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粟特语高昌延相买婢契补考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丝路文化采撷 Author 王丁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18ZDA177）”成果之一
作 者 简 介
王丁（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Wang Di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dditional notes toThe Sogdian Contract of a Slave-girl purchasedby Yanxiang王丁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曾在京都大学、汉堡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丝绸之路研究。出版《语藏集》（2021年）及中外文论文多篇。
摘要：吐鲁番出土的粟特语婢女买卖契，自1989年首次公布以来，就以其纪年（公元639年）与发现地点明确、文书文本完整、内容重要而受到广泛的重视，被国际学界视为中古西域史的第一等史料。就目前解读研究看，其内容大体明确：买家是一位汉僧，卖家是粟特康姓胡人，被买卖的女孩出生于突厥地面，契约的保人和书手均为胡人，交易以中亚流行的国际货币波斯银钱支付。汉、粟特、突厥三大族的人物在这一件买卖契约中同时出现，再现了七世纪西域民族交往的实相。文献的完备解读是研究的基础，这里尝试讨论契约文本中的一个疑难词与突厥朱耶部落的关系，旨在为解决夙疑提供一个方案。
关键词：吐鲁番文书 粟特语 突厥朱耶（朱邪）部 （张）延相
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135号墓出土一件非汉文写本文书（69TAM135：1；分0777）（图一），1988年由吉田丰与森安孝夫合作解读，确认为粟特文书写粟特语的契约文书，1989年由二氏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联名首次公布，名为“女奴隶卖买文书”。[1] 文书保存状态完好，文本首尾完整。主要情节是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年）五月二十七日僧人 Cʾn Yʾnsyʾn 在高昌城市场向康国人 Wxwšwβyrt 买下名为 ʾw pʾch 的突厥女婢一人，出价120枚波斯银钱，契约还就买卖两方各自对 ʾw pʾch的后续权利做了规定，最后是四名证人和一名书记的署名。
粟特语女婢买卖契公布后，出现了一系列论文，继续讨论其中的问题，如：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第49-54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68-79页；荒川正晴《トゥルファン出土「麹氏高昌国時代のソグド文女奴隷売買文書」の理解をめぐっ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5号，第137-153页，对文书中涉及的制度名词进行了一些疏释；吴震有《唐代丝绸之路与胡奴婢买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史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收入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90-408页，该契约译文在407-408页；《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胡人》，《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1999年，245-264页。[2] 近年乜小红《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券》（《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第37-42页）也作了类似的尝试，方法与结果总体没有超过吴震文，但增加了契约比较材料，在人名处理上照录原语拉丁转写，不轻作猜测，态度慎重。
图二 张延相（《唐龙朔二年（662年）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局部）
因为最初解读尚留下一些不甚确定之处，吉田丰后来对这件契约全文再次进行译释，以英译文附刊于韩森的一篇有关粟特胡商研究最新进展的综述论文中，并见引于魏义天的《胡商史》[3] 。其英译文的核心部分如下：
契约日译文有吉田丰的修订本，2006年由森安孝夫教授公布于他的著作《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中。与前述英文引文对应的日译段落如下[4]：
另参卢湃沙关于女婢部分的英语语译（Lurje No. 195）：The slavegirl ʾwpʾcH, of cwyʾkkH family, native of Turkestan, who was purchased from wxwšwβyrt by the monk yʾnsyʾn.
综合以上释读，汉译如下：
兹有张 Uta 之子沙门延相，于高昌市当众从康国人 Tudhakk 之子康握廋鼻边买婢，其名为 Upach，出身于Chuyakk 氏，生于突厥，出价120个高纯度波斯银钱。
（2010年初稿于汉堡大学，2022年夏改订于上海衡山寓所）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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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简称：
Lurje = Pavel B. Lurje, 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0.
TCW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录文本四册），唐长孺主编，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U 1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I. London: School of the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9.
