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13)：贾小军《民族融合背景下西北边疆民众的生存空间》

魏晋十六国时期，位于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在经历了东汉末三国初年的动荡以后，经过曹魏、西晋和前凉等政权的治理，逐渐恢复平静。河西域内的汉、羌、氐、鲜卑、卢水胡等各族民众，在长期交流、冲突与融合的基础上，辛勤耕耘、劳作于此，创造了一个河西历史上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文化繁盛的全新时代。再现这一时代生存于斯的各族民众生存空间，对深入了解汉唐间西北边疆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湖与绿洲：魏晋十六国河西民众的基本生存空间

河西走廊是一条东西长约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在走廊之内，从祁连山发源的河川自东向西汇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水系，分别流经武威、永昌绿洲平原，张掖、酒泉绿洲平原，玉门、敦煌绿洲平原，对当地农牧业生产的灌溉十分有利。上述河西走廊三大河流，隋唐以前曾经都有它们的终端湖，分别是石羊河下游的潴野泽（休屠泽）、黑河下游的居延海和疏勒河下游的冥泽。这三条河流及其水面浩淼的终端湖，奠定了河西绿洲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的基础。另外，据河西不远的罗布泊，汉时称“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魏晋十六国时期依然保持着浩淼的水面。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相继控制该区域，因此在这一时期该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魏晋十六国时期，上述河湖却都保持着良好的存在状态。属于疏勒河水系的党河流量在魏晋十六国时期也很惊人。西凉末年，北凉围攻敦煌，敦煌太守李恂“闭门不战，蒙逊自率众二万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壮士一千，连版为桥，潜欲决堤，蒙逊勒兵逆战，屠其城。”沮渠蒙逊引党河水灌敦煌城，此时党河流量应当颇为可观。沮渠蒙逊在北凉段业时期率军攻后凉西郡，“蒙逊引水灌城，城溃，执太守吕纯以归。”西郡治所日勒县，在今甘肃永昌县定羌庙东十里。能够引水灌城并使“城溃”，该河流量亦应相当可观。现今河西走廊最大的黑河在明清时代，仍有相当大的流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弱水”条称其“自甘州删丹县西至合黎山，与张掖河合，其水力不胜芥，然可以皮船渡，环合黎山东北入居延泽。”而石羊河流域的姑臧城周围，水草丰美，也为时人所重。《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称：“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顺等咸言姑臧无水草，不可行师。恭宗有疑色。及车驾至姑臧，乃诏恭宗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流入泽中，其间乃无燥地。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上述河西诸条内流大河之外，一些较小河流迟至明清时代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流量。如水磨川。《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永昌卫”条：“水磨川，卫西南二十里，一名云川……水势汹激，能转水磨，因名。”明清之时黑河尚“可以皮船渡”，水磨川“能转水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水流情况应更胜一筹。

曹魏凉州（引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

此外，五凉时期新增设的河西郡县亦可反映这一时期河西水草丰美的自然环境。据《晋书·地理志》，五凉时期新增的河西郡县主要有晋昌郡、武兴郡、晋兴郡、广武郡及所属永登县等。晋昌郡治为曹魏、西晋时期敦煌郡冥安县治。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瓜州晋昌县”条说：“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大泽”即前述冥泽。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晋昌及所属会稽、新乡二县正位于大泽之南不远处，可知唐人所云此地“丰水草，宜畜牧”并非虚言。另外，曹魏敦煌郡渊泉县即在大泽南缘，酒泉郡沙头县亦在大泽正南不远处。至于武兴郡和晋兴郡，有学者指出：“张轨将武兴郡置于姑臧城西北的谷水西岸，将晋兴郡置于西平郡和金城郡之间的黄河南岸，其中的用意很清楚，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因为这两郡地带是待开发区，又有水利之便。”此外，尚有后凉所置凉宁郡。《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肃州卫”条：“凉宁城，在（肃州）卫东北，后凉所置郡也。晋隆安五年，沮渠蒙逊所部酒泉、凉宁二郡叛降于西凉。魏收志：凉宁郡领园池、贡泽二县，西魏废。”据研究，凉宁所领二县皆以池或泽命名，表明该郡当位于池、泽近旁，这恰与位于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明海乡驻地南5公里的明海子城周围地貌景观符合，有可能即后凉至西魏凉宁郡园池或贡泽县城。

