》收录宋玉《对 问》和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云：“不过谓有才而见弃于时耳”23，其实，这也是汉魏六朝流行的“士不遇”（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主题。从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看，这一文学主题与文人阶层有关，表现了汉代以来文人阶层在处理与皇权、行政制度的关系时，自负才华却怀才不遇，既追求独立人格又渴望入仕的矛盾纠结心理。秦汉之前的春秋行人、先秦诸子、战国纵横策士，显然要自由得多，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即可打动人主，得以出将入相。

与同时代文体特征发展比较充分的偏重思想表达的“论”“说”和文学性更强的诗、赋等相比，“对问”“设论”虽也有大体的写作规范和写作共识，《文心雕龙》将其立为一类，《文选》也将其视作文章类型而收入，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细致的写作程式并直接表述为文体专名24。从文体形成史的角度看，两汉时期，文体尚处于发育过程之中，相应地也没有形成自觉的文体意识，而从建安开始，文学、文体意识逐渐形成，各种文体的创作日益丰富，当南朝学者以他们时代成熟的文体创作经验和完全规范的文体意识追溯两汉及以前文体时，难免存在归类不明确、不清晰的问题，这不是理论家的问题，而是表明先秦两汉时期写作还处于自发探索的状态，文体意识还不十分自觉、规范不十分严格，后代学者难以按照后代的清晰的文体界限对其进行定义。刘勰和萧统虽关注了那么多文体，却都没有提及这类文体在南朝创作、发展的情况，我们推测，这类文体在南朝缺少后继作者，他们因此才没有勉强重新给这类文体一个类名25。

虽然从名称上看不出《杂述》《秋述》对《答客难》《解嘲》的文体继承关系，但从文体构成要素看，这种继承关系却十分清晰，“对问”“设论”对《杂述》《秋述》的影响很明确：在《杂述》《秋述》中，作者本人作为文中人物（“杜子”）出场与朋友（“子魏子”）对话，有一定的情境，但主要是陈述观点，讨论人才与命运问题。这种侧重阐述个人思想观点的主题和对话式结构，正是先秦诸子文与汉魏以来“对问”“设论”文的基本文体要素，具体而言，第一，从主题与思想看，杜甫《杂述》《秋述》涉及人才问题，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愤懑。第二，从铺陈内容看，叙述了困窘的生活。《杂述》感叹张叔卿、孔巢父两位“才士”“面目黧黑，常不得饱饭吃”，竟不“如富家奴”能“缟衣乘轩”。《秋述》借给魏子送行，感叹自己“抱疾穷巷”，有才不见用。第三，从文章结构上看，杜甫自己作为文中人物而出场，与对方形成对话，虚拟主客二人对问，一问一答，虽描述现实却重在大发议论——陈述观点、抒发感慨、批判世俗、表彰自我、励志对方，风格沉痛而戏谑。因此，这几个方面明确显示《杂述》《秋述》的文体渊源。

杜甫师承“对问”“设论”文体创作实有深刻的背景。《秋述》提及“扬子云草《玄》寂寞，多为后辈所亵，近似之矣”，不仅表明杜甫与扬雄心有戚戚焉，也透露了杜甫此文与扬雄之文的关系。扬雄是秦汉以来极富独创精神的思想家、文学家，根据刘跃进的研究，扬雄敢于与孔子攀比，立志天下师，而且著述丰硕，在魏晋六朝隋唐时期影响极大26。其实，扬雄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社会批判精神、不合流俗的气质与尚古明道的写作实践更深得杜甫的自觉传承27。天宝十三载，杜甫《进雕赋表》28云：“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其“沉郁”内涵，如同王运熙、杨明先生所言，并非“沉闷郁积”之意，实指“文思深沉，功力深厚”，不仅指扬雄之文思想深刻、深沉，也指扬雄之文“遣词造句，结构篇章”，包括“熔铸大量古书成语典故29。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云：“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非子云淡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邓析子序》）。杜甫自述为文追求“沉郁”，正是自觉学习扬雄的创作经验。上元元年，杜甫初到成都时，高适《赠杜二拾遗》曰：“草《玄》今已毕，此外复何言？”《玄》，即《太玄经》，汉代扬雄曾模拟《周易》而作《太玄》。杜 甫《酬高使君相赠》回赠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杜甫对扬雄之文做过深入研究。杜甫《堂成》 云：“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表明杜甫对扬雄《解嘲》之共鸣。杜甫后来的《壮游》诗自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以我似班、扬”，显然不只是指一般意义上文学才华的相似，而是指具体为文的思想、方法、技巧、风格方面和班固、扬雄的相似。所以，从逻辑上说，杜 甫《杂述》《秋述》师承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这一类议论性、批判性的文体十分自然。

