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如林丨武威雷台一号墓主人应为前凉国主张骏

出土有国家旅游标志铜奔马的武威雷台古墓发现50余年了，但由于发现于二十世纪那个特殊年代，时至今日，雷台古墓究竟埋葬于什么年代、墓主人是谁等关键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本文依据清张澍《二酉堂丛书·凉州记》中有关后凉吕纂严厉诛杀盗窃前凉张骏墓珍宝盗墓贼的记载，与武威雷台古墓中所存修缮后的盗洞联系起来，经过分析研究，最后推测武威雷台一号古墓应为前凉国主张骏之墓，雷台应为前凉国主张氏家族墓地。

关键词：武威；雷台；前凉；张骏；盗墓

一、武威雷台古墓的发现

武威雷台古墓于1969年9月22日在开挖战备地道时发现。经过一番劫难和清理，人们方才知道，这是一座以雷台为封土，有着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三间耳室，全长40多米，墓室总长19.34米，最高处4.5米的大型砖室墓。其规模迄今在整个河西走廊乃至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所发现的明代以前墓葬中都是最大的，称得上是颇为奢华的“地下宫殿”，属于那一时期贵族官僚墓葬中等级极高的。该墓在历史上虽然数次被盗，但仍然出土了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等器物230余件，收缴墓中铺地铜钱近3万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就是那一套由铜人、铜车、铜马组成的铜车马仪仗俑和名闻天下的国宝铜奔马！根据墓内所藏大量东汉铜钱币中年代最晚的7枚具有断代特点的“四出五铢”，考古工作者把雷台古墓的安葬年代界定为东汉末年。即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汉献帝期间（公元186至219年左右）。1996年，铜奔马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1年，武威雷台汉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铜奔马被列入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

雷台古墓中没有墓志铭。但在出土的铜车马人俑及其它陪葬品中，有8件马俑胸前、12件人俑后背以及1只铜壶和1只陶碗上均发现刻有铭文，此外墓中还出土字迹严重漫泐不清的银质龟纽印章4颗。全部铭文共计136字，从中透露出了墓主人的姓氏、籍贯及职务等信息。由此得知墓主人姓张，当年曾在武威任“张掖长”及“左骑千人官”等职，同时还被朝廷封了至少三个“将军”之职。由于印章字迹泐损严重，目前依稀可辩的只有其中“囗将军章”及“囗囗军章”等印文。判定墓主人应为一年俸“二千石”以上的张姓将军。

由于武威雷台古墓发现于那样一个非常年代，使我们非常遗憾地与历史真相失之交臂！许多原来应该具有的珍贵信息的丢失，给人们研究、探索墓主人、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队的组成、用途等留下许多难以破解的迷题。1996年3月，人们在雷台古墓的北边又发现一座大型砖室墓，其规格、形制及建造用砖与一号墓几乎相同，但建造规模简略，没有砖砌门阙，只有前后室，且没有耳室，被列为二号墓。可惜墓内陪葬品被盗窃一空，人们只找到一只残留的与铜奔马马尾十分相似的铜马尾。经考证，此墓应为一号墓的先祖之墓。可见雷台在建筑之初，其用途就是作为张氏祖茔高大的封土堆，后被岁月磨蚀为土台，进而被后人利用，夯筑成台，上建雷祖殿，供奉雷神，简称雷台。

纵观雷台一号古墓中那些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陪葬品，使人不由得想知道墓主人究竟是谁？这一切原本或许是有答案的，只可惜雷台古墓问世于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答案也就被堙灭在那沉沉的历史尘埃中了。遗憾的是，自从雷台古墓发现50余年来，一直没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墓中文物进行研究。但自从雷台古墓被发现以来，人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这一切的追思和探讨，其中争论最多的，就是对于雷台汉墓墓主人和墓葬年代的探讨与争鸣。墓中残留信息虽然给寻找墓主人提供了一些条件，但在没有任何历史档案的情况下，要在浩如烟海的“张”姓历史人物中，寻找出符合所有信息条件的墓主人，谈何容易！因此就有了雷台古墓墓主人为张奂、张江、张绣、张轨、张骏、张衡、张猛以及道教天师张道陵等种种猜测。

武威雷台古墓，无论其墓制规模、丰厚的陪葬品还是墓址所选地理位置，对于1600多年前的西北地区来说，都应称得上是一座王者之墓！可以想象，在离县城这么近的这样一块“风水宝地”之上，能够大兴土木，公开建造如此颇具规模的家族墓地，不是王者谁又能为之？

2019年是武威雷台一号古墓发现50周年。50余年来，围绕着雷台古墓断代，目前已出现东汉、汉魏、西晋、前凉等多种说法，其中，“西晋—一前凉”说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近年来各项研究的不断推进，证据链不断完善，认为雷台古墓应为前凉国王陵墓的专家、学者日益增多。

武威雷台旧貌

二、前凉：乱世纷争中的五凉霸主

就在东汉、三国之后的西晋时期，驻守武威的恰是后来建立了前凉政权的声名显赫的张氏集团！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因“八王之乱”导致争斗不息，“朝臣夷灭”。身在西晋都城洛阳任散骑常侍、征西军司的安定郡乌氏县（今甘肃平凉泾川）人张轨，目睹西晋王朝衰微，天下将乱，而“避难之所，唯有凉州”，为保全自己和家族，于是上奏朝廷，请求赴任凉州，“阴图保据河西”，他的请求得到公卿大臣的推举和朝廷的批准。301年初，张轨以护羌校尉、凉州刺史的身份来到姑臧（武威）就职，人称“张凉州”。

张轨初到河西，面对十分严峻的残破局面，他一方面讨伐反叛，击败当时在凉州叛乱的河西鲜卑；另一方面消灭横行当地的盗贼，从此威震西土，很快安定了凉州局面，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立学校，建军队，讲文修武。政治与经济双管齐下，10余年间，就使河西地区农村经济复苏，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有了保障，商业流通日趋繁荣。至311年永嘉之乱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已成为民族仇杀的战场，唯河西地区在张轨的治理下，社会较为稳定，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一定的保障，于是中原、陇右人口大量西迁，败兵，难民如潮水一样，涌入河西地区。面对流民潮，张轨及其后代继任者采取了积极接纳和妥善安置的态度，为安置流民设郡置县。同时，张轨等还向危急中的西晋、东晋政权不断运去马匹、粮食等物资，派遣使者朝贡皇帝，并先后派部将张斐、北宫纯、阴浚、王该等率凉州精兵支援京师，解救洛阳、长安之围，使垂危的西晋政权延长了一段时日。中原地区的人民感谢凉州的援救，曾作歌谣：

“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

“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这也是对凉州政权在中原动乱中为维护中原政权所作奉献的充分肯定。

314年五月，张轨病殁于武威，卒年60岁。临终遗言“素棺薄葬，无藏金玉”，葬于建陵。晋愍帝司马邺以其子张寔为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西平郡公，继续管理凉州军政事务。这是州府政治转为家族政治的开端。但仅仅过了6年，320年六月，张寔被部下阎沙等人杀害，时年50岁，葬宁陵。此时西晋已亡，东晋政权远在江南，消息一时无法通达，加之张寔子年幼，滞留凉州的东晋使者便推举张寔弟张茂为大都督、凉州牧、行都督凉州诸军事。张茂在位期间，增兵扩地，发展经济，保持了河西政局的稳定。但仅仅在位4年，便于324年五月病故，年48岁。由于张茂无子，凉州官吏与东晋使者遂拜时年18岁的张寔之子张骏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张骏，字公庭，是张寔的独子、张茂的侄儿。前凉政权的第4位“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张骏年轻时就显得奇特雄伟，十岁就能写文章，为人卓越不羁。张骏嗣位时，天下局面已是四分五裂。他受命于乱世，君临于弱国，年轻气盛，涉世不深。如何处理好内外关系，使家族利益兴盛不衰，使前凉霸业兴旺发达，这将是一个严峻考验。

在位期间，张骏推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策略。轻刑纳谏，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休兵养息，安定民生。在对外修好的同时，伺机扩张版图，取河南地区，尽有陇西之地，东界六郡置河州。使前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著名的“姑臧七城”也就是此时由张骏筑成。此时，前赵刘曜正与后赵石勒争夺中原，无暇西顾。张骏乘机向西发展，经营西域，以解除后顾之忧。

从公元220年开始，魏、晋王朝一统内地，继承了东汉遗制，保持着对西域的统治。焉耆以西虽然出现了小邦分立的局面，新疆东部地区由于有大量汉军垦区存在，仍然处于中央王朝的有效治理之下。魏、晋时期，在河西走廊的首府凉州(今武威)设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其管辖范围包括全部河西地区和青海、西域大部地区。护羌校尉权限很大，其职权主要是兼管西域事务，号令西域诸侯。下设西域长史驻节楼兰，在吐鲁番高昌设置戊己校尉，保护丝路交通，迎送来往使者，主持当地屯田事务。管理着鄯善、轮台、于阗、焉耆、龟兹、疏勒等丝路大国。