二、绿洲之上的河西城镇

魏晋十六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们的居住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但往往在破坏之后，新生的政治经济力量又会迅速重建，并较之前有所进步。与中原地区相比，居于西北边地的河西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上述优越的自然条件，政治、经济环境要安定许多，世家大族、普通百姓都力图营建一个太平安乐的家园。以此为契机，河西城镇在汉代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汉魏以来，在河西农、牧、手工诸业发展的基础上，核心城镇进一步发展，并初步形成古代河西地区城市群。魏晋十六国时期先后统治河西地区的曹魏、西晋、五凉以及前秦政权，管理河西的基本模式都是首先控制河西地方政治中心，进而控制整个河西地区。曹魏、西晋凉州地方政权及诸凉政权政府所在地姑臧、敦煌、酒泉、张掖、乐都、西平诸城因此优先得到重视。

高台骆驼城遗址（贾小军摄）

姑臧为河西诸城之翘楚。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姑臧城在匈奴、两汉基础上建成。汉魏之际因颜俊之乱颇受荼毒，但经曹魏、西晋时期的治理，尤其是五凉时代前凉张氏的营建，逐渐成为河西走廊诸城中的代表性城池。史称：“（张轨）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这是五凉修筑姑臧城的开始。张轨子张茂“复大城姑臧，修灵钧台”，在其父的基础上对姑臧城进行修缮。张骏“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殿之四面各起一殿……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张骏所筑，实际是一个以谦光殿为中心规模庞大的建筑群。截止北凉灭国，姑臧城“大城之中，小城有五”，结构已与唐代相近，五个小城分别是北城、南城、东城（苑）、西城（苑）、内城（禁城、中城）。唐人所谓“凉州七城十万家”，其基础正是五凉所奠定。姑臧城中的具体建筑，除灵钧台、谦光殿及直省内官寺署外，还有闲豫堂、永训宫、万秋阁、龙翔殿、融明观等。另据史载，前凉姑臧城“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其余“宫殿观阁”，多为前凉和以姑臧为都城的诸凉宫城建筑。宫殿观阁、二十二门之间，皆以“街衢相通”。据考，姑臧大城周长为二十一点四里，小于三十里的西晋洛阳城，而与二十里余的东晋建康城相当。陈寅恪先生指出：“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标准之城邑，亦如中夏之有洛阳也。”诚为确论。

姑臧之外，魏晋十六国时期河陇地区其他主要城池往往由内外两城构成，如前凉的枹罕城、后凉的允吾城、南凉的乐都城和西凉的敦煌城。《晋书·张重华传》称：“麻秋进攻枹罕，时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宜弃外城。武城太守张悛曰：‘弃外城则大事去矣，不可以动众心。’宁戎校尉张琚从之，固守大城。”《晋书·吕光载记》：“光寻擢尉祐为宁远将军、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袭据外城以叛。”《晋书·秃发傉檀载记》记载，尉肃言于武台曰：“今（乐都）外城广大，难以固守，宜聚国人于内城，肃等率诸晋人距战于外，如或不捷，犹有万全。”《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时有赤气起于玄盛后园，龙迹见于（敦煌）小城。”以上诸城即朱大渭先生所说的“套城”。“在长期分裂割据和商品经济萎缩下,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强,而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则相对地减弱了,可以说这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显然，该时期的河西城市亦具被上述特点。北凉建康郡城骆驼城则由南北两城构成。骆驼城为北凉段业所居之建康郡城，由南北两城（一说为宫城和皇城）组成，周围尚有烽燧、小城堡数处。骆驼城曾为北凉前期都城，其建筑规模应与后来作为北凉都城的张掖，西凉都城敦煌、酒泉，南凉都城乐都、西平等相当或者略小。以此推断，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曾经做过割据政权都城的诸城，里面应当建有类似骆驼城的“宫城”、“皇城”以及诸城门外的瓮城，而城外不远处都应有相应承担防御作用的“卫星城”及其烽火台等。由此形成以姑臧为中心，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作用于一身的城市体系。诸城罗列于河西走廊之上，成为当时走廊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另据相关记载，该时期河西主要城池还建有学校等文化设施。以五凉为例，各政权都非常重视文教建设，重要的表现就是在都城多建有学校或者泮宫，并设有“国子祭酒”“博士祭酒”等职；在“邑里”设有“庠序”等，北凉沮渠蒙逊甚至专门兴建了游林堂，“图列古圣贤之像”，常与群臣在此“谈论经卷”。如此，文化设施也成为上述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城镇之外的河西村坞