2022/3/5

三

《杂述》《秋述》与韩愈赠序文

从古代文章发展史的角度看，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章写作与文体创造极其活跃，南朝文体论思想就是当时写作实践的生动反映和总结，而进入隋唐以后，文体总量与主要文体的发展开始趋于稳定。当唐人进行文章写作时，他们自然继承了前代的文体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前代成熟的文体写作经验被唐人所继承，而先唐尚未稳定的文体的写作经验也被唐人所继承，杜甫《杂述》《秋述》就提供了后一类型的学习案例。

与《答客难》《解嘲》相比，杜甫的发展、创新也相当明显，最突出的是虚拟的主客变成了真实的二人，对话变成了杜甫一人为主的议论；虚拟的情境设置变成了真实的送别场面，铺排也被大大压缩；除了议论说理外，抒情表达更加突出，悲愤激昂，其功能演变为赠别。如同林继中的推测，《杂述》“开了韩愈‘赠 序’体的先河”。赠别诗和表达离别之情的书信在先唐已十分流行，与这类赠别诗和书信相比，《杂述》 《秋述》作为赠别文却是新创，虽有抒情，更重在议论说理，批判“有才不见用”的现实，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后来的韩愈赠序文相比，《杂述》《秋述》既没有采用“送某某序”的题目，也可能只是以真人为话题，是假借送别而发议论、抒感慨，大体可以判断：《杂述》《秋述》是从《对问》《解嘲》虚拟对话向韩愈实在赠别过渡的文体。

赠序并不始于韩愈，一般认为，“赠序是唐代出现的一种新文体，它的源头可追溯至魏晋，后从赠诗附序演变为唱和冠序，到唐代开始定型为无诗徒序”，蒋寅研究发现，“看来大历、贞元之际，是别序由诗序向徒序发展的转变和过渡时期，因作家身份和才能的不同，别序写作就呈现过渡时期常见的错杂不一的状态。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权德舆，可以想见是很难超脱上述文学背景的”30。虽说权德舆是赠序文形成期的倡导最力者31，但其赠序文的内容和既往诗序基本一致，主要是表达对友人的欣赏、赞美之情以及抒发离愁别绪，在形式上追求齐整美丽，如郭预衡所指出：“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32。韩愈的赠序文则不同于这种传统的写作格局，重在说理议论，传播思想，批判现实，姚鼐注意到这个现象：“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古文辞类纂》）。姚鼐所谓“古人之意”，既包括内容上复兴古道，也包括文字与体制的尚古。按照蒋寅前述研究结论，大历、贞元之际是独立的赠序形成时期，韩愈和权德舆不约而同地开始创作赠序，然而，韩愈的创作借鉴既来自流行的共有经验即一般的赠序创作，也有他个人独特的师承关系，杜甫的《杂述》《秋述》就是他直接师承的对象：

第一，杜甫以儒家思想励志，清高自守，批判社会有才不用。二文夹叙夹议，感情充沛淋漓。韩愈赠序文之思想观念和为文风格与之完全一致。

第二，杜甫将虚拟的二人对话转变为二人临别相赠。韩愈放弃汉魏六朝时期虚拟人物对话的传统，开始描述现实真人的对话，继承陈述思想、批判现实的文体写作惯例，变为真正的临别相赠。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将韩愈侧重议论的赠序独立于一般的赠别之序，视作特别的类型，确实有见。韩愈这类赠序都是对话为基本结构，以坚守志向鼓舞对方，其依据的基本思想就是古代儒家信仰，议论、抒情兼顾。

韩愈自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答李翊书》），从儒家经典、诸子文章到“对问”“设论”之文正是“三代两汉之书”，而从“对问”“设论”文到韩愈赠序，中间还有杜甫的《杂述》《秋述》，换言之，这数者前后相续，隐然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发展脉络。