晋咸和二年(327)，吐鲁番高昌的戊己校尉赵贞反叛，自署高昌郡太守，意图割据称雄、独霸一方。咸和三年（328）五月，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请求出击赵贞，反为所败，得到张骏宽恕，免予死罪。不久，张骏亲自率军，征讨高昌，大获全胜，生擒赵贞，并于咸和四年(329)在吐鲁番高昌故城设高昌郡，是为中原汉人在高昌正式设郡之始。

前凉设立高昌郡，这是中原政权在西域地区实行郡县制的开始。结束了历代中原政权只使用军事手段统辖西域的历史，打开了以行政方式管理西域的先河，为前凉经营西域作好了准备。当年，西域诸国遂向前凉张骏朝贡，“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自前凉肇基以来，西域诸国向前凉通贡，这是首次。

前凉延续东汉，在西域古城楼兰设置西域长史府，归入沙州（今敦煌），成为内地行政组织的一部分。在西域长史治所内，有完整的行政机构，其衙署在楼兰城内占据中心的位置，规模较大。西域长史对楼兰城和楼兰地区的居民实行户籍控制，设司法刑狱，建立邮行网，社会生活有明显的汉族色彩。这一重大措施的实施，使汉族文化圈向西延伸，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开拓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345年，张骏命沙州刺史杨宣率军“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并遣将谢艾等征服了于阗、焉耆，结束了晋初以来西域阻绝的局面。十一月，张骏始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建都姑臧。当时的前凉政权“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至葱岭，北暨居延”，“士马强盛”，占有今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大部分土地，疆域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分武威、张掖、酒泉、湟河等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汉中等八郡为河州；敦煌、晋昌、高昌以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郡三营为沙州。前凉成了当时北方地区除后赵石勒之外最大的一个政权，是当时十六国中唯一一个汉族政权，也是凉州政权建立以来版图最大的时期，成为前凉政权发展的鼎盛时期。西域诸国俱遣使“诣姑臧奉贡”，各国使者、商人云集姑臧。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前凉政权得以控制丝绸之路贸易，使河西地区成为中国北部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和接受西域文化最早的一个重要地区。这一时期前凉军事、政治都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社会经济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繁荣。所以这也是前凉政权发展的鼎盛时期。《晋书》载：“轨居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因此，张骏被“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赢得了河西人民的拥戴，成汉、东晋等皆称张骏为“英主”，并三次接受过中原政权赐予的“将军”称号：

一是太宁二年（324），张骏叔父张茂去世后，原晋愍帝司马邺的使者史淑正流落在姑臧，淑以晋室名义，拜张骏为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二是太兴二年（319），东晋元帝司马睿拜骏镇西大将军。因驿道不通，直到咸和八年（333），张骏才受诏；三是咸和九年（334），东晋成帝司马衍派使者进骏大将军。

此时前凉虽向东晋称臣，接受封号，却不使用其年号，而是坚持使用西晋愍帝建兴年号或自用永安、永元等年号纪年。张骏在位期间（324-346），前凉处于鼎盛时期。张骏俨然以诸侯国王自居，日常生活极力追求奢华。他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南曰朱阳赤殿，西曰政刑白殿，北曰玄武黑殿，于春夏秋冬四季分别居住。“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甚至“舞六佾（yì），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似于王者”，“官号皆仿天朝而微变其名，车服旌旗似于王者”，表现出一个实质上独立的国家政权的性质。相传，楼兰当年盛产美女，在丝绸之路上久负盛名，以致西域王公贵族纷纷以娶楼兰女为荣。当鄯善王元孟献上美丽的楼兰美女时，深得张骏欢欣，不仅给她“美人”封号，还特地为她营造了一座名叫“宾遐观”的宫殿。

雷台1号墓的建造以及大量“水陆奇珍异宝”的陪葬，无疑是当时前凉强盛国力的反映。

武威雷台出土骑士俑

2019年7月21日，举世瞩目的《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发布。白皮书以不可辩驳的历史依据，掷地有声地指出，“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白皮书所援引的历史资料中，反复强调，在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五凉王朝，始终保持着对辽阔的西域所存在的统辖关系。“327年，前凉政权首次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在今天吐鲁番设高昌郡。”这就是说，以327年为历史分水岭。在此之前，两汉、魏晋对西域的统辖，由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管辖天山南北广大地方 ，西域三十六国与中原王朝是藩属关系。而在327年以后，以河西首府姑臧（今武威市）为中心的前凉王朝，直接把今天新疆大部地区变成了内地的郡县，这是中原儒家文化全面覆盖西域的历史性标志。

2019年7月21日，举世瞩目的《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发布。白皮书以不可辩驳的历史依据，掷地有声地指出，“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白皮书所援引的历史资料中，反复强调，在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五凉王朝，始终保持着对辽阔的西域所存在的统辖关系。“327年，前凉政权首次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在今天吐鲁番设高昌郡。”这就是说，以327年为历史分水岭。在此之前，两汉、魏晋对西域的统辖，由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管辖天山南北广大地方 ，西域三十六国与中原王朝是藩属关系。而在327年以后，以河西首府姑臧（今武威市）为中心的前凉王朝，直接把新疆东部变成了内地的郡县，这是中原儒家文化全面覆盖西域的历史性标志。而在1908年，由日本僧人橘瑞超在楼兰古城所发现的由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所书写的《李柏文书》，更是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新疆早在公元327年就纳入中原政权管辖”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346年五月，张骏病卒，时年40岁，在位22年，葬大陵。其二子张重华继位，在位8年后于353年去世，葬显陵。此后，前凉政权即陷入政治不稳、权力纷争的衰微时期。《晋书卷八•帝纪第八》云：“自张重华没后，张祚、张瓘、宋混以及张邕、张天锡，遞相屠灭，凉浸衰矣。”

就在凉州张氏政权日益衰落之机，关中的氐人前秦苻氏政权却不断强大起来，开始统一北方。376年夏，前秦苻坚命姚苌等人率军进攻前凉。当年8月，前秦军抵达姑臧，前凉末主、张骏次子张天锡降于军门，被送至长安。凉州郡县悉降于秦，张氏前凉政权自此灭亡。尽管前凉政权在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以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自居，并受中原王朝册封，积极支援中原王朝。但因其距当时西晋、东晋王朝的政治中心较远，交通时时隔绝，音讯少通，具有独立行事的性质，因此史家多把凉州政权看作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称为“前凉”，并归入十六国之中。前凉自张轨任凉州刺史，至张天锡亡国，共传9主，从西晋末年到前秦，统治河西地区达76年之久。前凉政权存续期间，共有5位“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在武威去世并葬在有明确名称的陵墓内。而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发现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位的陵墓。

385年12月，前秦大将吕光西征龟兹、焉耆等西域大国返回河西，得知前秦分裂，皇帝苻坚被杀，遂于389年2月，自称三河王，改元麟嘉，定都姑臧，正式在河西地区建立了独立政权。396年6月，吕光去三河王号，称大凉天王，即天王位，立太子，置百官，改元龙飞，国号大凉，确立起封建割据政权，史称后凉。在吕光等的残暴统治下，河西地区内乱外战连年不断，生产破坏，经济文化衰敝，汉族人民的不安、不满情绪不断增长，这就注定了后凉政权是不能长久存在的。399年底，吕光病殁。临终前，他立嫡长子吕绍为天王，命庶长子吕篡、次子吕弘辅政，并劝三兄弟同心合力，共同维持吕氏政权。但吕光死后，未及下葬，吕氏兄弟之间就大动干戈，开始了一场夺权斗争。吕光刚殁，吕绍惧怕吕纂势力，秘不发丧，欲以位让之，吕纂假意推辞。不久即与吕弘勾结，夜率军队攻入宫中，吕绍“登紫阁自杀”，吕纂即天王位，改元咸宁，以吕弘为大都督、大司马、车骑大将军等职。吕纂生性暴戾，统治河西仅有两年，比吕光更为残暴。整日“游田无度，荒耽酒色”，激起了后凉群臣及宗室诸吕的不满，无人能够劝进。

落后的氐族本位政治，使吕氏子弟个个兵权在握，人人觊觎王位。加之诸吕凶残成性，使后凉统治集团内讧不断，骨肉相残接连发生。401年2月，即位仅两年多的吕纂终被堂弟吕隆、吕超合谋所杀。而在吕纂即天王位的第二年，即公元400年，后凉都城姑臧发生了一起轰动天下的盗墓事件：已经入葬50多年的前凉国主张骏墓被盗！而这件著名的盗墓事件，被记入了稍晚时的北凉史书《凉州记》中。