河西城镇虽然在汉魏之际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在魏晋十六国乱世之中，以“坞壁”或“坞堡”为代表的居住形式，却成为这一时期河西城镇之外广泛存在的建筑物。

有关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的坞壁情况，考古资料和传统史籍都有较多的反映。既有称“坞”者，如嘉峪关新城1号墓035号画砖：“左为坞，坞外有马、牛、羊等，画上有朱书题榜‘坞’字。”也有称“村坞”者，如《魏书》卷114《释老志》：“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还有非常具体的赵羽坞、侯坞、若厚坞等名称。

上述这三类“坞”各自代表了坞壁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生活环境。“坞”主要为防御工事，“村坞”是对居民生活世界的统称，侯坞、若厚坞、赵羽坞等，则是已在居民普遍认同的“村坞”世界中的若干小环境，经过较为长久的时段之后，成为某地的小地名，甚至与代表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的“乡里”并称，如《西凉户籍残卷》就称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民众居“赵羽坞”。

考古学者研究认为：“（魏晋时期河西）世家大族和官吏，居住在四周有高墙围绕的坞壁里……房前筑有场圃，屋后有果木园林。”新出西晋《田产争讼爰书》简文多次提到“坞”、“坞田”、“坞舍”以及“临藳坞”，正是这一判断的绝好补充。若根据前引文献对河西地区的“坞”按时间先后排序，我们就会得到以下这个序列：

“钜鹿坞”（东汉）→“坞”（曹魏）→“坞”、“坞田”“坞舍”“临藳坞”（西晋）→“村坞”（前凉）→“赵羽坞”（西凉）“侯坞”（北凉）“若厚坞”（北凉）

东汉“钜鹿坞”主要用于防御，西凉“赵羽坞”已成为居民点名称。西晋《田产争讼爰书》提到的“坞田”、“坞舍”，则是“坞”由防御设施向民众具体生活空间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此时“坞”的形态已与后世的“村”类似。正因如此，才有后来与代表国家基层行政组织“西宕乡高昌里”并称的“赵羽坞”出现。

多种类型的坞壁图（高台县博物馆藏，贾小军摄）

而作为秦汉以来基层行政组织的“乡里”，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走廊仍然存在。如此，区域中心城市（镇）的兴建与城市（镇）之外的坞壁、乡里一起，构成了当时河西民众的生活世界。

河西地区的“乡里”组织在汉代已经出现。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乡里，在该时期河西出土的镇墓文、墓券等文献中有较多反映。据笔者统计，镇墓文记载的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乡里可考者为11例，分别为东乡□□里、西乡、东乡□山里、东乡延寿里、西乡里（出现3次）、东乡昌利里（出现2次）、都乡里（出现2次）。另据吐鲁番阿斯塔纳一号墓出土文书《西凉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63TAM1:11），西凉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高昌郡还有“高县都乡孝敬里”。据吐鲁番哈那和卓九六号墓出土文书《北凉真兴七年（公元425年）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北凉真兴七年（公元425年）高昌郡也有“延寿里”，等。唐长孺先生指出：“高昌郡自乡、里以至伍的基层组织与内地完全一致。”“这一套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从乡里组织直到郡和军府机构完全和内地郡县相一致。”此外，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地出土的十六国《“高容男”买地券》《高俟墓券》中还有“凉州建康郡表是县都乡杨下里”、《孙阿惠墓券》中有“凉州建康表是县显平亭部”等记载。

将上述河西坞壁与乡里联系在一起的，是魏晋十六国时期空前的战乱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社会整合。坞壁最初仅指建筑物本身，并不具备政治组织的职能，只是由于战乱，中央政权无暇顾及基层政权建设，乡里大族为图自保，啸聚山林陂泽，修筑工事，据险自卫，将家族成员及其追随者由国家的编户齐民变成“坞民”，从而使“坞”逐渐具备了基层组织的性能。一旦社会趋于稳定，原来的乡里基层组织又开始发挥其职能，逐渐与坞壁结合，产生新的基层社会组织“村”。当然，“村”虽为新生事物，但它毕竟还要依附旧有的“乡里”存在并逐渐壮大，最终取而代之。而魏晋十六国河西考古资料中图文并茂的坞壁内容，正可说明魏晋十六国时代的河西基层社会组织与中原地域一样，也经历了从秦汉乡里向隋唐“村”转变的过程。