四

《杂述》《秋述》与杜甫“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精神

宋代以来，杜甫文颇受轻视，重要原因即是文风古涩33。秦观说：“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严有翼《艺苑雌黄》引）陈师道进而认为：“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后山诗话》）南宋吴炯《五总志》记载：“馆中会茶，自秘监至正字毕集，或以谓少陵拙于作文，退之窘于作诗，申难纷然，卒无归宿。”这个观点似乎自宋代以来就十分流行。仇兆鳌继承并发挥云：“古人诗文兼胜者，唐惟韩柳，宋惟欧公、大苏耳。且以司马子长之才，有文无诗，知兼美之不易矣。少陵诗名独擅，而文笔未见采于宋人，则无韵之文，或非其所长。集中所载墓志，尚带六朝余风，惟《祭房相国文》，清真恺恻，卓然名篇。其代为表状，皆晓畅时务，而切中机宜。朱氏辑注已明，惟间附评释而已。”（《杜诗详注·杜诗凡例之十五》）仇兆鳌在杜甫《唐兴县客馆记》后评论云：“韩文多文从字顺，而作诗务为险奇，杜诗皆镕铸经史，而散文时有艰涩，岂专长者不能兼胜耶？皆当分别观之。”他们是从创作主体的能力和客观的文体性质角度立论，貌似有理，实属肤廓之论。

相对于杜诗，杜文确实“不可读”——比如语言上不见盛唐流行的求骈俪、尚写景之习，原因却并非后代读者理解能力问题。蔡絛《西清诗话》就指出：“杜少陵文自古奥。”根本原因是杜甫为文自觉学习“三代两汉”古奥之文。陈振孙就说：“世言子美诗集大成，而无韵者几不可读，然开、天以前文体大略皆如此。若《三大礼赋》，辞气壮伟，又非唐初余子所能及也。”（《文献通考》卷十八下《杜工部集》条引《书录解题》）《三大礼赋》《封西岳赋》被宋代以来选家定义为“古赋”。张溍评价《祭外祖母文》说“此等古茂之作，今人亦不能读”，评价《东西两川说》说“文之纡古，似断未断，欲力追西京也”，评价《唐兴县客馆记》说 “以质见姿，似拙似滞，而有古致，总不欲坠流利尖巧一家”（《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仇兆鳌评论《祭远祖当阳君文》云：“此文似乎散行无韵，及细玩之，知篇中凡其转韵，盖古韵参错，乍看故未觉耳。苏子瞻祭屈原文，亦系暗藏古韵，注家皆未标明者。”（《杜诗详注》卷二十五）34仇兆鳌也认为：杜文“多舛字”，“令读者不能终篇”（《杜诗详注》卷二十五）。今人郭沫若批判杜甫《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但言此文表明杜甫“对于《庄子》读得很熟”35，郭沫若确指出了事实。可见杜甫为文之自觉“镕铸经史”。《杂述》《秋述》对汉代扬雄《解嘲》文体的继承与借鉴，亦显示杜甫对前代文学经验、尤其是三代两汉文学传统之熟悉、对多种文体经验掌握之深湛，由此亦形成了杜文之独特成就与总体特色36，偏好杜文古雅特色的张溍甚至说“少陵之文，本自过人，反以诗掩”（《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概括地说，杜甫为文之总体复古自觉而全面。

“古奥”“艰涩”的感觉正是杜甫乃至韩愈复古文学创作实践的阅读效果——韩愈就承认“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却坚持要学习之，质言之，复古正是杜甫文学精神的重要特点之一37。在杜甫身后，最早评价杜诗的樊晃就称颂杜诗继承了《诗经》“大雅”传统且是“当今一人而已”（《杜工部小集序》）。杜甫去世不到半世纪，元稹即突出强调杜甫诗歌创作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是对前人诗歌经验系统的学习和借鉴（《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杜甫作诗，强调复兴“比兴体制”（《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创作“三吏”“三别”反映民生疾苦，与《诗经》、汉乐府传统一脉相承，迥异于盛唐时期主流的气象高华的风格38，为时人所忽视，而杜甫之文，包括《杂述》《秋述》，也具有“西汉以上文”——正是以经、史为主之特点，杜甫诗、文两方面的创造其实都是“以复古为革新”，是杜甫复古精神的重要表现。