“凉州记”中有关后凉时盗掘张骏墓及修缮墓的记载

三 、一个被记载在北凉史书中的盗墓案件

清代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所著《二酉堂丛书》中，收录了早已散佚的北凉段龟龙所著《凉州记》内有关后凉时期的许多内容。北凉段龟龙，是后凉历史的亲历者。《晋书》无传，生平不详，仅知其官至北凉著作佐郎，负责编撰国史。《凉州记》，或作《西凉记》《凉记》，传为一卷，但《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凉记》十卷。该书虽久佚，但其重要内容却先后为北魏孝明帝时辑修国史的司徒长史崔鸿所著《十六国春秋》，唐房玄龄等著《晋书》，北宋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及其它相关史书所引用和保存。现存三种辑佚本中，以清代张澍的辑本影响较大。辑文二十余条，主要记载后凉国主吕光、吕纂的有关史事，所辑条目多、内容丰富，是研究前凉、后凉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可信度较高。其中有一件著名的盗墓事件，曾引起历朝关注。原文如下：

呂纂咸寧二年胡安璩等發張駿墓得真珠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簫紫玉篴珊瑚鞭瑪瑙鍾黄金勒[太平御覽]

澍桉後涼錄胡安璩作胡璩一作胡安枚纂誅璩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繕修其墓太平御覽又引云盜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又引云有人發張駿墓得真珠簾箔雲母屏風又引云胡安璩等發張駿墓得瑪瑙鍾白玉樽受三升琉璃榼

此外，在南朝梁元帝之子萧方等编纂《三十国春秋》、《晋书·卷一百二十二·载记第二十二》、（唐）徐坚《初学记·卷十六》、（宋）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吕纂》等书中，也多记载有大致相同的内容。

上述多家史书所载主要内容为：后凉第二代国主吕纂咸宁二年（400年），都城姑臧（今武威，下同）发生了一件著名的盗墓事件。盗贼胡安璩（璩qú，或曰‘胡人安璩’，胡安据、安据、胡璩、胡安枚等）趁凉州战乱，召集数百同伙，“潜入大陵，挖掘封土”，“盗发张骏大陵”，所获“水陆奇珍异宝，不可胜计。”当他们进入陵墓时，发现已经入葬50多年的前凉国主张骏依然“面貌如生”，像睡着了一样，使盗贼们惊骇不已，而张骏墓中丰富的陪葬品更使他们惊讶不已。陵内陪葬珍宝遂由此面世，因其件件价值连城而轰动一时，为时人口耳相传并津津乐道。

张骏墓的被盗引起后凉官方高度重视，姑臧官府急报后凉朝廷，后凉国王吕纂为墓中珍宝所吸引，严诏查办。不久，贼首胡安璩被抓获归案，同伙50余家受到牵连，全部人犯逮捕归案，所盗赃物也被全部收缴。当收缴的被盗珍宝送到后凉宫廷，所见之人无不瞠目结舌，惊讶万分！看着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吕纂等人喜不自胜！墓中出土众多金银器不算，只是珍珠帘箔等十件珍宝，件件都算得上是绝世无双、价值连城的国宝！为了名正言顺地将全部珍宝窍为已有，吕纂下诏，诛杀了胡安璩盗墓团伙“五十余家”，据传有上千人遭到处决。随后，为安抚人心，吕纂又“遣使吊祭骏，缮修其墓。”

而胡安璩盗墓团伙究竟从张骏墓盗出些什么样的经水路和陆路运至凉州的“水陆奇珍异宝”呢？据《凉州记》载，这些珍宝主要有白玉樽、受三升、紫玉笛、赤玉箫、珍珠帘箔、云母屏风、珊瑚鞭、琉璃榼、玛瑙钟、黄金勒等，均应为张骏生前珍爱的酒器、乐器和宫廷用具等。明显为西域乃至安息（伊朗）、大秦（罗马）等国进贡之物，从中也显现出前凉当年在西域各国中所具有的崇高威望。其中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箫、紫玉笛均为古代和田玉的代表作品，具有极高的考古、史料和艺术价值。吕篡将这些被盗珍宝收缴后，遂成为后凉国珍藏的国宝。据《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引自《凉州记》载：“吕纂明光宫在渐台西，以金玉珠玑为帘箔”。可见吕纂当时在收缴张骏墓珍宝后，随即在宫中享用了珍珠帘箔等珍宝。

雷台一号墓中室，箭头指处为后凉时修补过的盗洞

四、失落的前凉国主张骏墓珍宝

前凉时期，虽然还没有出现墓碑或墓志铭，但在武威发现的前凉时期墓葬中，多有一种记录陪葬品清单的木牍，置于墓主人身旁，称“冥间过所”或“衣物疏”，与通行证的作用相同，清楚记载了墓主人的姓名、籍贯、职务以及陪葬品品种及数量，如同后世墓中的陪葬品碑刻。1985年5月，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松树乡旱滩坡发掘、清理了一批前凉时期的古墓，就发现数件详细记载了死者陪葬品名称、数量的木牍。张骏墓中出土的10件“水陆奇珍异宝”，应该是记录在木牍清单之上，否则其真实名称不会流传下来。这些“水陆奇珍异宝”，件件价值连城，被人称为“国宝中之国宝”。而记录这些珍宝的《凉州记》作者段龟龙是北凉文人，他写作《凉州记》时距离大陵被盗仅10余年，因此，他对于这件史实的记载和张骏墓出土珍宝清单，应该十分接近历史真实。

吕纂将这些被盗珍宝收缴后，遂成为后凉国珍藏的国宝。但好景不长，401年2月，吕篡被堂弟吕隆和吕超合谋剌杀，吕隆继为天王，后凉神鼎三年（403年），吕隆迫于南凉和北凉的连番攻击，遂“遣超率骑二百，多赍（jī，送）珍宝”，前往长安请降，祈求后秦姚兴派军接应东迁。吕隆率近臣、亲戚一万多户，随后东迁，到达长安，后凉遂亡。吕超送往后秦的珍宝，应该包括张骏墓中所出之物，就此流入长安，流转于历朝宫廷中。

后来，人们通过阅读古诗，在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中曾发现了张骏墓葬珍宝的蛛丝马迹。如：李白《捣衣诗》中有“明月高高刻漏长，真（珍）珠帘箔掩兰堂”；李商隐《嫦娥》诗中有“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杜甫：“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等。他们在诗中都提到了张骏墓中的珍宝珍珠帘箔、云母屏风及黄金勒等。较早如南朝（梁）8岁能诗的诗人何逊，在他的一首《拟轻薄篇》中，就有：“柘弹隋珠丸，白马黄金勒”的句子。张骏墓被盗珍宝的名称，频频出现在古代诗词中绝不是偶然的。古代诗人作诗时，应该见到或至少听说过前凉国主张骏墓中所出珍宝。所以这批珍宝的名称才多出现在他们所创作诗词中。唐以后，张骏墓这批珍宝再无踪影，不知去向。

五、雷台一号墓中被修补过的盗洞

在甘肃省博物馆1974年2月所发表的《武威雷台汉墓》清理报告中，提到一个细节：在清理雷台古墓的过程中，发现盗洞两处。一在墓道中；一在中室东壁的上部。墓道中的盗洞位于墓门前面近一米处，略作圆形，直径1．4至1．6米。盗洞向下斜行，通至墓门，盗贼揭掉封门砖后进入墓室。后有积水沿盗洞进入墓室，估计是入葬不久产生的盗洞。中室的盗洞，直穿墓室砖壁而下，被打破的砖壁洞口直径约0．4至0．6米。清理时，盗洞下面尚存少量堆土。但此盗洞后来曾作过修补，仍用被盗毁的墓砖填砌，颜色灰白，略凹入原壁。此外，雷台墓中再无其它盗洞。

清理报告中对雷台墓中盗洞的描述与《二酉堂丛书·凉州记》中关于张骏墓被盗并由后凉吕纂派人“缮修其墓”的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巧合！雷台墓中两个盗洞都属早期，而且挖的那么准确，直入墓门、墓室，显然是知情人，抑或就是造墓者或他们的后代！否则盗贼如何清楚张骏墓中的重要随葬品多陈放在中室，而墓室中的盗洞恰好又是在被盗后修缮过的！