四、城镇村坞中的河西民众居所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城镇、村坞中的民众居所，除去地上残存的断壁残垣与尘封地下的墓葬，已很难确知其具体形态。但据相关历史记载与考古资料，我们仍可窥其大略。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室壁画所反映的，大体为墓主生前生产、生活真实场景的再现。《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指出：“墓室模拟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倾向十分明显。”“墓室的结构和这些朱书题榜，确实具体地反映了墓主人生前居宅的设置情况。”“这些墓室是模仿当时世家豪族宅第的构造。”因此，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大族庄园（或大庄园中的普通族人）生活场所的具体结构，当与壁画墓所反映的内容基本相类，既有各内（卧室）、中合（中门之门旁户），亦有厨里，更有会客、储藏之所，等等。

2007年8-11月发掘的高台地埂坡晋墓内的仿木建筑结构，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建筑形式和墓葬结构有重要意义。《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发掘简报》称：“（M1）前室……南北壁及顶部用原生黄土雕出仿木结构梁架及屋顶，形成面阔一间进深三架椽的类似卷棚顶结构。”这“是河西魏晋墓的一次新发现……对认识了解魏晋时期建筑形式及墓葬结构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再次显示了中原传统文化对河西的影响”。这种仿木建筑结构样式，在敦煌佛爷庙湾西晋37号、118号、133号画像砖墓的照墙上就可见到，高台地埂坡M4前室北壁所绘阁亭，也是仿木结构。这也正好印证了前述“各内”、“臧内”、“炊内”、“车庑”、“中合”等建筑，很可能与这种仿木建筑结构相似或相近。

高台地埂坡M4前室北壁方木结构阁亭

高台地埂坡晋墓M1前室结构

上述“各内”、“臧内”、“中合”等，皆为世家大族居所内容。但因时代所限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当时河西走廊地区居住茅屋草舍的人应当仍占绝大多数，甚至一些士族和较为清廉的官员可能也是如此。茅屋草舍之外，也有部分人居于洞窟之中。据《晋书》卷94《郭瑀传》记载，前凉时河西著名的大儒郭瑀师事郭荷，郭荷死后，他“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郭瑀先居“庐”而后居“石窟”虽属特例，但也说明当时河西地区民众既有居茅草屋者，亦有居石窟洞穴者。另外，穹庐也是当时河西部分民众的栖居之所。穹庐是游牧民族居住的圆顶帐篷，用毡子做成。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各民族活动频繁，因此穹庐也成为当时各族普通民众的居所之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中所录图版七四之2.坞（M3：025）的坞壁旁边，画有两座低矮的穹庐，里面各有一人，似是少数民族成员；图版七六之1.穹庐（M3：043）画有两座穹庐，两穹庐之间有一株大树，左边穹庐里一人卧于其中，右边穹庐里一人以简单炊具煮食。在酒泉西沟5号墓壁画中，也多次出现穹窿帐。岳邦湖等先生认为，酒泉西沟5号墓墓室砖壁画中多次出现穹窿帐，说明少数民族的居住方式在河西地区有很大影响。此外，酒泉西沟魏晋墓壁画砖中也有穹庐出现，如M7前室南壁就有两幅《穹庐图》以及《穹庐、女子图》。这说明穹庐与其他房屋一样，承担者部分民众生活起居乃至炊厨等使命，成为当时河西民众生活活动的重要场所。

需要说明的是，居住穹庐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居住者就极为贫困。高台县博物馆藏、出土于骆驼城墓群的魏晋《帐居图》，绘一穹庐帐内，一头著介帻、身穿袍服、手持团扇的男性坐于帐中，前置一几，右端盘相侍。此穹庐帐以红、黑两色表现，空间较宽敞，可见这位男性坐者经济条件应当不差。《宋书》卷18《礼志五》云：“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介帻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据此可知，其身份可能为居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豪强成员，或汉化了的某少数民族首领，并为地方政府属佐。

帐居图（高台博物馆藏，贾小军摄）

五、各类居所中的河西民众

上述城镇、坞壁、乡村、宅院、穹庐、草屋散布于魏晋十六国时期西北边疆的河西走廊绿洲之上。汉、羌、氐、鲜卑、卢水胡等各族民众因其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民族成分的不同，居所也有所区别。