杜甫诗文革新基于他现实的生活感受。杜甫进入长安之后，一方面和当时主流诗人一样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随着他入仕之路遭遇困境，他逐渐清醒起来，告别了理想主义，从诗体到风格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逐渐走向批判的立场。天宝十载，他不仅创作了《秋述》，同时也创作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表明了他的思想与诗风与主流诗坛的疏离。杜甫为文为诗之复古有着更宏观的政治、文化背景。历史不可能简单地重现，杜甫在诗文创作上自觉复兴儒家思想、复兴先秦两汉文学传统，使得他与盛唐文坛主流风气形成了巨大的隔膜，却推动了文学革新：他的文学实践深刻地启发了韩愈以及白居易的文学改革。

杜甫诗歌复古备受后人赞扬，而其为文复古，却遭后人轻视。虽然《杂述》《秋述》的思想主题与结构形态都被韩愈的赠序文所继承，韩愈却对这种师承“秘而不宣”39，导致被宋代以来的所有研究者所忽视。虽然时间很接近，但宋代人对唐代的文体状况以及杜甫的文学活动及其影响已不清楚。杜甫古文并没有受到历代研究者重视，人们对《杂述》《秋述》的文体不甚了了，二文也落选于各种杜甫选本以及大型唐文选本。宋初姚铉编纂的《唐文粹》影响甚大，其立意明确，自觉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理念，推崇韩柳，主张恢复古道，以尚古为号召，推崇“古雅”，反对以四六和律诗为主的文学风尚，收录唐代诗文两千余篇，只收古赋、古体诗、古文，不录律赋、近体诗和骈文，而对杜甫文，《唐文粹》只选录了杜甫部分辞赋，却不收录《杂述》《秋述》以及其他散文，直到晚清郭麐编选《唐文粹补遗》（光绪十一年江苏书局刻本）才收录了《秋述》。

结语

《杂述》《秋述》表现了杜甫的批判意识和尚古意识，显示了他与文坛主流的疏离。《杂述》《秋述》虽不同于杜文大篇，但体现了杜甫自觉的文体意识，展示了杜甫处理承袭与突破、继承与创新复杂关系的强大能力，体现了杜甫个人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史发展的深刻互动。《杂述》《秋述》主要师承《对问》《解 嘲》等作品的文体形态，并很快成长为中唐之赠序文。韩愈对杜甫如此短小的两篇散文写作经验的学习，显示了杜甫之影响在其身后数十年之内、在八世纪末就已深入展开。杜甫古文写作经验是中唐韩、柳发动古文运动的重要精神源头之一，遗憾的是现有的古文运动研究完全忽视了杜甫的重大贡献。深入考察《杂述》《秋述》二文的文体性质，表明既往对复古思潮对杜甫文学活动的影响研究、估价并不充分，杜甫在辞赋与散文创作中表现的更突出的复古精神、创新精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40。

注

①与杜诗研究相比，杜文专题研究不多，只有刘开扬、林继中论及《杂述》《秋述》文体性质。另外，个人目力所及，今人研究中国散文史著作亦未论及此二文。

②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述”为名之文，一篇是邯郸淳《魏受命述》，另外一篇是从初唐类书《北堂书钞》（卷九十七）中辑出的杜预《自述》，原文散佚，只剩一句话：“少而好学，在官则勤于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不见其他以“述”作题的散体文章。查魏晋南北朝文论著述，亦不见“述”体文类（收录文体最多达到 84 种的梁朝任昉《文章缘起》无“述”体）。班固《汉书》有“叙传”一词，有“述高纪第一”等《文选》删去“第一”为“述高纪”，另收有“序赞”“述赞”两体，则是史书人物传记叙事结束后总结性的评论，一般是四言有韵。初唐编纂的类书《艺文类聚》除了收录邯郸淳《魏受命述》外，将班固《汉书》所收西汉诸帝之“纪”改为“述”，《初学记》承之，此“述”是史书叙事、传记之意（初唐编纂的另一部类书《北堂书钞》没有收录以“述”为题之文。关于唐代类书所反映的文体观念，参见何诗海《四大类书与唐代文体学》，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 25 辑）。辞赋中有“述行”一类，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列为一目。《文选》于诗列有“述祖德”一目，选谢灵运诗二首，不过，《文选序》称：“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其中有“序述”一词，特指史书之序，此“序述”之“述”义同于“叙”，亦同于“序”，都是指序言文体。《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自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阐述、复述之意。《释名》解释“笔”云：“笔，述也，述事而言之也。”（卷六，释书契第十九）表明“述”作为“叙述”“述事”意思是一种普遍共识。概而言之，史传、辞赋、诗歌的二级文类下有用“述”为题者，其基本意都是叙述、叙事之意，本身并非是史传、辞赋、诗歌平行并列的独立文体。邯郸淳《魏受命述》，内容为颂体却以“述”为名，是“述”字用法的特例，亦表明“述”并非是严格的文体之名。