进入雷台古墓中室，在墓门右斜上方不远，清晰可见那个被修缮过的盗洞。修缮用砖虽与墓室砌砖相同，但参差不齐，间杂有破损砖块，颜色略呈灰白，与周围墓壁明显不同，与史书记载相符。好在修缮还算结实，1600年来，历经多次强烈地震，竟然没有丝毫坍塌，墓室也完整无损。1984年在修缮、加固雷台古墓时也没再扰动。试想，有哪个盗贼在盗墓后，还会用墓中壁砖小心翼翼地修补好盗洞再逃走？是墓主人的家人吗？可是在张骏死后的376年夏，前秦苻坚派军灭前凉，再过10年，前秦大将吕光征西域归来，于389年二月在武威建立后凉，至吕纂有人“盗发张骏墓”时，已经过去了50多年。而前凉末主张天锡及豪族望姓和旧臣7000余户，在国灭时已被苻坚迁往关中、长安一带安置，武威当地已无能够修缮张骏墓盗洞的后人或旧臣。因此，当后凉时期张骏墓被盗时，能够“繕修其墓”的，只有后凉国主吕纂！

纵观整个五凉国王中，由于张骏陵墓修建最为奢华，方才引起地方豪强的觊觎。所以盗贼胡安璩们在50多年后，眼见前凉已亡，张氏族人迁往关中，这才公然从张骏墓中盗宝。唯一能够解释雷台古墓中盗洞被修缮过的原因，应该就是《凉州记》所载：后凉吕纂“诛璩党五十余家，遣使吊祭骏，缮修其墓”！

正是后凉吕纂严办此案，将盗墓团伙一网打尽，又派人“缮修其墓”，随后即因五凉更替，风云变幻，知情人不知所踪，也就再无人知晓张骏墓的情况，遂使张骏墓从此隐身于历史的烟尘中，免遭盗墓贼的继续盗扰，直到1600多年后的1969年9月被发现！否则，如何解释雷台古墓中的盗洞维修状况呢？而且由于吕纂当年“诛璩党五十余家”的严刑正法，虽然在修缮张骏墓时有人出入地宫，但盗贼遗留在盗洞下方堆土中的小件金银器却无人敢动，甚至连当年盗贼盗墓时留在墓室盗洞下的少量堆土，都在1600多年里保持了原状，并幸运地躲过了1969年9月的劫难，直到当年12月12日，在雷台出土文物全部调运甘肃省博物馆之前，由当时保护了雷台出土文物的武威县文化馆文物干部党寿山先生“陪同省博物馆魏怀衍、张学正二位先生，对墓室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在中室盗洞下堆土中，清出了一些小件金银器和骨器，在墓门口清出铜镇墓兽，墓道两侧清出部分壁画”。由此证明，张骏大陵自后凉时期被盗至公元1969年9月被发现时，一直保持了当年被盗、修缮后的原状！

中国古代帝王墓葬，被盗的无数，但在被盗后有人追究盗墓者责任，诛杀盗墓团伙五十余家，还“遣使吊祭”，“缮修其墓”，明确以“盗发张骏墓”而载入史册，流传至今。这样的事例，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实在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而这样的巧合竟然就出现在武威雷台古墓中！联想到前凉国主张骏当年所创立的地域广大、势力雄厚的五凉霸主前凉国，谁能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呢！

历史正是常常以这样不经意的“巧合”，为我们拨除迷雾，指出真相。北凉《凉州记》、北魏《十六国春秋》等所载史实与武威雷台古墓中所存盗洞及修缮情况，正好严丝合缝地向我们指出：武威雷台一号墓墓主人应该为前凉国主张骏！而墓中所出威武雄壮的立体铜雕“车骑出行图”以及气势磅礴、天马行空般的铜奔马，以及近3万多枚的铺地铜钱，随葬之丰厚豪华，非一般官吏可比。不正是势力雄厚的前凉国力的展示和“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真实写照吗！武威雷台古墓出土的庞大的铜车马出行军阵与三足腾空、气韵生动的国宝铜奔马，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逝去已久、雄霸中国西北部的强悍时代的背影！

已经严重萎缩变形的雷台一号墓盗洞

回首张骏前面三任凉州牧、西平公，张轨来凉州十三年，艰苦创业，临终遗言：“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张轨时候，创业艰难，显然没有时间、精力和财力厚葬自己；其子张寔在位六年，为左右谋害；张茂继承父兄遗志，艰苦创业，在位五年，临终遗言：“官非王命，位由私议，苟以集事，岂荣之哉！气绝之日，白帢入棺，无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张骏之后，其子张重华在位十一年去世，享年二十七岁；重华子张曜灵为前凉六世，继位时年仅十岁，在位月余，即被其伯父张祚所废，十二岁时被杀害，“埋于沙坑”；七世张祚，是张骏的大儿子，篡位仅三年，因其“淫虐无道”，即被前凉将军宋混等所杀，“以庶人礼葬之”；八世张玄靓，是张曜灵的弟弟，兴宁元年（363），被其叔父张天锡杀害，在位九年，时年十四岁；第九世即前凉末主张天锡，是张骏的次子，前秦苻坚灭前凉后，张天锡被带到了长安，颇受优待，官至尚书，封为归义侯。淝水之战后投奔东晋，后返回故乡安定乌氏（今平凉市泾川县）。1976年，在平凉市泾川县玉都镇一个叫太阳墩的村子，出土了“归义侯印”等属于张天锡的文物。由此可见，能够在河西首府姑臧城外建起雷台大墓的，非建立了前凉霸业的前凉四世雄主张骏莫属！

六、神秘的雷台一号墓前室北耳室

据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清理报告称，在墓中随葬器物,已被扰动, 失去原来的位置的情况下，经省博物馆魏怀衍、张学正二人在武威文物干部党寿山陪同下，详细询问当时最早进入墓室的社员，大致搞清了墓内文物摆放位置：“前室和前室南耳室内放置车马仪杖俑，前室南壁二层台上放置陶楼院。北耳室内散布铜钱，无其它遗物。中室主要放置铜器, 中室南耳室放置陶器。后室中间有髹黑漆的木棺痕迹，东西并列，似为二具”。雷台一号墓中，除了墓道、甬道，其它墓室、耳室均放置陪葬品和棺木，为什么只有前室“北耳室内散布铜钱，无其它遗物”呢？很显然，前室北耳室，正是那些“奇珍异宝”的安置之处！由于北耳室内珍宝被盗，故除了残存散乱铜钱外，自然“无其它遗物”了！

在这里，我们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雷台一号墓明明有两个盗洞，盗贼已经进入，但除了墓中前室北耳室“无其他遗物”外，其余重要文物均处于原位，毫发未损！包括那威武雄壮的铜车马仪仗俑、醒目的国宝铜奔马、数万枚铺地铜钱，以及体积较大、千余年后仍然闪闪发亮的鎏金错银铜樽和珍贵稀少的金错铁镜等！那些有“五十余家”人参与的盗墓集团，费尽心计，挖掘两个盗洞，进入墓室后，究竟盗走了什么呢？留给我们的，唯有墓中前室“北耳室内散布铜钱，无其他遗物”！这正好证明，当年那些轰动一时的张骏墓被盗奇珍异宝，正好就是放置于墓中前室北耳室！珍宝盗走了，北耳室自然就除了“散布铜钱，无其他遗物”了！

而正是由于张骏墓中藏有那么多西域各国进贡的奇珍异宝，所以才吸引了胡安璩盗墓团伙的眼球，使他们对珍宝以外布满墓室的那些数量众多的青铜器、铁器、陶器等不屑一顾，也未及毁坏，就盗取前室北耳室内所藏珍宝匆匆而去，恰好为我们留下了威武雄壮的铜车马仪仗俑、惊世国宝铜奔马及其他珍贵文物！

看着前室这间南北长2.10米，东西宽1.8米，顶高2.44米，空荡荡的北耳室，无法想像，当时的北耳室中，除了白玉樽、受三升及珍珠帘箔等十件国宝外，还有什么其他“水陆奇珍异宝”，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史书中说的是“水陆奇珍异宝，不可胜记”！仅一个北耳室的东西，就满足了有五十余家组成的盗墓集团，对其他陪葬品不屑一顾，就匆匆离去。张骏墓中奇珍异宝之多，可想而知。如果那些“奇珍异宝”没有被盗，我们今天在雷台古墓中所看到的，应该是整座墓室内无数国宝熠熠闪光、争相媲美的一个惊世骇俗的奇异场景！

试想一下，张骏墓中如果没有那些“不可胜计”的“水陆奇珍异宝”，布满墓室的那些铺地钱、雄壮的铜车马仪仗俑等，肯定是他们盗取的主要目标！否则他们费了那么大劲，钻进墓中干什么呢？众所周知，费尽心机钻进墓中，却什么都不拿就离开，这绝不是盗墓贼的规矩！正是因为有那些耀眼而“不可胜计”的“水陆奇珍异宝”吸引了盗墓贼，墓内的国宝铜奔马和那些雄伟的铜车马仪仗俑等，方才逃过一劫，没人触碰！甚至连盗洞下的堆土以及盗墓贼遗漏在堆土中的小件金银器都完好无损，保留至今！