东汉末年以来，朝廷已逐渐失去对河西的控制能力，盘踞河西诸城的大族伺机而动，显示出此时河西大族在诸城举足轻重的影响。《三国志》卷15《张既传》称：“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麹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相互攻击。”“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张既出任凉州刺史后，作为凉州地方州、郡政府所在地的河西诸城社会秩序才渐入正轨，诸城的残破状况也日渐改观。十六国时期，曾经作为这一时期河西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姑臧、张掖、酒泉、敦煌诸城宫观寺署中，集中着各族贵胄的上层。氐族后凉以姑臧为都，其朝廷中就有沮渠罗仇、沮渠麴粥、姚皓、尹景等胡汉名士。南凉先后以乐都、西平、姑臧为都城，其朝廷中“汇集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头面人物，既包括河西著姓中的阴、郭、麹、杨等家族，也包括氐族中的杨姓、匈奴中的金姓等家族，更多则是侨居河西的中原冠带和士人，可谓人物荟萃，英才济济”。由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在诸凉政权中享国时间较长，对姑臧城的建设自然更胜一筹。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沮渠牧犍降北魏，北魏“收其城中户口二十余万”，并“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其中多为河西著姓人物。《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称：“沮渠牧犍尤喜文学，以敦煌阚骃为姑臧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昞、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金城宗钦世子洗马，赵柔为金部郎，广平程骏、程从弟弘为世子侍讲。”等等。沮渠氏本身更是河西地方豪强。对于这些供职于各个政权的名流贵胄居所史书并未名言，但可以想见，应即在距宫观寺署不远的城中某处。

当然，受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特殊的民族结构及政治格局变迁影响，某些河西城池在内外城（套城）的基础上，往往会把统治民族和以民族区别开来分而治之。如前述前凉姑臧的汉人居住区和胡人居住区、南凉乐都内城的“国人”（鲜卑秃发氏）和外城的“晋人”（汉人），等等。

而姑臧、酒泉、张掖诸城之外广大的坞壁村里，更是胡汉民众生活的广阔舞台。已如前述，魏晋十六国时期因战乱频发，包括统治阶层在内的各族豪强往往筑坞自保，因此，在战乱之时，其多居坞壁，不过到了承平之时，各级政府机构仍分布于上述河西诸城，居坞壁者应多以庶族豪强及其部族为主。关于普通民众的居所，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对此应区别看待。部分民众仍可居坞。前引《西凉户籍残卷》中就有多人居“赵羽坞”，新出西晋《田产争讼爰书》中的孙香等人也拥有“坞田”和“坞舍”，前者或许与居住者的兵籍有关，后者的居住者应当拥有一定经济实力。高台县博物馆藏“庭院家居图”，正反映了坞壁作为河西社会中上层民众的基本生活场所之一，其外民众劳作、出行，其内居者炊厨、宴饮，内容丰富。而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其居所可能非常简陋。嘉峪关、酒泉、高台等地的魏晋十六国河西墓葬壁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产生活状况。就画砖上的人物形象而言，汉人形象为画砖人物主体，另有多幅反映少数民族形象的画砖。据笔者统计，反映少数民族形象的画砖共32例，共包括37例少数民族民众个体形象，其中羌人16例，河西鲜卑5例，胡人11例。这些人多从事农耕、放牧、炊厨或者击鼓等娱乐活动，可想而知，他们的居住场所应当非常简陋，为草屋、穹庐，或者洞窟。

而羌人、河西鲜卑、胡人、汉人等，正是这一时期河西各种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通过迁徙流动、建立胡汉联合政权、共同参与反对统治者奴役与压迫的斗争、推行儒学教育开展文化交流等途径，逐步完成了各族间的融合。

庭院家居图（高台县博物馆藏，贾小军摄）

综上所论，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诸河流域的大小绿洲依靠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的优越条件，成为汉族、匈奴、鲜卑、氐、羌等农牧民族生活的基本场所。各族民众在绿洲之上择善而处，或城或坞，或穹庐草屋，甚或洞窟。围绕居民点，是河西民众更为广阔的生活天地。良好的自然环境成为这一时期掌控河西的中原王朝或者河西割据政权赖以立足、民众赖以生存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曹魏、西晋以及五凉政权营造了较前代更为发达的河西农牧业经济，而河西域内每一个较小的区域，往往也凭借这一点，能够裂土分疆，进行短期的割据。长期的错居杂处与交流融合，使各族民众的居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城、坞、穹庐的居住者已不再单一，居住形式的不同已不能简单区分居者的身份，如城内居有胡汉各族官员，高大的穹庐内也可能居住各族酋豪或政府属佐，这正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民众生存空间中出现的新气象。