③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119 页。

④按，李翱《陆歙州述》虽议论较多，但仍属于传记体。“自述”文体今日仍然流行，是撰写者对个人活动的记录与叙述，内容亦属于传记。

⑤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附，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年，第 121 页。

⑥刘开扬：《柿叶楼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161—163 页。按，刘新生《杜文研习札记》（载《杜甫研究学刊》2003 年第 1 期，第 33—42 页）否定了以“状”释“述”说，引用刘开扬关注的吴曾祺之质疑，却未明确《杂述》之文体形态。

⑦林继中：《杜文系年》，《漳州师院学报》1995 年第 3 期，第 50—53 页。

⑧熊礼汇：《杜甫散文创作倾向论——兼论杜甫以诗为文说》，《杜甫研究学刊》2002 年第 2 期，第 13—25 页。

⑨按，仇兆鳌提及的三篇文章各有所来，虽然都以“述”为题名，内容与功能差异却很大，亦证明“述”并非一个公认的文体名。邯郸淳《魏受命述》是“颂体”，而晚唐的皮日休《九讽系述》显然不同。《九讽系述》序言云“在昔屈平既放，作《离骚》 经，正诡俗而为《九歌》，辨穷愁而为《九章》”，因此“吾之道不为不明，吾之命未为不偶，而见志于斯文者，吾惧来世任臣之君，因谤而去贤，持禄之士，以猜而远德，故复嗣数贤之作，以九为数，命之曰《九讽》焉”，模仿楚辞，叙述人生之九种不平遭遇，显然，皮日休此文应该题名为《九讽》，其题中之“述”实是指“述作”之意，其云：“是后词人摭而为之，皆所以嗜其丽辞，掸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辨》，王褒之《九怀》，刘向之《九叹》，王逸之《九思》，其为清怨素艳，幽抉古秀，皆得芝兰之芬芳，鸾凤之毛羽也。然自屈原以降，继而作者，皆相去数百祀。足知其文难述，其词罕继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择难易，皆出于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杨雄之文，某轲乎？而有《广骚》也。梁竦之词，班马乎，而有《悼骚》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为离骚之两派也。昔者圣贤不偶命，必著书以见志，况斯文之怨抑欤？”独孤及《金刚经报应述》则涉及佛教文体，初唐僧人慧净有《阿弥陀经义述序》（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四，中华书局，2005 年）即是叙述宗教义理。检索现存《全唐文》，除前已提及的独孤及、皮日休以及杜甫以“述”作题之文外，目前尚别无发现，而检索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 年），以“述”为题的文献有 23 条。如（1）S.0125 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下。（2）S.0964 大乘起信论略述上、下卷。（3）S.2431 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4）S.2436 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沙门昙旷撰，题记：宝应贰载九月初于沙州龙兴寺写记。（5）S.3019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源述一卷。（6）P.2141 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7）P.2157vf 梵纲经述记卷第一。（8）P.2286 梵纲经述记卷第一。（9）P.2885va 异部宗轮论述记。（10）海 095大乘起信论义述卷第二。（11）咸 046 大乘起信论义述卷上。（12）淡 048 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当然，这些题目有的是敦煌原始文献本身题名，有的则是当代整理者所命名。如此丰富的文献都采用“述”之名，表明“述”是这些文献的文体名。这些文献的内容是概述或阐释佛教义理，个别文献叙述佛教故事，性质同于慧净《阿弥陀经义述序》、独孤及《金刚经报应述》，是特定的佛教文献文体，而与杜甫《杂述》《秋述》体制显然不同。