联想到国内那些被盗王陵，要么墓内空空，被盗得空无一物。要么金银财宝不见踪影，墓中只留下那些不入贼眼、而且被破坏、打碎的青铜器和陶木器碎片！而雷台一号墓中被修缮的盗洞和保存完整的大量随葬品，不正在向我们揭示出，这就是被后凉吕纂“诛璩党五十余家，遣使吊祭骏，缮修其墓”的前凉国主张骏的王陵吗？！如果雷台一号墓不是发现于那个非常年代，应该还会有许多能够证明其为张骏王陵的出土文物！可惜许多保留千年的证据均毁于当年的无知！

看着这间空荡荡的北耳室，很难想像那些曾经被唐朝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歌咏过的珍宝，竟然就是出自这里，不能不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1978年时的雷台一号墓中室顶部藻井莲花纹

1984年3月，笔者在武威博物馆工作期间，曾参加了雷台墓墓道的清理和加固工作，施工人员在距离墓门约3米左右的填土中，发掘出一具长约50余厘米、保存较好的马头骨骼。大约是当年祭祀墓主人所留。笔者对其进行了拍照。笔者后来工作调动，马头号骨骼不知去向。现在想来，这个马头遗骨，是否就是当年后凉吕纂“遣使吊祭骏”的遗物呢？！

七、雷台二号墓及其他

1996年3月，人们在雷台古墓的北边又发现一座大型砖室墓，其规格、形制及建造用砖与手法等与一号墓几乎相同，被列为雷台二号墓。因雷台一带在古代时期溪流纵横，地下水位较高，故墓室修造，须先在地表以上用干砖垒砌墓室，然后再在砖构墓室外部，人工夯筑土堆，形成封土冢。雷台两座墓的墓室用砖质地、大小基本相同。墓室砌砖色质分两种，一种为火候较高、质地较硬的黑色条砖。另一种为火候较低、质地松软的灰色条砖。两种条砖规格一致，长 32 厘米、宽 16 厘米、厚 4 厘米，墓室即以这两种颜色条砖，依墙壁大小，相间错缝、拼砌成多组条带形、飞鸟形、折形和菱形等几何图案，形成一种特殊的壁画装饰形式。雷台墓这种壁画装饰形式，又多见于武威其他魏晋时期墓葬中，似为当地当时的丧葬风格。

雷台二号墓与一号墓相比，建造规模简略。墓道较长，有34.9 米，墓道之后虽有全长 16.6 米的前、中、后三室，但除了在前室顶部镶嵌有莲花藻井外，没有砖砌门阙，没有耳室，也没有发现盗洞。墓内陪葬品被盗窃一空，人们只找到一只残留的与铜奔马马尾十分相似的青铜马尾以及被砸烂、丢弃的少量碎陶片。据推断该墓被盗亦属早期，大约是经由墓道盗窃，是否也与盗窃张骏大陵的“盗贼胡安璩”一伙有关呢？也许胡安璩一伙，先盗掘了张寔宁陵，也许觉得财宝不多，方又盗掘了张骏大陵，引起轰动！

雷台二号墓墓室建造，在魏晋时期贵族墓葬中虽然属于规格较高者，但还是不能与与拥有墓道、甬道和前、中、后三室及三个耳室、规格极高的一号墓相比。据考应为一号墓的先祖之墓，那么就很有可能为张骏之父张寔之墓！314年，张寔承继张轨为都督凉州诸军事长官后，仅过了6年，于320年六月即被部下阎沙等人杀害，因独子张骏尚小，遂由其弟张茂都督凉州诸军事。而张茂在位4年后，又于325年六月病故，因其无子，凉州官吏遂拜张寔子张骏都督凉州诸军事。张骏在位22年，使前凉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他有时间、也有实力为父母和自己准备好奢华的陵墓和许多陪葬品。砖砌多室的大型雷台一号墓，被见到它的考古学家形容为“颇为奢华”的“地下宫殿”。这也与东汉末丧葬风气由薄葬转向厚葬有关。而张骏与自己的父母同葬于两座紧挨着的陵墓中，也在情理之中，而且便于祭祀和看护！同时也符合中国古代“豪族大家”、“名宗强族”“聚族而居”的生活习俗。

与简陋的二号墓相比，规模宏大的雷台一号墓的王者气派更为明显，这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

（一）关于雷台一号墓门楼上的砖砌门阙

进入雷台一号墓，经过长长的两旁墙壁上曾绘有简单花形壁画的墓道，在砖砌墓门上面，赫然出现一座用墓砖镶嵌的凸起的阙楼。

阙（què），除了有姓氏和缺点、错误、空缺等意思外，西周时期对于出现于宫殿门口，是皇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和颁布法令的地方，称为门阙或宫阙。二阙之间有道路，也叫做象魏，是一种导引性的标志建筑，多设在城市、宫殿、祠庙、宅第等前方，所以多被称为宫阙、城阙。后成为帝王居住宫殿的统称，如阙庭（宫庭），宫阙、金阙、天阙，阙掖（宫廷）等，汉代普遍使用。此外，在帝王、达官墓园入口处的神道两侧，也可设阙，称为墓阙。神道前的双阙十分显著，多借双峰以为阙址，气势雄伟，位于陵墓之前，两相对称，中阙为道，为陵墓神道的入口大门。如唐武则天乾陵，墓前双阙高大雄伟。它们或木构，或石砌。木阙现已不存，石阙则实例颇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了汉代阙制，直到明清时期进入衰退期，传统意义上的阙已经消失，仅皇宫正门还继续使用，但形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如故宫午门。

雷台一号墓墓门砖砌照壁上，镶嵌有一座砖砌门阙。有门、柱、梁、舫和斗拱, 两旁绘折形花纹，构图简练。在当时阙制影响下，这道门阙应该具有宫阙之意，既是进入墓室的导引，更是墓主人显贵身份的标志。简陋的雷台二号墓无此装饰。在嘉峪关和敦煌的魏晋墓墓门上方，也发现有类似的砖砌门阙。

瞿鑫先生在《壁画墓中门楼图的演变》一文中指出：魏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发，世家大族纷纷外迁，河西酒泉、嘉峪关、敦煌一带出现大量壁画墓。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墓门上方安置有照墙。照墙造型高大，一般多层，分层雕刻和绘制壁画，最上方中间位置出现醒目标志—— 阙门。多数墓葬以此为重点装饰对象，雕刻或绘制有仿木斗拱、 阙门、西王母、神禽异兽、祥瑞图像等形象。学界认为阙门即为天门， 照墙表现的是与现实生活场景完全不同的神仙世界，与汉代升仙思想一脉相承。

（二）关于雷台一、二号墓墓室顶部的藻井

进入雷台一、二号墓墓室，在一号墓中室和二号墓前室顶部叠涩而成的覆斗式墓顶正中，均镶嵌一方砖，砖上以墨线勾边，用黑、白、灰、红等色，绘成以莲花图案为主的藻井。莲花结实饱满，共有四层。线条娴熟，勾勒清晰，层次分明，繁茂而不琐碎。最上面一层，围绕着花蕊，是八瓣盛开的花瓣，既有装饰性，更具艺术性。前凉前期，在佛教还没有大规模传入河西地区的时候，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

雷台一号墓墓门上的砖砌阙楼

据知，莲花装饰纹样属于中国本土所有，在建筑或器物上使用有数千年历史。直到魏晋以后方与佛教莲纹融合，成为佛教彩绘中重要的装饰纹样。而在中国本土莲花纹和佛教装饰花纹产生交融之前，中国本土莲纹在寓意和造型上便有着独特的体系和特征，体现着中国独特传统精神文化的时空观和哲学观。

据考古资料以及文字记载来看，秦汉时期的宫廷建筑藻井中，就屡有莲花图纹的装饰。东汉张衡《西京赋》中，就对西汉未央宫中殿内藻井的装饰进行了描写：未央宫中，于殿内顶棚中央，以木材交叉，筑一向上突出的方形装饰物，“状如水井，顶部彩绘倒悬莲花，花蕊向下，莲叶重叠上卷”。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皇帝宫殿正中位于顶部的藻井，藻井中装饰着彩绘莲花。

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顶棚形式，在罗哲文先生主编、出版于2002 年的《中国古代建筑》中解释：“藻井是天花向上凹进为穹窿状的东西， 用在寺庙中神佛主像上方或者宫殿中帝王宝座的上方。”在如此重要的宫殿正中的藻井上描绘荷花图纹，很显然莲花和当时的文化、宗教、世界观，甚至帝王的统治都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张朋川先生认为，汉代有以莲纹来象征天穹的寓意，即莲花纹样代表宇宙图式中的天穹，这与后世所传佛教图案无关，而是汉代寓意天穹的“莲花天穹图”。另外，古人认为在木结构的宫殿中，防火为第一要务，所以，在殿堂、楼阁最高处作藻井，在藻井中描绘莲花等水生植物或鱼类，象征以水克火，这是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在宫殿建筑中的具体应用。学者吴礽骧通过对河西地区许多西晋墓室壁画研究后认为：“莲花藻井”作为受命符瑞和“以水厌火”的厌胜图形，早自西汉时期即已装饰于皇宫正殿。而中原佛教中所常用的莲花图像，则在北凉时期才出现于武威天梯山石窟并形成凉州风格。