新获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中华书局，2008年。
札一 = 王丁《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第235-243页。
札三 = 王丁《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三）》，吐鲁番学研究院主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3-187页。
[1] 吉田豊、森安孝夫、新疆ウィダル自治区博物馆《麴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4号，1988年（1989年出刊），第1-50页。此文有柳洪亮的节略中译文《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第108-115页。
[2] Engl. tr. by V. Hansen & Guangda Zhang: Wu Zhen, “‘Hu’ Non-Chinese as They Appear in the Materials from the Astana Graveyard at Turfan.” Sino-Platonic Papers, No.119, 2002, pp.1-21
[3] V. Hansen, “New Works on the Sogdians,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rs on the Silk Road, A.D. 500–1000”, with an Appendix by Y. Yoshida “Transla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Purchase of a Slave-Girl found at Turfan and Dated 639”, T’oung Pao, LXXXIX, 2003, pp. 149–161. 魏义天也及时采用了这一新成果：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tr. by James Ward, Leiden: Brill, 2005, pp. 169-170；女婢买卖契的法译文见。吉田丰2007年京都大学文学部授课讲义也曾提及张延相的补释（笔者曾旁听过吉田丰教授的课堂讲授）。
[4] 附载于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讲谈社，2007年，第224-226页；同书，讲谈社学术文库本，2016年，第234-235页，两个版本间此段译释无别。案：《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有中译本《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八旗文化，2018年），译文错误多，今不取。
[5] 上揭吉田丰等1988，第13页。
[6] 林梅村1992/1995，第72页；吴震1999，第256页。
[7] 李方、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9-70页。
[8] Yoshida Yutaka & Kageyama Etsuko, “Sogdian nam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Pinyin, reconstructed Sogdian pronunciation, and English meanings.” Apud Valerie Hansen, ‘The impact of the Silk Road trade on a local community: The Turfan Oasis, 500-800.” In: É. de la Vaissière & É. Trombert (eds.), Les Sogdiens en Chin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6, no.32.
[9] 吉田等1989，第14页。
[10] 林梅村1992/1995，第74页。
[11] Lurje No. 395.
[12] Peter Zieme, “Hybrid names as a special device of Central Asian naming.” Lars Johanson & Christiane Bulut (eds.), Turkic-Iranian Contact Areas.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p. 123.
[13] 吴震1999，第256页。
[14] 参见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5-346页。《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北京）》1993年第6期，第10-16页。森部豊、石見清裕《唐末沙陀「李克用墓誌」訳注・考察》，《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8号，2003年，第40-46页。李丹婕《沙陀部族特性与后唐的建立》，《文史》2005年第4期，第229-244页。
[15] 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196页。
[16] 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522页。
[17] 《安禄山事迹》此句文字、标点均有令人疑惑处，如“恩结”当是“思结”（参《通鉴考异》，《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217/6943）。《通鉴》引《禄山事迹》此句，校点本将“颉、跌”点开，通行的曾贻芬标点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97页）也将十三部落点读为“奴刺、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颇疑“颉、跌”为失句。我们知道，颉跌是一个词，多见于突厥可汗的尊号，如颉跌利施（elteriš）可汗（见《通典》、两《唐书》）；颉跌作为部族名（Ädiz），还有别译“阿跌”（《旧唐书》迴纥传195/5196）、“也咥”、“
[18] 试比较构型类似的突厥语官称：阙特勤Kül Tegin（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突厥大首领苏农屈达干Kül Tarkhan，《册府元龟》九七五/11453页；康阿义屈达干Ayï Kül Tarkhan[18]（《全唐文》342/3474-3476页颜真卿撰《康公神道碑》；近年入藏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颜真卿撰《康阿义屈达干墓志》）。案：有关“阿义”（*ʔa ŋiăh）的语源，以往有一些推测。鄙见以为是突厥回鹘语 ʾʾyy/ayï的音译，义为“母亲”。详见待刊拙稿《中古胡名考》《胡名释例》1.2.11）；
[19] 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第五章《西州少数民族部落及其相关问题》第一节《西州城傍朱耶部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9-320页。
[20] 室永芳三《吐鲁蕃发见朱邪部落文书について——沙陀部族考 その一（补遗）》，《有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纪要》第10号，1974年，第1-7页。刘安志《唐代西州的突厥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2-122页。
[21] 王丁《人名之为史料》，《中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16-117页。
[22] 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Maḥrnâmag). Abhandlungen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2, Nr. 5, p. 10; Peter Zieme,“Hybrid names as a special device of Central Asian naming.” Turkic-Iranian Contact Areas.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Wiesbaden, 2006, p. 122.
漫漫丝路，愿君采撷
本文刊《国学学刊》2022年第3期，第109-114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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