⑩据《杜甫全集校注》注，《杂述》《秋述》文中关键词句皆从先秦两汉文章中来。

11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340 页。

12 见《杜文系年》（载《漳州师院学报》1995 年第 3 期，第 50—53 页）。《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陈冠明、孙愫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采信林继中说。

13 根据陈冠明考证，张叔卿乃鲁郡人，早年不得志，隐居于兖州。杜甫于兖州省亲，与之游。见《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第170—171 页。

14 两文文字从萧涤非先生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340、6373 页。

15 陈冠明：《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28—229 页。

16 《杜甫全集校注》据《唐代铨选与文学》（王勋成，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有关唐代“守选”制度所论，疑此“魏子”并非魏璀（见该书第 6378 页）。其实，唐代“守选”并不严格（详论参见陈铁民、李亮伟《关于守选制与唐诗人登第后的释褐时间》，载《文学遗产》2005 年第 3 期，第 107—119 页）。天宝十载省试题为“豹舄赋”“湘灵鼓瑟诗”，录取进士二十人，钱起省试诗、赋传世，而魏璀传世亦有“湘灵鼓瑟诗”（《文苑英华》收录是年多人省试诗），证明魏璀确是年进士（参见徐松《登科记考》卷九）。

17张忠纲：《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文史哲》2006 年第 1 期，第 66—69 页。

18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14—241 页。

19 详论参见《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过常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陈桐生认为“对话体散文在《国语》中大体定型”，见《先秦对话体散文源流》，载《学术研究》2017 年第 8 期，第 159—164 页。

20 按，先秦诸子文的形态经历了不断的演变。蒋伯潜认为：“孔子为诸子之开祖；私家之著述，始于弟子后学记纂孔子言行之论语；与其以《论语》为六艺之附庸，不如以《论语》为诸子之冠冕云云。”（《诸子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 223 页）《论语》肯定是语录体，《墨子》《孟子》以及后来的《荀子》《韩非子》逐渐从被记言的语录体而发展为亲自作文——专题论辩文，如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详论参见过常宝《〈论语〉的文体意义》（载《清华大学学报》2007 年第 6 期，第 29—34 页）。

21 李佳：《〈文选〉“难”体与先秦“语”体——兼及“对问”“设论”的文体溯源》，《安徽大学学报》，2019 年第 4 期，第 43—49页。

22 按，除了虚拟对话的“对问”体文外，后代另有不以抒情为主，而是解释疑惑、阐释学术思想的“对问”，初唐孔颖达有《对 〈论语〉问》，是论《论语》的专论。

23 骆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534 页。

24 汉代是文章写作开始普及的时代，当时出现了文章写作的某些技法在不同文体中共用的现象，“对问”“设论”与辞赋出于同一背景，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诗赋略”“赋”之第四类“杂赋”名下，首列“客主赋”，骆鸿凯就指出，“对问”“设论” 是“文之铺张而扬厉者，皆赋之变体。《解嘲》一篇，许（按，指许慎）书本名曰赋”（《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534 页），而类似的“难”（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体文也与辞赋关系密切，因此，一般将这类文章也视作赋体，可以说赋在汉代呈现出文体群的特点。详论参见孙少华《“拟作传统”与“文学缺席”——郤正〈释讥〉的文体考察与文学史定位》 （载《中山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25 宋玉《对问》“此篇见于刘向《新序·杂事一》。恐昭明取之以入《文选》，并自立其题。……此文未必是宋玉所自作”。见俞绍初等校点：《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939 页。

26 刘跃进：《西道孔子 世纪鸿儒——扬雄简论》，《中华文化论坛》，2019 年第 4 期，第 11—22 页。

27 刘成国认为是韩愈首次将扬雄视为“孔子之后仅有的三位以文明道的‘贤人’”之一（《宋代尊扬思潮的兴起与衰歇》，载 《史学月刊》2018 年第 6 期，第 34—48 页）。此说不确。扬雄对杜甫的深刻影响可以比并司马相如对李白的影响，关于后者，赵昌平文《李白的“相如情结”——李白新探之二》（载《文学遗产》1999 年第 5 期，第 9—15 页）有精彩之论。