我们知道，前凉张骏时期，虽然实现了对西域高昌、楼兰等国的控制，是中原政权首次在西域地区设郡置县。但河西佛教的兴起，却是在前凉后期。史载，东晋咸安三年（373）张天锡执政时期，在“凉州内正厅堂后湛露轩下”，主持并参与了有西域月氏僧人参加的译经活动。译出《须赖经》等四部经。因此，前凉前期，佛教虽初传至河西，但还没有形成大的影响。

袁承志在他的博士论文《风格与象征 ――魏晋南北朝莲花图像研究》一文中指出：是北凉沮渠蒙逊时期河西石窟的开创，方第一次使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莲花图案装饰艺术相结合，并在河西以东的地域得到了巨大发展。其后不久，北凉为北魏所灭，凉州僧人昙曜在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所主持创建的“昙曜五窟”中，则是第一次开创了与佛教相融的莲花装饰，将中原北方地区的莲花风格推广到一个宏伟雄健的高度，这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

由此可知，在雷台现今所发现的两座古墓中所出现的莲花藻井图案，与后世所传佛教图案无关，应为帝王宫殿标识。联系到一号墓墓门上醒目的砖阙，很显然，雷台古墓在建造时就已经打上了王室“宫殿”的烙印！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武威雷台一号墓墓主人应为前凉第四任国主、文王张骏；雷台二号墓墓主人应为张骏之父、前凉第二任国主、昭王张寔。武威雷台，就是前凉两位国主张寔与其子张骏的宁陵和大陵，武威雷台就是前凉张氏王室的家族墓地！

据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清理报告称：“从雷台台基中包含的瓷器残片判断，雷台台基可能是明代建造。墓为正东西方向，墓道距雷台台基南壁30米，汉墓封土和台基夯土界限分明，内含物又各不相同，可见后代修造雷台台基时，乃是利用了这座古墓的封土扩建而成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雷台下面的砖砌多室古墓，当初是建造在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高大的陵墓封土堆下。后代只是利用了相近的陵墓封土，加以扩建，夯筑起了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高8.5米的雷台，方造成两座陵墓共处于一座大型封土之下的现状！

如果说武威雷台古墓是前凉国主张寔、张骏父子的宁陵和大陵，那无论身份、地位，还是经济实力，以及史书所载，不仅是难得的巧合，更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在已发现的这两座古墓中间，尚间隔有近百米的空间。如果说张骏死后继位的次子张重华，在位8年后去世葬显陵，而他的显陵就位于其祖父和父亲之间，难道不是很合情理吗？也许，略显简陋的雷台二号墓就是张重华的显陵，而尚未发现的三号墓则正是张寔的宁陵！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科学认真的考古调查了！

精致的雷台一号墓出土文物

据甘博《武威雷台汉墓》清理报告称：雷台墓中所出铜车马、武器及各种陶器、铜器等，制作精细，工艺成熟，分铸铆接，大多为分别制造后组装而成。1600多年过去了，铜车的车门可以启闭，车轮可以转动，车内壁面还有织物残迹。铜奔马制作更是牵涉到美学、力学及铸造工艺等，迄今绝世无双。其余陪葬品如陶、木、漆、铜器中的壶、案、盘、杯、碗、盆、 碟、尊、釜等品种、数量达百余件之多，器物上的装饰花纹有缕空、透雕、鎏金、错银、铜釦等，纹样繁杂，工艺精湛。纹样有奇禽、瑞兽、鸾凤、花纹、云纹和龙纹等，工艺造诣很高。其品种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绝非一般人可以享用，多为国家一级文物。

1、雷台一号墓出土的铜马

中国古代墓葬中随葬铜马的习俗早在西周就已经出现。

武威雷台一号墓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铜车马仪仗俑。共有99件文物组成，阵容庞大，气势宏伟，其中手持矛、戈、戟、钺等兵器的铜武士俑17件，各种铜奴婢俑38件，铜马39匹，铜车14辆，铜牛车1辆。武士俑衣冠整齐，庄严肃穆，左手执辔，右手举兵器，双腿跨坐马鞍上，作待命出发状；奴婢俑有男有女，有坐于车上，执辔驾车的“御奴”，有头梳双髻，身着长袍，随时听候主人吩咐的“从婢”；铜车辆有斧车、轺车、辇车、牛车等，这批铜车马, 不但勾绘施彩, 而且附有完整的车马具, 如络头、衔、镰和挽具、车舆、扼、衡、舍等物, 制做精细如真, 可惜多已残失, 只留下残痕遗物。每一辆车、马及鞍辔等，都有10数个分别制造的部件组成，可装可卸，活动自如。造型写实，制作精细；数十匹铜马，或昂首嘶鸣，或跳跃奔腾，雄健活泼，栩栩如生。是迄今国内发现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最雄伟的古代铜车马仪仗队。场面之壮观，气势之宏伟，世所罕见，被誉为“地下千年雄师”。

这些铜车马仪仗俑中，最具考古价值的 39 匹铜马更是铸造精美。除铜奔马昂然独立，用途不明外，其他铜马或用于驾车，或用于骑乘。所有铜马虽为立姿，作静止状，但却个个昂首翘尾，张口嘶鸣，尾部打结上扬，显得矫健有力，具有强烈的动感，充满着一种蓄势待发的动态之美，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古代河西走廊地区的良马特征。

在铜车马队伍中，除铜奔马外，还有一件高 51 厘米、身 长 41.5 厘米高大的鞍马，吸引着人们的注意。铜马身材飘逸、挺拔，双耳耸立，体态舒展，气宇不凡，作昂首漫步状，曾通体鎏金。虽然马背上的鞍具辔络已经遗失，仅存垂于马腹两侧，用于遮挡尘土的“障泥”。但在这件障泥上还敷以粉彩，绘有一匹遨游于空中的天马，周围环绕着云气纹。天马昂首飞奔于流云之间，马鬃与长尾随风飘逸，显然是神话中的天马形象。有专家认为这件在铜车马队伍中格外醒目的良马，应该就是汗血马的形象，是墓主人的“主骥”或“主骑”。在《晋书·张骏传》中，就记载了西域曾向前凉张骏进贡汗血马一事：“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

看着这些铜车马仪仗俑，仿佛是2000年前大量产生于江苏、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墓葬中东汉画像石中“车骑出行图”的立体再现。古代官宦阶层那种“车辚辚，马萧萧，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出行场面，仿佛就形象逼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充分体现了当时无名艺术大师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显示了那个时代青铜雕铸技术的杰出成就。

2、鎏金错银铜樽

汉晋时期，樽是最主要的盛酒器，是古代筵席中的重要酒具，为上流社会所常见。出土于雷台一号墓的“鎏金错银铜樽”，高13.3厘米，口径24厘米。制作精细，遍体鎏金，樽内底部有蚀痕, 樽外底部有擦痕, 似为墓主生前豪华生活用器。樽为折唇、碗身、平底, 三蹄足, 腹两侧有镶嵌红、绿宝石, 红朱涂口的兽面衔环铺首。盖顶有握环, 以四灵纹饰的四蒂做拱托, 盖表饰瑞兽、云纹, 盖内中为盘龙, 周饰奇禽异兽, 间以流云的花。樽表集金施以线刻, 腹上为流云, 下为水波,流云中有四兽之纹饰。各种动植物刻画得更是细致入微，使得整个纹饰画面显得精细富丽、灵动而飘逸。在樽盖内部、樽内底部还各装饰有一盘龙。樽内底部盘龙纹饰图案较为清晰。其纹饰是在一圈三角纹内，饰一蟠曲的盘龙，盘龙錾刻细密，龙首张口露齿，双目圆睁，额顶有角，驱下有足。间以忍冬、缠枝、流云等组成图案, 造型、纹饰均甚精致, 为一般汉墓中所罕见。这两组盘龙主纹，更增加了这件铜樽的华丽与高贵。

雷台一号墓出土铜牛车

我们知道，在古代，鎏金的工艺难度最大。一件上乘的鎏金器物也是极其难得的。而雷台一号墓出土的这件“鎏金错银铜樽”，却将铸模、錾刻、鎏金、错银、镶嵌等青铜工艺完美地集中于一器之上，充分反映出了汉晋时期青铜装饰技艺的高超水平。反映出墓主人当时身份的高贵和生活的奢华。