28 关于《雕赋》创作时间，此处从《杜甫全集校注》所论，见该书第 6270 页。

29 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291—293 页。

30 蒋寅：《权德舆与唐代赠序文体之确立》，《北京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第 59—68 页。

31 唐代之前，序被视一种文体已是共识，“序以建言，首引情本”（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专书有序，如《诗大序》《太史公自序》，单篇文章（诗、文）前引文亦是序。文章写作在汉代以来才逐渐普及，序言之序当属于后起义，其施用于文章，指的是用恰当的语言（文字）将事情叙述清楚，引申为撰述、写作的意思，如《诗经·周颂·闵予小子》诗句“继序思不忘”，《毛传》释云：“序者，绪也”。孔安国《尚书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刘向有著作曰《新序》，清人谭献云：“《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皆与封事相发，董生所谓陈古以刺今。”（《复堂日记》卷六）“序”作为独立词语的这个意思后来还和“述”连用，如《三国志·孙休传》：“（张）布得诏陈谢，重自序述。”《文选·序》：“序述之错比文华。”序与述，都有叙事、叙述、述作意。文体之被称“序”，原始意思正是整理、叙述、述作的意思，后来才被视作为诗文前小引或专书前引文的文体专称。我们认为，赠序的文体应该有多个来源，除了众所周知的赠答诗序这一脉（赠答序之“序”正是其来源于诗序的证据）外，从内容角度看应该也还受到专门表达分别之情的书信的启发。为什么权德舆、韩愈使用既有的诗文之“序”来称呼赠序之“序”？或许取“序”这个词叙述的基本义。传统的“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释名以章义”（《文心雕龙·序志》）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32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89 页。

33 姚鼐《古文辞类纂》不录杜文，近人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亦不录杜文，当代人编选唐文选皆如此。

34 韩愈为诗为文尚古风，如其七古声调亦尚古风，蒋寅《韩愈七古声调之分析》（载《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 第 1 期，第 5—11 页）有详论。

35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 年，第 294 页。

36 熊礼汇认为杜文不好读，原因是“以诗为文”，并且认为：“由于杜甫忽略了诗、文体制的不同，其以诗为文又偏于某种诗歌艺术思维方式和章法、句法的惯性转移，因而散文艺术水准不同，尝试是不成功的”（《杜甫散文创作倾向论——兼论杜甫以诗为文说》，载《杜甫研究学刊》2002 年第 2 期，第 13—25 页）。

37 仇兆鳌论及杜诗文不避其父名讳“闲”字时说：“杜公之父名闲，诗集中‘闲’字凡两见，注家曲为避讳，如‘留欢卜夜闲’改为‘上夜关’，‘偏偏戏蝶过闲幔’改为‘过开幔’。若《画马赞》有‘御者闲敏’，却未尝避。李东阳《麓堂诗话》谓‘闲敏’可改为‘开敏’。按，《易》爻‘良马逐乎，日闲御卫’，此‘闲’字所本。若作‘开敏’便非。考诸古礼，临文原不讳也。”（《杜诗详注》卷二十五）这个微小的细节也显示杜甫对古文传统的自觉继承。

38 葛晓音：《论天宝至大历间诗歌艺术的渐变——从杜甫岑参等诗人创奇求变的共同倾向谈起》，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 2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97—117 页。

39 韩愈对杜甫的学习是全面的，如清代学者何焯就发现，韩愈《祭十二郎文》就师承杜甫《万年县君墓志》“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575 页），另，杜甫《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采用小说笔法，“石鳖先生，杜公盖设名以自寓也”（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2215 页），后来韩愈《毛颖传》等文应该参考了杜甫的写法。

40 历来被视为韩柳古文运动先声的人物有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以及贾至、梁肃、柳冕、权德舆等，完全无视杜甫散文创作尚古的用心与特点。独孤及《毘陵集》提要云：“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斫雕为朴，数子实居首功。《唐实录》称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285 页）无视杜甫古文之存在，而今人代表性认识见孙昌武《唐宋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年）。

文

章

出

处

《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