3、错金铁镜

雷台一号墓还出土有一件铁镜，直径21厘米。专家在镜的正、背两面发现有残存的丝织物痕迹，应是镜囊残留。铁镜镜体锈蚀严重，一部分镜体因腐蚀体脱落而导致纹饰缺失，其背面有精美的金错纹饰，工艺精湛，纹饰精美，被命名为“变形四叶八凤连弧云纹镜”。铁镜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据知，国内古代墓葬多以铜镜陪葬，铁镜较少。而错金铁镜数量更少，多出土于帝王将相、世家大族墓葬，流行阶层主要为中上层社会，说明铁镜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是较为珍贵的，在当时来说实属难得。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在墓葬或遗址中共发现铁镜140余枚。这些出土铁镜的墓葬多为砖室墓或石室墓，墓葬的规格较高，墓主中还不乏皇帝、王侯、三公、太守、将军等高官和世家大族。从铁镜的出土情况看，这些铁镜出土的位置，多在墓主头部附近。铁镜一般有漆盒装盛，或有丝织物包裹，或有粉盒相配，显得十分考究，说明了铁镜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是比较珍贵的。另据《太平御览》引魏武帝《上杂物疏》中提到，曹操在进献给皇帝的铁镜中就有金错铁镜，另外给皇太子进献的是杂纯银错铁镜，而给贵人至公主的铁镜上已不见错金银的工艺，这显然是等级问题。这条文献记载，更加说明了铁镜在当时应比铜镜贵重，是上层社会使用的生活用品，尤其是这种错金的铁镜更是只有少数皇族与豪族才可以使用的的奢侈品。河西地区迄今出土铁镜10枚，多出于魏晋及五凉时期墓葬。且多为砖砌墓室。显系河西地区当年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

此外，尽管雷台出土铜马俑身上镌刻铭文凿凿，但其内容多为“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守张掖长张君”或“左骑千人”、“张掖长”等，充其量也不过是秩高只有三百至六百石的“县级”官吏，与雷台古墓的营建规模及被盗后剩余的陪葬品规模是极不相符的。这些陪葬品，极有可能是墓主人的下属官吏或亲属所制，署名后献给墓主人的冥器，这在中国古代王陵中并不鲜见。

从东汉末至东晋初，在河西凉州任过职的要员中，截止目前，似乎还没有发现比张氏家族任职时间更长、地位更显赫的“张姓高级官吏”！如果说武威雷台古墓是前凉国主张寔、张骏父子的宁陵和大陵，那无论身份、地位，还是经济实力，以及史书所载，不仅是难得的巧合，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酉堂丛书·凉州记》中，“纂誅璩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繕修其墓”，廖廖17字，尤其是最后的“繕修其墓”4个字，却成为我们今天解开武威雷台古墓墓主人之迷的关键所在！而且与甘肃省博物馆在那个非常时期所写《武威雷台汉墓》清理报告中所记雷台墓被盗状况丝丝入扣、不谋而合！由此我们不能不惊叹历史上所发生的那些难以想像的惊人巧合是多么地出人意料，多么地令人惊喜！更惊叹中国的古代汉语是多么地言简意赅、意韵深长！至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北凉史官段龟龙和清代学术大师张澍，无意中留下了1600多年前前凉与北凉时期的相关史料，为我们破解因劫难而丧失了证据的武威雷台古墓墓主人之迷，留下了难得的、无可辩驳的证言和证据，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罕见的！

此外，自汉末（220年）至西晋张轨赴凉（301年），不足百年，其文化、风俗，以及墓中用物风格承继东汉，具有东汉特点，也在情理之中。但东汉距前凉毕竟已有百年之久，或多或少还是会留下西晋——前凉自己的印迹。

（四）国内有关专家对于雷台一号墓墓葬年代的研究

甘肃省考古队考古学家何双全先生早在1992年8月9日《中国文物报》撰文《武威雷台汉墓年代商榷》中指出,：“尽管河西的汉晋墓比较复杂，但也有明显时代特征，划分它们之间的界线并非难事。”他基于自己长期在河西地区的考古实践，认为雷台墓的规模、结构、形制都与晋墓一脉相承。他认为：（前凉）墓葬一改东汉葬俗，厚葬蜂起，一般规模较大，普遍用砖砌筑，地表有高大宏伟的封土堆，斜长的墓道，墓室由门、甬道、前中后和耳室组成。将雷台墓与之相比，无论规模、用砖、结构、形制等，与晋墓一脉相承。而雷台墓中所出陶器、铜叉、铜削等，不伦造型还是着彩，都与酒泉、敦煌晋代墓出土基本一致，也与武威旱滩坡前凉墓之出土物相近。所出钱币也与酒泉、嘉峪关晋墓所出相同。综观这些共性，何双全先生明确指出：“雷台墓非汉墓，其相对年代应在晋末前凉初，即愍帝建兴元年（313年）以后”。何先生的论断，相比《武威雷台汉墓》框定的“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186-219年）”，推迟了百年左右，可谓雷台古墓断代方面的重大突破。

雷台二号墓简陋而长长的墓道

1993年，在《中国历史文物》第6期上，史学家吴荣曾发表《“五朱”和汉晋墓葬断代》一文指出：东汉时的五铢钱有严谨的规格，直径一般都在2.5厘米上下，重量为2.5克左右。东汉晚期以前，官铸的五铢是流通领域中惟一合法的货币，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墓中只能见到五铢一种。到了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前期，这时充斥市场的钱币中，除古钱外就是地方铸币或民间私铸之钱，大小、形制各不相同。来自民间的私铸钱和私下交易增多，故流通的钱币式样繁多，币种多元，且具有普遍小型、多样和制造粗糙等特点。特别是一种“铢”字缺金字偏旁的“五朱”钱，绝非东汉钱币，它的出现是一项断代标准，凡是出“五朱”钱的墓葬一定晚于东汉。而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发掘简报以汉灵帝时的四出文五铢，将墓的年代定在东汉末，依据不足。值得注意的是，雷台一号墓中出土有小型的五朱，直径为1.6厘米。较之直径2.5厘米的东汉“五铢”钱相去甚远，其年代似更晚一些。这种五朱出现于三国早期，在魏晋墓葬中发现不少。如西安田王晋墓、敦煌祁家湾321号晋墓都出土了这种小五朱。上述两墓的年代都在公元290年左右。小五朱是东汉以后出现的货币，这个证据可谓“铁证”。雷台一号墓中存在小五朱，因此，此墓绝非汉墓，应为“西晋墓”或“前凉墓”。

特别要指出，雷台一号墓随葬的铺地铜钱，仅回收博物馆的就达28000多枚！据当时人讲，当雷台一号墓被挖开后，进去参观猎奇者络绎不绝。人们是踩踏在满地的铺地铜钱上寻找金银财宝！一些人还把踩碎的铜钱拉出墓外任人捡拾！可见原来的铺地铜钱数量之巨！由此可知，雷台一号墓不仅是甘肃古墓葬中埋钱最多的，也是全国发掘同类墓葬中埋钱最多的。尤其在魏晋之际，战乱频仍，钱币短缺，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中随葬钱币很少。如嘉峪关新城发掘的魏晋壁画墓三室大墓，只随葬铜钱12枚，葬钱最多的7号墓也不过只有275枚。由此可见，雷台一号墓随葬铜钱之多，在当时是十分显赫的，绝不是一个秩比二千石的将军所能拥有的财富！

2019年11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鲁鱼先生在他的《雷台汉墓实为前凉王陵》一文中说，雷台墓中出土的一件长约74厘米的“贴金铁伞橑股饰有獬豸形鎏金铜华蚤”，应该是生活中出行车辆上的实用器物。“华蚤”，为天子车盖四周所附的金花。据汉代舆服制度，伞盖上的金华蚤为皇亲国威才能享用之物。这也符合张骏以诸侯国王自居的做派。张骏虽称臣于东晋，却使用西晋年号，并且“舞六佾，建豹尾”，“官号皆仿天朝而微变其名，车服旌旗似于王者”，追求诸侯国王的生活方式，后称“假凉王”。

另外，雷台一号墓中所出铜壶上的阴刻篆文“巨李锺”铭文，张朋川先生认为，“巨”当为“臣”的异体字，“臣”指“家臣”。“臣李锺”，显指“家臣”。根据《晋书·张骏传》“境内皆称之为王”以及“二府官僚莫不称臣”之类的记载，“臣”为“朝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2010年，西北师大文史学院谢晓燕女士在《四川文物》杂志第4期上发表《武威雷台墓车马队列中牛车的位置及墓葬断代》一文，对雷台墓中出土上百件铜车马中的唯一一件铜牛车进行了考证。铜牛车无棚，由左、右、后侧的横板构成车厢，全长67.8厘米，由车，牛和一“驾车奴”侍佣组成，车轮较小，两辕前段置轭，舆长方形，牛长30.7厘米，古代称其为“轺车”。事实上，这种牛轺车“多在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出土。”中国古代的牛车出现很早，从商周到两汉时期，牛车的主要用途是运载货物，用作坐乘的不多，且不分等级，任何人都可以乘坐。从河西各地出土汉简中，也可以看到汉代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牛车。可见当时的牛车地位是很低的。墓葬中随葬牛车多，只是墓主人财富的象征。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已经取代马车，成为人们日常出行重要的交通工具，且乘坐地位骤然提高，王公贵族乘牛车者屡见不鲜，而且自天子起，都以乘坐牛车为荣。王公大臣都有自已的牛车，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辇，要“驾牛十二”。西晋时，还在车舆礼制中规定了“诸王三公都乘牛车”。南朝梁则规定“两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乘驾牛的轺车”。北齐还规定，七品以上官吏均乘牛车。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牛车的重视，更加在墓葬中体现了出来。以牛车为中心的牛车仪仗佣群，是那个时期墓葬所特有的现象。那一时期墓葬中普遍随葬的牛车，是牛车地位与乘坐规格升高的直接体现。特别是十六国时期，墓葬中的牛车地位更加突出。牛车模型的豪华、类型的增加和佣群规模的扩展及数量的增加，终于使象征主人出行乘坐的牛车，作为出行仪仗的中心地位而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在张掖市高台县前凉墓中出土的木制牛车，制作精致，装饰华丽，显为墓主人乘驾。在谢晓燕女士所统计的近30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大多出土有一件牛车，由此，谢晓燕女士认为，武威雷台墓中的牛车一定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果墓主人显示财富，墓中不会只有一辆牛车。牛车中只有侍佣不见乘者，显然是为墓主人预备的出行工具。原本应该象征墓主人尊贵地位的牛车，应该居整个出行队列的显著位置，不可以将它摆放在铜车马仪仗俑队伍的末尾。我们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牛车的重视程度上，不是也可以推测出雷台古墓确切地下葬年代吗！

2003年4月29日，著名文物学家、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一文中称：“将铜奔马的时代改定为西晋，不仅不降低这件文物的价值，反而在存世青铜重器颇罕的西晋时代中，更显出其独特的辉煌。”

2020年，在《文博》杂志第2 期中，发表了甘肃省博物馆王科社先生的《武威雷台M1 出土银印识读及墓主身份探索》一文，通过对雷台一号墓中出土锈蚀严重、字迹漫泐不清的4枚印章的识读，指出雷台一号墓墓主人是拥有“安西将军”、“镇西将军”、“车骑将军”和“骠骑将军”4个将军印章的人物。而且“镇西将军”名号的设置始于曹魏，则雷台一号墓墓主人必定不早于这一时期。王科社认为，从东汉晚期至晋代，与武威或凉州有关的人物中仅有张轨符合这一条件，因此他将墓主人设定为前凉张轨。前凉共历九主，张轨为第一主。如果本次识读将雷台一号墓的年代锁定为前凉时期无误，那么，无论墓主人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雷台汉墓都将由前定的“东汉晚期墓”变身为前凉王陵！王科社先生对雷台一号墓印章的识读，无疑为我们探索墓主人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线索。

何双全、吴荣曾、鲁鱼、谢晓燕、孙机、王科社等先生的研究成果，也许会成为我们解开雷台古墓墓主人身份迷雾的另一把钥匙！

八、扑朔迷离的“凉造三台”

“凉造三台”，这是一个被人们忽视多年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今天研究者的倍加关注，也算是破解武威雷台古墓墓主人之迷的旁证吧！这就是在武威城北区，与雷台并列的还有另外两座土台。一是灵钧台，二是东岳台，加上雷台，合称武威古代三台，据传均为前凉时期所筑。武威民间俗称雷台为“张家大坟”；东岳台俗称为张氏“调将台”或“点将台”，又传台上曾建有“张氏祠堂”。东岳台毁于文革期间，故址在东南距雷台约千余米处；灵钧台则位于今武威城西北3千米处海藏（zàng）寺后部。20世纪八十年代初，台下曾发现一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刻《晋筑灵均台》碑记，上书“东晋明帝太宁中凉王张茂之古台”。

雷台二号墓后室

《晋书·列传·第五十六章》载：太兴四年（321年）二月，刚刚即位的前凉国主张茂筑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虽在大臣“不宜劳役”的劝谏下暂时中止，但仅过了一年多，在太宁元年（323年）秋，张茂又大兴土木，维修姑臧城，筑灵钧台。灵钧台遗迹，在明清两代有关武威的地方志书中多有记载，均认为是前凉张茂所筑。清代又有“晋筑灵均台”碑记为证。现存灵钧台，台基土夯部分据考为晋代原建，覆斗方形，高约15米，边长60余米。台上所建无量殿、天王殿为明代建筑。1981年，海藏寺被公布为甘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由此可见，武威城北古代三台，均有明确记载为前凉时期所筑。

如果我们大胆推测一下：前凉政权存续期间，先后在姑臧（武威）去世的5位“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正好就是葬在这三座古台下面的陵墓内，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雷台已经证明了是两座王陵的封土。让我们再回看321年二月，刚刚即位的前凉国主张茂，不顾大臣劝阻，急匆匆大筑灵钧台，其真实目的，绝不是为了“观云物，看天象”，或有学者认为是替其兄张寔造墓。最大的可能，张茂就是在为自己修建陵墓！他不可能与其兄张寔同葬一起。果然，仅仅4年之后，张茂病故，或葬灵钧台下。

考虑到武威城地处南部祁连山之山前洪积平原地带，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武威城北区域为广阔平原，地下水位较高，泉眼密布。如果在这一带造陵，只能先筑高台，然后在台下建墓。“晋筑灵均台”和东岳台的存在，雷台古墓的发现，“张家大坟”和“张氏祠堂”的传说，以及后凉盗发张骏墓和后凉国主吕篡派人修缮被盗的张骏墓等，这里面难道不是隐约透露出某种密切的关联吗？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武威城北的雷台及其它几座古台，均应为前凉时期的王室家族墓冢。同时也能一下子明白，武威民间多称雷台为“张家大坟”，相传东岳台上曾建有“张氏祠堂”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此！也许东岳台正是前凉奠基者张轨的建陵，所以才在上面建了祠堂，以供后世子孙祭祀！否则，前凉各主造那么多高台干什么呢？纵观汉末以来的河西史，能够在武威风水宝地建造如此规模的家族陵墓，除了前凉张氏政权还能有谁呢？！

雷台古墓的发现和对前凉张寔、张茂、张骏以及北凉沮渠蒙逊陵墓的探索，为我们研究武威城周围散布的各个古台遗址，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突破口。中外考古史上，偶然的发现、突发奇想或者灵光一现的突破，往往与历史史实不谋而合的情况司空见惯。面对武威前凉张骏墓被盗并被“缮修其墓”的明确的史书记载，雷台一号墓中显而易见被修缮的盗洞，以及墓室造型所具有的王者气派，我们为什么要视而不见？为什么不能将二者联系起来考虑呢！我们期待着那个充分利用各种科技手段、早日揭开武威雷台古墓及其它古台神秘面纱时刻的到来！

武威雷台一号墓墓主人的基本确认，长达50多年难题的破解，可以极大丰富雷台旅游景区的历史内容和文化内涵，可以在今天正在进行的雷台旅游景区和武威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中，大量增加以雷台为代表、内涵丰富的“河西五凉”历史文化内容，同时也可以极大丰富国宝铜奔马的历史文化内涵，极大提高武威雷台景区、国宝铜奔马和武威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吸引国内外游客，进而大力推动武威及甘肃旅游业和相关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1] 甘博文《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

[2]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3] 党寿山《铜奔马保护纪实》，《丝绸之路》2004年第2期。

[4] 李鼎文《武威铜奔马是张江制造的吗》，《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5] (清)张澍《二酉堂丛书·凉州记》，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

[6] 何双全《武威雷台汉墓年代商榷》，《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9日。

[7] 鲁鱼《雷台汉墓实为前凉王陵》，《中国社科网》2019年11月4日。

[8] 辛敏《武威雷台墓主人再探》，《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

[9] 孙机《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

[10] 魏怀衍《铜奔马出土及参展回顾》，《丝绸之路》1997年第4期。

[11] 赵玲《河西地区东汉魏晋十六国墓葬的莲花藻井》，《文学界》2010年第8期。

[12] 袁承志《风格与象征——魏晋南北朝莲花图像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13] 张淑蘅《中国本土莲花图纹的生成及象征意义》，《时代文学》2011年第2期。

[14] 谢晓燕《武威雷台墓车马队列中牛车的位置及墓葬断代》，《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

[15] 王丽霞《武威雷台研究》，团结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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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鸿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